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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恒毅的教会观(二):忠于罗马教宗
发布时间: 2015/11/26日    【字体:
作者:闵兴业
关键词:  刚恒毅 教宗 教会  
 
 
一、前言
 
  刚恒毅在华履职期间,其面对的困难是法国的保教权与个别外籍教士对本国政府的依赖和维护。对于前者,那是政治势力对教会内部事务的干预;至于后者,说明在华传教修会及其传教士,并不都是跟随罗马教宗的。刚恒毅极需解决的问题,即是排除帝国主义的政治势力干预,建立本地教会并移交本地神职人员管理,这点正是比约十一世派遣他实施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1914-1922)《夫至大》牧函的用意。然而在刚的教会本地化思想中,对帝国主义政治势力的排斥,并不表示让本地教会与梵蒂冈割断关系,从而形成非由法兰西政府影响的、另一种政治色彩的天主教会。
 
  在他写给「主徒会」的训言中,为防止本地神职重蹈个别外籍教士的覆辙,详细阐述了「爱慕和效忠圣座」的意义和必要性,这种表白,也是他对中国教会坚持正确教会观的期待。实际上,从起初刚就十分重视中国教会是否忠于罗马教宗,不仅包括本籍的修会会士、主教神父,还包括普通的信众,例如他把北平教友集资购置的「宗座代表公署」和「公教进行会」筹办教宗晋铎金庆的事件,视为对罗马教宗的忠贞表现。真正的忠于教宗,不只是在法理上给予适当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从内心及爱德上坚守天主教会的本质,把教会作为一个大家庭,把爱教宗作为发自内心的对基督的爱。基督徒要像儿女对待父母一样,服从和爱戴罗马的教宗,才是刚恒毅的心愿;因为对基督的爱不能排除基督的代表,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至一至圣的教会,是借着热爱教宗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基督奥体,这种忠诚的态度符合耶稣和圣保禄使徒的教导。
 
二、教会领袖与世界公民
 
  一九二三年一月,刚恒毅从北平到汉口时,路经直隶保定,在此并做了三天视察。从十三日到十五日,都曾与驻守保定的三省巡阅使曹锟(1862-1938)共进晚宴,尤其十五日的晚宴十分隆重,双方互表溢美之词。为了答谢曹锟对天主教会的友好与关照,刚主教将自己的致辞交由富成功主教(Joseph-Sylvain-Marius Fabrègues CM, 1872-1928)译成中文。在讲词中,为了使官员不对西方国家与天主教关系产生误解,特别提及了天主教会的性质与教宗的身分特征:
 
  教会,于实际上,是以教宗为首的完备团体,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干预。教会的建立,任何国家都应该维护其独立而成为本身之教会;教会是有助于国家(发展的),而不是阻碍。教宗是任何国家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服从教宗非但无损于爱国,而是更能纯正更能增加。天主教徒在世界各国中数目庞大。但教宗极愿中国天主教徒爱其国家,更愿意他们成为优良的公民。教宗犹如天主爱所有的国家,(他)也是天主的代表。天主爱这卓越而伟大的中国不在其他国家之下,喜爱这庞大、勤勉、辛劳的人民,也了解这伟大民族的历史。教宗与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时而协调国与国之间的纠纷,民族间的和平。世界遭受灾祸,以慈父之心救助。为此世界各国欢迎其代表,亦派代表至梵蒂冈。教宗是众教友的精神领袖,其爱心普及众人,无宗教的差别。(《在中国耕耘上》,页68)
 
  在刚恒毅的心目中,教宗不仅是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而且是不受国籍限制的世界公民,若以在华各传教士的国籍测度作为教会元首的身分及其使命,就会犯下一个无知的错误。教宗代表著作为普世救主的耶稣基督,他面对的是不分语言、不分种族、不分国家的教会肢体──基督徒。在同年十月份,当刚转往东北视察教务时,恰巧遇到了这种观念。在奉天拜会军阀张作霖(1875-1928)时,发现张便是一个没有普世观念的地方领袖,对世界各国的概念模糊不清,错误地认为刚恒毅和罗马的教宗都是自己经常碰到的法兰西一类的人物。刚主教直接打破了他的狭隘观念,指出教宗以其宗教身分言,既不属于法国和意大利,也不属于美国,而是世界公民。从神情上观看,一时间,张大元帅似乎并未反应过来。
 
三、脱离罗马圣座是自趋丧亡
 
  一九三三年,刚恒毅结束了驻华宗座代表的使命。当他乘船离开中国、在印度洋上航行时,不断用笔墨书写着对中国教会的感想,一是鼓励本地神职人员要以愉快和感恩的心情,承担起外籍传教士开创的传教事业,二是借用教会初期生活的四个特征,激励本地神职的普世教会意识:殉道者、圣统结构、牧灵文献、护教作品。就本文涉及的圣统结构来说,他叮嘱那些在中国传教的本籍神职,一定要提高「圣统的意识」,不要学习那些享受保教权的外籍教士,只顾维护本会和本国的利益,不过这次,他没有从神学立场上论说,却从儒家固有的伦理纲常──「三纲」开始的。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在刚恒毅的眼中,十分有利于说明教会的圣统制度,理由是,中国人早已习惯这种君臣父子的纲常说教,从家庭到地方行政,再到皇帝统御全国,如果以这种差等模式来对比教会的组织结构,那么,「家庭等于教会的本堂,行政区分等于教区,皇帝或中枢政权就是站立在金字塔尖端的基督教会──教宗。」教友和神父的教会意识,即是学会服从就近的长上──教区主教,因为主教是地方教会的柱石,能够祝圣其他主教和神父,与教宗时常保持着密切联系。
 
  刚恒毅嘱咐传教区的主教神父们,不可与罗马教宗脱离关系,因为教宗掌管着训导万民和「钥匙的权柄」,两项权力皆出自基督。耶稣命定伯多禄为十二宗徒中的宗徒之长,即是立为罗马圣座,就如刚枢机告诫主徒会的会士们所说的那样,「哪里有伯多禄,哪里就有教会」。伯多禄与其他宗徒虽然享有同等的尊荣和权威(若20:21),可是伯多禄的独特之处,正如教父西彼廉所言,「给伯多禄授予了首席地位,以表示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也只有一个座位。」按人性的常理理解,太阳的光线虽多,光源只有一个;河流的分支虽多,源头只有一处;树木的枝叶虽茂盛,活力却来自同一的根部。教宗在整个教会中,秉承了伯多禄的圣座,那些自绝于教会源头的地方教会,必然要面临衰退与涸竭的灾难。各地的教会应该视罗马为活水的源头,以罗马教会界定自己的身分,这样,中国教会只能从一种意义上解读:罗马教会,或根本不是教会。刚还运用传统的教会学术语──「奥体」(格前10:16-17),强调至一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不能有两个心脏,教会的心脏也只有一个,它位于欧洲的罗马,全身血液都是从罗马输送出来,再运行到各个肢体的。作为中国教会的主教神父,他们的使命除了热心传教、朝拜圣体和恭敬圣母以外,要始终保持与罗马宗座的合一,耶稣警告门徒说,「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路11:23),而那些不与基督联合的葡萄枝,不但不能结果,注定是会干枯的(若15:4-6)。两千年的教会史,已经证明这项事实:「凡脱离罗马的,必定会丧亡。没有统一,就没有生命。」
 
四、忠于罗马圣座的榜样
 
  如上所述,刚恒毅清楚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是将法国政府以「保教权」为借口采取的干预措施排开,建立起一个不受政治势力操纵的独立自主的本地教会。这个「独立自主」的教会正轨形态,是要直接受到罗马教宗的指挥,这一点不仅是教宗比约十一世乐意看到的,也是刚恒毅启程来华前,受到梵蒂冈的国务卿嘉斯巴利和传信部部长王老松嘱托过的。正是这种将中国教会的管理权收归罗马教宗所有的种种努力,才遭到了各方势力的阻拦,包括法国公使插手刚的外交接洽,各地法文报刊的造谣抹黑,还有那些从保教权获得利益的传教士的舆论攻击。例如一九二九年一月,当他独自访问了南京政府后,即刻招致了媒体的污蔑,另有传教士出版小册子,以专题形式进行歪曲嘲讽。这是刚恒毅早已预料到的负面效应,一些传教士由于世俗利益的驱使,已经对自己的身分产生错觉,把自己视为政府形象与政治利益的维护人了。让他最为头痛气愤的事情,就是那些与政治势力勾结一起的传教士,竟然把矛头指向了罗马的教宗。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便会清楚,他的《日记》内容充满了对西方传教士的批评言论,并进一步解说罗马教宗作为教会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双重意义。刚恒毅的批评是有针对性的,并非一概而论,这也是经常被后期研究者误读的地方。刚为执行自己的宗座代表使命,曾多次与反对势力展开过较量,尤其对那些攻击和阻挠实施《夫至大》牧函的传教士。不过,他也从积极方面为传教士举出了可供效法的榜样,其中有孟高维诺、和德理、陆方济、董文学。
 
  1.真福和德理的善表
 
  在方济会士真福和德理(B. Odricus de Pordenone OFM, 1265-1331)的事蹟上,刚主教着墨最多。和德理堪当传教士的榜样,其特点表现在,不是被某个政府或政治性的组织派遣、出国执行职务,而是通过隶属罗马教宗的修会上司指挥行事的。由于本地传教人员的缺乏,一三二八年从元朝大都启程返回意大利。回国后,首先觐见的不是本国的政府官员,而是正在亚味农避难的教宗若望廿二世(1244-1334);同样,当他需要助手以及更多的物资援助时,请求的不是政府,而是教宗的协助。刚恒毅赞美和德理,真是一位教会的「可爱与服从之子」。(更多内容请参下文:「代基督做大使」的典范)
 
  2.赵怀义主教
 
  在刚恒毅的笔记中,有两位任职时间较短、也最令人难忘的国籍主教:赵怀义(1880-1927)和程有猷(1881-1935)。赵和程二人同属宣化教区。赵是刚恒毅亲自挑选,并在罗马接受教宗祝圣的六位主教之一。之所以对赵主教非常熟悉,因为他在做神父期间,曾被刚恒毅选为秘书,在北平的宗座代表公署一起工作过三年(1923-1926),帮助刚主教整理并翻译文件,陪同刚主教视察各地教务,参与会见军政各界官员。在战乱时期,不仅忠实管理教区的事务,还照看那些逃到宣化城的难民,终因积劳成疾,四十八岁上便离开了人世。刚获得的最后一次赵主教的事蹟是:「一天晚上,他在探访难民时,脱下了自己的外袍,为掩盖一位在寒气中颤抖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孩子。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在那兵荒马乱,内战连年的痛苦之中,一件爱戴的工作。」(《刚恒毅公家训》,页188)刚恒毅对赵的评价是:尽管有人形容他是个排外的人,他排的却是外籍传教士享有的保教权,他是个地道的既爱祖国又爱教会、既关心穷人又拥护教宗的主教。
 
  3.程有猷主教
 
  程有猷作为赵主教的继任人,其人品其信念,在刚的心目中,是堪与外籍教士媲美的。刚始终对程有猷抱有好感,可能是程在做神父时,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有关,使得自己在《日记》中三次之多表扬程的忠诚与信德。那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份的事情,当刚主教到宣化教区视察期间,在一次多数是国籍神父在场的机会上,鼓励在场的人一定要服从本教区的主教,不可给外籍传教士留下嘲笑的话柄。程当时就在人群中,高声答话道:「我们服从主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而是由于他是主教,是宗徒们的继承人,是和罗马合一的圣统联系。」(《在中国耕耘下》,页435)仅此一次,便给刚恒毅留下了的好感。程有猷虽然出语不多,恰恰突破了传教修会的门户之见,把持到了天主教会的圣统精神。以致在赵怀义去世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顺利地被祝圣为宣化教区的第二任主教。程有猷的精神,在于维护纯粹的圣统制度,与法国的政治势力不相瓜葛。然而好景不长,只工作了七年,一九三五年八月廿五日因肺病撒手人寰。程主教非常忠实于圣座,配合了宗座代表的工作,本来能够让刚主教作为教会本地化的成功范例和见证,展示给外籍传教修会,却因早逝而化为泡影,不免使人觉得惋惜。刚恒毅对程的评价是:「程主教忠于圣座,愿在自己的教区内,完全推行教会的计划。这种忠于圣座和宗座代表的热诚是他一生宗徒事业的特征,可惜因他的早逝而中断。」(《在中国耕耘下》,页13-14)
 
五、结语
 
  在《日记》中,刚恒毅记录了中国各传教区的发展形势,各修会的内部状况,还有一些传教士对中国教友、修士以及神父的基本态度,甚至各界人士对教廷决策的不同意见等。刚对自己的使命非常清楚:接受教廷委派,就是要执行罗马的各种决议,无论是《夫至大》牧函,还是「八一通电」,把各项文件下达到各个传教区,并顺利地施行起来。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上判断,特别是频繁地接受并向教廷拍发电报,自身起到的是罗马教廷和中国教会之间的纽带作用。我们应该承认,刚是一位深具信德精神的宗座代表,痛恨外籍传教士专权、不服从罗马的同时,自己对地位和权力的把持,却是十分冷淡的。他曾说,自己目睹过一位教宗的离世,也亲见另一位教宗的登基。教会中的牧者都是基督的仆人,都是为教会而奉献生命的,人员常有更替,教会却是永存。
 
  至于他要求中国教会「忠于罗马教宗」,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本是他自己采取每项行动、完成每项改革时躬亲实践的。另外,对中国神职界的期望,并不排除对外籍传教士的要求,恰是后者及其归属国的政治影响,构成了教廷派遣宗座代表秘密来华的外在动力。刚的一切改革行动,终究能够归结为罗马教廷的行动,同理,他的各项要求也能归结为罗马教廷的要求。这在刚来说,是心知肚明的。成立本地教区、祝圣本籍主教、召开教务会议、成立本地修会……只为不受各帝国主义的「保教权」骚扰,即使罗马「乌尔邦学院」的成立,更直接亮明了罗马宗座的立场──培养各地忠实于宗座的本籍神职人员。在「乌尔邦学院」一题上,刚督促各教区的主教一定要选拔中国修士去罗马深造,让他们归国后成为本地圣统的中坚力量,条件是,不单要有基本的学识,还要对罗马「有高度的忠忱」。
 
__________
 
撰文:闵兴业,意大利宗座传信大学神学硕士。
 
【完】
 
转自天亚舍的博客,2015-11-18 。
http://blog.sina.com.cn/tianyashe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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