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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反恐研讨会
发布时间: 2015/9/4日    【字体:
作者:刘澎、周志兴 等
关键词:  中美 反恐  
 
 
[编者按] 2015年7月18日,在近一年之后,共识传媒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再次共同主办了中美国际反恐学术研讨会。会上,中美与会者围绕当前世界的反恐局势、现状、困境以及中美反恐合作的可能性等话题进行了深度讨论。现选取部分参会者的发言和问答予以刊载,以飨读者。
 
全球趋势和经验教训
 
约翰 ·加拉格尔(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下任总裁/前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助理):
 
距离去年 8月14日的中美反恐研讨会结束仅 5天,美国记者詹姆斯 •福利被 “伊斯兰国 ”恐怖组织残忍砍头杀害的视频流出。对于全世界来说,反恐话题只会越来越重要。所以感谢主办方能够再次邀请我们来参加研讨会。我针对反恐全球性的趋势及教训的发言,将为其他美国同事们的发言定下基调。
 
我认为,在所有现代冲突之中,如何 “击败 ”全球化的恐怖威胁,是我们所面临最复杂的安全问题之一。我将直接陈述最核心的观点:在反恐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因为这个威胁对于全世界,包括一些关键区域来说,都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世界上拥有全球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国家非常少,但这少数几个国家完全可以在决定全球反恐议程以及反恐行动中起到很大作用。我们也认识到极端主义并非从真空中无故产生,而且如果我们不与宗教进行积极接触的话,极端主义也不会自动退却或者消失。恐怖组织想让中国和美国相互竞争,而非合作对抗他们。但是中美两国若能够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能够减缓和抑制这种威胁。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 “权力的分散化 ”,即权力从政府分散到非国家行为体,那些非国家行为体有了更强的通信手段,也更轻易能取得武器,而且有了比以往更强的全球行动能力。
 
我们看见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如何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织入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但,很多参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人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些只是单纯地寻求一种冒险、贪婪和欲望。不论如何,这些极端组织,如“伊斯兰国 ”,非常依赖于全球招募的呼唤行动,比如 “伊斯兰国 ”的口号就是“在圣战来找你之前,加入圣战吧 !”。
 
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但仍旧无法完全理解所面临的威胁。举例来说,从1988年到现在为止的趋势是,极端组织势力不断增强,1988年时只有 3个比较活跃的 “萨拉菲圣战 ”极端组织,在2001年的 9·11时,有20个这样的组织,现在则有 49个。同样的,从1988年到 2013年,那些活跃的极端主义战士的数量,从几百几千,增长到超过十万。
 
在过去十年或者更之前的战略预测中,我们评估这些极端组织将会逐渐减少,因为他们 “破产”的意识形态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抵制。但是恐怖组织的数量、他们所控制的领土面积、他们的资金,以及国外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的数量都在增加。还有一个威胁就是,国外加入到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数量的增长,使得面临恐怖威胁地带的国外与国内边界越来越模糊。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时,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死亡人数为 11000,但到了 2014年时,相关死亡人数达到了33000。
 
就各自国内而言,中美两国均是本土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尽管死亡人数比起国际恐攻少,但对两国本土均造成了重大影响。所有这些都表明,就我们的思考方式和制度而言,谦卑与灵活性同样重要。
 
多年以来,我们在反恐问题上拒绝采用综合性的治理方法。我们重视从军事上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但忽略了整体考虑。举例来说,我们对让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失去合法性并不重视;很多情况下,我们忽略了宗教的作用,或者说低估了宗教在背后所起的作用;我们过于强调硬实力(军事力量)或采用以美国为中心的运作方式,而并没有令公民与军方、政府与民间(一轨半)来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从尼日利亚到巴基斯坦的地域都存在恐怖组织,但是很多时候对于是应该把精力放在最为危险的恐怖组织身上,还是扩大视野,把精力放在恐怖主义威胁上,我们没能获得平衡。但现在,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我们的行动必须适时调整并且更迅速的对恐怖主义形势作出反应。
 
最后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完全可以紧密合作来共同应对这样一个共同威胁,降低恐怖主义的危险,最终消灭恐怖主义。
 
朱成虎(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原主任、退休少将):
 
非常同意加拉格尔先生的这些观点,中美应该在反恐问题上进行合作,不能互相拆台。如果中美合作,全球反恐进程会非常顺利。但是中美反恐合作,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下面我就 “反恐的趋势、经验和教训 ”谈谈看法。
 
首先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还是全球化。我这里讲的全球化主要是指恐怖袭击已经涉及到世界所有大洲。这几年的恐怖袭击从中国到南亚,直到中东、非洲、欧洲。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次数在减少,拉美似乎也在减少,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减少会持续下去。美国和中国将都是恐怖分子、恐怖组织的主要袭击目标。全球化的第二方面就是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例如在 “伊斯兰国 ”和塔利班等组织中,现在就有不少中国人。
 
第二个特点是网络化。主要表现就是恐怖主义在遭受到严重打击后,在向分散化、小型化、草根化的方向发展。这点使得我们应对恐怖主义更加困难。
 
第三个特点是向高科技化方向发展,但此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放弃原始的方式,比如说自杀式炸弹袭击。在高科技化过程中,我认为中美这样的大国肯定更要关注一些超级恐怖主义袭击,包括生物恐怖主义。比如说如果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把非典病毒保留起来,在某个国家释放出来,可能造成灾难;如果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释放埃博拉病毒,对人类来说也是非常恐怖的;还有化学恐怖主义、能源恐怖主义。对中国来说,如果谁把西气东输管道炸毁,长江中下游三四亿人的天然气供应就会面临严重问题,这是非常可怕的景象。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网络恐怖主义。坦率来讲,现在所有国家的网络都暴露在恐怖主义的袭击之下。如果恐怖分子通过网络攻击破坏了北京或者是纽约的供电网或交通网,我们可以想象北京和纽约将会陷入一种什么样的景象。随着技术的普及,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获得高技术手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恐怖组织也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来招募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很强技术背景的人才加入他们。所以中美合作应对这样一种趋势非常重要。
 
再一个特点是残忍化。“伊斯兰国 ”恐怖组织的残忍程度在过去是不多见的。如果这样一种非常不人道的行径得不到遏制的话,可能将有越来越多的人遇害。第五个特点就是极端化。极端化表现为民族、宗教问题的极端主义。绝大部分恐怖分子可能是来自于极端宗教组织或者是极端民族主义组织。
 
总结一下 9•11事件以来国际反恐斗争的经验,我认为有以下几条:
 
第一,世界各个国家、政府和人民都把恐怖主义当作当前的一个共同敌人,9•11事件以后美国在建立反恐联盟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第二,情报互享。这方面我们有一些经验,因为及时、可靠的情报是有效应对恐怖袭击的前提。第三,对恐怖组织头目进行全球追杀。我觉得这可能是使得恐怖组织头目没有藏身之地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成功的经验,尤其是美国在这方面更有经验,我想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军队可能非常愿意和美国共享反恐经验,因为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出以后,我想我们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们总结过去也有一些教训。首先,国际社会没有就什么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应对恐怖主义的办法和途径达成共识。正是因为没有共识,导致了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存在着双重身份、多重标准,这实际上是影响反恐合作的。当然,坦率一点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批评别人,我想中国肯定也有双重标准的问题。
 
第三,联合国是不是能在反恐斗争中发挥引导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第四,经费和武器。恐怖主义经费和武器的来源没有被切断,在资金方面我想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可能要负责任,但是武器可能西方国家要负主要责任。比如利比亚,利比亚现在很多武器都流落到民间去了,有些被转移到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的 “伊斯兰国 ”手里,西方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的很多高技术的武器装备也落入了 “伊斯兰国 ”之手。在这点上我们可能需要非常关注。
 
第五,在恐怖主义的根源方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西方这几年采取军事行动来推翻一些国家的合法政府,结果也导致了恐怖主义的蔓延。
 
所以要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我想中美两个大国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国家。我同意加拉格尔先生刚才说的,中美两国应该在反恐领域展开更多更具实质性、建设性的合作。比如说在如何定义恐怖主义问题上,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在阿富汗问题上,我觉得中美两国更应该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因为美军撤出之后,可能会给塔利班提供机会;在“伊斯兰国 ”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谈。
 
阿克巴 ·艾哈迈德(巴基斯坦前驻英国大使):
 
审视一下当前的世界形势,我越来越感觉到中美在反恐问题上必须进行合作,才能建成一个和谐与和平的世界。我的发言是基于我多年的部落社会管理经验及以学者身份在此领域的着作。
 
恐怖主义的参与者来自哪里?来自社会的哪个部分?从我的研究中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到,他们主要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省份的部落社会,在中东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部落社会,在西非则有包括索马里等国。参与恐怖活动的主要是这些部落社会的成员。我们因此需要了解在这些社会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部落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的特征在于它有三大政治支柱:第一个支柱主要是宗族长老的领导;第二个支柱是宗教领袖,他们主要是为了部落社会内的和谐与安宁而进行调解;第三个支柱就是中央政府的代表。部落社会的这三大权力支柱不和谐,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失衡。当前,在穆斯林世界的部落社会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部落长老,第二个目标就是宗教领袖,第三个目标就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在任何这种结构出现真空的地方, “伊斯兰国 ”、塔利班、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就会趁机去诠释伊斯兰或者其他宗教。
 
在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破坏了巴米扬大佛;在伊拉克的摩苏尔,“伊斯兰国 ”把上千年前的雕像毁坏了,这也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在穆斯林的统治下,那些雕像在那里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必须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研究如何反恐,而不是在国安的真空中研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可能是新的,但恐怖主义的思维以及破坏社会的行动可能像人类历史一样悠久。
 
我的第二个结论是,恐怖主义和反恐作为一个概念,都是在持续演变当中,并且近期内不会消失,除非能认识到根本的原因。因此,美国人必须不断地学习,研究阿富汗、伊拉克以及现在的叙利亚社会。以“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 ”为例,在实施的过程中,那些在俾路支斯坦、瓦济里斯坦生乱的部落将会再与巴基斯坦政府冲突对抗,除非能透过有效的协调和对话使他们冷静下来,并让他们觉得有参与感,不然这个状况将无法避免。因此,必须提前就我们的战略做好筹划。
 
第三,中央政府的领导层与部落百姓之间关系的健康和强健至关重要。
 
第四,对中东及其他有部落社会的地方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生活在部落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需要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国家中。中央政府必须想尽办法邀请他们到大帐篷里来对话,这样才会使他们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而不会形成民族独立的意识。
 
 
可持续的反恐: 给“白猫”的三个问题
 
克里斯 ·塞波(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总裁):
 
毫无疑问,目前我们所遇到的全球挑战非常复杂,没有中美合作,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同时就像加拉格尔先生刚才所说,我们这里所做的事情不只是如何反恐,而且要建立起信任,这样我们在其他问题上才可以进行合作。我们一起努力,因为世界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向前走,而且美国也需要与中国携手并进。
 
去年,我的报告主要观点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信仰激励着恐怖主义的时代。有时候我们试图只用硬实力或者说军事行动作为反击,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硬实力不能是首要的,或是唯一的应对方式。我在去年的会议上建议,我们思路结构应以邓小平先生的名言为基础,“无论白猫还是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我那时的建议就是:用黑猫即硬实力,能够确保在恐怖分子杀害我们之前击败他们;我们还需要 “白猫 ”,建立起软实力,从源头来预防恐怖分子的形成。
 
也就是说,如果只有黑猫,它不只会杀掉恐怖分子,它也会变成一直在找恐怖分子,眼中只见坏老鼠。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有一只 “白猫 ”与人民合作,特别是跟宗教社群一起来建立当地的认受性,人民不仅会与政府更加密切合作抓现有的坏老鼠,这个合作的过程也可以防止人们有变成恐怖分子的想法,这正是因为双方合作是建立在认受性及信任之上。
 
我最后针对这方面的观察是,其实只有一只猫而不是两只。“黑猫 ”和“白猫 ”同时存在我们
每一个人中,因此在政府单位之中也是这样。我们要确保白猫是首要的,而黑猫是次要的,但当有需要时黑猫是准备好的。
 
基于我们的全球经验,我想列举三个具体的 “白猫 ”问题,它能对整体努力做出贡献,反恐是其中一部分。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讨论我们 “如何定义安全 ”。就美国来说,设立我们 1947国家安全法案的创始人费迪南德 ·埃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相信,安全就像是 ”以不同的行动及关系交织而成的马赛克 ”,并且主导这马赛克的样式应该是 “以所有可行的方式来维持和平 ”。也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的设立,已经有平衡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推定。不过,你可以说,在对抗苏联超过两个世代之后,我们的国安被军事化,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如加拉格尔先生刚才提到,这也是我们在阿富汗学到的教训。所以我们需要更广泛、更全面地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从硬实力这一个视角。如果一个国家实践它所奉行的价值,它也会顾及它的利益。
 
要确定我们优先使用及仰赖 “白猫 ”,我们有三大问题要问:
首先,你的故事是什么?(这个问题,刚好是针对政府及非政府行为体)这个故事是否有吸引力,有正面的意义?当人们无法在国家的正面意义故事上找到他们的位置时,他们就很有可能会在别的事情上面找认同。我们就会看到极端主义有机会趁虚而入,讲述不同的故事,通常是倡议与国家作对。
 
其次,你在哪里能听到这些,由不同的身份故事所组成的一个共同的国家论述 ?你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来讲不同的故事,来建立信任及一起消弥双方的敌意和蔑视。我们需要帮助人们找到彼此。我们这次的反恐会议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有不同的身份 ——宗教、全球的、国家的 ——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在这里,越过双方的刻板印象,针对共同利益来努力。甚至在聆听彼此故事的过程中,我们找到共有的价值。一种新的论述是可能的 :合作而非竞争。
 
这也导向了第三个问题 :我们如何来发想一个共同的故事 ?
 
我和白沙瓦地区一个宗教领袖进行了对话,这所学校的许多学生加入了塔利班,成为了恐怖分子。他告诉我:你们美国人想让我们尊重你们,我们想从你们那里得到的是柔和。他的意思是什么 ?对于大国想要参与其他较小国家的事务或者调停,这是自然的(这跟意识形态或文化无关,这就是大国会做的事情),但他希望我们平等对待他们,带着尊重对待他们。 
 
2005至2011年,我去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五次,去了瓦济里斯坦、白沙瓦等一些地区。我从中学到,每一个不同的山谷的故事都被塔利班所代表了,那里有电台在讲故事,这个山谷的人民就是听塔利班所讲的。我回去问我的美国朋友:我们该对此有何反应?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干扰器,我们要阻止他们用电台广播。”虽然这是一个起头,干扰广播不是让你的故事能与敌方故事竞争的方式。你必须要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及一个场地来讲这故事。这是 “白猫 ”的工作。
 
当你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得想一想他的想法或做法可能不会和你的一样,他对不同的事务可能有不同观点。但是如果你们有相同的目标,也许就可以结成伙伴,也就是说你需要去那里,和他们进行交流。有的时候美国人在这方面并不擅长。
 
有一次我受邀至巴基斯坦国家理事会一次关于传教和伊斯兰法的研讨会上发言。谁能想到,一名美国基督徒、曾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能够去巴基斯坦,一个对美国支持率才 17%的国家发言?我很有福气能有这机会去建立重要的关系。所以有时候,特别是你与对方意见不同的时候,你必须去,倾听,建立关系,并准备好因应随时可以改变的情况。
 
下面谈一下 “伊斯兰国 ”在中东的势力。过去八个月我共四次去了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区域,与国王、宗教领袖、部长进行了接触;后来我们跟底层也有接触。要理解恐怖主义为什么变成可持续的,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知道中东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没有了政府的治理,民怨会增加。而有了民怨,政治企业家就会有机会可以操控政府的 “不公义 ”,并怪罪于其他的民族或宗教群体。这样的话,宗教就成了一种武器。逊尼和什叶派的确有对立,但宗教也被工具化了,也就是说,它被用来启发和验证不同的政治实态和政策,其中还有杀害无辜的人们。伊朗的阿亚图拉(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之尊号)相信他们版本的伊斯兰教,但他们也相信他们透过伊朗和叙利亚可以对黎巴嫩产生区域性的影响。除了约旦国王之外,逊尼派领袖还未协调应该如何应对恐怖分子。而约旦国王缺乏资金支持,也就无法有强大的领导力,因此情况非常复杂。各派之间都已经丧失了信任,没有人能建立起一个安全的空间,因此就无法建立起我们所说的共同故事。在各个地方仅存在着 “黑猫 ”,结果就是更多的 “老鼠 ”。
 
一百年治理不佳导致的危机,还需要一百年来解决。举例来说,“伊斯兰国 ”本来是一个非国家的恐怖组织,现在形成了一个国家,他们甚至有了自己的军队。“伊斯兰国 ”利用了逊尼派的不满,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络,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自己的宣传机器。根据他们的教义,他们的作为将导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后的战役。因为想成为殉道者,他们更加大胆妄为。他们也已经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能在很多地方发动攻击,引发了整个地区的恐惧感。他们还通过社交媒体在全球募集人员。
 
我们应该用更佳的方法去看待当地的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安全空间吗?我们能不能使那些坏人变成好人?如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就没有机会。我们一方面用 “黑猫 ”,也就是对 “伊斯兰国 ”采取军事行动,同时我们也用 “白猫 ”,使得他们能够参与到正常社会中来。同时我们要支持其他剥夺 “伊斯兰国 ”的”伊斯兰教义 ”合法性的穆斯林,即便我们正夺去这些恐怖分子的财产和收复土地。政府必须跟草根组织进行合作,才能实现这一个可能性。
 
总的来说,如果宗教是造成问题的一部分原因,那它也会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只有信仰最好的部分才能击败信仰最糟的部分。但是宗教信徒必须被鼓励和装备来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政府机关也必须被鼓励和装备来使宗教社群能够建立起当地的合法性及社会和谐。
 
可持续的中美反恐合作:理论与行为
 
殷罡(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面对共同的敌人,中美两国有过很好的合作,这就是 1980年代在阿富汗联合抗击苏联红军。当时,处于扩张阶段的苏联,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联美反苏 ”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追求。为了打击苏军,中美合作向阿富汗各派反苏武装提供了价值 20亿美元的武器,资金是美国出的,武器是中国造的,武器运输通道是巴基斯坦提供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军在阿富汗战场遭受严重挫折,并最终被迫撤出的原因之一,是中美合作。1980年代的中美合作是全面、强势和富有成效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在行为上,都是如此。为了获取和分享苏军动向的情报,中国甚至允许美军在中国境内建立电子侦听基地。
 
但不幸的是,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客观上也是在扶持伊斯兰圣战组织。苏军撤离后,阿富汗成了圣战者的天下,美国成了新的圣战目标。于是,有了塔利班政权,有了基地组织,发生了 9•11恐怖袭击。
 
如今,我们又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恐怖主义威胁。面对共同的敌人,我们还需要合作,尽管合作环境和 1980年代是不同的。由于中国力量的增长,国际形势的变幻和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今天的中美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竞争特征,特别是在东亚和南中国海地区。但是,竞争不意味着放弃合作。相反,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合作的必要。忽视合作,局面将不可控制。须知,我们今天的共同敌人,远比当年的苏军强大。苏联的扩张,是世俗力量的推动,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遏制并挫败的。而恐怖主义活动,是极端宗教意识推动的,无法根除,是人类千年级别的威胁。为了减少恐怖主义的危害,我们既需要情报互享,也需要理论合作。
 
反恐战争需要理论明确。同样的滥杀无辜,我们界定为恐怖活动,但在恐怖分子眼里,是有教法依据的圣战行为。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反恐就是反极端宗教理论以及受其指导的针对异教徒的极端暴力行为。没有极端宗教理论,就没有恐怖主义活动,不否定极端宗教理论而仅仅限于行为上的反恐,是不能满足反恐需要的,甚至会助长恐怖分子和潜在的恐怖分子的圣战意识。在这一点上,我想,中国和美国,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军人,应该取得共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目前,为了避免误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在中国和美国媒体上出现的频率都大幅度减少了,代之以 “极端主义 ”。“伊斯兰国 ”也被普遍冠以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同样也会造成误解。实际上,“极端组织 ”和“恐怖组织 ”是外部世界贴给 “伊斯兰国”的标签。该组织的目标,并不局限于基地组织对基督教社会的恐怖袭击,而是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哈里发国家。它的建国方略和治国手段,同早期哈里发国家毫无二致,其所作所为均可在伊斯兰经典中找到依据。无论是强制皈依和滥杀异教徒、极度限制妇女权利和贩卖女奴,还是毁灭所谓 “偶像崇拜 ”文物、向基督徒征收人头税,都是早期伊斯兰征服的通用手段,是哈里发国家的标准治国手段。 
 
“伊斯兰国 ”是人类社会的一棵毒苗,伊斯兰极端理论是种子,社会不公和外来力量的不恰当干涉则是土壤、阳光和水分等生长条件。不扼杀种子,毒苗总是会顽强滋长的。同样,不提供生长条件,再顽强的种子也难以萌发。外部力量的不恰当干涉,就是为 “伊斯兰国 ”提供了生长条件。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彻底推翻萨达姆政权、部分地借助利比亚基地组织 “伊斯兰战斗团”彻底推翻卡扎菲政权,就是典型的外部力量不恰当干涉。因为谁都不能否认,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强权,曾有效地遏制了极端宗教势力。萨达姆和卡扎菲之死,是反恐事业的重大损失。正像塞波先生刚才讲的 “黑猫白猫 ”的比喻,我们杀死了最能抓老鼠的 “黑猫 ”。
 
熟知中东事务的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在两个月前举行的中美伊斯兰问题研讨会上,做了极为精彩的发言,他说:“虽然个别人的极端事件不能和整个穆斯林连在一起,但总是出现了恐怖主义的问题。那么,伊斯兰教能否反思自己什么地方出了纰漏,能不能改革?”
 
杨福昌先生是我熟悉的长者,对伊斯兰问题有很深刻的思考,他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也介绍了埃及总统塞西对他表达的类似的见解。
 
在座的都是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都知道异教徒要进地狱、杀死异教徒可以进天堂是伊斯兰教典籍中重复了上百次的基本教义。政治家和主流媒体可以回避这一点,但学者不能,军人不能。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今后一个世纪,文明冲突极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为了规避灾难,战胜伊斯兰极端主义,战胜将人类分为穆斯林和异教徒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际社会和各宗教领袖必须进行充分的对话,达成信仰自由和文明共存的共识,并加以全面推广这一共识,制定新世纪的行为准则。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是一场极为残酷的宗教战争。
 
需要强调的是,上层对话和达成共识的目的,是向全社会推广,特别是向社会底层推广。否则,所有的对话都是沙龙式的闲扯。
 
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异,除了体制差异,还有地缘位置和文化位置上的差异。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是欧洲基督徒建立的国家,尽管现在的美国在文化上是多元的,但基本处于一神教文化圈,和处于东方文化圈内的中国有本质上的差异。由于差异的存在,我们需要更耐心、更深入地探讨如何共同应对极端宗教势力的威胁。不仅分享现实情报,也要分享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来是世俗的皇权国家,宗教势力向来受到世俗强权的有效遏制。政教关系始终是明确的,即教权不得挑战皇权。中国历史上的基督教群体和穆斯林群体,也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无人敢宣扬 “圣战 ”,无人敢诋毁 “异教徒 ”,无人敢提及异教徒要进地狱的原教旨主义学说,就连清真寺也不得修建宣礼塔。明朝王室对外族外教的政策是 “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政教关系也理得很清,明代对宗教界的要求是 “敬天事上 ”,清代的要求是 “敬天祝国 ”,教徒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是分得很清楚的。但自 18世纪中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入中国后,中国穆斯林群体出现了分化,中国清代统治者则把本土化的传统穆斯林称为 “老教 ”,继续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同“老教 ”争夺地方教权暨清真寺控制权并反抗世俗权威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及其信众则被称为 “新教 ”,对“新教 ”严加镇压。时至今日,虽然这一规则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政教关系口号变成了 “爱国爱教 ”,政教关系的主次不分了。你说 “爱国爱教 ”,人家说 “爱教爱国 ”,宗教权威排在了首位。很明显,管理水平倒退了。在这里,我要呼吁中国领导人认真向几百年前的皇帝们学习。现在的 “去极端化 ”措施很有必要,但还是缺乏理论指导,是在糊弄事儿。
为了让美国朋友更形象地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回顾一下激荡的 1860年代吧。那是美国的辉煌年代,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逐渐解脱了种族主义的束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逐渐获得了统一,美国从此强盛起来。
而1860年代的中国,则饱受极端一神教势力的肆虐。首先是中国南方的所谓 “太平天国 ”叛乱。这一叛乱是在基督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曾一度令西方基督教社会感到兴奋,以为中国发生了基督教革命。后来事情清楚了,原来这不是什么基督教革命,而是自称为 “耶稣的弟弟 ”洪秀全打着基督教旗号发动的邪教叛乱。这一极度野蛮愚昧的邪教叛乱为害中国 13年,毁灭了中国经济,造成了长江以南至少 7000万人口的死亡,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死亡总数。随后在中国西北发生的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为目标的 “同治回乱 ”中,又至少造成 600万人死亡。两次宗教叛乱使得中国从此走向衰落。
 
今天,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再次遇到了极端宗教势力的严重挑战。中国传统穆斯林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原教旨主义思潮正在蔓延,“绿色中华 ”即伊斯兰化中国的口号已经被中国激进穆斯林青年提出。针对异教徒的恐怖主义活动在青年穆斯林群体中被普遍轻描淡写,一些极端穆斯林青年甚至出境参加基地组织和 ”伊斯兰国 “。在新疆,传统的民族冲突已经升级为伊斯兰圣战和反恐战争。可以说,中国面临的内部恐怖主义威胁远比美国的严重。尽管我们存在着竞争,但在反恐领域里,我们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1971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上海喝了很多茅台酒后说:“中美两个大国联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改变世界。”狡猾的基辛格立即告诫在场的记者,不要把这番表述登在报纸上。尼克松不小心说出了中美合作的威力,让我们发挥这一威力,珍惜这一威力,在竞争的同时展开非常必要的反恐合作。否则,恐怖主义的泛滥终将会毁掉人类文明,会使我们之间的竞争变得毫无意义。
 
宗教自由、整合及国家安全: 美国穆斯林经验谈
 
苏海勒 ·汗(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身为一位在美国的宗教与少数民族成员,我甚为理解要融入一个广大社会的挑战。才刚在田纳西州发生的四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水手被 24岁激进穆斯林残忍攻击杀害事件可证,这些皆为真实的挑战。但,美国穆斯林融入社会的故事大抵上来说,还是正面的。美国人口统计并没有收集宗教信仰的信息,但据估计美国穆斯林的人数从五百万到七百万不等,占了全国 2%的人口。超过 60%的美国穆斯林是移民,而其中约 70%是美国公民。我粗估,美国穆斯林的人口,如欧洲一样,因为移民与高生育率,在2030年之前会增长双倍。 
 
2011年盖洛普做了相关调查,美国的穆斯林社群在民族及种族都相当多元,甚至来自于全世界 77个国家。这样多元化的人口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少见的。在美国,非裔美国人、阿拉伯人及南亚人占了超过四分之三的穆斯林人口。南亚人则是成长最快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国出生的穆斯林人口中,60%是非洲裔。美国可能有超过 1825间清真寺。
 
从经济上来讲,美国穆斯林比欧洲的穆斯林更加富裕,他们有个人收入,也接受过良好教育;美国的穆斯林就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收入水平也会达到每年 10万美元。根据 2009年盖洛普的调研,美国的穆斯林群体受教育程度在全国的宗教群体来讲是排在第二的。2007年时,只有 2%的美国穆斯林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在英国、法国、德国,这一群体中有 20%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事实上,和欧洲相比,美国穆斯林女性的教育程度更高,而且收入也更高。根据五角大楼的信息,2012年1月时,我们群体中有 3600人是在美国军队中服务。9•11之后几年,明尼苏达州和印第安纳州选出了两位穆斯林众议员进入美国国会,而这两个选区的穆斯林选民都很少。
 
这样高度的经济及社会融合,也反映在美国穆斯林的观点和态度上。2007年的调查中发现,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的穆斯林,在很多观点上都是极度不同的。美国的穆斯林中,超过一半的人都对极端暴力主义非常担心,在欧洲这一比例则为 35%。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穆斯林,在被问到他们 “是先考虑自己的宗教信仰,再考虑他们是美国人吗 ”时,一半以下的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然后才是美国人,但是在欧洲这个比例为 65%。
 
经济、教育以及政治上的成功不完全是促使穆斯林融入美国社会的因素,主要还是法律和社会对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这种保护在我们面对极端主义的挑战时更显重要。美国的不同族裔,包括非洲人、华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日本人等,在美国历史上都经历过一些歧视、骚扰、暴力,甚至成为阶下囚。而宗教的少数族群包括摩门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等等也都遭遇过几十年的歧视。这些歧视当然是与美国建国原则相违背的,其中宗教表达自由的原则更为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内容,明文规定国会不得通过任何法律限制宗教表达自由。 
 
9•11之后在美国的穆斯林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个人也经历过这种挑战。但是我相信它们是能够被克服的,因为美国有长久的宗教自由传统,而且美国穆斯林会继续成功融入社会。而当这种融入继续,美国穆斯林就很难被 “伊斯兰国 ”和基地组织招募。事实上,在美国超过半数的恐攻预谋是因为有美国穆斯林的合作和帮助才得以破获。因此,宗教自由不仅是重要的道德观,它也是加强国安的基本要素。
 
中东地缘政治与恐怖主义
 
李绍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 
 
“伊斯兰国 ”的危害是全球性的,我认为它直接关系到国际反恐的成败。“伊斯兰国 ”被世界瞩目是由于去年 6月10日它攻占了伊拉克的摩苏尔,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了这样一个组织,在 2014年6月29日的时候宣布建立 “伊斯兰国 ”。一年多过去了,这样一个局面大致没有什么变化。
 
我认为它的危害非常深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中东地区的秩序和版图崩溃了。
 
我说的是中东的核心地区,就是地中海东岸。这个地区的政治秩序是一百年前建立的,姑且叫它凡尔赛体系。1915年,英国人赛克斯和法国人皮科划定了一个草图。一战以后,东岸的土地大致是按照这个草图划定的,建立了后来这一块的政治秩序。现在在 “伊斯兰国 ”出现和成型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的政治秩序被打破了。我个人认为原来意义上的叙利亚不存在了,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来分析,未来叙利亚再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甚至大胆地讲,原来意义上的伊拉克也不存在了,它要再真正回到 “伊斯兰国 ”出现之前的状况恐怕也是很难的。这个地区的形势严重威胁到约旦、黎巴嫩,甚至威胁到周边其他国家。其实该地区秩序的崩溃源于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地区地缘政治的平衡被彻底破坏了。中东地缘政治非常脆弱,它有四大地缘政治力量 ——阿拉伯、伊朗(波斯)、突厥(土耳其)、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四大地缘政治力量形成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加之此前的阿富汗战争,使得伊朗东西边两个敌对政权被拿掉了,波斯人的伊朗、什叶派的伊朗在中东坐大了。这是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伊拉克战后的秩序迟迟建立不起来?因为伊拉克的逊尼派不接受战后的国内政治秩序,所以 “伊斯兰国 ”这类组织能够在伊拉克长期存在下去;无论美国大军有多少万,无论 “黑猫 ”多强,它也有生存的空间,而且得到了周围国家(而且这些周围国家大部分是美国的盟国)各种各样的支持。再加上 2010年底爆发 “阿拉伯之春 ”之后,叙利亚陷入了混乱,更糟糕的是包括美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国在内的势力希望推翻巴沙尔政权,结果 “伊斯兰国 ”的前身在叙利亚得到了成长壮大的土壤。这就是 “伊斯兰国 ”能够出现的原因。我觉得地区秩序的崩溃和坍塌是发端于伊拉克战争,是伊拉克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伊斯兰国 ”的出现本身是地区秩序失衡的产物,它的出现加剧了政治秩序的崩溃。这是 “伊斯兰国 ”出现的一个恶果。
 
二、中东地区由于 “伊斯兰国 ”的出现,成为了国际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
 
这个策源地很可怕,比基地组织还要可怕。它实际上是全球性的,欧洲、美国,包括中国,都是受害国。“伊斯兰国 ”已经存在一年了,如果还把它看成是一年前的 “伊斯兰国 ”,恐怕是小瞧了它的发展,它有可能已经把触角和分支机构扎根在波斯湾地区,已经扎根在北非甚至欧洲。
 
三、极端主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极其恶劣。
 
美国朋友创造了个名词 “独狼式的 ”,受到恐怖组织精神影响、网络传播影响而以个体的形式在本国发动恐怖袭击,越来越防不胜防。所以我觉得 “伊斯兰国 ”是全球反恐的核心,如果抛开这个核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是偏离了航道的。
 
我强调的第二点就是 “伊斯兰国 ”出现以后我们的打击效果很差。不管美国政府宣布我们已经消灭了多少敌人,不断地派无人机或者有人机击毙某个很重要的人物,“伊斯兰国 ”依然一天比一天壮大。我记得它去年刚出现的时候,我们说它有几千人、一万人,或者三万人,但是今天我看到分析,有十万人甚至二十万人。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它的打击基本是割韭菜,割韭菜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韭菜生长的速度。为什么?我觉得从第一天美国宣布对它空袭开始,实际上方法就错了,这是不可能消灭它的。我记得当时全世界都这样分析,单凭空袭要消灭 “伊斯兰国 ”是不可能的。一年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寄希望于伊拉克政府或叙利亚反对派把它打掉,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伊拉克政府的表现如何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其实它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伊拉克政府军的主流是什叶派军人,你让他去逊尼派地区强有力地战斗,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伊拉克形式上还统一,实际上已经分裂了。叙利亚就更不用说了,叙利亚政府军反而是最有能力打击 “伊斯兰国 ”的,恰恰同时也被国际反恐力量作为敌人,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方法不对,导致了打击无效。
 
此外,打击 “伊斯兰国 ”的联盟有名无实。这个联盟很豪华,几十个国家,实际上参加这个联盟的主要国家都各有自己的想法。土耳其在 “伊斯兰国 ”问题上作用非常消极,“伊斯兰国 ”之所以越来越大,跟土耳其、叙利亚边界的开放是分不开的。“伊斯兰国 ”现在这样一种状态跟同样是反恐联盟重要成员的沙特阿拉伯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这些国家并不真心要去打 “伊斯兰国 ”,道理非常浅显,因为它首要关注的是在这种失衡的地缘政治中如何对付伊朗,而不是 “伊斯兰国 ”,可能伊斯兰国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它们值得利用的一个因素。所以联盟内部从来也没有成为一块,完完全全没有形成合力。对于打击 “伊斯兰国 ”心情最迫切,也最愿意投入的伊朗、叙利亚政府,并不是打击 “伊斯兰国 ”联盟的成员或者借助的力量。
 
第三,怎么样对付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 ”是简单地打不掉的,为什么?它本身是政治秩序崩溃的产物,要想打掉它,首先要恢复这个地区的政治秩序。当然,这是一个怪圈,要想恢复这个地区的政治秩序,必须先拿掉 “伊斯兰国 ”,打击 “伊斯兰国 ”必须和这个地区的政治重建联合起来考虑。当然也要消灭该地区的贫穷,也就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但是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以及政治秩序的恢复重建必须要考虑,这是应该放在首位的。地区政治秩序的重建,我个人认为即使美国人也做不到,即使我们全联合起来,如果没有当地国家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需要国际社会合作的,包括中美的大力合作,这个地方要重建平衡,重建秩序。
 
反恐的战略与未来
 
杰夫 ·戴维斯(美国前国会议员、中东事务资深专家):
 
这次对话非常重要,意义远远超出此刻所展现的一个会议。我现在的发言代表个人,而非美国政府。我与许多美国领导人有过交流,包括很多在国会工作的同事,他们将中国崛起并成为一个合法超级大国视为一件好事,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都非常重要,对于中美关系也至关重要。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接点,约1900年时,美国也经过类似的崛起,所以我们两国能够将此崛起视为一件好事甚为重要。
 
说到反恐,我们知道很多在场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一些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很多人失去生命,很多家庭受到影响。我将对反恐政策做一些坦率的评论。《圣经》的箴言里有一节经文说:“插手他人的纠纷,犹如揪狗的耳朵。”所以我们要考虑如果采用军事行动,它的次生影响甚至第三个级别的次生影响是什么样,不能冲动而不考虑到后果,因为当我们采取行动,就无法回头,而且很多因素相互交织。
 
美国一些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并不一样。在两国当中,我们很爱国,都有民族主义,但中国的历史更长。同时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元的人群、很大的政府和很多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们,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有一种政治,将它很好地融入到文化里,而要确保在辩论当中每个声音都能够被听见。这会使我们的政治对话看似很混乱或失去秩序。在美国,很多人与组织都希望有一个简单的成功的公式,几个简单的步骤来 “确保 ”成功,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简单的成功公式。只有一些原则的应用,确保朝着某个结果前进。
我想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在外人看来,美国政治很难理解,即便对美国人来讲也很复杂。2006年时民主党成为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党。在2010年多数党换成共和党,于是国会决策的方向改变了。有的选区的选民认为既然占了议会多数就能轻松解决这个那个问题,但是如同在中国很多议题与程序都相互交织,而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造成另外一群人在政治或经济上的问题。因此,我们没有一个魔法棒能够帮助解决所有问题。另外,在美国政府的数学当中,有三个关键数字,218、60、和1。
 
第一个数字 “218”是指在众议院需要获得 218票才能够通过法律及送入参议院。任何法律都需要 218票才能够通过。这些独立的国会议员代表了约 72万5000人。往往一个区域和民意代表的利益和党中央是不同的,结果他们可能就不会支持某个法案或法律。而且,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有区别。企业是专制的,也就是说一个企业总裁或军中的指挥官能够强制一个人来做一些事。美国政治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众议员和参议员需要对他的选区或州的选民负责,而不是总统、众议院长,或党领导。所以,要做事就需要来 “说服 ”而不是去 “强制 ”。
 
第二个数字是 “60”,在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需要 60票,一个参议员甚至可以阻止整个立法进程。美国在 2013年出现了政府停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参议员在利用参议院的规则来做政治秀而让整个政府停摆,最终公众行动迫使这个议员让步,让法案的票选程序能够实行使政府继续运作。美国政治看来很难懂,也好像是一个假日家庭团圆中的争吵一样,每个人都同时在谈论钱、宗教信仰,和政治。我作为议员,在选区有 24个县,有很多不同的团体与利益在互相竞争。关键在于带领全体人民达到对于往后的行动的多数共识。
 
我们从历史上吸取了很多教训。我们参与反恐的挑战在于不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就立马恢复那个地方的秩序。美国内战时,南北双方在葛底斯堡打了一场大战。有一个北方军官问了一个被俘虏的南方军人,既然他没拥有奴隶,打仗对他没什么好处,为何还是要打?南方军人的答案很简单,也对反叛乱一针见血。那个军人告诉俘虏他的军官他打仗的原因是 “你们来到这里 ”。也就是说那些跟当地无关的外来军队好像是在侵入和威胁他们,即使北方军队不认为这是他们的任务。所以政府有的时候在阻止这样的恐怖主义时,需要让人们知道去那里是为了提供人民的安全保障以及维护经济的健全,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这个国家的建设之中。
 
英文有一个名言说 “绝望是灵感最大的来源 ”。当你试了所有你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却都失败了,你才愿意对你的假设进行检讨而完全改变你对那个问题的解决方式。这需要高度的谦逊来认错以及愿意改变。
 
第三个数字是 “1”,我们的外交政策很多时候是用一种世俗的观点来看人们的思维方式,缺少不同的视角,例如宗教视角。不同的思路会有不同的政策假设和出发点,所以需要宗教人士的不同的视角,比如说穆斯林或者基督徒。我们不应只从世俗理性的人的角度制定政策,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讲,他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如果只从世俗的角度来考虑,就缺少了那些信仰最正面的因素,而只是去鼓励人们爱国,同时忽略了宗教信仰能激励人来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的来服务国家和人民。此外,一个政府需留意不去攻击某个宗教并强迫信徒对另一个宗教或拒绝他们核心信仰的世俗价值表示效忠。这样一来,即使他们不支持暴力或冲突,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被威胁,他们就会参加恐怖组织。当人们受到了威胁,或者是对于现实的基本考虑受到了影响时,即便是不喜欢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有时也会忠于这些极端思想。这个时候需要避免世俗和宗教之间的矛盾,需要去接触,采取对话,理解对方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威胁的对话空间,倾听他们的顾虑,及试图确保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社区的安全,和强韧的经济。
 
如果人们认为政府有在确保他们的宗教自由,他们就会孤立恐怖分子及反对他们。
 
所有大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由很多小的问题共同堆积而成,所以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反恐政策,使跨部门包括安全、经济、卫生、治安和农业的共同行动更加协调。在美国,如果遇到大范围的灾难,很多政府部门会通力合作及使用他们的资源来帮助人民。
 
举个例子,跨部门的反恐行动怎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伊拉克战争时,伊拉克的安全部队逃兵率非常高,甚至每到发放工资的周期就出现逃兵,因为军人无法把钱送给家人,所以他们必须离开,直接带给家人。他们逃离他们的单位或在没获得许可之下消失。因为没有电子银行系统,人们都带着现金。如果我们设置了一个基本 ATM机系统,那些军人就可以不需要离开,可以直接把钱送回家,减少逃兵率以及增加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跨部门协作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从人做起,保证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非军事部门人员的提升;第二是要改善协调,向商界学习,向非政府组织学习,向非军事单位学习,通过对话减少军方负担。在不同部门的人员需要花时间在别的部门服务,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建立关系以及了解别的部门的运作。
 
最后我向中方传达一个信息,美国特别希望能和中国进行合作,坦诚解决问题。中美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可以形成一个引擎,给世界带来和平、安定。
 
艾伦·马特尼(美国国务院宗教与全球事务办公室资深顾问):
 
我将提出几条美国的经验。未来反恐的有效性需要我们对于宗教的动态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从个人经验谈一下美国政府的看法,同时分享学术方面的研究。
 
宗教问题经常出现在各种冲突当中,因此美国国务卿决定设立一个机构来了解宗教事务。最近的研究指出,全世界大约 80%的人口都有宗教信仰,或者某种信仰;每个人的宗教身份会因人而异,但重点是宗教身份对全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都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宗教及其对外交政策方方面面的影响,这也包括其对暴力及冲突的影响。
 
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但有时在外交政策上并没有看重宗教这个维度。在教育方面,我们对宗教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不重视。在今日,学校里仍没有关于宗教外交政策的硕士项目。现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强调在外交政策上要重视宗教研究,了解宗教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
 
美国政府也指出对宗教的善意能在中美的人权及其他共同关注的领域上产生很大影响。举例来说,许多宗教传统都强调保护环境,因此在气候变化方面宗教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样地,在非洲的宗教人士也备受当地信任,并掌握了沟通的管道 ——这样的管道对于抑止埃博拉病毒传播,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宗教的正面实例证明了不宜仅以负面眼光看待宗教,而这也是人们对待恐怖主义常有的思维。
 
根据过去的经验,有一些恐怖主义行为会让人对某些宗教得出概括性的结论,这是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但这可能会造成反恐举措的反效果 ——这样的措施并没有把大多数的穆斯林及拥护并实行暴力的极端主义信奉者分开看待。
 
恐怖组织希望政府可以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把所有的穆斯林都看为是恐怖分子。原因是,世上大多数的穆斯林强烈否定恐怖分子对伊斯兰教的错误解读。
 
基于此,恐怖组织尝试采用一个全球对本土的战略。他们要让政府,特别是那些穆斯林为该国少数的国家政府,用这些少数人会觉得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如此一来这些人会觉得他们无法处理对政府的一些怨怒,而这些不满常常也是合情合理的,比如针对宗教及种族的歧视。
 
恐怖组织接下来试图说服这些穆斯林,他们的民怨其实是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全球冲突所造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参加全球圣战。虽然很明显地这些恐怖组织并没有成功地说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穆斯林,但当政府没有把极端穆斯林和多数的穆斯林区隔开,将所有穆斯林一视同仁为 “坏人 ”,反而造成这些穆斯林人口因为没有比暴力更好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民怨,采取恐怖行动,让政府反恐适得其反。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课题,而要能这么做,必须要有对宗教的审慎了解。
反恐是一个不断持续的工作,政府和宗教领袖之间需要进行对话,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才能避免误解恐怖主义中的宗教动力。这中间有一些问题需要和宗教人士一起解决,尽管不容易,若要在未来几年在反恐上取得进展,这是十分必要的。
 
 
总 结
 
刘 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今天大家的发言谈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中方表达了在反恐方面的一些想法,对美方提出了一些问题;美方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经验、教训,也对中方提出了一些问题。这很好,我总结一下,就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 “合作好 ”。双方都认为反恐应该合作,合作符合中美双方的根本利益,这一点 9•11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中共总书记都对反恐有过非常深刻、明确的表示,中美在反恐问题上合作符合中美双方的根本利益。面对恐怖主义这个人类社会的公敌,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合作;对于反人类的行为我们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 ——合作,不能不合作。这是对反恐合作认识的共同心愿,是每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的心愿,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达。
 
第二句话是 “合作难 ”。中美虽然表达了要合作的意愿,但是这种合作极其困难,困难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合作,而是因为双方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利益考虑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是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国作为一个有浓厚宗教信仰的国家也不会放弃美国的宗教信仰,放弃美国的价值观,放弃三权分立。双方想在合作中改变对方,让对方放弃固有的传统是不可能的。中美有共同利益,但也有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种常态,是长期存在的。双方谁也不能期待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双方的一切合作就必然成功。“合作好 ”是理想主义,应该努力争取;而“合作难 ”是现实主义,必须承认现实。
 
第三句话是 “要交换 ”。中美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谁都不愿放弃自己的利益,但也不能愚蠢到因为要坚持自己的利益,就把这种坚持绝对化,作为双方不合作的理由。这样做最终只能损坏而不是维护双方的利益。在双边关系中把一方利益绝对化的做法不是政治家的做法。所以双方需要交换。第一个是交换位置,也就是 “换位思考 ”,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双方都不考虑对方的想法,不考虑对方的传统,不考虑对方的发展阶段,一句话,不考虑对方的利益,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第二个交换就是要现实,在解决问题时要保持平衡交换,交换的关键是换,不能光进不出,只想着自己。双方都有需要维护的 “核心利益 ”,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核心利益 ”。双方可不可以舍掉次要的、或者说可以调整的东西,来保证那些不可以改变的、根本的东西?比如,无论为了什么,中国绝不可能放弃领土完整,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宗教信仰。放弃这两样东西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在你有对方没有、你没有对方有的情况下,各自都做一点儿妥协,出让一点儿东西,实现优势互补、平衡交换?这样的结果才能使不可能变为可能。这种优势互补、平衡交换实际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双方根本利益的维护。否则,中美反恐合作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希望反恐合作能够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合作,而不是将反恐合作作为中美双方又一个互相指责的平台,一个互相显示自己强硬立场的舞台。这种所谓的 “合作 ”是个形式,没有意义。我们这个平台是民间的,是实实在在讨论问题的,不是用来表演的。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克里斯 ·塞波(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总裁):
 
我们知道要处理一件事情,需要有战略、结构、人员三个层次的发展,想要有改变,需要有战略和结构 /制度来执行战略。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培训你的人员,他们在制度上工作并执行战略。从我的角度来讲,也回到我稍早的发言中说的,美国是以 1947年的一个美国安全法案为战略基础。但这个结构是 1947年建立的,编入了我们在二战中学到的合作经验。但是这个结构是不是能够应对今天跨国间的恐怖主义?如果这个安全结构和人员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从来没有将宗教视为分析因素,更不用说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那么它是否能够应对新的威胁?
 
我在 2002年为 Orbis写过一篇文章《国土安全概念与战略》,这篇文章呼应我接下来要谈的六点结论。
第一,只要恐怖主义存在就需要进行交流,同时双方也需要更多的合作,这非常简单。
 
第二,我们需要政府和社会。政府是一个古老的结构,是由上而下,它需要人、社会由下至上的参与。“黑猫 ”应该要永远比 “白猫 ”来的小只。反恐,如巴诺将军所言,必须是较为不被考虑的反叛乱系列行动。人民,以毛主席的话来说,是有合法性的海洋,政府单位必须游泳在其中。
 
这需要有四个层面的融入,一需要政府官员与草根组织自上而下的融入。二如艾哈迈德大使所言,需要当地的政府、部落与宗教领袖的融入。三多数人的文化,需要找到尊重少数人的认同的方式,并尊重有一个共同论述的需要。四是 “白猫 ”和“黑猫 ”要融合起来。
 
第三,我们谈到了双重标准。今天中方很多人也说到了这一点。我们需要抛开双重标准的讨论,也就是我们对对方的刻板印象,并建立起一个标准,就这一个标准进行沟通。我们需要在这个安全的空间中建立信任,这样在双方都想预防或击败以宗教启发的恐怖主义的情况下,才会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和故事。
 
第四,共同的培训和教育项目。只有通过培训和教育才能够一起学习,为着有共同的理解和故事产生共同的话语。当我们有共同的话语,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就采取共同的行动。文化是什么 ?文化就是沟通。要实现共同的文化必须得共同地接受培训。
 
第五,跨部门的协作。在更高层次的文官、军队层面进行合作。举例来说,如果在反恐之中不理解财政问题,就很难做好工作。因此需要有在 “白猫 ”许多方面的影响力之外,进行培训,像是如何来断绝恐怖分子的财源。
 
第六,在我们与彼此接触及在当地试图预防 /击败恐怖分子时,需要行为准则。我们需要在宗教信仰、公民责任之间进行协调。如果谋无术就难成事,如果术无谋就必失败。本次会议双方可以发表共同的声明,做一些总体上的描述,说明我们工作目前的进展,或我们随时可以就未来的策略提供意见,包含我们双方总统与主席在 2015年9月的会议。
 
周志兴(共识传媒集团总裁):
 
一天的会就要结束了,和去年比,总的评价是更加深入,去年这个反恐会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次会议的成果,我们会用一定的渠道让应该知道的人能够知道,作为我们这个会的重要后续。
 
中美之间在反恐问题上是最没有矛盾的,因为利益是一致的,中国人也反对恐怖主义,美国人也反对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肯定对两国人民都不是好事,无非在具体认定标准上,在反对的具体做法上可能有些差别。昨天我写了一段话,反恐其实是没有疆界的,没有国界。现在全球化,恐怖主义也全球化。另外反恐是没有意识形态区别的,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愿意恐怖主义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横行。但是就像刘澎先生讲的,合作好但是合作难。这就体现出一轨半的重要性,美国人很重视一轨半,其实中国人也开始重视一轨半。我们需要用一轨半的形式把很多一轨里面不方便说的话说出来。
 
所以共识网作为一个媒体,实际上起到了智库的作用。为了做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我们在对外交往上做了很多事情。
 
中美两国不能为了反恐而集合在一起单纯地谈反恐,反恐看起来是可以孤立的事情,但实际上绝对是不可以孤立的,因为中美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利益影响反恐。因此,中美如果一起合作反恐,需要解决很多边缘的矛盾,这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刚才杰夫 •戴维斯先生跟我讲,下次你到美国来,就不要光找智库了,要见见参议员、众议员,见见当地的政治领袖。我也很赞成,因为前不久我们这儿见了一个美国人,他就说美国共和党的人都对中国不友好,而且他们都在传看一本《百年马拉松》的书,那实际上是一本阴谋论的书。我想美国人都会看这个书,这个书不符合事实,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为什么会在美国人那儿这么传呢 ?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所以我们想为了反恐做得好,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关系能够得到扩展。
 
载于《领导者》杂志,本网转载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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