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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近代中国—— 一九九六年六月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 2015/12/25日    【字体:
作者:赵复三
关键词:  基督教 圣经 中国 文化差异  
 
《圣经与近代中国》这个题目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如果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为基督教自公元635年第一次传入中国的依据,则当时欧洲正处于古代世界已经衰亡(教皇格列高里一世死于公元604年,或可作为欧洲古代世界终结的标志),进入中世纪前期的野蛮时代,经济、文化都处于衰退之中。但是,到公元1000年时,基督教成为欧洲各民族的共同宗教,而它的堂兄弟景教在中国本部却已经绝迹。一千四百年来,基督教四次传入中国,直到现在,始终是中国少数人的宗教,这在基督教传教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怎样理解这段历史?其中势必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在中国与欧洲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圣经》的中译本或也可作为这种比较研究在本世纪初的一项成果。对前人的努力,我深深敬佩;同时,本世纪学术的进展,也使人有机会对《圣经》的中译再作一些新的探索。这种努力将有助于我们对基督教思想和中国思想都得到进一步认识。我想,这是《圣经》与现代中国接触的积极意义之一。
我的论文仅限于探讨《新约圣经》中七个关键性的词在中译时遇到的困难。这七个词是:神、逊各斯、人(包括中国思想中的心、性、灵)、罪、信、世界和时间的完成。这只是作为一些实例,值得探讨的地方恐远不止此。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死”字为例。在《新约圣经》和合中译本的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我们读到的是:“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权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天主教思高本也大同小异。“天天冒死”在中文的含意是“天天冒着死亡的危险”,意味着死亡的危险是外来的。但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4节讲得很清楚:“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6章再次讲到,基督徒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但这个“灭绝罪身”不是一次完成的。基督徒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外界有无数的引诱,内心有无穷的欲念,因此要不断“靠着圣灵治死身体中的卑贱欲念”(罗8:13,REB作“If by the Spirit you put to death the base pursuits of the body, then you will live”。)这种内心自我斗争的经验就是保罗在林前15章31节所说,自己如同身在十字架上,“天天让自己那旧人死去”。REB译作“Every day I die”,是原文的本意,这是保罗的深刻的灵性经验,正因为天天觉得自己在死去,因此天天经验着在基督里,分享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的主旨——基督复活与信徒的关系。这种对“死”和“生”的认识与内心体验,我觉得是基督教的独特贡献。
“天天冒死”和“天天在死”,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中国儒家从孔子起,对死亡从来是采取迥避的态度。佛教相信输回转世,死亡只是输回转世的中转站,是次要的,暂时的。早期道家只有庄子认真对待生死问题,其结论也是安之若命,顺其自然。无论是儒家的“为学日益”,或道家的“为道日损”,都限于“生”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保罗所见证自己的灵性经验“天天在死”。难以明白,于是把它译成了“天天冒死”。这是语言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又一个例子。
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或其中相当范围一批人)的精神历史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大部是可以,也只有靠语言来表达的(人的感情经验、审美经验、宗教经验中,有些是直觉而非理性的,因此,难以完全用语言来表达)。在用语言表达时,离不开概念、范畴、也离不开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一个民族所用以思考的概念范畴、价值就反映了民族的精神经验,也就是它的文化。从中国语言看,它有什么特点呢?
四十多年前,耶鲁大学的汉学家Arthur Wright在《中国语言和外来思想》(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Foreign Idea)这篇论文中认为:“The Chinese was relatively poor in resources for expressing abstractions and general classes or qualities”(见Arthur F. Wright(Ed).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p.287)直到现在,Wright教授的渊博学识和学术成就在美国汉学界还是第一流的,但是,他的这个论断恐不免受到三个多世纪西方汉学以研究儒家周礼、《论语》、《春秋》等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这种风尚带来的局限性。
 
早期儒家以研究现实世界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因此子贡回顾在孔子门下受业,所学的是诗书礼乐,“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中国古代对宇宙论的探讨创始于道家,到战国末期,《易大传》反映了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大成,有的学者(如陈鼓应)认为它是道家思想的产物,有的学者(冯友兰)认为是孔子讲周礼,其中最主要是《易》(冯友兰称它是“宇宙代数学”)和《春秋》。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集中于: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什么概念来进行宇宙论的思考。除“道”以外还有:
 
(1)气:《庄子·知北游》:“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是道家关注气化生万物的理论。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又进一步发挥这个理论,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它是无形的,元气剖开,就成为天地。
 
(2)阴阳:“道”生一,从中一分为二,成为阴阳,如《道德经》42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天下》“易以道阴阳”。
 
(3)玄:“道”和“气”都是无形的,如《道德经》第1章所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门”是指宇宙的开端,但它又不是时空上的任何一个分界,因此是玄之又玄。
 
(4)此外,还有老庄常用的“一”的概念,“有”和“无”的概念,《道德经》28章所用的“无极”,《庄子·大宗师》所称的“太极”,《易·彖传》用以形容万物资始的“乾元”,万物资本的“坤元”等。
 
这些观念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对宇宙本体论的长期探索。
 
中国古代哲学对人的生命进行根本的探索,也主要是在道家中间进行的。它的思想影响,在中国人头脑里最为普遍的有:
 
(1)“气”(qi)如前引《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道家气生万物的理论中包括对人的生命由来的解释。人的生命也依靠于气,气是第一性的,生命是第二性的。直到今天,在中国通俗语言中,还把“元气”作为生命的根本,人若受重伤,就“伤了元气”,身体恢复健康,称为“恢复元气”,“气”字还有另一种意义指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朝气”、“暮气”、“勇气”等,这里不多谈。
 
(2)精(Quintessence):《庄子》中,“精”字出现四十多次,如<秋水>:“至精无形”,<知北游>:“形本生于精”,《管子·内业篇》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什么是“精”?《内业篇》解释:“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是气中更细微的部分。人的生命中有精气,还有邪气,如<吕氏春秋>:“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直到现在,中国医学辞汇中还用“精”字代表男性生殖细胞,是生命的由来。
 
(3)神:《庄子·刻意篇》讲:“纯素(养生)之道,惟神是守。”“神”又是人的智慧之所由来,如《管子·心术上篇》说:“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的由来在于除欲神来。在中国人的通俗语言中,“精”和“神”基本是不同的概念,如“神不守舍”,“精气神”,但两者又是密切相联的,如“精神”、“聚精会神”。
 
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并不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中国古典哲学直至民间通用语言中也不缺乏这方面的概念和词汇。但是,在把《新约圣约》译成中国通用的语言时,的确遇到了困难。我觉得这些困难不是来自中国语言,而是来自两种不同文化思想体系。关于这一点,我在论文里更具体地说明了,这里不再多说。
 
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找到它们之间的相通点是一种沟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沟通。例如,基督教思想体系与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或者有助于理解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的根本原因何在。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印度、中东,基督徒也同样是极少数,其中恐怕也有文化差异这个重要原因。这是在多少世纪的历史中形成的。只要各民族都不把与自己不同的思想一笔抹煞,或判为缺陷、次等的、或错误的,这就为相互了解创造了条件,为各民族之间的和好作出了贡献。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古罗马人把日耳曼人看为“蛮族”一样,中国古代的华夏族也把周围的其他民族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在中国唐代曾有所克服,但它的影响延续到近代,引起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后接受西方各种思想,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现在则是各种思想杂然并阵。在西方,近五百年来随殖民帝国的发展,兴起以西欧为中心的“文化普世一元主义”,到二十世纪特别是近五十年,又转为以美国为中心了。这些历史经验,有待东西方各民族共同研究,共同记取。为此,我感谢希伯来大学和平研究所支持召开这个讨论会,特别要感谢Irene Eber教授为举行这次会议所作的巨大努力,也感谢在座各位同事们为一个共同目标,各自从不同角度作的贡献。
 
转自维真学刊,199801。
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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