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佛学院正式恢复以来，佛教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佛学院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大批佛教精英从佛学院里走出来弘法利生。但由于现阶段我国佛教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出家僧人，居士学佛更多的是自学性质。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佛教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进一步提升居士学佛的水平，进而促进我国佛教教育的综合水平，不仅是佛教教育界的重要课题，也是社会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与重要机遇。 

 

传印长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佛学院是否得到社会承认并不是主要问题，事实证明社会是需要我们的，而且需求量还很大，尤其是在家居士中要求学佛的人日渐增多，凭我们现在的佛教院校实力根本满足不了。因此，我们应在国家政策允许下，依法努力办学。省、市佛协及各大寺院，有条件的，应多办短期的居士佛教学习班。

 

湛如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教育要面向的不仅仅是僧人的教育，可以在各方面因缘成熟时，以适当的方式推动扩大对居士的教育，让一些有正信的居士，能够通过网络教育、短期培训、讲座、讲经等方式，有机会参与到佛学院对居士课程的设计当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印顺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弘法寺2011年创办了弘法寺佛学院，这所佛学院与弘法寺一样，同样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年轻的佛学院，2011年9月29日弘法寺佛学院开学。弘法寺佛学院重视对居士教育的普及。弘法寺开山祖师本焕长老在佛教界里享有崇高的威望，皈依的弟子达二百多万，这是佛教界里的一批有生的力量，也是佛教在社会上发展的最重要的护法。如何提升居士的佛学水平，提高他们的正信是关系到佛教发展的大事。历来国内的佛学院都只是招收僧众，弘法寺佛学院很重视全方位的培养人才，在制订教学方针时，已将居士教育纳入其中，以后随着弘法寺佛学院佛教教育的不断完善与深入，居士教育将成为弘法寺佛学院的一个重要任务，为在社会普及佛教做出一些尝试。

 

行空法师（中国佛学院法师）：前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曾在一次佛协会议上讲：“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使命第一是办教育，第二是办教育，第三还是办教育’”。这里所说的教育，当然包括僧俗二众的教育。佛教教团由僧俗二众构成。出家僧众主要责任是住持佛法，在家信徒的任务是护持佛法。二者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因此，佛教人才培养也相应地划分为僧才教育和居士教育两个方面。必须认识到，只有僧俗两界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佛教才能长盛不衰。

 

陈星桥（《法音》杂志副主编）：在21世纪，我们应大力倡导和促进全方位教育。具体来说，即应以学院式教育为主，辅以丛林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在佛教理论课的基础上辅以各种文化课和修行实践课；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各种专门的教育；在学历教育的基础上，辅以短期培训、继续教育乃至终生教育；在僧尼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居士教育、大众化教育，甚至还可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普及佛教教育。例如：各地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夏令营、讲经法会，四川佛教界举办的函授教育，港台和东南亚佛教国家举办的短期出家活动，计算机网络上开设的佛教网站、佛教网页等等。21世纪应将这些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刘元春（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居士教育问题一直是佛教教育的薄弱环节。法轮功等邪教或附佛外道的盛行把这个问题暴露无遗，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解决之道，一是要把居士教育放在佛教教育的重要地位，与僧伽教育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二是要把寺院开设的居士班、函授班、培训班、讲经法会、念佛法会等等纳入佛学院系统教育体系中，从课程设置、学制等各方面相呼应，形成“综合大学”的模式，推动佛教教育整体运行；三是有条件有基础的寺院可以开办宗派或某一修行法门的研修班，与佛学院教育连接起来，充分运用现代教育与传统修学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富有特色的弘法人才，推动佛教教育成为“终身教育”。当佛教四众弟子信仰素质与专业技能教育有机结合，形成网络，那么，佛教教育就形成了“立体教育”模式。

 

普隐学堂的博客：在居士教育方面，要提倡“正见愿行为根本，提升生命为基础，欢喜安乐为核心，包容圆融为关键”，因为现代佛教的居士要具有佛教正确的信仰、见解，能够以三宝为归依、恭敬三宝、相信因果，具有护持三宝、广度众生的愿行；居士教育的目标旨在提升居士们的生命质量，拥有一颗欢喜、安乐的心，以佛法来指导生活，能够将佛法落实到家庭、工作、社会等生活中；能够包容其他宗教乃至现代科学，真正落实“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业”，从而将佛法圆融于世间法。

 

义工的涵意：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发现自我的方式，是一种修行方式。

 

义工的精神：愿行、结缘（结法缘、结人缘）、随喜（自己欢喜，也让别人欢喜，不自恼，不恼他）、感恩。

 

义工的宗旨：佛法重于人情，奉献重于回报，护教重于护人。

 

义工的原则：家庭第一，道场第二；工作第一，义工第二；生活第一，修行第二（要让生活体现信仰，不要让信仰代替生活）。

 

义工的修行：家庭即道场，生活即修行，义工即是菩萨道。

 

 

 

杜钢：居士教育三题—以净土宗为主 

 

自佛教净土宗创建以来，以居士身份居家学佛的信众人数相对于以出家身份修学佛法的僧众人数而言，历来便占据着明显多数的地位，他们也由此成为接受净土宗信仰的主体人群。当今社会，居士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对象群体的年轻化与知识化、手段与途径的多样化与科技化等，与此同时，居士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崭新的冲击与挑战。于此笔者对居士教育有三点分析如下。

 

一、居士教育的对象 

 

一般而言，在家修学净土法门的佛教信众，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类型：社会精英阶层的净土宗居士与平民大众阶层的净土宗居士。前者构成了净土宗居士教育对象的核心性组成部分，而后者则构成了其主体性组成部分。社会精英阶层的净土宗居士群体不仅是净土宗信仰的受体，同时他们也充当着净土宗传布者的角色。平民阶层的净土宗居士群体广泛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基层，与来自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净土宗居士群体相比，他们所具有的巨大数量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净土宗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时空境域中始终保持着长盛不衰、广为流布的发展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来自中国平民百姓阶层不可胜数的净土宗居士们的朴素传承与自觉推动。

 

净土宗一贯有吸纳社会精英阶层人士的传统。东晋时期，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创立莲社，当时入社的成员共有僧俗信众一百二十三人，这其中便聚集了当时一大批社会名士和贤达，诸如刘遗民、张野、周续之、张诠、宗炳与雷次宗等。东晋以后，在历代净土宗居士教育的对象群体中，均有大量社会精英阶层人士的加入，诸如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名流俊贤、硕学鸿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净土宗居士们在接受净土宗教化及修学净土法门方面，往往会在教理悟解和真修实证两方面均可达到异常高深的境界，他们在修学净土法门上均堪为一代巨硕，而其最终所取得的成就自然也是非同寻常的。同时，由于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显赫与尊耀，也使得他们更加容易地对其他一般净土宗信众产生较高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因此，可以说，这些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净土宗居士们在整个净土宗居士教育对象群体中是占据着核心和代表性地位的，他们在净土宗居士教育活动过程中大都可以发挥率身垂范、化导一方的引领作用，并成为历代净土宗在家修行者所崇仰与效仿的典范。

 

毋庸置疑，处于核心性地位的乃是来自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净土宗信众。但是，占据着主体性地位的却是那些在整体数量上遥遥领先的来自于平民大众阶层的净土宗信众。究实而论，来自平民大众阶层的佛教信众之所以会对净土法门产生浓厚兴趣，并愿意接受净土宗教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源于他们对现实生活苦难的深切感受，以及对于往生净土、离苦得乐这一美好愿景的由衷向往。在净土宗的典籍中，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例如，据《净土圣贤录》记载：“赖祥麟，江西兴国人。生性朴实，终身务农，别无嗜好。六十余，一子中夭，仍领寡媳孤孙，躬耕自食。因深厌人世烦苦，思念出离。向与族侄孙赖禅融居士善，听讲净土法门，遂长斋念佛，专志往生。”又载：“陆鸿逵，广东潮安人。家贫，佣于商肆。年老无子，境益困。有亲故周粟者，教其念佛求生净土。鸿逵闻而信受奉行，即立定课，朝夕精勤，十年如一日。”当然，导致平民大众阶层的佛教信众对于净土法门更易偏好与信行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说厌离浊世与欣慕净土这一动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重要原因，诸如净土宗教育在宗旨、内容与修学方法等方面的明快、圆融与简捷等。净土法门所独具的这些特征和优势，对于那些出身低微，知识文化素养并不很高，甚至是全然未经过知识文化熏陶的平民大众而言，具有莫大吸引力。可以说，自东晋时中国佛教净土宗创建至今，千百年来在中国民间社会中所连绵不绝传递着的“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特殊文化教育现象，其实也正是对这种影响的一种鲜明写照。

 

二、居士教育的组织形式 

 

自东晋迄今，净土宗的居士们在自身的组织形式上屡有发展与变革，从总体上来看，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则主要可分为结社与组会等几种。结社是净土宗居士教育最早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创始者即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东晋慧远法师。东晋太元十七年（392），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建立莲社，结集同道123人共修净土法门，而这123人中就约有半数左右为净土宗在家居士信众，这也显示出东林莲社不仅是一种净土宗寺院教育的组织形式，同时它也是一种净土宗居士教育的组织形式。据《佛祖统纪》记载，在东林莲社中追随慧远法师修学净土法门的数十位净土宗在家居士最终均获得了成功，这也使得结社这一组织形式广为后世净土宗居士教育所传承和效仿。在净土宗居士教育的结社组织形式中，除了类似于东林莲社与净行社这样一些长期性的、经年累月开展居士教化活动从不间断的结社组织外，还有一些短期性的、仅在每一特定时间段才举办的结社组织。例如，据《佛祖统纪》记载：“法师灵照，兰溪泸氏……自元丰以来于每岁春首结净业社七日期时，预者二万人，念佛获验不可纪录。”可见，灵照法师所举办的净业社，其规模和影响还是相当宏大的，但它并非常年存在、活动不断的，而是一种短期性的，并有特定活动时间段的净土宗居士教育结社组织形式。此外，除了主要由出家法师负责组织和管理的净土宗居士教育结社组织外，还有一些结社组织是由居士自身负责组织和管理的。例如，据《佛祖统纪》记载：“姚约，家霅川仙潭。潜心内典，有僧来谒，必逊居东道，谓不当以俗先僧也。觉海友师劝里人结净业社，约实主其事。”可见，这里的净业社实际上正是由姚约等在家居士负责组织和管理的净土宗居士教育组织形式。综上所述，结社可谓是净土宗居士教育诸多组织形式中历史最为悠久、经验最为丰富、成就也最为显著的一种典型组织形式。

 

净土宗居士教育的另一重要组织形式是组会，其形式与功能可谓与结社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也就是通过组织发起一些诸如净土会、念佛会等法会的形式或是组织建立净土宗研究学会的形式来开展净土宗的居士教育和修学活动。

 

由此可知，以上所列举的一系列中国传统净土宗居士教育活动中所经常运用的组会形式，基本上都是一种短期阶段性的组织形式，它往往是在一段时间内聚集数量众多的净土宗居士信众来共同接受和参与净土法门的教化和修学活动，这也使得它们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带有鲜明净土法会性质的组织特色。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净土宗居士教育的组会形式是带有鲜明净土宗研究学会性质的，它更加注重教育和引导净土宗居士信众开展对净土宗教理和实践的长期深入的研修活动。例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在北京，由夏莲居居士首倡，并与现明法师、靳云鹏居士共同创建净宗学会。净宗学会在组织形式上为四众平等的自发团体，不设实际机构，而其所订立的学修准则则为：“理明信深愿切行专，功纯业净妄消真显。持戒念佛看经论，察过去习毋自欺。”净宗学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先后在北京地区的广济寺、贤良寺、拈花寺、极乐庵、慈德小学、扁担厂等地点，每年启建净土佛七道场数次，并礼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力求在“佛教大众化、信仰生命化、佛法生活化”的精神指导下开展对净土法门的学修活动。可以说，在净土宗居士教育活动中，无论是净土法会性质的组会形式还是净土宗研究学会性质的组会形式，两者均是可以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而这对于有力推动净土宗居士教育活动的良性发展而言也必定是大有裨益的。

 

三、居士教育与当今社会

 

当前是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崭新世纪。裹挟在这样一种充满着新奇、变革、动荡与未知的历史发展洪流中，居士教育在其发展上也将呈现出一些带有鲜明新时代烙印的特色，同时，它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在传统的净土宗信仰群体中，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即是以老人与低文化水平乃至文盲水平的信众居多。可以说，这既是净土宗教育在对象群体的择取上能够做到“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独特优势的具体显现，同时，它也极易造成人们对于净土宗的一种误解，认为其仅仅是一种义理水准和修学档次较为平常的法门，从而对其产生轻视，甚至是蔑视的看法和态度。不过，这种状况在当今居士群体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渐得到改观和完善，净土宗居士群体趋于年轻化与知识化发展的特征将日益明显起来。这一趋势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中国社会民众整体知识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一些高知分子成为佛教居士群体中的生力军，从而也显著提高了包括净土宗在内的佛教居士教育对象群体年轻化与知识化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国正日益兴起一股“民族传统文化回归热”。这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对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热情，这其中就不乏众多分布于社会各个行业部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群也因为这样的契机而对净土宗文化产生了兴趣和爱好，并逐渐成为净土宗在家居士群体的组成部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净土宗居士教育对象群体年轻化与知识化的步伐。

 

当今社会，净土宗居士教育在手段和途径的运用上也呈现出日益多样化与科技化的特色与趋势。许多具有信息化社会发展特征的教育手段和途径，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净土宗居士教育的活动中来。这其中，对互联网的运用正在成为当今社会开展净土宗居士教育活动的一种非常重要和普遍的手段和途径。同时，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今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是以物质和功利作为社会发展核心的。社会发展的人文与精神层面的诉求尽管可以得到反复伸张，但其实际所处地位基本上还是相对边缘化的。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作为一种主要以谋求在家信众获得身心究竟解脱为终极目的的佛教教育形式，净土宗居士教育在人文与精神层面的属性显然要更加浓重一些。它更加侧重于对居士信众人文伦理素养与出世超越品格的培养和教育，它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终极关怀意义上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方式。因此，如何在一个物质与功利甚嚣尘上的社会发展环境之下，来有效激发和维持净土宗居士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将是当今净土宗居士教育发展进程中所要面临的一大挑战。

行空法师：居士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居士教育应兼顾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促进教团年轻化 

 

当前的佛学教育最为欠缺的是对少年儿童的培养。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因此，未来的居士教育一定要涵盖幼教领域。《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十善业道经》、《心经》等均可作为启蒙经典让幼儿在懵懂中接受正道的潜移默化。还可根据少儿的兴趣爱好，开设瑜伽班、武术班、书画班、佛教唱经班、拓展训练营等，让少儿在佛教背景下健康平衡地成长。

 

可以采用“主题夏令营”的模式，即在体验佛教、认识佛教的大前提下再设一个与青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题，围绕专题授课和开展活动。教育者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把佛教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逐渐渗透给青年居士，让青年居士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佛法，学会按照佛教的理念树立人生目标，安排人生道路。这样的夏令营让营员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能够长久地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让青年居士不断深入学习佛法。除了每年一、两次的夏令营，教育者们还应该更多地深入到大学校园生活中去，大力扶植佛学社团的成长，以社团为依托开展讲座、茶会、参访、公益服务等活动。

 

对于中老年居士来说，周末培训班可以说是个不错的教育方式了。如现在开办的周六、日班就有非常好的灵活性，为广大学员提供了便利。除了目前的周末班外，可再增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培训班。很多老年人时间充裕，社会活动却很少，容易产生孤独感，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办念佛堂，组织老年居士每日念佛，并参杂一些法师开示，实现老年居士学修一体化。

 

（二）居士教育应兼顾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促进教团高素质化 

 

近现代的中国佛教，信众文化水平整体偏低，甚至有许多信众用迷信的方法理解佛教，这是一大问题，直接影响着正法的传播。因此，未来的居士教育有两个侧重点：一是加强在高文化阶层中的弘法力度，二是严格传播正信，杜绝迷信和误信。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首要在于弘法人才本身，必须引进高素质的僧才作为教育者，才能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信众。

 

其次，在居士教育中，根据学员的文化修养和社会背景因材施教是非常必要的。未来的培训班可以按照学员文化程度分班，还可以安排社会背景接近的学员开展小组活动。这样在班内和组内，更容易把握授课方式和深度，也容易结合学员共有的社会经验把佛法生活化。同时，学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助也大大增加。综合起来，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习积极性大有益处。

 

（三）注重授课内容的人间化、生活化 

 

星云大师在1985年世界佛教青年学术会议主题演说中谈到：“现在全世界的佛教，最需要的是把佛法人间化，义理生活化。佛教要走入社会，走进家庭……”因此教育者必须理解居士学佛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且很多居士学佛初期信仰尚不坚定。因此对居士讲授佛法不能空谈义理，而是要多关心居士的具体疑问和需求，把教理与其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帮助其理解和实践佛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巩固信仰。在教学方法上也应该注意人间化，选取居士容易接受的通俗易懂的方法，不可照搬寺院中的模式，否则不但无助于其学习，反而可能使其萌生退心。

 

（四）不断发展后续教育 

 

前文提到过，现有的许多居士教育形式都存在后续乏术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居士教育事业整体处于初级阶段。不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难以支持完善的高等义务教育。民国时期的支那内学院已“包含中学、大学、研究、游学四级, 大学中又分补习班、预科、特科、本科”。现在的培训班，从最初的一个初级班发展到现在拥有相当规模的中级班，体现了发展后续教育的意识，但是与内学院相比仍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距离统理大众、深入经藏的理想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必须认识到，弘法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应当在保持现有规模的基础上，逐步增设高级班、研修班，并提供机会让学员更多亲近大德，甚至获得常随大德的机会，尽力去发展、完善后续教育。

 

转自佛教在线，2013年12月10日 。 

http://www.fjnet.com/bty1/tj/201312/t20131210_215611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