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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恒毅的教会观(一):教会的四大特征
发布时间: 2015/11/19日    【字体:
作者:闵兴业
内容提示:在当今大陆教会的本地化文章中,流行着一种在某种模式下套用出来的论述格式,即是把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描写成「三自」类型的「先知」人物。这是一种在诠释学中不以作者及其原典为诠释原则的错误倾向,是以意识形态压倒学术求证,对历史人物及其神学做泛政治化的解读,有意无意之间在扭曲刚恒毅事件及其思想内涵。刚主教曾经决意,要在中国恢复天主教会的本来面目,使教会走向正轨(《在中国耕耘上》,页335-338),教会的面目是什么,正轨的教会又是什么形态?由于条件限制,笔者尚未读到这方面的论述,遂愿尝试从其部分著作中进行梳理,作出解读并求指正。
关键词:  刚恒毅 天主教会  
 
 
一、前言
 
  为攻斥马丁.路德(M.Luther,1483-1546)的改教主张,脱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是以「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来描述教会自身的。在梵二会议之前,四个特征尤为教会所坚持和宣传,这是教会作为制度性的特点,目的是维护在世界各地的统一面貌。刚恒毅作为教宗特使,受教廷嘱托,即是执行罗马的决议;在排除法国保教权插手教会事务的同时,最终维护的即是天主教的正统性。从他的著作察看,刚主教心目中的正统性,就是教会传统的四个特征。他在华的一切行动都可以表述成,维护教会的四个特征,并有意促成教宗在教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二、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当刚恒毅回忆上海教务会议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他看到了四十二位主教、五位监牧(其中两位是中国籍),苦修会的院长以及其他十三个传教区的代表,还有各个修会及中国神职界的代表们,为了同一目标共聚一堂,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出谋划策。这些传教士来自欧美各国,语言不同、肤色不同,会士们的会服也各异,本来各归其所,并无过密交往。他目睹这种场面,自言道:「我个人自感卑微弱小」,因为与各位主教相比,自己来华较晚,不敢以辈分和阅历自尊。我们从其对中国教会做出的总体判断可知,使他没有想到的是,曾经日夜在心中惦念的、那些不执行罗马旨意的传教士,竟然此时此地与他通力合作,对他「敬重有加」。这是出乎他的意料,令他激动的主要因素,所以会在《日记》中惊叹说,教会历史上的大公会议盛世,出现在了自己眼前,并由衷地赞美教会的永恒特征──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一九二五年三至四月,刚恒毅视察了开封代牧区。借此机会为执行传信部的决议,于河南建立一所总修院。在谭主教及其他传教士在场的情况下,他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在场的各位以及前辈传教士为当地教会发展,做出的克苦与贡献。他指出,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尽管一无所能,但并不是孤单无助的,因为常有天主的大能陪伴,在此地,并与普世教会联合一起,组成了一支基督和平的军旅,因着「信德」与基督一起战胜了这个世界(若一5:4)。刚恒毅视察该教区的目的,是遵从传信部的指示,在开封建立总修院,这对教会发展而言,是有莫大帮助的,况且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并不稳定,有人在搞「唯物主义」的思想宣传,经常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天主教会却不同,她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在教会中,只有慈母的关怀,并无种族间的斗争,教会作为万民的慈母,对任何人是不抱成见的;尽管有人在各地散布仇恨的种子,传教士的责任则是以爱德工作为优先。这座总修院的建立和要发挥的作用就是爱,不仅当地的修士,全体传教士,都要学习初期教会的精神,用爱德的生活榜样去传布福音。
 
  正如在《刚恒毅公家训》中,他引用教宗良一世(400-461)的话那样,「圣伯多禄,宗徒之长,被派至罗马帝国的首都,使那拯救众生的真光,能从头部更有效地传至世界全身」。因为伯多禄的宗座安置在罗马,「一位教宗可以如同夕阳西沉,另一位教宗却如光明的旭日升起」,人性的更替实属正常现象。教宗在基督徒的眼中,是教会活力的源头、全人类的慈父、生活的基督,这样可以感受到教会的神圣伟大性,是从教会的首脑——罗马传递出来的。罗马之所以成为全球信友注目的焦点,从一开始,即是由首任教宗伯多禄奠定的。我们发现,刚恒毅对教会的理解,并不常是把四个特征放在一起说明,有时候针对政府或教会敌对势力的误解,会侧重于某一方面;我们也多次从他的作品中发现,在他的观念中,「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特征,是基督徒的一项信德道理,不可遭到否定和质疑。
 
三、教会的至一性
 
  为说明教会的至一性,强调全体信众与基督代表——罗马教宗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刚恒毅以自己在一九二三年亲眼见到的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作比喻。长江的源头在青海高原,作为由信徒组成的天主教会,其源头可追溯到耶稣基督那里。作为宗徒之长的伯多禄,由耶稣基督召叫,是治理教会的第一任元首,从他开始直到当今的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 1857-1939)从未中断过。刚恒毅说:「这种出奇生命的延续性、至一性是教会的凸出特征。」另外,他也以教会的圣体圣事作为至一性的根源,《十二宗徒训言》上说:「正如这个分开的饼,原是散在山上各处,后被收集成为一个饼,同样你的教会,从世界各地,齐集在你的神国里。」因着共领基督的圣体圣血,信众不分彼此地团结在一起,由伯多禄宗座作为首脑,形成统一的基督奥体。基督徒彼此互为肢体,却是团结在基督的生命中的,是以耶稣的生命活出自己的生命,二者无法区分。在他的描述中,圣体圣事与罗马宗座是加强至一性的保障,他更引用教父西彼廉(St. Cyprianus, 200-258)的话说:「一个天主,一个基督,一个教会,一个因主的话而建立在伯多禄上的座位。除了一个祭台和一个司祭职位以外,不得另建一个祭台,另立一个新的司祭职位。谁在别处收集的,便是分散。」在中国服务期间,一位新教徒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他多次引用,作为表达自己对教会的忠诚态度,「你们有一个指导中心,以高度的统一性,指导所有的传教区。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却缺少一个罗马。」
 
  七个世纪之前,教宗曾经派遣首批传教士——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一行来华,类似事情也发生在今天,庇护十一世派遣了宗座代表常驻北平,即是事实。教会的高度组织性,七百年来丝毫没有改变,古代教宗的训诲和当今教宗的训诲也并无二致。中国教会内部也同样如此,虽然有五十多位主教负责不同的教区,他们各自的主教权柄是相同的、平等的。以此类推,世界各大洲主教的权威,都是平等的,他们协同教宗一起管理基督的教会。教会的至一性,是与其他宗教,特别与基督新教完全不同。教会的至一性是非常重要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基督徒和司铎只有与自己的主教联合,听从基督代表的训诲,才能保持信仰的活力,否则就会失去生命。
 
  刚恒毅不仅以「长江源头」作比喻,还用太阳和光线、树干和枝叶,甚至儒家文化的「孝」解释教会的至一性。一九二九年,当教宗庇护十一世举行晋铎金庆之际,本属教宗私人的活动庆典,在中国教会却变成了一次盛大的公开集会。「公教进行会」在此次活动中表现得尤为不俗,出资、筹画并邀请各教区代表参加。为报答教友们对教宗的热爱之情,刚恒毅代表教宗做了答谢词,以表扬他们的「爱慕孝敬之心」。他强调,「孝」在儒家文化中,是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存在的,「孝」展现的是汉民族精神气质的高贵,通过「孝」的道德实践,能够帮助人们明白教会大家庭的每个成员与罗马教宗的「爱」的联系。教宗作为教会的元首,他是代表基督的,是将我们拉近基督的桥梁,通过这种与教宗的桥梁联系,我们才能感触到基督徒生活的完美和力量的来源。「公教进行会」在中国召集的这次庆祝活动,着实展现了教会的普世情怀,其至一至公性更表露无遗。刚主教以儒家带有差等关系的「孝」去理解基督徒对教宗的「爱」,虽然值得研究者在今天给与谨慎对待,不过他意欲阐述的教会至一性则是不难领悟的。
 
四、教会的普世性(至公性)
 
  为纠正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对教会的不良印象,刚主教多次在谈话中将教会的训导和行动,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图谋分离开来,以避免给国人留下梵蒂冈也是帝国主义的借口,他不断在各地宣扬教宗对社会民众的关怀和对政府的友善态度,甚至更以辟谣的方式,宣扬教会的大公性和普世性。一九二九年四月月二十日出版的《北京政坛》期刊登载了一篇翁柏尔特(O. Hombert)的文章,宣扬法国的传教士应该成为法国政府的合作者;另外,还有一篇题为《教会的意大利化》的文章,也发表了类似的论调。刚恒毅则认为,这些人的思想是与天主教的特征及其历史事实相违背的,天主教从建立之初便是普世性的,假如天主教被理解成法国的,意大利的,或是美国的教会,那她就不是由耶稣基督建立的大公教会了。为说明教会的普世性,他引用庇护十一世的《自登基之日》通谕进行反驳,教宗指出:「只有天主教才是『至公的』,即世界性的,它向各国各族敞开大门,它伸开双臂接纳所有的民族前来,遵照它的创立者基督的圣意,在她怀抱中没有种族和肤色的区别。」刚恒毅进一步指出,教宗并不是在文字上空谈普世性,而是通过亲自祝圣中国的六位主教,来给中国人民证实的,他不仅祝圣中国的主教,还祝圣非洲的主教,在教会中不分种族不分语言。尽人皆知,意大利政府向罗马教廷捐助款项,却没有影响到教会的独立性、普世性。教宗作为普世教会的元首,也能自由地将各类资金运用到世界各地的教会中,「普世性的教会元首将把这些钱用在普世教会的事业之上。假如『传教区的教宗』慷慨的嘉惠于传教区,他将会不分国籍的予以分配。」(《在中国耕耘下》,页160)
 
  刚恒毅至少两次提到胡适的反教会言论,在驳斥胡适的思想时,他是从教会的普世性特征上着手的,天主教会与中国各民族的智慧没有根本抵触的地方,老子和孔子有关「天」的说教,也是与天主教的道理相通的。天主教的福音和教义属于真理,她有能力提升各国各族的优良文化,并赋予其超性的价值。其次,天主教的不分种族、不分语言、不分文化的开放特征,决定了她是拥抱普世人类的,她总不以文化的高低、历史的悠久与否,把人划分成夷狄或君子小人、从而个别对待之。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虔诚敬拜耶稣基督,都是教会的子女,都会受到教会的关注。对于那些不认识信仰的人,传教士抱持的是保禄使徒的精神,以开放的胸怀面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并向他们宣讲「未识之神」。
 
五、教会的普世性与地方性
 
  刚恒毅一直在宣扬教会的普世性。不只是宣讲,还寻找机会推行。在武汉工作时,他曾提议,如果在北京建设一座宗座代表公署的话,愿意按照中国本土的艺术风格设计;他还主张采取教宗大圣额我略(540-604)的建议,将异教庙宇中的神像剔除,经过祝圣后直接作为本地信徒的圣堂,以体现教会的至公性和普世性。在刚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为了树立和维护教会的普世性,曾批评过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也赞扬过一位德国的哲学家。
 
1.赞扬德国哲学家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
 
阿道尔夫·冯·哈纳克写道:
 
  当初犹太民族不愿意接受福音。福音也就摆脱了一切与它的联系,并在那个时候已经确定,要从什么地方取得所需的资料,以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形成一个教会以及一种神学。这些形式都不可能是属于一国的,或个别地区的,如同国家和地区这些字的普遍意义所表示的。福音的内容,关于这方面,已经太丰富了。及至它一与犹太文化分离之后,而且当它还没有完全与之分离的时候,基督宗教已经与罗马的世界发生了接触,并与那个好几百年来已经统治了,且还在统治著世界文化的,即希腊文化发生了接触。基督宗教及其教义,就在罗马的世界和希腊的文化里发展,而与犹太教会对立。(Adolf von Harnack,History of Dogma-Vol.I, chap. 2)
 
  刚恒毅通过引用哈纳克的言论,说明天主教会不但经常表现为,而且按其本质言,必然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如同耶稣在公开传道时没有拒绝妓女、税吏和外邦人,而是包容了他们,传递出他的博爱精神,说明他的救赎恩宠是普及整个人类的。整部新约表达的即是这种开放精神。这一性格独立的宗教,无论神学思想方面还是伦理实践方面,为后世教会来说,是以不容怀疑的信理条文制定出的。这就是天主的上智所建筑的工程,尽管从犹太地区走出后,语言和礼仪发生了多向度的转变,也不过是次要的内容和部分,那就「好比镶嵌在王冠上的宝石」,宝石再贵重不过是作为王冠顶戴者的陪衬。哈纳克的认识是正确的,耶稣的道理是广博的,犹太宗教及其国度不可能限制住,也不可能完全展示出基督的救赎奥秘。刚恒毅庆幸道,既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接受基督的福音,事件本身就是上帝的上智安排,否则基督的教会仍旧局限于犹太教、局限于犹太国,彰显不出救恩的普世性和大公性。相反,基督的福音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
 
2.批评法国历史学家杜格森(Louis Duchesne,1843-1922)
 
路易斯·杜格森写道:
 
  为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而言,天主教好似欧洲的产物,就如同欧洲其他的文化,例如法律、艺术、文学、自然哲学等一样,它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方产物。天主教虽然以她固有的智慧进行传播,但是他在不断吸收外来的成分,例如哲学、法制、伦理,甚至宗教,这一切皆在它之前已经存在了。它的教义公式与神学结构皆以希腊哲学为依据的;它的敬礼在很多地方与在其前的敬礼类似;它的法律呈现浓厚的罗马法。天主教以其历史渊源而言是塞姆族的,以其发展而言则是希腊罗马的。这种背景足可说明为什么天主教在欧美传播很快,而在其他的地区则寸步不前的缘故了。虽然它是真宗教……但是由于它和欧洲文化的亲密结合,它的传播好像随着欧洲文明的征服而前进。这西欧文化的最后胜利为某些人是不容置疑的。(《基督教会之始》)
 
  刚恒毅对杜格森的论点并不认同。他指出,在中国的许多传教士和杜格森一样,也抱有这种排斥其他文化和习俗的陈旧思想。某些传教士认为,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存在,得力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刚恒毅认为,这些人已经陷入了教会初期犹太基督徒的错误立场,他们给中国信徒推行欧洲化,即是当初的犹太基督徒强迫外邦人割损的重演。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错误的。无可否认,杜格森说得正确,基督福音向外邦人的传播,的确运用了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教会制度结构的建立,也吸收了罗马帝国的行政机构的模式。为教会来说,这依旧是教会的次要因素,不是超越的信仰原则。如果只是注目教会的希腊罗马色彩,那是犯了理性主义的错误,超性的信仰绝不是理性制造的产物。从神学思想上看,如果把天主的救恩只是局限于一部份人,或是只能借着「一种」地方的文化进行传播,那是在否定天主赋予每一种文化存在的本有价值及其合理性。而且教宗庇护十一世的《自登基之日》牧函已经说明:「天主公教的名字告诉我们,它是普世万民共有的教会。它欢迎所有的民族进入它的怀抱。根据天主的创立,是不能分种族和肤色的,也没有种族与肤色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已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的或未受割损的,野蛮人、叔提雅人、奴隶、自由人的分别,而只有是一切并在一切内的基督』(哥3:11)」。
 
  因此杜格森的论点不符合教会史的发展轨迹。事实上,教会也在地中海文化圈之外传播了,尽管希腊、小亚细亚和非洲等地的教会受到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部分地也受到了拉丁文化的影响,但它们表现出来的活力,又是超出希腊和拉丁文化的。不言而喻,天主教会在本质上是普世人类的宗教。
 
六、结语
 
  对教会四个特征的表述,在刚恒毅枢机工作期间,若与他实行的种种具体改革举措相比,并不是触手可得显而易见的;然而神学理论上的正确把握,着实起到了指导他改革现状的作用。这种思想意识层面的意义,应该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在表述教会的普世性和地方性的内在关系时,刚恒毅是从教会的地方化中理解教会的普世化的,也是从教会的超越性表达教会不受地区、种族、文化等条件束缚的。教会的双重性质,在他看来,并不矛盾。他的这一理念的推行,在现实层面是有针对性的:一是某些西方传教修会在传教区中不认真培养,甚至拒不招收本地的修生做会士或神父,二是指责某些传教士的优越感,他们视本国教会为理所当然的标准型态,并在传教区内推行本国的语言和礼仪型态。这种有意纠正西方部分传教士作为的思想,并不说明刚恒毅自己视中国文化更优越于欧美文化,不过为阐明福音和教义,在本地更具有便利性而已,目的是引领人理解基督真理,也为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四大特征。
 
撰文:闵兴业,意大利宗座传信大学神学硕士。
 
转自天亚舍的新浪博客,2015-11-13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497ade0102w2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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