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宗教信仰自由重新落实，中国基督教也迎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基督徒人数与教会规模的增长都逐渐带来一个新的亟需面对的趋势：公共性。

 

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如何更好地面对这一趋势带来的挑战与转变？日前，基督时报邀请了一位家庭教会的研究者冉亮老师分享了他对这一话题的观察和思考。

 

冉亮老师，知识分子出身，成为基督徒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主要在城市家庭教会中参与服事，同时从事信仰与公共问题的研究，对教会牧养、基督化教育、基督教文化等不同的事工都有参与，对于家庭教会的现状与发展也多有思考。

 

邀请他来就“公共性”这一话题分享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推动中国家庭教会和基督徒关注“信仰与公共生活”很有负担。几年前，他就开始关注这一话题，去年开始他逐渐发起一些相关的讲座和讨论，帮助家庭教会和基督徒更多地意识到这一趋势。

 

基督时报：目前在中国教会，关注和探讨“信仰与公共生活”的人可以说非常少，您是其中一位。您为何致力于推动家庭教会关注公共性呢？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的呢？

 

冉亮老师：“家庭教会”（House church）本身这个名词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我们现在一般认为1955年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是家庭教会诞生的开始。我注意到2015年有海外华人教会举行纪念家庭教会60年的活动。

 

它诞生的原因是什么？由于1955年当时新的社会形态是全能型的社会，执政当局是全面化的管制，家庭教会诞生的背景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萎缩，特别是文革时连社会都基本没有了，国家可以直接控制到街道，到村庄。教会没有办法，只能退缩到家庭里面去，因为管制很难强大到把家庭都能完全控制住，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家庭教会开始从中国农村最边缘的地方出现，从家庭里的敬拜开始，所以叫做“家庭教会”，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因此，这就意味着：家庭教会不是就一定只能限制在家庭里面，不能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公共”的观念过于狭窄，其实你只要涉及到人与人，那就自然会有公共性的存在。所以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就会知道，“家庭教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中国家庭教会发展几十年之后，尤其是2000年之后其实是面临着几个大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第二个转变其实是它应该从社会的边缘要逐渐步入社会的中间，第三个转变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更多地从私人领域步入到公共化的领域。

 

传统家庭教会典型的形式就是租一个居家的房屋，然后在这个地方聚会，人多装不下了就再租一套房子。但是2010年北京的守望事件和2014年开始到现在的浙江十字架事件都让人看到，家庭教会不可能长期处于以前那种不公开、地下的、私人的空间（状态），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家庭教会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生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因为以前的环境里面，家庭教会就是“黑户”，你如果不认识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你很难知道它在哪里聚会，这个教会的联系方式你也没有、同工团队等你也不知道，这适应于过去的时代。但是现在你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里面，很多教会都越来越公开啊，它都在公开自己的微信号、微博号、它有它的网站、自己的地址，甚至在写字楼里面，它都在慢慢的公开过程中。

 

我看到基督时报之前一篇以公共性的角度对浙江十字架事件的思考《 “公共性”可成为浙江政教困局突破点与未来政教关系新起点》，我认为这样的着眼点是很对的。从浙江十字架事件和2009年（10年？与前文要统一）的守望事件，我看到相同点，我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在更多的走向公共空间。

 

基督时报：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家庭教会如何更好地适应这一转变来契合这一变化趋势呢？

 

冉亮老师：我认为，对于教会的发展，教会应该要更多得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我们每一个人既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们的教会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虽然现在家庭教会还没有合适的身份，还不能公开注册，但是比如著名政治学者、我的朋友李凡教授（中国民间智库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2010年曾说过，家庭教会就是中国人数最多的NGO。我觉得，对于教会而言，不管现在能不能注册、有没有得到承认，但是我们教会自身都要积极履行我们的文化使命，承担我们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应该对于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贡献，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既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中国公民，我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参与。比如2008年，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家庭教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元年”，这非常典型地体现在当年中国很多家庭教会、基督徒企业家等积极参与到汶川赈灾之中。当时我作为主要代表参加了基督徒企业家和北京红十字会洽谈以及捐赠的过程，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红十字会给我们的捐献证明里写的是“中国基督徒企业家”。这表明，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会履行我们作为社会公民的职责，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权利，我们应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我就是正常社会中正常的一部分。按照这样的去做，就可以了。

 

基督时报：您刚刚提到我们中国教会和基督徒要有“我就是正常社会中正常的一部分”的观念。但是，由于过去数十年来教会基本都是在家庭和私人空间里面，并且中国教会的信仰方面也更多强调“圣俗二分”等观念，所以这些也给中国教会进入公共空间带来许多障碍。您觉得，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在观念上如何转变，可以更好的促进我们走入公共空间呢？

 

冉亮老师：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问题。其实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教会来说，面临的最主要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当然是外部环境的极度的恶劣，想一想当时很多牧师和基督徒被抓去坐监甚至被杀，这样一种状况下导致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是在比较黑暗的状态下生存，这就使得教会普遍地不敢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躲得远远的，其实是被整怕了；另一个其实是教会观的问题，中国的教会受很多“圣俗两分”等观念的影响，所以就认为“传福音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就好像一艘要沉掉的大船，我们能做的就是拯救人的灵魂，拯救灵魂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这对中国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像当初1930年代末日本人都已经打进来了，一些牧师还不关心环境变化，只是盯着传福音，别的都不管，那你当然很难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了。

 

当然，任何时候传福音对教会来讲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我们谁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吗？如果说耶稣基督100年以后来，我们有个时间表，那么我们可以列出一个优先秩序来，事实是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啊，圣经上说只有圣父知道，其它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当然承认拯救灵魂很重要，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仅仅是体现在拯救人的灵魂，而是体现在全人的拯救和改变上。

 

主祷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它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建立人间天国，我们反对任何建立人间天国的努力，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有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在这个地上追求公平与公义。公平和公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圣经对此十分强调，弥迦书里面有说到：“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　神同行。”这就决定了我们基督徒和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光做盐，要治理和管理这个世界。

 

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中国教会需要在神学观、圣经观、教会观等许多方面做很多的突破。我们要意识到，过去的许多观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今天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各个方面有很多变化，过去很多观念是有很多偏差的，我们今天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出很多正面的调整。

 

基督时报：您刚刚提到历史。新教入华已经有200多年的时间，看历史的话，尤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几十年里面传教士和基督徒在促进公共事业上有很多的尝试和案例，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和汲取这些历史经验？

 

冉亮老师：其实，历史上这些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家庭教会和基督徒来讲，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学习历史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远的唐朝景教入华的经验不说，近的比如马礼逊入华后一百多年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历史，我们需要认认真真地去研究。

 

比如说，当时100多年基督徒的增长都是很慢的，1949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基督徒（新教）最多也不过80万左右，天主教徒300万左右，这在当时4亿中国人口的比例中是很少的，但基督教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却产生了非常深远和重要的作用，这主要得益于我们称之为“三位一体”的传教模式：传福音、做教育、医疗慈善，甚至有很多传教士因为看到中国当时的贫穷落后亟需改变，先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把这些作为福音的预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基督教就很多的参与公共事务了。当时的教会和基督徒在慈善、教育、医疗、新闻、体育、人才培养等很多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的，这段历史应该被今天的我们所铭记。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基督教会来说，这些都是很值得学习的。许多方面基督徒都有很多的贡献，比如说，晏阳初的乡村改造、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资料是很多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很好的学习和消化的。

 

当然，在参与公共事务上有两个错误的倾向，其中一个就是刚刚谈过的“圣俗二分”，根本不关注公共事务，只是强调传福音、救灵魂、上天堂，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学术等领域拱手让出；另外一个倾向有点类似自由派神学的社会福音，就是过分强调基督徒应该参与社会事务甚至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把社会改造作为目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想在世上建立人间天堂。这是有很大问题和错误的，会带来很多负作用。

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参与公共事务既要反对“圣俗二分”，也要反对忽略了福音和救恩的本质，反而过分参与社会改造、参与建设所谓的“人间天国”。这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寄居”的，不属于这个世界。

 

当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完全不管。这个世界被罪污染了，但它是神创造的，仍然有来自神的美好，有来自神的一定程度的公平和公义存在。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怜悯和爱的原则在这个社会中体现，我们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法律、教育哲学等更加符合圣经的原则，但是我们并不寄希望、和谋求——我称之为“激进的基督徒原教旨主义者”所追求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这是很可怕的。

 

今天的时代和当时有很多不一样，不能一味模仿。近代福音史上有石门坎“三位一体”的模式，有李提摩太注重文化使命和高层路线的模式，也有内地会偏重传福音的模式，我们都需要很好的看待和理解。今天福音使命很重要，文化使命也很重要。(与采访时有所不同，因为其中涉及一些敏感的东西，所以这样进行了修改。)我们需要有更加符合真道的、平衡的理解，我们需要更为中道的视角，应该避免两种错误的倾向，在符合中道的原则下参与公共事务，影响这个社会的伦理和发展。

 

基督时报：你认为，在中国基督教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处理与中国社会民众、传统文化、包括政府的关系呢？因为谈到参与公共事务，其实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发生的，会涉及到许多的关系，比如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团体等。事实上，比如您提到的浙江十字架事件中，就已经看到教会在处理中国社会民众、传统文化、包括当地政府的关系上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冉亮老师：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但是我认为仍然首先要回到圣经中来。

比如说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其实旧约和新约中都有很多的教导，有但以理生活的时代，尼希米生活的时代，耶稣生活的时代，其实都是外邦人掌权的时代，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有怎样的原则，我们都可以学习。

 

我们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会履行我们的义务、会遵行我们的原则，当然我们履行我们的职责也会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也有我们的权利。那么对于基督徒个人来说，也是这样。

 

圣经里面罗马书13章讲过“顺服掌权者”，这是我们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大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一些政府的不合理的和越界的要求，我们要一味的顺服，在这一点上我们坚持的原则是“我们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而且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已经有许多的国家给我们树立了如何在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里面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的原则和典范了，我认为，我们中国基督徒更多的时候应该打开视野去学习这些。

 

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许多中国本土的弟兄姐妹包括国外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认为政治环境是目前阻碍中国教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我个人不这样看。当然，政治环境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更大的挑战是世俗化和传统文化的阻碍，这是我们应该要看到的。几年前有一个例子很有名，就是教会想在曲阜孔子的故乡建立一个教堂，当时政府是支持的，因为要招商引资，但恰恰是所谓的几个学者发了公开的声明，最终不了了之。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未来中国教会的发展一个关键就是能否很好的应对世俗化和传统文化的挑战。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那么192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可能还会重演。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识的很多弟兄姐妹一直在呼吁我们的教会要学习和参与公共事务。就是说，过去你处在边缘、没人理你没人关注你，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不关心，可是未来的话你不关心别人，但是别人会关心你。你这么大的一个体量、这么多的基督徒、还有各个行业都有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公共事务上不能很好的认识，不去参与的话，那么未来我们可能就是别人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我比较赞同的一个观点是“基督信仰可以更新文化”，我们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有效的融合和更新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信仰是普世的，但是它可以有效的和某个区域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和更新，也就是“处境化”的问题。

 

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要记住一点的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的基督徒，当然我们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原则是坚定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普世的、是可以更新文化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相反我们要以一种谦卑的姿态。

 

我们与非基督徒、社会民众相处时，也要以一种更加谦卑的姿态，而且更加尊重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才能让更多人理解，并且吸引他们了解基督教。

 

基督时报：是否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更多在私人和地下空间，也使得中国基督教不是太能够理解在一个多元文化下如何与其他社会群体、非基督徒群体相处？

 

冉亮老师：的确，这是一个原因。打个比喻说的话，好比说你长期在黑暗呆了，现在到一个半明半暗的环境下刚开始不适应，所以这块是中国的教会需要迅速的学习和适应的。

 

但其实也不仅仅是基督教了，我们整个民族过去就不太善于处理不同意见的关系，喜欢大家都一样。如何与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的人共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需要学习的，比如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古人、唐朝那个时代的人学习的。

 

基督时报：关于公共性，您透过举办一些讲座和讨论邀请更多教会和基督徒关注，您在这个过程中也接触过不少基督徒和教会，您跟他们谈公共性、公共生活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和反应？

 

冉亮老师：我觉得是各种各样的，但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更加地认可：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应该积极履行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行使它的权利，履行它的义务，而且在不同的领域应当做光做盐，能够在不同的领域能够影响到它的哲学和伦理。

 

当然，因为过去观念的限制，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基督徒在这些方面有模糊和错误的观念。不少教会和基督徒仍旧有比较陈旧的想法。但是，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万事开头难。任何一个事情刚开始，你跟100个人谈，也许只有20,30个积极回应的，50、60个旁观的，还剩下一些人在那里冷嘲热讽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我相信，只要我们沿着这样的一个方向持续来走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希望更多中国的教会、牧者和基督徒更多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更加以一种积极和健康的心态参与到中国的公共社会之中，参与到中国社会的转轨中来。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关注、参与和积极努力的人越来越多。

（完)

 

（本文根据受访者对此话题谈话的内容进行整理，受访者并对内容进行了校对。对受访者观点，本站保持中立。本文为基督时报独家稿件，欢迎个人分享并注明来源与链接，其他媒体与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转自《基督时报》，2015年07月06日，原标题为：“家庭教会研究者谈：中国教会与基督徒如何更好地适应公共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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