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刚恒毅来华之前，通过阅读教廷文件，特别光若翰主教（Jean Baptise Marie De Guebriant, 1860-1935）的报告，已经清楚中国教会的积弊已深，例如修会的门户之见严重，传教士高看修会在教会之上，某些修会或个人与本国使节交往密切，个别修会拒绝招收本地圣召、抵制教廷的各项训导等。各种现象表明，有些修会及其传教士已经失去了教会精神，俨然成了本国政府及其利益的维护者（《在中国耕耘上》，页137-138；《零落孤叶》，页95-96）。由于这种不乐观的现实，刚主教在不断批评的同时，也在积极给予正确的教会观指引，且在多次谈及传教士的身分与职责时，从具体事件出发并以众人熟悉的《圣经》章节引喻说明，例如把外籍传教士视为基督的前驱、天国的开拓者、教会的使者等，鼓励他们与自己的所属国或「帝国主义」脱离政治性的联系。他也借着形象化的语言指明传教士圣召的特殊性，邀请他们谨记自身是神圣教会的军旅、是慷慨英勇的战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自己和修会的利益，而是为了基督和他的神国。

 

二、传教士的身分——「代基督作大使」

 

　　在刚恒毅有关「传教士」的诸多言论中，多次以洗者若翰为榜样，鼓励在中国的主教神父们。若翰作为耶稣的前驱，甘贫乐道、不抢占默西亚的荣誉，指斥罪恶、不怕献出生命，已经为后代传教士树立了榜样，若翰的「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亡」（若3:30）即是传教士在华的工作纲领，全部传教学的意义都蕴含在这句话中。所以好的传教士是以若翰为楷模，以甘贫的精神和殉道的热情作耶稣前驱的。不过在刚的《日记》中另有一个词语——「大使」或「使者」，在使用的频率上已经超过「前驱」，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个词语出自保禄的《格林多后书》：「我们是代基督作大使了，好像是天主借着我们来劝勉世人」（5:20），与「开拓者」和「前驱」相比，使者更能表现出对传教士身分与使命的教会定位。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正值中国政治局势混乱之际，各传教区经常受到不明军事势力的洗劫和苏维埃舆论的造谣污蔑。在接连不断收到各地寄来的信件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刚恒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不仅引用《教会法典》，还用《夫至大》牧函提醒各地的主教和代牧，谨守传教士的身分和行事原则：传教士是基督的使者，要怀有基督的包容精神，不分种族不分国界，即使在各种误解与骚扰中，也要尊重本地人民的爱国热情，像基督徒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国民自由一样，在公理和正义的前提上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面对普遍的政治热情，传教士唯一能做的，是揭露那些通过爱国主义宣传，给青年们灌输仇恨思想的阴谋诡计，并且祈求和平之王耶稣基督赐给善良的中国人民世界所不能给与的和平。

 

　　1.卡普拉神父的作为与「代基督作大使」无缘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有位意大利籍、农学方面的科学家卡普拉（Don Capra）神父在中国各地活动，这位神父除了教区主教开出的神职身分证明外，并无传信部外派传教士的工作文件。来到西安代牧区不久，他通过意大利驻北平的公使向宗座驻华代表说明了将要从事的科学调查，并期望刚主教要「从意大利的利益出发」作出配合行动。在各地活动期间，他自称在西安某所大学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在国外杂志上撰写文章，显耀怎样宣传了意大利的进步文化。得知消息后，刚恒毅非常生气，为避免给当时如火如荼的「非基督教运动」产生刺激作用，多次警告不果后不得已将其遣送回国。通过此一事件表明，卡普拉神父的一举一动并无传教士的真正精神，其政治性的言论和举动十分有害教会在中国的福音传播。刚主教认为，传教士即是基督的使者，身分决定使命，是代表基督发言的，而不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宣传者。刚的「大使」思想，上已提及，是有《圣经》依据的，那是出自保禄使徒对格林多教会的讲话。传教士应该是基督的使者，而不是现世的和本国政府的代表。各传教区理当警惕的是，一旦政治混进了教会的神圣事务中，往往会发生质变，造成徒劳而无功的危险结果。然而传教士的名号是神圣的纯洁的，必须警惕那些在教会里伪装的人，卡普拉就是其中一个。（关于卡普拉事件的经过和结局，请参阅刘国鹏的《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页361-373）

 

　　2.「代基督作大使」的典范——真福和德理

 

　　刚主教引用圣保禄的话语，称传教士是「代基督作大使」。在他的心目中，除了若翰、保禄、弟茂德等圣经人物外，方济会士和德理（B. Odricus de Pordenone OFM, 1286?-1331）神父也堪称一位传教士的模范。在给传教士所下的描述定义中，刚称其是天主的使臣，而非人的使节。从和德理的事蹟中说明，标准的传教士应该具备五个特征：享有宗座的差遣、祈祷、读书、劳动、个人牺牲。传教士不当是无拘无束的义工或志愿者，也不是世间利益的探索者或经纪人，却是被天主拣选和派遣的使徒，换句话说，是从合法的权威那里接受职务上的委任去从事天主的事业。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若15:16），耶稣的话是传教士使命的根源，此类传教士当然不多，圣保禄使徒回应了这份召唤，在大马士革途中与耶稣相遇后，才敢说「我被基督所差遣」（格后5:10），千年以后的和神父则是紧随其后的另一位。

 

　　刚主教赞美和神父是奉了修会上司的命令来中国传教的，而修会上司又直接受到了教宗的肯定。在他的眼中，和德理即是间接地奉教宗之名、以传教士身分行使神圣职务的福音使者，所以他是当之无悔的教宗的助手，也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助手。非但如此，当他看到元朝教会的需要不得不返回欧洲寻求援助时，首先拜会的是在亚味农蒙难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Ioannes XXII, 1249-1334），并向其报告了中国教会的情况和自己的所见所闻。刚主教赞美说：和德理「才是不折不扣教宗的人」。刚的话是一语双关另有所指的，由于元朝时期——也是刚恒毅暗指现今的中国教会，许多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经常与本国政府及其利益纠缠在一起，不履行罗马教廷的各项训导。相比之下，和神父自然是独树一帜的基督的大使了。

 

　　和德理作为传教士，为中国教会而言，「是有特殊意义的」。这位标准的基督的使者，不仅工作勤劳，内心也常和教会保持合一，甘心为教会服务。因此标准的传教士应是与和德理神父一样的，做一个超越世俗政治、不做政府代理的人物，只求完成耶稣嘱托的「训诲万民」的使命。代表基督做大使，其教会身分已经决定，是为天主的神国奋斗，相反，若是为国家的政治利益效劳，那将会使身分及从事的使命变质。在元朝的大都，与孟高维诺主教工作一段时间后（约三年之久），无奈于「庄稼多工人少」的困境，才催迫他不避路途艰险、重返欧洲，向教宗请求更多的协助，尤其五十名神父或会士的招募委派。最终由于身心疲惫，即使爱火炎炎，也已无力再回汗八里。刚恒毅赞美道：他像那个跑完马拉松的健将一样，终点已到，信已送达，赏报也已获得了，耶稣说「一粒种子除非落在地里死了，便不会结出更多的籽粒来」（若12:24）。和德理神父的崇高榜样值得传教士们奉为终生学习的楷模。

 

三、传教士应有的精神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是真福和德理逝世的六百周年纪念日。刚恒毅在和神父家乡的纪念大会上，做了热情四溢的演讲。根据他的记述，自己非常看重这次大会，不仅公开赞美一名卓绝的教会楷模，借此时机，也是把各类传教问题放进讲词中加以阐明。和德理是他心目中的传教士的标准形象，被视为「天主的使臣」，而标准的传教士的特点包括「享有宗座的差遣、祈祷、读书、劳动与牺牲自己」。传教士的名称已经决定受派遣的教会性质，其精神源自耶稣基督，从超性走向本性引导众人回归超性的生活。其个人的生活形态与工作原则，则蕴藏在圣体圣事和耶稣的教训中，时时处处效法耶稣受苦牺牲的精神。

 

　　（一）以基督为教会之主

 

　　忠于基督，即是以基督和他的教训为生活和工作的中心，宣扬基督不宣扬自己，适时而退让位给合法的领导人管理本地教会。在这方面，耶稣的前驱若翰便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代表。另外在论述过程中，刚也以教父的言论作为理论上的依据，说明传教士该具有的素养，比如教父奥思定（St. Augustinus, 354-430）和大圣额我略（St. Gregorius I, 540-604）的著作。二位圣人都坚持耶稣基督是羊群（教会）的主人，传教士不过是牧童和佣工。这种主仆关系的对比，自然衬托出传教士该给予自我的定位。圣奥思定说：那些认为羊群属于自己的牧人，他们是只爱自己不爱基督的牧人，不是好的牧人——虚荣、贪财、好权势；真正的牧人要有服从精神，时时中悦天主的心意。《圣经》中的教训比比皆是，耶稣向伯多禄问话「你爱我吗？」爱基督就不要喂养自己，而是喂养被托管保护的羊群，因为羊群是基督的不是佣工的。好牧人要在羊群身上寻求主的光荣，而不是自己的光荣，寻求基督的权利，而不是自己的权利。大圣额我略曾经斥责那些败坏的牧者说：凡是担任牧职，不寻求羊群的利益，对教职荣誉沾沾自喜、贪图世俗财物和权势的都是佣工。两位教父的共同之处，表达在「羊群属于基督」，传教士只是喂养，不该寻求自己的利益上。

 

　　刚恒毅在研读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 1914-1922）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牧函和比约十一世（Pius XI, 1922-1939）的《教会事务》（Rerum Ecclesiae）通谕时总结出了七点感受。在第四点上，他体会到，保禄使徒之所以把厄弗所教会的事务委托给弟茂德去管理，由于弟茂德与其他人不同，别人都是专注自己的事情，只有弟茂德「谋求基督耶稣的事」（斐2:19-22）。在刚主教的意识里，爱基督就应该爱教会，爱教会的实际行动表现为将宗座的各项指示付诸实践，努力完成「教宗的计划」。不谋求自己的利益只谋求基督的利益，就是执行教宗的决议，培养本地的教会管理人才；不谋求自己的利益只谋求基督的利益，就是甘心情愿把管理的传教区，无条件地转让给本地神职。这是对教宗的服从，也是以主耶稣为中心的牺牲精神。真服从不能排除牺牲，因为「服从的代价就是在于牺牲」。传教士应该谨记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教导，做有信德的使徒，以谦卑作服饰，不作群羊的主宰却作众人的模范（伯前5:3），虽有自由却表现得如同仆役（格前9:19）。

 

　　（二）自我牺牲与突破「小圈子」利益

 

　　保禄使徒明知自己是罗马公民，但他更加看重被耶稣派遣的使徒身分，目的是成为众人的仆役，使众人借着自己的宣讲获享基督的救恩（参格前9:19-23）。这是传教士乐于牺牲个人利益的表现。在教会中，主教的权威和身分像保禄使徒一样，是由基督拣选的（参玛16:18-19）、代表基督行使各项神权和管理职责，然而权威不是主教谋求个人荣耀的资本、不是为了专制统治，却是以服务教会为终向的。主教的权威要求传教士不要高高在上，成为传教区的主人，而是谦卑自下甘心奉献，时机一旦成熟，将传教区的管理权转交给本地神职。传教士既要学习保禄也要学习若翰，让基督兴盛让自我衰弱（若3:30）。若翰的榜样是在教训传教士，不寻求修会的发展，全心关注整体教会的命运。以个人本性而言，人人都愿高高在上，传教士同样如此，也愿意享受政治上的特权，处处表现种族上的优越感。但这种情况不可能会长久地持续下去，真正的传教士不该追求短暂易逝的价值、更不该维护修会的绝对统治。传教士理所当然地该爱自己的修会，但是当修会利益与教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优秀的传教士对修会的爱绝不会超过对教会的爱。

 

　　传教士的自我牺牲有时表现在对修会的牺牲精神上。换言之，要走出「小圈子」利益的感情纠葛，为了教会发展放弃修会产业，因为修会为了教会，不是教会为了修会。圣保禄向格林多教会说：「我们不是宣传我们自己，而是宣传耶稣基督为主」（格后4:5），其中包含了以基督和教会为中心的灵修意识，这种属天的智慧在于鼓励传教士从修会中超越出来。教宗比约十一世的《教会事务》通谕为强调奉献精神的重要性，批评了一些男女修会专爱修会不爱教会的不良表现。真正的牺牲精神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而是采取实际行动，将修会负责或占据的传教区交托出来作为真牺牲的凭证。在刚的观念中，传教士的「小圈子」情结还被描述成「地盘割据主义」，或者说，传教士将传教区视为修会的「殖民地」，很高兴地把本地教会像一个永不成年的儿童监护起来，不让他们独立行走。对刚主教而言，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还引用《夫至大》牧函指出「小圈子」情结的危害性：即使自己修会的人手不足、能力有限，也不准其他修会前来协助，更拒绝把传教区双手托出。然而，真正的传教士精神，不分国籍不分会籍不分传教区，一切都是为了天主的光荣和人灵的利益，只以宣传耶稣的福音为己任。

 

　　由于健康问题，刚恒毅无法再继续使命，即便返回意大利后，仍旧提醒传教士注意「小圈子」的危害性。因为这些人如同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一样，「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颇罗的，我是属刻法的」（格前1:11-13），修会「内部的偏爱」或修会间的「恶性竞争」经常使教会在教外人和政府官员面前出丑。外籍传教士既然如此，中国本地的神职人员也是一样，经常封闭自己的视野，从不考虑教会的整体需要，所以二者都需要克服自身偏狭的乡土情怀，建立大公的基督教会。当然刚的言论有时过于激动，比如传教区「是教会的不是修会的」，「修会不是教会」，「修会是教会的工具」，使一些外籍教士听后深感不安。可是，他也不忘赞扬那些对教会忠心耿耿的主教，他们甘心奉献，为了福音不怕劳苦、不怕牺牲，在他们身上展现了中国教会的希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圣保禄受拷打坐监牢的影子，即使面对死亡仍旧保持精神的喜乐（格后6:4-10），称赞他们回应了主耶稣的召唤，像一粒种子那样甘愿落在地里死去。这类对传教士的赞美之词，多出现在刚返回罗马后的写作与讲话中。

 

　　（三）本性结合超性

 

　　在华传教士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传扬福音？刚恒毅接触过各式各样的意见：有的主张依仗欧洲的武力震慑愚昧的中国人，有的主张宣扬欧洲国家的声誉让中国人产生恋慕之情，有的主张通过扶弱济贫施舍财物……依据大公教会的普世原则，刚恒毅坚决反对前两种论调，对第三种则提出了修改意见。

 

　　1.本性与超性

 

　　教宗比约十一世在刚恒毅临行之前，叮嘱说：「你尽管遵命去做，上主将会协助你的。」虽然话语不多，刚却牢记心中，领悟到了其中奥义：传教士靠的是天主不是凡人，因为人是一无所能的（路11:23）。传教事业，在本质上，是一类超性的事务，是关乎人灵得救的大事。在传教工作中，比在任何其他事务上更使人觉得人性的有限，只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办不到。经过十一年的在华经验，刚体会出了这句话的真确性——「没有了我，你们什么也做不到」（若15:5）。人性力量的参与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评估，不能识别人的能力只是次要因素，那么执行下去可能会产生不尽人意的效果，比如神圣而成功的讲道有可能转变成显耀口才的时机，更多人的受洗也许有附带上自己灵魂的危险。这一切在耶稣所受的诱惑中已经出现：物质财物，统治权、骄傲自大。三种诱惑与人的主观意识难以割断，「传教士本人」是一类特选的器皿，但「也必然是一个超性和本性的组合体」，在他们身记忆体在着两股相互征战的势力，圣保禄说：「我发觉在我的肢体内，另有一条法律，与我理智所赞同的法律交战，并把我掳去，叫我隶属于那在我肢体内的罪恶的法律」（罗7:23）。既然耶稣基督在传教之前，经历了魔鬼的三次试探，传教士也无可避免地要迎接这一挑战。

 

　　2.金钱与教义

 

　　有人说，传教事业只靠祈祷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按照中国人好世俗的个性，没有物质上的利益是不会领洗进教的。刚恒毅承认，金钱和物质作为一种传教的工具或方法是无可厚非的，即使耶稣也没有遣散那些饥饿的人群，从而发显了增饼的奇迹，治愈了那些前来向他求助的病人。教会事业的建立比如教堂、医院、学校，都需要财物上的支援，事实上，因着地区和条件的差异，传教区都在不同程度上投入了大量财物。不过以金钱引人领洗进教的方式需要严肃对待，他提醒主教神父们，撒种是人的事情，种子入土后人力就无法左右了（格前3:6）。以物质和人为的方式传教也是如此。传教士要有正确的观念，用物质作为媒介吸引教外人进教以后，要慢慢地引导他们认识信仰的真谛，若是财物施舍了，教义教规的薰陶没有及时赶上，危险马上就会来到。在这个议题上，他赞扬了富成功主教（Joseph-Sylvain-Marius Fabrègues CM, 1872-1928）的见解，传教士不仅要施行洗礼，更要以爱心带领新教友，不仅要有物质的施舍，更要注意精神的陪伴。第二种工作是对第一种的巩固，甚至比第一种更使人辛苦。耶稣派遣宗徒出外传教的话语，堪称传教士的工作准则，「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10:4），在福传工作中，物质扮演的永远是附属的次要作用。传教士要保持一种恰当合理的拿捏态度，同时要警惕财富对人的奴役——「金钱是良好的仆役，但是最坏的主人」。

 

　　3.祈祷与宣讲

 

　　祈祷与宣讲，二者缺一不可。刚恒毅经常以《新约》经书作为自己的牧函、演说以及讲道的思想来源。他告诫传教士们，最高的传教学原则全部记录在《圣经》中了，我们要从四部福音和保禄书信中汲取工作和生活的滋养。当他1925年3月份巡视河南的开封教区时，向当地传教士强调了这个重点。宗徒们对民众的训诲，「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役」（宗6:4），是他们为自己制定的行事准则，这一准则可从两个层面做出解释：一是超性层面——「专务祈祷」，二是人为层面——「为真道服役」。超性层面，传教是天主恩宠运行的效果，是由祈祷与圣化得来的，这也是保禄宗徒的观点，栽种的和浇灌的都不算什么，使作物生长的天主更加重要（格前3:7）；人性层面，要出去走访和宣讲，这是直接出自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玛28:19；另参罗10:17）。至于宣讲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口头的、书写的、爱德行为的，地点的选择上，能在教堂、学校以及街市上。祈祷与宣讲，二者同样重要，不能偏废一面。传教工作的性质已经限定，尽管超性而且崇高，却在人间展开，且是在教外人中和本性层面上进行的。因此，祈祷与宣讲，需要二者兼顾。

 

四、结语：刚恒毅的普世教会立场

 

　　有关「传教士的身分与使命」的教会学言论，虽然论者多从《新约》经书的解读上描绘刚恒毅怎样延续了圣保禄使徒的开放精神、接纳了中国人的风俗文化、有助于本地化教会的建设……《保禄书信》几乎是他每日神业或灵修生活的来源，以大家熟悉的、信奉不疑的神圣经书劝勉各位在华教士和平信徒，基本上符合普世教会牧者们的生活习惯与言谈方式。此点不应被视为刚主教处理在华事务的原则与教会观的基础。刚在华活动和言论的出发点，是由宗座代表的身分与使命决定的：履行罗马教廷派遣来华的职务，维护教会的神圣而独立的本质，或者说，「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来」的教会本来面貌，直接施行的则是《夫至大》牧函以及随后的《教会事务》、「八一通电」等罗马宗座的文件和指示。一切对内的改革对外的交往，都是基于这类原则或指示逐步展开的。无论批评外籍教士倾向本国政府维护本国利益、爱修会超过爱教会等，还是快速地成立多个本籍教区、尊重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等，都是站在一个宏大的罗马的立场上应对的。

 

　　我们看不到他有选边站地拥护一方、攻击一方的政治观点，例如抵制法国公使在广州和北平的外交垄断时，主动访问了北平的法使馆以图保持彼此间的友谊，例如与各地政府官员友好交往时，又避免被地方势力拉拢陷入派性间的争斗。这种谨慎的独立的外交方式，恰恰是在谨守着普世教会的圣统制原则，意在推进中国本地圣统制度的建立及其与罗马宗座的直接关系的恢复。在其著作中，当我们看到他多次批评部分修会及其传教士的政治倾向和「小圈子」情结时，又不以修会团体及其个体作为仇恨报复的对象，无论对卡普拉事件的严肃处理，还是对和德理神父的深情表扬，还有对传教学上的本性与超性、金钱与教义、祈祷与宣讲等议题的简要阐述，皆是从教规教义的神圣原则出发的。

 

　　刚恒毅的行事风格与雷鸣远的所谓「中国人」「中国心」的观念完全不同，笔者以为，雷鸣远带有明显的「爱屋及乌」的热情，情感的表达直来直去、十分强烈，刚恒毅则是稳定持重，尽量把持大公教会立场的不偏不倚，比如规劝外籍传教士不要触怒中国人的乡土文化情怀，认定老子孔子对「天」的概念的阐述与教会的道理有吻合之处，我们不要忘记，他从入华开始就对中国民间普遍流行的叩头礼、女子裹脚礼加以拒绝并禁止的，这些又都是在名正言顺的「三纲」伦理的框架下派生出的文化：尊卑等级、男权（笔者并不认为，刚能够看透汉民族儒家文化的本质！）。如果说他多次批评了保教权和外籍教士的专权，那是期望中国教会壮大起来，如同欧美各教会一样成熟，并且不通过西方政治及其教会的代理人直接受到罗马宗座的领导，因此也并非期待一个无拘无束的本地化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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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闵兴业，意大利宗座传信大学神学硕士。

 

转自天亚舍的新浪博客，2015-11-24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497ade0102w38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