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之口的至理法谚，简洁且深刻。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存在内在的天然勾连，是“互相作用和互相依存的不同向度”，并在“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的共同属性中殊途同归——法律同样关注人们的终极价值和生活目的，通过创设引导人们实现平等、正义和自由的正当程序和法则，在普遍的约束力、持久的生命力中引发人们的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提高人们对法律的认同，进而维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从法学院到法院，伯尔曼的呐喊愈来愈响亮，正如“西方人在政治生活中抛弃上帝以后, 又在法治理想中寻求到了心灵的归宿”，从宣誓开始，角色赋予法官使命，法官在法槌起落间探寻心灵皈依之所。三尺法台之上，法律是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赋予双方说话的自由，也给法官倾听的资格，但从不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见仁见智，只有孰是孰非的评判和责任划分的后果承担。法律早已在对与错之间做了取舍，可为与不可为也早已泾渭分明，执掌法槌的法官唯一的面向是：以仰望的姿态，怀着宗教信徒的虔诚，在倾听中寻觅公平、正义的内核。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宗教，之所以成为人们笃定的选择，除了自身蕴涵合乎人终极的目标追求外，布道之人的循循善诱无疑增加了信徒的归属和依恋。同样，法律能够进入人们的内心, 成为人的生命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与担当法律布施之人——法官的品格攸关。培根认为，在考虑法律正义的同时应当有慈悲之心，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说的就是法官要有慈悲情怀，而“慈悲”一词，本身源于佛家。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宗教对法律的侵淫由此可见一斑。

 

　　回归到法官的品格，与“慈悲”有关的“善”为首要选择。“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可谓是良善、仁慈之念在法官职业中的功能诠释。法律源于理性的创造，但是并不排斥道德的感性认知，“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也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法律与道德的共生性。在众多当事人没有专业法律知识，缺乏法律实践经历的当下，法官的良善、宽容多一点，当事人的人文情怀感知或就可浓一些。法官不随意敲法槌、不乱制止当事人，让其充分表达，当事人心里便可多一份对法律的信任。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电话沟通中、面对面的调解中，耐心聆听当事人主张、语气舒缓平和的法官更能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尊重。诚如季卫东教授所言，“没有人文精神作为根基，应用型专业知识和技巧就是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结果”。法官应俯下身去，静下心来，将温情的目光投向“人和”，以法服人，以理达人、以情动人，时刻以良善、仁慈之念，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感受到法律的人文情怀，更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品格之二是为“畏”。法官应怀怀敬畏之心，以信仰法律为上。审判权源于人民的赋予，法官自应在法律范围内做宪法法律的尊崇者，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和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相信法律、坚守正义廉洁，并把它作为自己终生不懈奋斗的目标。从宣誓开始，法官开始走向法台，在法槌起落间定纷止争，考量的是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对法律精神要义的领会和把握。但法官不可高高在上，而应怀虔诚之心，潜心法律、敬畏法律。没有对法律的敬畏，缺失对法律的信仰，只能机械地照搬法律，长此以往，只会远离法律精神的要义。更有甚者，个别意志薄弱的法官将自己置身于法律、制度的“牢笼”之外，在欲望中迷失了方向，在公与私、权与利的面前心理失去了平衡，从法官沦为阶下囚。“仁者爱人”，不懂得爱自己、珍惜法官职业生涯的人，便无法“爱人”。

 

　　品格之三是为“公”，即明公正之心，以不偏不倚为本。“法”的本义即公平如水，法官应在明真假、辨是非的基础上化“曲”为“直”，扬善惩恶，而人品决定产品，法官品质决定输出的司法产品质量，法官心不正，判决结果难以为当事人接受，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自然大打折扣。正如培根说，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违法行为为祸尤烈。因为这些违法行为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败坏了水源。社会民众违法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个社会还有法律和司法可以弥补这些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但是，如果司法裁判本身缺乏公正，民众将会丧失对司法的信心，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将随之不复存在。因此，司法的核心是公正，公正是司法赖以生存之基础，公正是法官安身立命之本。

 

　　“公正”不仅是法官的职业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在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对执掌法槌的初任法官而言，犹如习主席口中的“第一粒扣子”，这一粒公正的扣子更要扣好。

 

　　品格之四可为“廉”。法官应修廉洁之心，以培养定力为念。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法官被认为公正的象征。而公正以廉洁为保障，丧失廉洁的法官，审判权面临被“寻租”的危险，甚至使法官沦为一方的“代言人”，由此做出的判决自然无公正可言。丧失廉洁的法官是缺乏定力的法官，患上不廉“疾病”是必然的；定力不足的法官或许短期内可以独善其身，但“善始”却难“善终”。定力长存的法官才是廉洁的法官、公正的法官，才堪负公平正义维护之重任。

 

　　治愈不廉“疾病”，需要“医心”，保持廉洁定力为治本之策。古人先贤曰 “清如秋菊何妨瘦，廉如梅花不畏寒”，如徐徐春风，似清风拂面，又警钟长鸣。而“我心不动，风又何妨，我心不伤，岁月无恙”则充满禅意，淡定情怀跃然纸上。法官首先应培养廉洁定力，念好“紧箍咒”，把好自律关，慎初、慎独、慎微、戒损友，远诱惑，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不拿；法官还应恪守廉洁定力，时不时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一旦定力动摇，及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以自我约束坚守廉洁定力，以廉洁定力达公正的不偏不倚。

 

　　品格之五当为“智”。法律不是静止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流动的存在，在入乡随俗中融入社情民意。虽“法官绝对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他可以也应当把法律的褶皱抚平”，把法律的褶皱抚平，离不开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故法官之智不在于对法条的精通，在于穿过法条对法理精要的探求，法官之智也不体现在案结数量的多寡，在于事了人和的妥当个案公正。法官之智的培育离不开法官素养的提升，其有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刚正不阿、公正严明、人文关怀都不乏其要义。面对诉之于法律的当事人，法官除了有高超的专业知识、审判技巧，更重要的是有一颗追求正义的丹心，有一双洞悉是非曲直的慧眼，有冷静笃定的性格，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法官之智，对法律信仰的塑造至关重要，燃灯者邹碧华说法官不应该是冰冷的法律适用机器，而是一个充满人文品格的司法者，而学会运用心理学方法，可以让司法过程充满亲和力，这样有助于提高群众对司法的信心，并推动法律信仰的形成。

 

　　法律与宗教的对晤，在《法律与宗教》之外依然在继续。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充满哲理的感悟：只要你不懈地追求，每一个职业都很了不起。但任何职业都不能像法律那样，给予你如此开阔的眼界去感受人类灵魂内在的力量，去深刻体验生命的激流，它能够让你以从业者、目击者、参与者的身份去分享生命的情感、奋斗、失望与凯旋。而法官不仅承载着民众对公正最后的期待，更担负着法治中国梦的实现。使命的艰难与神圣，道路的光明与漫长，要求法官不仅掌握精通的法律知识，娴熟的业务技能，还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人文情怀，让民众感受到法官的良心，体会到司法的温情。

 

　　站在法官场域，法律与宗教的持续对晤或有别样的意义：从选择法律这一刻起，便选择了做法律的信徒与勇士，在聆听中探寻公平、正义的内核，用慈悲与良善、廉洁与公正、智慧与素养分享诉诸法律之人的情感、奋斗、失望和凯旋。唯有此，才不负走上法官之路的初心；在新一轮司法改革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法官无疑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也是改革成果的分享者，这就要求法官得如罗门•凯恩所言的那般，有“我穿的不是法袍，是尊严”的职业尊荣和神圣。唯有此，才不负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与担当。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转自中国法院网2015-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