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当哈姆莱特内心萌生这一问题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或生或死，尽在一念之间。在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面前，我们也面临许多生死抉择问题。就在大陆的法学界，有过一场《法律与宗教》的思想洗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位青年学者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英语世界的法律书籍，这位学者读完这部著作后，“立即被作者深邃的思考与不同寻常的见解吸引住了”[1]。在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之牵引下，这位学者决定将此书译介到中国来。果然不出乎其意料，此书（【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立即风靡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大陆的法学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而这场思想洗礼的结果就是：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

 

　　毫无疑问，倘若法律诚能若宗教一样为人们所信仰，这个世界何愁秩序不稳，何愁社会不和谐呢？然而，在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这个命题，到底有无现实意义？或者说，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下，法律可能被信仰吗？

 

　　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蹄踏上花剌子模的时候，苏丹摩诃末还在那里以成吉思汗不信奉伊斯兰教而大加讥讽。在摩诃末的眼中，唯有伊斯兰教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唯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才有严而不苛的法律，也唯有这样的国家才配称雄世界。或许摩诃末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甚至难以想象；但其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借助宗教和法律这两种工具却是值得称道的。也就是说，在信仰宗教的国度，宗教决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寄托，它更是一种对于现实制度的趋同；缘此，对于法律的信仰也就可以自然地过度，信仰法律也就不成其为问题。所以，在西方语境下，“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定然不会仅仅是一种无力的呐喊。

 

　　而中国则不同，除了一些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外，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有的也可能只是一种宗教观念。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政府决定其实行自治。从宗教信仰这一角度来看，中央政府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信仰，赋予其特殊的立法权，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所制定法律与当地的宗教信仰、文化等的趋同；倘若生搬硬套地适用同一个模板，反而可能与其宗教信仰、文化等相冲突。那么，就整体而言，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法律能被信仰吗？

 

　　我倒是很希望中国可以逐渐地向有宗教信仰的状态靠近，如此一来就可以较为容易趋同于以及实现伯尔曼所提出的“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这一命题。当然，我的立论是建立在信仰法律应该以信仰宗教为基础之上的；倘若伯尔曼的这一命题，可以如孔多塞悖论那样超越理想状态下的传递理论，我想中国也就可以实现法律被信仰的这一期望吧，那时候就是宗教与法律的悖论了[2]。

 

 

【作者简介】

温辉，江西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注释】

[1]【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9页。

[2]也就是说，可以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直接实现法律信仰，或许是一悖论呢。

 

 

载于《检察日报》2010年6月24日，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2013/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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