“这个民族是人类的希望。它可能会成为典范。它应当用事实向世界表明：人是能够既自由而又和平的，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暴君和恶棍借口公共利益而擅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解除掉。美国人应成为政治、宗教、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自由的一个榜样。他们向每个国家的被压迫者所提供的避难所，他们所开发的逃亡之路，将迫使各国政府变得公正而开明;世上所有的人在适当的时机，将会识破那些据以制定政策的空洞幻象。”早在1778年，杜尔哥(Anne 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就曾先知般地这样写道。这位著名的法国财政大臣期待刚刚独立的美国能够建立起自由的体制，成为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在他看来，欧洲旧大陆充满暴政与压迫，而美洲新大陆则应例外于欧洲，成为政治、宗教、商业和工业等方面自由的榜样。这可算是对“美国例外论”最早的预言。诚如杜尔哥所言，历史充满了“暴君与恶棍”，而美洲人民要做的就是通过政治技艺变得“自由而又和平”，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使美洲独立于过去的历史与旧大陆。这一新与旧、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对立形象，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典型形象，并且，日渐成为美国人自我形象的核心，变成美国政治家和民众思想中的普遍信念。这种例外论的思想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贯穿于美国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之中，从《独立宣言》到美洲立宪，再到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甚至直至今日，人们依然能够从里根“山巅闪耀之城”的演说，以及乔治·布什“911”后的一系列演说中看到这种例外论思想的一丝踪迹。正视与理解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教根源

 

　　学术上通常认为“美国例外论”最早由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 America)一书中提出，指的是美国在其独特起源、民族信念(national credo)、历史进化(historical evolution)和独特的政治制度、宗教体制方面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因此，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逢这样的际遇。”事实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整卷书无不都在详细地论述美国特例的具体表征，在他看来，“美国例外论”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即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由法治、宗教民情，加以考察。

 

　　在宗教、法制和地理这三个方面中，宗教渊源即美洲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精神无疑是最深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托克维尔认为，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因此美国的与众不同之处便首先体现在这个国家的开端上。美国开始于英格兰移民建立的殖民地，但决定与影响美洲殖民地未来走向的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清教徒建立新英格兰，本身就是一件独特的事情。“新英格兰的建立，呈现出一片新的景象。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独特无双的。其余的殖民地，都是由未携家眷的冒险家们建立的;而定居于新英格兰的移民，则带着良好的秩序和道德因素，同妻子儿女一起来到荒凉的土地。”美国的开端便是由来到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奠定，他们带来了自由的政治秩序和清教的道德因素。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作品则更加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托克维尔提及的清教精神。在《白鲸》中，他写道：“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我们是现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驾乘着世界自由的方舟。70年前我们从奴役中逃脱出来，我们怀抱着一整个大洲，这是我们第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除此之外上帝还将政治统治宽广领地上的异教徒的任务交给我们，作为将来的遗产。我们将他们荫蔽在我们的方舟之下，而无需双手沾满鲜血。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怀疑我们自己，怀疑政治上的弥赛亚是否真的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宣布他到来的话，实际上他已经来了，那就是我们美国。让我们永远记住，由于我们的出现，在地球的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国家自私的目的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个世界。”

 

　　梅尔维尔的作品充满了清教精神，最深刻地反映出以新英格兰地区为代表的美国精神。梅尔维尔对美国特质的论述是200多年前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前往美洲途中的船上所作的“山巅之城”布道词的回响。1630年，“阿尔贝拉”号载着马萨诸塞州未来的领导人从英国起航前往美洲。在途中，船上人们的领袖温思罗普向同船的人们布道，吁求这些上帝的选民严格遵守与上帝立的约法，使新英格兰成为一座山巅之城，他说：“我们将发现，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那时我们十个人即可抵挡一千个敌人;那时他将使我们获得赞美与荣耀，对于往后的垦殖，人们会说：‘耶和华使之像新英格兰的垦殖。’我们必须这么想，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

 

　　布道词成为殖民地清教精神的代表，其中体现的上帝选民的强烈使命感对后世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影响至深。在《美国人》一书中，布尔斯廷认为，“温思罗普在向同船各人讲道时，便已敲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而罗伯特·卡根在《危险的国家》一书中认为“山巅之城”布道中体现出的清教精神已“被誉为美国的自身形象，被广泛看做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孤立主义和‘例外主义’趋势的一种生动象征”。在美国从殖民地逐渐成长为初具帝国雏形的200多年间，尽管原初严格的清教主义已经被美洲大陆广袤的土地消融，但上帝选民的强烈使命感却从未消失，一直扶住着美洲的发展与壮大。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精神锻造了“美国例外论”最深刻、最坚实的基础。

 

　　清教徒洁身自好、革除弊政的精神首先源自宗教，要求革除教会体制内在精神与制度上压迫人的诸多规定，尤其要求彻底废除罗马天主教教会体制。革命本身便是一场基督教《圣经》的复古运动，要求回归《旧约》，尊崇成文约法，重建圣殿，实现弥赛亚。英国清教徒不满于英国国教不彻底的宗教改革，希望把新教改革合乎逻辑地进行到底，废除登记森严的主教制度，建立各独立教区的自由联合;在政治上，他们厌弃英国社会浮华奢侈的风俗，厌弃英国农村粗野、异教式的娱乐，尤其厌弃英国的君主制，认为君主制都是偶像崇拜。在他们看来，良好的政治社会应该是平等清教徒间的自由联合;清教徒反对君主制、遵循约法传统的精神是托克维尔所谓的“乡镇自治”的真实基础，而非其从卢梭处继承的“人民主权”的体现。由于清教徒不便全体出席“议会”，便创立了一种代表制，后来代表们又和总督主力分开，形成两院制。选举权最初只限于加入教会的人，形成一种神权政治;但后来神权政治的特点被清除了，唯独将平等以及代议选举的精神传承下来，推及于所有殖民地民众。最终自治、平等、民主的精神从乡镇走向州县，走向联邦。英国清教徒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也最终注定了北美英属殖民地脱离不列颠帝国，走向独立，走向立宪建国。

 

　　清教徒的革命精神源于犹太思想传统中的上帝选民意识。在反对罗马教廷以及反对英国国王的斗争中，犹太思想传统成为有力的政治文化修辞。犹太思想传统中选民意识有两种体现形式：一种是出于黄金时代自强的选民意识，包含创世与约法两大观念;另一种是其处于毁灭状态的自虐式的选民意识和传统，包含受难与末世论两大观念。前者体现为成文约法的传统，后者则体现为不成文、口传的卡巴拉(Kabbalah)传统。美国所继承的上帝选民意识传统主要包含创世与约法观念。上帝创世的思想要求信徒破除一切偶像崇拜，只信奉上帝，反对一切君主制、帝国，这为美国实行共和联邦制提供了基础;约法传统要求严格遵守与上帝所立的约法。这种约法首先体现在“建国神话”的宗教教义中。在“山巅之城”的布道中，温思罗普告诫船上众人，“遵行上帝的道，谨守上帝的诫命、典章、律例，并我们与上帝所立之约的各条款”。这种约法传统的伟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教义，更是一种政治教义，这点更加鲜明地体现在较“山巅之城”布道更早的“五月花号公约”之中。在对美国秩序的考古中，托克维尔认为，“清教教义既是宗教学说，又是政治理论”，紧接着他便几乎照抄了“五月花号公约”的完整内容。正是这两大因素构成了“良好秩序和道德因素”的内核，形成了美利坚特殊的内质;同时，它们将自身普世与永恒的气质赋予了那最初由十三块殖民地组成的联邦秩序。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节选自“大观”系列，《海权沉浮》一书；转自共识网，2015-0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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