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天主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五月廿九至三十日,在天主教辅仁大学圣保禄厅举行,是次研讨会主题为「梵二以来的教会本地化」。今年亦适逢辅仁大学创立九十周年(1925-2015),及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结束五十周年(1962-1965)。
梵二为当时整个天主教教会开拓了崭新的方向及道路,协助教会与现代社会融合,并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丰富了教会本身。梵二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研讨会中二十六位学者就着教会过去五十年的成就、过失、以及未来的挑战,进行研讨与演讲。以下为澳门《号角报》访问是次会议的主讲嘉宾韩大辉总主教的内容。
号角报:现在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已经可以透过互联网知道很多信息,例如伊斯兰国逼害基督徒,欧洲教会的空洞化,愈来愈多基督徒没有实践他们的信仰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环境之下,教会本地化与全球化社会仍有关联吗?
韩大辉总主教:全球化其实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所涉及之范围遍布生活很多层面,使得全球化的现象相当普遍;例如大家都喜欢喝的可口可乐,以及能切合不同人需要的互联网便是。
但是全球化也有另外一面──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新的环境,当中不乏被边缘化的人。更甚的是,由于消费主义的流行,做事流于表面的现象亦有全球化的趋势,甚至影响了一部分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往往一时又做这事,下一刻又换成另一件事,到头来却无法安静下来,无法深入自己内心的世界。这个现象虽则看似由经济而起,其实已渗透到很多生活层面。
现在让我们回来谈本地化。要谈本地化,需要由神学的角度切入,因为本地化(inculturation)从神学的角度去看,确是指圣言成了人,载有人性;这意味着我们人具有分享天主生命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谈本地化,确要理解当中的「地」一字,不是指一个「地方」,而是指一个「人」;「人」本身才是「本地化」的重心。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全人为贵」,意在表达整个「人」本身应赋予其最高价值之意。
让我以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枢机(1876-1958)举例。于辅仁大学创校之时,是他进行了开校演说辞。是他热切爱主的心,驱使他怀着两个目标来华:传扬主的福音,以及建立一个属于中国的在地教会。
刚枢机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卅一日,自上海乘船到汉口,与船上一名法籍学生对谈。该学生向他表示:「中华文化经已相当丰富,他们仍有信仰基督的需要吗?」
刚枢机认同普世价值(例如中华文化当中所包含的价值)的重要性,但亦指出人需要基督所带来的救赎与恩宠,而这就是神学角度的解答。
由此我们可以从圣言当中,寻找本地化的真正意义。圣保禄于第一封写给得撒洛尼人的书信中提到:「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将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的无瑕可指。」(得前5:23)
圣保禄当时所言,直至今天仍然切合;为教会来说,本地化意味随着教会在文化之内愈趋成熟,她能更深入的认识自己。
当然,在作为人当中至为崇高的部分,乃是我们被召叫,去分享天主的生命,与主共融。
多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有非常丰富的宝藏,教父一直以他们西方的文化知识,以文字阐释了信仰,为我们留下了教义与传统;直至今天,仍有天主教学者以此捍卫信仰。由此我们可见翻译之重要性,因为这样能使天主教的宝藏带到中文的世界。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译者们,使他们能理解西方的文化背景,并将教会的这些宝藏带到中文读者的世界呢?
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进步,翻译比以前更加准确,现在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专业译者正在接受培训。
梵二强调福传教友化的重要性,平信徒在教会本地化中担当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当平信徒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圣化自己,追随基督,参与各项圣事,勤读圣言,并分担福传的工作。这是一项成圣的工作,当你愈是圣化自己,愈能发现考验自己的地方;反之,若是不去圣化自己,就不能发现那些考验自己的地方。
第二点就是培育的需要;神学的训练有助于理解如何去思考、观察、阅读、明暸、以及表达自己。
第三点就是有勇气去接纳在地的文化以及其方式,例如文学、建筑、音乐、艺术、传教方式等等。在北京,当时的辅仁大学就以其宗教艺术著名;三十年代当刚枢机在罗马工作时,是他策划中国的宗教文物的展出,并藉此让意大利人明暸中国的天主教教会。
有中国观察员表示,中国在将来有机会成为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在中国福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如何避免由西方教会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福传不仅仅是增加信徒的数目,因为福传本身就是让基督引领人灵来归向祂。基督本身就是救主;救人灵本身并不靠我们去说服他人入教,而是让每一个信友自己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平台。藉着基督徒自身的榜样,让他人接触天主。最重要就是,让其他人透过我们认识天主,而不是盲目追求信徒的数字。
载于《号角报》, 2015. 06. 23。转自天亚舍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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