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上午,在微信中得知汪维藩牧师早晨安息主怀的消息。心里咯噔了一下。其实,我对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有所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早。我不是汪牧师的学生,与他老人家的接触也不多,但我对汪老敬仰已久,且一直关注他在《天风》上写的系列文章《自牧》,还认真阅读了他在香港出版的1997——2007十年作品专集《十年踽踽》,也有幸于2014年4月3日星期四拜访了汪老。当时,汪老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了,但头脑尚清晰,表达也还连贯。那天,我们有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当时我妻子也做了简要的记录。现在我将这次访谈的主要内容整理出来,就当是对汪老的不算怀念的怀念吧!
2014年4月初,我应金陵神学院和江苏神学院的邀请,去南京讲学,主题是——论语圣经对读和透过电影看人生。到南京的第三天即4月3日上午,天气晴而不朗,我与妻子李朝霞在金陵神学院刘美纯教授的引荐下,一同拜访了汪老。
当时汪老已经87岁了,身体明显虚弱,由夫人照顾日常起居。首先汪老先说了自己早年的经历,他出生于1927年,6岁开始在私塾里学《论语》,父亲抽上了鸦片,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他哥哥,靠大房的田产生活。10岁上小学3年级;17岁的时候,母亲出门去接哥哥,还没有到见面地点,被人打了,吓了,精神失常,不久撒手人寰,她为了不是自己生的孩子而茹苦含辛,最后失去了生命。“哥哥不是母亲亲生的,他是父亲前妻的儿子,比我大12岁,他3岁时,自己的母亲就死了。后来父亲又娶了我母亲”。在这种痛失亲人的心境中,他写出了自己平生的第一首诗歌《挂锡》:“一袭衲衣/一根锡杖/遥想那一翘首/一挥袖的英雄。昨夜/芒鞋踏破万里/明日/脚下犹有万里征程。”
汪老对父亲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对母亲则有不尽的思念,在说到母亲时,他仿佛回到了过去,看到了母亲的身影。他的母爱神学的主题应该是由此产生的吧。他说其他国家的妇女神学多讲妇女的权利,而中国的妇女神学应该讲母爱神学。
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航海系,那年这个系合并到了吴淞商船学校,管理学校的英国人租了几个大教室,学校没有宿舍,他就和三个老乡合住一个床。无法生存,一个学期后回家。回家后在一个教会小学教书,开始接触基督教,接触福音,1948年到南京考中央大学,即现今的东南大学,考的是教育系,因为读教育系,不用花钱。读教育系时,他对信仰更加明白了,对神的呼召也更加清楚了,1951年,就奉献自己去读神学,上的是在杭州的中国神学院。这是内地会办的学校。南京则有金陵神学院。他很长时间处于两难之间,不知该去哪个学校。当时金陵神学院已经加入三自了,上海的贾玉铭还没有参加三自,汪老对其他在信仰上还是不太放心。“杭州中国神学院的信仰比较纯正。当时奉献之后,再去读神学的是极少极少的。如果我走的路是对的,希望后面有人跟上,或者可以做后面人的借鉴。我就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师母在上海,对我很支持,即使讨饭也跟我。她是上海人,她很节俭。”
汪老和师母是在上海结婚的,师母说:“丁光训给我们证婚,我们是他证婚的第一对夫妻。”
汪老说自己是在政治和宗教之间走钢丝。“政治上要求进步,宗教上要求虔诚。这是当时的整个思潮。政治上要进步,宗教上必然下滑。我始终是在钢丝上走,也受到一些迫害。1955年在南京读神学,读完后,别的同学有地方去,有好的工作;我没有地方去。当时镇江有个小教会,薪水是25元/月,每个月奉献2.5元,问我去不去?我也去了。毕业之前,丁主教希望我留校任教,但其他人不同意,他也没有办法。后来,丁主教给我来信说:‘我出尔反尔,请你原谅,推荐你去镇江一个小教会。’”这是我第一次跌落。
“1957年,调我到南京编辑刊物,福音派办的刊物。1958年大鸣大放,我被打成右派。被软禁在金陵神学院大院内。“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在庆祝“四人帮”被打倒的大会上,我看到丁主教,交给了他一封信,信中给他述说了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随后,他叫我到家里去,不久,他把我从工厂里调回神学院,在神学院教书20年,刘(美纯)老师是我的第一批学生。”
“在南京金川路的一个工厂里做水泥工。那时候的书都是毛泽东选集,要学习马列主义、当时要写马列主义注释。我写了两本书,二十多万字。我用马列主义为宗教辩护,用马列主义来建构神学。这二十多年来,丁主教搞中国神学思想建设,淡化“因信称义”。基本理论是不能淡化的,我就硬顶,丁主教很气愤。加上其他原因,我就从金陵神学院被开除了。”刘美纯教授补充说:实际意思是:当时其他教授退休后都被返聘,只有汪老除外。
汪老在金陵神学院教过圣经、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元典等课程。
汪老自称在金陵神学院三起三落。55年第一次落,58年第二次落,1999年第三次落。
汪老表示今后愿为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工作。自己写文章。在全国15各省市培训传道人。他主要读的是和合本圣经。
我问他对中国的教会有些什么看法?他说:“昨天和广东工商团契的人谈话,我说要根据圣经的教导,不能歧视穷人,如果有钱人控制了教会的权,教会非走歪路不可。”
我还问到汪老对中国文化与信仰的看法?
他说:“中国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源头相近。最远的《诗经》里有渊源。《礼记》里也有。我写过一篇文章,写了圣经和礼记的关系。《论语》和《圣经》只写过零碎的,没系统写过。
在圣经主题上,做过妇女神学,母爱神学研究。中国文学里的母爱比较突出,不像西方压迫妇女。释经学方面可以从传统中找借鉴。周易中正负相对,阴阳相对,阴阳相碰,而不是相争。阴是根。上帝所创造的树木、花草里面都含有种子,种子的意思是儿,希伯来文的种子是儿子,上帝所创造的树都带着儿子,生命一代一代向前去。
在思维方式上要注意,中国的根,本和体,成中英谈本与体。树是本,长出来是体。因信称义,必须里面有信,才能称义;必须里面有信,才能生发仁爱的信心;必须里面有灵魂,才能生存,要不然就是僵尸。这是圣经的体系、释经的体系。我做了一些研究。因为这个我和丁光训干了一场。”
我问:“要建立中国的神学,应该如何做?”
汪老:“在圣经和中国的经典中找到共同处,不同的时代要吸收不同的东西。景教吸收了周易的一些东西,元朝的基督教注重上帝的力量:长生天,气力。长生,永远的;天,上帝。长生天,气力,就是永恒的上帝的大能大力啊,那时写信开头常如此。很注重生,要活下去,不能无缘无故地让人死。依靠永恒的上帝的大能大力,有所作为。生,生仁的生。仁,就是果仁的仁,杏仁的仁——生之始也,生命的延续。明朝基督教比较注重伦理。徐光启说儒家,儒生,追求人伦,但是很难真正体现出来,问题何在?因为里面没有灯,没有信念,单靠外面模仿,是不行的。到了解放后,我觉得从马列主义也可以吸收一些东西,如为人民服务可以吸收进来。保尔·柯察金:人生只有一次,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就是把我全部生命奉献给共产主义。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我的主。奉献的目的不同,但奉献的精神可以吸取。高尔基的三部曲,向人生,向人间,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融化在人生里。
释经学是后来研究的。要探索中国自己的释经学。中国教会常常讨论的问题:行为与信心,外表与里面,哪个重要?经常讨论,就是本与体的问题。field being,海外的场有神学哲学,场:field;存在:being。field being,在一个场里面,有阴才有阳,有阳才有阴。外面的好行为才能说明里面的根,有里面的根,才有外面的好行为。”
我问:“如何看待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关系?”
汪老:“目前没办法讨论。家庭教会比较上帝多一些,三自教会凯撒多一些。人总归是人。家庭教会时间长了,也会慢慢地人代替上帝;三自教会走到一条绝路,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每次看,宗教条例没有改变,戏唱不起来了。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南方一些工商团契好像就是这样。”
我问:“中国应该取消宗教管理条例吗?”
汪老:“宗教管理条例,美国没有,俄罗斯也没有。俄罗斯改革之后,宗教管理委员会没有人。没有犯法你管他干什么?多管闲事。按例牧师不应该由宗教事务局管理。家庭教会坚持一些教会的真理,但也面临一些危险。要互相谅解,不要激化矛盾。脱敏,怎么脱敏?新疆出了事之后,不让提,说这是新疆人干的,蒙古人干的,不应该。”
结语:
这次访谈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当时汪老的身体状态已经不太好,说话也比较费力,所以,谈到的东西并不太多,但现在整理的时候,还是发现有许多新鲜的内容。这些东西以前没有人谈过,或谈得很少,更谈得不透。汪老虽然也只是寥寥数语,但还是饱含深意,对今天中国教会的现实与未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汪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的独立思考与坚持原则。在世事纷纭、变幻莫则的时代,要坚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因此而三起三落,但他无怨无悔,笑傲江湖。丁老与他,亦师亦友,有恩有怨,但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甚至敢于顶撞。也许他们各自位置不同而导致思路有异,但孰轻孰重?谁是谁非?后人自有公论。
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汇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实践,特别是对中国释经学的追求。在现代基督教思想史上,这些问题,除吴雷川、赵紫宸、章力生、谢扶雅、徐松石等前辈有所探索外,汪老同辈人中,堪与比肩者可以说寥寥无几,殷颖、于中旻孤悬海外,何世明壮志未酬,寇世远、唐佑之、鲍会园等也先后谢世,惟汪老在大陆只身前行,深入腹地。可惜的是,汪老的这份遗产还没有引起中国基督教的足够重视,甚至连他这方面主要著作都没有在大陆出版,以致许多中国人都无由得见。现在,痛悼汪老的人很多,可深知汪老的又有几人呢?在众多的揄扬与哀悼之后,汪老的著作若仍然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中国教会依旧原样,波澜不兴,我们又如何对得起这位踽踽独行的老人呢?
汪老走了,他走的不是一个人,同时带走了一个时代。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大师云集的时代过去了,我们还能产生大师吗?
(文章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没有经过汪维藩牧师及其家属审阅。)
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
转自“圣经论语对读班”微信群,2015-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