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在微信《叶小文现象批评》一文中，谈到所谓“班喜fandangpanguo集团”受到错误批判的问题，一些年轻的朋友发微信，打电话，说他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希望我能够做进一步的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不是三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想，要弄清什么是“班喜fandangpanguo集团”，首先应该认识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两位大师。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共西北局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老习仲勋同志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最早与两位大师联系的高级干部，因此，与十世班禅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共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习仲勋同志与十世班禅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之间的亲密友谊，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肝胆相照、坦诚相待、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典范和楷模。

 

微信里谈到，1962年—1964年和文革期间，他们受到错误批判。文革结束，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这时，习仲勋同志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习老就顶着压力，担着风险，积极努力，亲自找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等同志，建议中央为十世班禅、喜饶嘉措大师、扎喜旺徐等同志平反昭雪。

 

中央基本上为喜饶嘉措大师平反以后，习老怀着深厚的感情，亲自撰写《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悼念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在1980年12月19日的《人民日报》。后来收入到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一书（见该书217页—225页），2013年出版。

 

1989年1月，十世班禅大师不幸圆寂。大师英年早逝，习老十分悲痛，亲自撰写《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发表在1989年2月20日的《人民日报》，后来收入到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一书（见该书528页—538页），2013年出版。

 

就我所知，在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之后，在中央领导同志里面，亲自署名撰写悼念文章的，仅习仲勋同志一人。说明习老习仲勋同志是一位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革命家。学习这两篇文章，不但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十世班禅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光辉的一生，而且也可以加深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处理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大体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的经验教训，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们是怎样与藏族的上层人士打交道，做朋友，以诚相待，肝胆相照，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新中国而团结奋斗的宝贵经验。因此，我愿意郑重地向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推荐这两篇文章。

 

喜饶嘉措是青海省循化撤拉族自治县人，藏族，生于一八八三年，幼年在循化古雷寺出家，后在甘肃拉卜楞寺及拉萨哲蚌寺学经十余年。三十二岁时，他在拉萨考取“拉让巴”格西学位(西藏最高学位)，曾主持重刻“甘珠尔”大藏经，任总校编。他是藏语系文化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在西藏讲学多年，三大寺（1）学者及前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多出其门下。国民党统治时期，被聘为国立五大学西藏文化讲座讲师，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解放后，先后担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喜饶嘉措是一个热爱中华民族，有爱国思想的正直的人。他从解放前后事实的对比中，很快看清了共产党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少数民族和宗教界应走的光明道路。十余年中，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维护祖国统一

 

　　喜饶嘉措是维护祖国统一、坚持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爱国者。解放初期，喜饶嘉措赞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多次写信和发表广播讲话，向**喇嘛（2）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士、三大寺负责人，以及广大僧俗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呼吁dalai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认清形势，按受和平解放，走爱国的光明道路。其后，他又为和平解放西藏，执行十七条协议作了很大努力。

 

　　一九五九年，西藏反动集团违反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公开背叛祖国，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乘机干涉中国内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喜饶嘉措态度鲜明，坚决反对所谓“xizangduli”的论调。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平叛的决策。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和两次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中，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最可恶的事情。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佛教教规，为国法教规所不能容”。他从历史上论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始自中国政府的册封任命，噶厦政权则是钦命驻藏办事大臣直接领导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今天，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地方。他列举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事实，驳斥了所谓共产党破坏佛教的陈腔滥调。他对dalai喇嘛逃离祖国十分惋惜，希望他珍惜荣誉，幡然回国，同全国人民共同建设西藏高原，其关心**的赤忱溢于言表。时隔二十余年，这些肺腑之言，仍发人深省。

 

促进安定团结

 

      解放初期，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和散匪潜特的捣乱、破坏，有的地区有些动荡不安。喜饶嘉措不顾年高，不辞辛劳，多次跋涉于青海的广大农牧区．向各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还率领西北慰问团青海分团赴黄南地区（3），传达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些，对消除谣言，安定人心，巩固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搞好政权建设，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由于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汉、藏之间的民族隔阂，以及敌人的挑拨离间，青海尖扎县有个藏族部落同其他部落和驻军不断发生冲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争驭团结的方针，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同时，派喜饶嘉措三次前去和谈，争取该部落千户项谦（4），昭示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教育了上层人士和群众。经过各方面的工作，终于团结了这个部落。

 

     一九五二年，有人制造谣言，说什么世界即将毁灭，大难临头，“有饭无人吃，有路无人走”，在青海藏、蒙古、土族群众中，以及各寺院造成极大的混乱，群众日夜诵经禳解，人心惶惶，无心生产。喜饶嘉措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之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他号召正直的宗教徒，出来剥掉谣言制造者的外衣，揭露其反革命本质，使善良的人民不至堕入迷津。他教导信教群众应该服从和贯彻执行人民政府的法令，积极搞好农牧区当前的实际工作，以巩固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他在信教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无法代替的。

 

佛教徒的好带头人

 

　　少数民族多虔信宗教，能否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一九五四年，党的这一政策又正式写进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喜饶嘉措作为一个热爱祖国、虔信宗教的上层人士，比较早地了解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他经常针对信仰群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宣传党的政策，在团结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宗教界人士担心寺院出租的土地入社后收入减少，影响生活，因而怀疑党的宗教政策会发生变化。喜饶嘉措在一些会议上和接见宗教界人士时指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没有任何怀疑和顾虑的必要。在土地所有制改变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有新的安排，解决喇嘛的生活问题。他还积极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指出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光明道路，宗教界人士应该积极支持合作化道路。

 

     喜饶嘉措在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十余年间，很注意教育、团结各族教徒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九五五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后，喜饶嘉措认为，社会主义完成之时，即是人间实现“极乐世界”之日。他豪情满怀地写文号召佛教徒：“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一九五九年，他先后朝拜了普陀、天台、九华、五台等佛教名山，视察了僧尼的宗教生活，参观了工厂。他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进展和为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他在各地向僧众讲话时，抚今思昔，谆谆教导僧众要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人民，听党和政府的话。后来，他还以解放后的亲身体会和去南北各地视察的观感，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佛教徒》一文，文章强调，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繁荣富强紧密联系起来。喜饶嘉措重视培养宗教人才，他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时，亲自给藏语班（专招喇嘛学藏语系佛学）讲授佛学课程。他要求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带头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做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本职工作、热爱佛教的教徒。他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中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增进中外友好

 

　　喜饶嘉措还努力从事促进中国人民和佛教徒同各国人民、佛教徒之间友谊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国家对我们很不了解，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胡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寺庙都被搞光了，等等。因此，一些佛教国家对中国是否有信仰自由，怀疑颇多。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不仅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上自国家元首、下至普通信徒的众多外宾，还多次率领我国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出席了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次和在柬埔寨举行的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两次护送佛牙赴缅甸、斯里兰卡全国各地巡回接受朝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佛教徒想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愿望，增进了同这些国家人民和教徒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喜饶嘉措经学超众，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出色地完成了友好访问任务，赢得了有关国家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评。

 

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喜饶嘉措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可敬佩的诤友。他很关心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对成绩他热情赞扬，对缺点或错误，他敢于提意见。他曾在一些会议上，在同党的负责同志接触中，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别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一九五八年甘肃、青海藏族地区平叛工作中一些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作法，他说：有的人不研究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认为宗教是迷信，应一破了事，于是产生了毁寺庙，砸佛像，遣散僧侣，禁止念经，甚至对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加以禁止等作法。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喜饶嘉措还坦率地指出，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和一些干部，由于长期生活于和平环境，在不断取得的成就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唯我独尊等倾向。他认为应该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使人民信任党、拥护党，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强调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有职有权，守职尽责。此外，他对“大跃进”期间工作中的错误，对在牧区盲目开荒影响牧业生产，对民主改革和平叛中所出现的偏差等等，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和很好的建议。周围的一些同志，对他的这种直言不讳的精神感到钦佩。

 

　　喜饶嘉措是一位在国民党时期曾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又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思想的虔诚的佛教上层著名人士。解放前，他同共产党的同志在国民参政会上有过一些分歧，解放后，党仍然尊重他，信任他，委以重任。

 

　　当然，喜饶嘉措不是完人。比如，他对宗教方面封建剥削制度的改革和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等，就有过一些片面的理解。但一经指出，他还是愿意听取的。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称誉他是藏族中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他在谈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和进步时，总是说：“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我的思想认识才有所提高”，“共产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对我的恩惠一样大”，我个人深受党和政府的礼遇，“只有‘将此身心奉尘刹’，以报洪恩”。

 

      然而，六十年代，党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被指责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爱国老人喜饶嘉措也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粗暴的批判。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fangeming集团对宗教采取消灭政策，几乎所有宗教界的朋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迫害，喜饶嘉措当然更不能幸免，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帽子，受到残酷折磨，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含冤离开人世。

 

　　我们为喜饶嘉措生前所受的打击感到痛心，为失去这样一位忠诚的朋友感到惋惜。今天，可以告慰他的是：林彪、江青fangeming集团的主犯已在受人民的审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已被推倒，他的冤案得到了昭雪。人们深切地理解了他，他是应该受到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榜样。

 

　       （原载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原文注释：

 

（1）三大寺，指西藏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

 

（2）**喇嘛，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3）黄南地区，即今黄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东部。

 

（4）项谦，藏族，1933年承袭青海昂拉千户之职。1951年发动武装叛乱，在人民政府平定叛乱中逃跑，后归降人民政府。

 

转自降边嘉措的新浪博客，2015-12-21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96416f0102vx1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