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近代中国》这个题目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如果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为基督教自公元635年第一次传入中国的依据，则当时欧洲正处于古代世界已经衰亡（教皇格列高里一世死于公元604年，或可作为欧洲古代世界终结的标志），进入中世纪前期的野蛮时代，经济、文化都处于衰退之中。但是，到公元1000年时，基督教成为欧洲各民族的共同宗教，而它的堂兄弟景教在中国本部却已经绝迹。一千四百年来，基督教四次传入中国，直到现在，始终是中国少数人的宗教，这在基督教传教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怎样理解这段历史？其中势必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在中国与欧洲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圣经》的中译本或也可作为这种比较研究在本世纪初的一项成果。对前人的努力，我深深敬佩；同时，本世纪学术的进展，也使人有机会对《圣经》的中译再作一些新的探索。这种努力将有助于我们对基督教思想和中国思想都得到进一步认识。我想，这是《圣经》与现代中国接触的积极意义之一。

我的论文仅限于探讨《新约圣经》中七个关键性的词在中译时遇到的困难。这七个词是：神、逊各斯、人（包括中国思想中的心、性、灵）、罪、信、世界和时间的完成。这只是作为一些实例，值得探讨的地方恐远不止此。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死”字为例。在《新约圣经》和合中译本的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我们读到的是：“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权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天主教思高本也大同小异。“天天冒死”在中文的含意是“天天冒着死亡的危险”，意味着死亡的危险是外来的。但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4节讲得很清楚：“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6章再次讲到，基督徒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但这个“灭绝罪身”不是一次完成的。基督徒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外界有无数的引诱，内心有无穷的欲念，因此要不断“靠着圣灵治死身体中的卑贱欲念”（罗8:13，REB作“If by the Spirit you put to death the base pursuits of the body, then you will live”。）这种内心自我斗争的经验就是保罗在林前15章31节所说，自己如同身在十字架上，“天天让自己那旧人死去”。REB译作“Every day I die”，是原文的本意，这是保罗的深刻的灵性经验，正因为天天觉得自己在死去，因此天天经验着在基督里，分享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的主旨——基督复活与信徒的关系。这种对“死”和“生”的认识与内心体验，我觉得是基督教的独特贡献。

“天天冒死”和“天天在死”，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中国儒家从孔子起，对死亡从来是采取迥避的态度。佛教相信输回转世，死亡只是输回转世的中转站，是次要的，暂时的。早期道家只有庄子认真对待生死问题，其结论也是安之若命，顺其自然。无论是儒家的“为学日益”，或道家的“为道日损”，都限于“生”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保罗所见证自己的灵性经验“天天在死”。难以明白，于是把它译成了“天天冒死”。这是语言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又一个例子。

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或其中相当范围一批人）的精神历史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大部是可以，也只有靠语言来表达的（人的感情经验、审美经验、宗教经验中，有些是直觉而非理性的，因此，难以完全用语言来表达）。在用语言表达时，离不开概念、范畴、也离不开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一个民族所用以思考的概念范畴、价值就反映了民族的精神经验，也就是它的文化。从中国语言看，它有什么特点呢？

四十多年前，耶鲁大学的汉学家Arthur Wright在《中国语言和外来思想》（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Foreign Idea）这篇论文中认为：“The Chinese was relatively poor in resources for expressing abstractions and general classes or qualities”（见Arthur F. Wright（Ed）.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p.287）直到现在，Wright教授的渊博学识和学术成就在美国汉学界还是第一流的，但是，他的这个论断恐不免受到三个多世纪西方汉学以研究儒家周礼、《论语》、《春秋》等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这种风尚带来的局限性。

 

早期儒家以研究现实世界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因此子贡回顾在孔子门下受业，所学的是诗书礼乐，“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中国古代对宇宙论的探讨创始于道家，到战国末期，《易大传》反映了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大成，有的学者（如陈鼓应）认为它是道家思想的产物，有的学者（冯友兰）认为是孔子讲周礼，其中最主要是《易》（冯友兰称它是“宇宙代数学”）和《春秋》。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集中于：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什么概念来进行宇宙论的思考。除“道”以外还有：

 

（1）气：《庄子·知北游》：“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是道家关注气化生万物的理论。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又进一步发挥这个理论，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它是无形的，元气剖开，就成为天地。

 

（2）阴阳：“道”生一，从中一分为二，成为阴阳，如《道德经》42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天下》“易以道阴阳”。

 

（3）玄：“道”和“气”都是无形的，如《道德经》第1章所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门”是指宇宙的开端，但它又不是时空上的任何一个分界，因此是玄之又玄。

 

（4）此外，还有老庄常用的“一”的概念，“有”和“无”的概念，《道德经》28章所用的“无极”，《庄子·大宗师》所称的“太极”，《易·彖传》用以形容万物资始的“乾元”，万物资本的“坤元”等。

 

这些观念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对宇宙本体论的长期探索。

 

中国古代哲学对人的生命进行根本的探索，也主要是在道家中间进行的。它的思想影响，在中国人头脑里最为普遍的有：

 

（1）“气”（qi）如前引《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道家气生万物的理论中包括对人的生命由来的解释。人的生命也依靠于气，气是第一性的，生命是第二性的。直到今天，在中国通俗语言中，还把“元气”作为生命的根本，人若受重伤，就“伤了元气”，身体恢复健康，称为“恢复元气”，“气”字还有另一种意义指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朝气”、“暮气”、“勇气”等，这里不多谈。

 

（2）精（Quintessence）：《庄子》中，“精”字出现四十多次，如<秋水>：“至精无形”，<知北游>：“形本生于精”，《管子·内业篇》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什么是“精”？《内业篇》解释：“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是气中更细微的部分。人的生命中有精气，还有邪气，如<吕氏春秋>：“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直到现在，中国医学辞汇中还用“精”字代表男性生殖细胞，是生命的由来。

 

（3）神：《庄子·刻意篇》讲：“纯素（养生）之道，惟神是守。”“神”又是人的智慧之所由来，如《管子·心术上篇》说：“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的由来在于除欲神来。在中国人的通俗语言中，“精”和“神”基本是不同的概念，如“神不守舍”，“精气神”，但两者又是密切相联的，如“精神”、“聚精会神”。

 

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并不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中国古典哲学直至民间通用语言中也不缺乏这方面的概念和词汇。但是，在把《新约圣约》译成中国通用的语言时，的确遇到了困难。我觉得这些困难不是来自中国语言，而是来自两种不同文化思想体系。关于这一点，我在论文里更具体地说明了，这里不再多说。

 

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找到它们之间的相通点是一种沟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沟通。例如，基督教思想体系与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或者有助于理解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的根本原因何在。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印度、中东，基督徒也同样是极少数，其中恐怕也有文化差异这个重要原因。这是在多少世纪的历史中形成的。只要各民族都不把与自己不同的思想一笔抹煞，或判为缺陷、次等的、或错误的，这就为相互了解创造了条件，为各民族之间的和好作出了贡献。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古罗马人把日耳曼人看为“蛮族”一样，中国古代的华夏族也把周围的其他民族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在中国唐代曾有所克服，但它的影响延续到近代，引起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后接受西方各种思想，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现在则是各种思想杂然并阵。在西方，近五百年来随殖民帝国的发展，兴起以西欧为中心的“文化普世一元主义”，到二十世纪特别是近五十年，又转为以美国为中心了。这些历史经验，有待东西方各民族共同研究，共同记取。为此，我感谢希伯来大学和平研究所支持召开这个讨论会，特别要感谢Irene Eber教授为举行这次会议所作的巨大努力，也感谢在座各位同事们为一个共同目标，各自从不同角度作的贡献。

 

转自维真学刊，199801。

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