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贵州的企业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主题是企业家的精神价值问题。

 

        我也做过企业，一家金融公司。离开这个企业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现在的很多研究，包括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在原来这个轨道上。社会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想中国办企业的很多相关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想在这个层面上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天贵州长通公司的张辉老总跟我说，陈老师你从北京到我们贵州来，关注石门坎，为石门坎做公益，我们贵州人更应该为石门坎做点什么。我觉得他的这个表述挺好的。我非常期待贵州的企业家关注石门坎，关注苗族的儿童教育事业。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石门坎的概念，这是发生在你们贵州的事情。

 

      前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演讲的时候，一上来就毫不客气的批评贵州省的博物馆。

 

      我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城市，首先去看这个城市，或者这个省的博物馆，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往往是了解一个地域的文化和历史的一把钥匙。但是，毫不客气的说，贵州博物馆我看了以后感到非常失望！这个博物馆之差，之乱，恐怕在全国都要排在倒数一二。

 

      当然，我对贵州博物馆的不满，还不是他的乱，而是他们对待贵州历史的一种叙事态度。

 

      这些年我经常来贵州，和张坦，罗世鸿这些贵州的学者接触，他们给了我很多关于贵州的信息，特别是关于贵州的文化，贵州的历史。的确，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文化非常丰富多元。 前不久，我听过学者阿城的一场学术报告，他讲“河图洛书”，讲的非常好！令我吃惊的是，阿城的结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符号“河图洛书”的遗迹，竟然藏在贵州古老的苗人服饰里！也就是说，苗族人的服饰图案，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密码。

 

        贵州省博物馆令人非常失望，这些做博物馆的人，根本就没有用心，没有历史感。的确，我看到，博物馆中心最大的面积，不是在展览文物，而是开了一家商店，在那里卖一些粗糙的仿制 纪念品。我就在想，我们应该怎么去记录历史，怎么去述说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石门坎是贵州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文化高地”，但是在贵州省博物馆，没有任何记录的，哪怕一星半点都找不到 ！

 

       石门坎是在威宁县最边远的一个乡，石门坎再往前走一点点就是云南的彝良和云南的昭通。我在写文章的时候说，贵州是中国的边缘，毕节是贵州的边缘，威宁是毕节的边缘，石门坎是威宁的边缘，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以前在历史上人们形容那个地方叫“拉屎都不长蛆”，你想那个地方贫瘠之落后。

 

     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在1904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伯格理的牧师，到了这个地方。他给这个地方带来两种东西，一个是信仰，传播基督教。一个是教育，在这里办学校，提高这个地方居民的文明和文化水平。伯格理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从1905年开始，就和这些苗族人的精英，和一部分熟悉苗人的汉人的精英，在一起发明了文字，叫“大花苗文”，因为那个地方的苗族叫大花苗。他们在历史上是没有文字的，伯格理去了以后，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明了大花苗文字，用这个文字翻译了《圣经》，用大花苗的文字和《圣经》去传播一种文化。伯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在整个乌蒙山区的几十个县建了大概一百多所学校。同时，他用这种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在最普通的苗人当中去推广文明，推广文化，使大量的苗族人从此受到了教育。

 

      教育，文化，信仰，价值观，从此就改变了这个“拉屎都不生蛆”的地方。改变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40年代，曾经做了一个文化教育的普查，当时在汉人当中每10万人是2.19个大学生，但是在乌蒙山区的苗人当中，每10万人有10个大学生。在这么一个贫瘠的地方，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教育的成就，竟然远远超过了汉人！而且他们培养出像吴性纯为代表的医学博士，像朱焕章为代表的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苗族人的社会精英。

 

       伯格理在1915年的时候死在石门坎，他死的时候大概是51岁，很年轻。为什么死？就是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瘟疫，当时光华小学的很多学生都染上了瘟疫，学校从英国带的这些药非常非常稀少，伯格理把所有的药都用来救学生，而他自己不用这个药，所以他在照顾学生的同时感染上了伤寒，就死在了这个地方。1915年死在这个地方以后，英国的教会不断的有人继承着伯格理的事业，一直在这个地方传播基督教，包括在整个乌蒙山区来传播基督教。所以后来的石门坎被人誉为“中国西南地区文化高地”，乌蒙山区的文化高地。

 

     我们如果去石门坎，会看到很多当年的遗迹。好比说那个地方建了西南地区的第一个游泳池，有西南地区的第一个足球场，西南地区的第一支足球队是在1912年，1912年中国能够知道足球的人是极少极少的，但是他建了一支足球队。这个地方建了第一个麻风病院，建了第一个邮政所，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欧洲这些国家，要发一个东西寄到石门坎来，只要写五个字“中国石门坎”，你就可以收到。石门坎当时在世界上竟然有这么高的影响，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为石门坎的小孩准备的衣物，准备的文具和图书运不进去，没有邮政和快递公司能够把这些东西运进去。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为石门乡的高潮小学准备了几百套衣服，围巾，手套，鞋。我们在网上看到小孩手冻裂的一个照片，我们受到震撼，动员我们的志愿者来捐款。我们把东西买好了以后，竟然没有办法能够运进去，但是在一百年前伯格理那个时代，我们只写“中国石门坎收”，这个东西就可以投递到石门坎去。你就可以想象，石门坎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两条，一条就是基督教文明所带去的价值观和信仰，一条就是通过教育，通过办学校，通过推广教育，通过培养学生，使当地的苗人有了知识，有了文化，所以这个地方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有一个叫石门坎公益事业后援团，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包括这个机构在贵州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合肥这些城市，包括贵州，我们有一批在关注着石门坎，在支持石门坎的这么一些志愿者，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活动，就是准备在今年秋季的时候，在北京做一个大型公益活动，叫“向石门坎致敬”。向石门坎致敬，是向谁致敬？除了我刚才讲到的伯格理，朱焕章这些人以外，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志愿者坚持在石门坎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贫瘠的地方，为苗族的儿童教育而献身，有一批这样的人。

 

     我们现在资助了一个重点学校，叫新中小学，在两个苗寨之间，新营和中寨，所以叫“新中小学”。这个小学的校长叫卞淑美，她来自东北，她和她的丈夫，孩子，已经在这个地方坚持支教九年。她的小孩去的时候3岁，今年她的小孩已经12岁。

 

      石门坎的条件艰苦到什么样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地方是没有水洗澡的，包括我们每次去都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买饮用水，方便面带上，你不可能在那个地方洗澡，即使是刷牙或者是洗脸，都要非常节省的用水，那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水。据说打到地下800米左右都找不到水源，大家知道贵州是一个缺水的省份，但是石门坎这个地方条件更加恶劣。在伯格理那个时代的时候，里面是有一条溪流的，但是这些年采煤矿，已经把这条小溪完全污染掉。那个小溪流出的水是铁锈色，当地乡里干部跟我们说叫“山青水锈”，完全不能饮用，只能靠山顶上有很小很小的水管子，引一点水引到下面来，主要是做饮用水。

 

     张总你有机会的话，可以组织企业家到现场去看一下。那个地方非常缺水，条件非常艰苦，它的贫穷是令人震撼的。我们走访苗族的寨子，到农民家里去，以前住的都是草棚房子，进去以后眼睛在几分钟之内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是漆黑一片的。我们的眼球有一个能力，叫明适应和暗适应，只有当你的眼球完成了暗适应的过程当中，才能看清楚周围是个什么东西。家里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人鸡猪羊混居，这次去我们到了一个叫新营的苗寨，随便走到一个家里去，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她的丈夫在外地打工，她带着两个小孩在家里，我就借着灯光，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快一点钟的时间，我问她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我把她的坛坛罐罐揭开以后，全是空的。我说你吃的饭呢？她说饭在这儿，她指着煤炉子上面一个已经烤糊了的土豆，皮都烤黑了，跟煤球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看了半天才看清楚，原来那不是一颗煤球，而是一颗土豆，她说这就是我的午餐，就吃这个。到了另外一个家里，那个人是一个复员的军人，曾经在外面打过仗，受过伤，他把他的衣服掀开，给我看他背上的伤疤。这个家里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太脏了。床上黑得不能再黑的被子，他反复要求我坐一下，我就想坐在哪里呢？可以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别说坐，非常脏的地方，在城里生活的人在心理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贫穷，非常的贫穷，而且条件极为恶劣，但是在这些地方的人非常朴实，有信仰。包括基督教，一直到今天都还在这个地方传播。

 

     我给大家讲石门坎的故事，就是讲发生在你们贵州的这么一个故事，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最开始在伯格理去以前，那个地方也是非常贫穷的，但是伯格理把基督教文明带去了以后，使这个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代以后，当局给石门坎地区扣了两顶帽子，一顶帽子叫“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顶帽子叫“西方间谍渗透基地”，所以这个地方就一直处于政治上“严管”的状态。后来又说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将要以这个地方作为空投基地，空投特务来反攻大陆。其实真正到石门坎了以后你才知道，什么空投特务，真正特务到了那里他们连出都出不来，不饿死就困死。完全是在“阶级斗争”的观念之下，编造一个概念，但是，从此这个地方从文化的高地走向了社会边缘。

 

     我为什么说石门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是一个典型。假如我们能够把一百年的历史，从历史长河中切一个断面，抽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地方，说明什么呢？什么时候我们有信仰，有教育，有文化，有文明，什么时候物质财富就充分，人的生活水准就高。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种信仰，失去了这种文明，我们就会重新又跌落到一个边缘的状态。石门坎从边缘到高地，从高地重新跌到边缘，这一百年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标本。

 

     从石门坎再回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企业家的精神价值问题。

 

      刚才张总说你们这批人在寻找理想，寻找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当财富充足的状态下，我们去一个怎么样方式的生活？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文明概念，是不是要做到和我们的物质财富相匹配？我觉得一个非常深刻了问题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就是我们要去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价值。

 

     我想在中国这个地方，我们能够面对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几种。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儒家的文化，我们中国人说实在的，从孔孟开始一直到今天几千年，我们的文化元素里面，可能每个人都有儒家文明的定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佛教，佛教也给我们提供精神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石门坎的这种基督教文明，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林林总总的。但是我觉得当前就精神价值的角度来讲，就中国的精神源泉来讲，我们不可避免的面临这三个。

 

       在贵州，儒家文化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王阳明。又要回到博物馆，在贵州博物馆，包括中国500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宗教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领袖人物王阳明，在博物馆没有任何对他的描述，这简直不可思议！当年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为了向明朝中央朝廷表示忠心，在贵州修了一条驿道，这条驿道有九个驿站，其中有一个驿站叫龙场驿。王阳明因为得罪了太监刘瑾，把他流放到龙场驿这个地方来，担任龙场驿站的驿丞，

 

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不仅仅生活条件极差，而且他还听说刘瑾已经派了大内高手要来杀他，就是要把他从肉体上消灭。在这种状态下，在这种生死压迫之下，王阳明完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精神的飞跃，这个就被称为“龙场顿悟”。龙场顿悟在中国儒家的发展历史上是有极高地位的。为什么有极高地位？因为王阳明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叫“致良知”。其实致良知是儒学发展到宋明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哲学成果，是中国人思想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因为在王阳明之前，中国的儒家的这些大学者，他们最理想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价值追求，都是“得君成道”。什么叫得君成道？“君”就是皇帝。举个例子说，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去实现他的抱负，去推广社会改革，靠的是谁？靠的是皇帝对他的支持。在宋代的时候，皇帝不是一个最终的决策人，真正的权力，对社会治理的权力是在这些首相手上，就是像王安石这些人手上。所以宋代出现了一大批非常璀璨的文人，像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富弼等等。很多很多大文人，大儒家，他们都成为大政治家。他们可以在朝廷去施展抱负。

 

    所以在宋代的时候，中国的儒家是非常得意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君”而“成道”。这个“道”非常重要，就是抱负。治理天下，把儒家的哲学，儒家的伦理转化成治理天下的这种良策，他得到一个君的赏识就可以了。而王阳明的失败恰恰就在此地，王阳明也曾经想得君成道，但是他所处的明代，皇帝之昏聩远远不能和宋代相比。再加上太监掌权，朝廷乌烟瘴气，所以王阳明悟到“得君成道”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中国的这种思辨哲学和伦理寄托在哪个地方呢？希望何在呢？他发现要从“得君成道”转化成“得民成道”，要把民众武装起来，把民众动员起来，而民众动员起来的最核心的问题，他发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东西，叫良知。所以皇帝不变革没有关系，只要老百姓能够认识到这个国家应该这样做，他有一个良知，有一个价值观，他就可以达到成道这个目的。王阳明是从宋代的“得君成道”转化成明朝的“得民成道”，而“得民成道”的途径就是人要向内心来求，不是外在的去求君，而是内心的来求人。为什么说在贵州的修文出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时代意义是什么？就是这个，他不仅把中国的哲学推向一个高峰，把中国的儒学推向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他悟到了中国最终能够实现这种社会良性变革的是在人心。所以王阳明是贵州之宝，是中国之宝。日本人崇拜王阳明，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听说日本有一个海军大将，名叫乃木将军，他的一生就在身上挂一个印牌，刻的就是“一生唯崇王阳明”，就写这么几个字。可见王阳明在日本是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给他的地位是不够的，起码贵州的博物馆都不知道把他写进去。

 

      儒家最核心的是内在自我的发现，所谓内在的自我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人向善的能量是可以无限的，所以儒家说“人皆可成为尧舜”。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大家知道尧舜在古代，都是作为最高道德的代表。儒家认为人其实是可以发现自己内在的向善的这种潜能是无限的，所以有本书叫《大学》，《大学》的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是止于至善，可以达到最高的状态，叫至善。儒家认为人是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度。

 

      我再说一下佛教。

 

      昨天上午张坦老师带着我去看西普陀寺，今天上午我去黔灵山看弘福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看一下寺庙，但是恕我直言，请佛祖原谅我！西普罗寺也好，弘福寺也好，就四个字：“俗不可耐”。

 

     贵阳的弘福寺，应该是清康乾时代由赤松大和尚创建的，是佛教在西南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寺庙，据记载，当年在创建这个寺庙的时候，赤松大和尚请了一个姓周的贵州人，当时任浙江省的学政，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来为弘福寺做序。这个人说，贵州佛教的源泉来自于浙江的天峒山，天峒山是临济宗的一个宗祠，浙江这一带的佛教主要是受到浙江天峒山临济宗的影响，而形成了贵州这一带佛教发展。当时这个人写文章说，天峒山是龙头，黔灵山是龙尾，佛教到贵州这个地方传播，比作一条龙，龙首在浙江临济宗的天峒山，而龙尾就在赤松大和尚这个地方的弘福寺。

 

      多么富有想象力，多么深厚的历史传承！结果我去一看，找不到能够发现这些历史遗迹的任何一点点东西。水泥的雕塑粗俗不堪的，施工非常粗糙。

 

     佛家给我们提供一种什么精神资源？

 

     我们知道，佛教本身并不是我们中国的母体文化，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但是今天的印度，信佛教的人只有总人口的0.7%，而中国有几亿佛教的信徒。就是说一个异族的文明，到了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主体文明，为什么？我认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儒家和佛家有很多共通之处，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精神结构上是一致的。

 

     举例讲，佛家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每一个众生，每一个普通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如来，都可以修成佛，都可以达到涅槃境界，都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知道，佛教在印度，是在婆罗门教为主体的背景之下，一场沙门运动的产物。婆罗门教强调种姓制度，把人分成四等。而佛教反婆罗门教义，强调众生平等。

 

     我们再来看儒家，儒家认为的“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这句话，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翻版，可见佛教和儒家，在精神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儒家跟佛教一样，也是向内求。强调内心价值的发现，儒家认为人可以“止于至善”，这是儒家的最高境界，那么佛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转识成智。如果说你坚持像佛家的修行，可以把知识转化成人生的智慧。这种“转识成智”和儒家的“止于至善”完全是一致的。

 

     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以后，这些具有纯理论性的东西，纯思辨哲学的东西，好比说玄奘的唯识宗，智顗的天台宗很快就灭了亡，但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所创立的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为什么？非常简单，就是他提出来“向内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唐“会昌法难”以后，中国佛教的主体渐渐演变成了禅宗，而禅宗和儒家的合流，在宋代出现了“程朱理学”，这是儒家文明的第三次高峰。这个“程”是弟兄两个：程颐、程颢，非常荣幸，跟我是老乡，湖北黄陂人。这兄弟俩，一个创立了心学，一个创立了理学，然后朱熹作为一个集大成者，把程朱理学推向高峰，形成了宋代的新一轮的儒家文明的高峰。这个高峰的出现，是儒家文明和外来的佛教文明---禅宗汇合的结果，所以叫“心学”。心学的出现，把中国的儒家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下面我讲基督文明。我刚才说了，儒家也好，佛家也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发现人内心向善的潜力是无穷的，发现内心的我者，发现我。而基督教文明不一样，基督教信仰的特点是发现一个他者。什么叫发现他者呢？就是基督教文明核心是发现在我之外，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有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存在，就是“上帝”。跟儒学不一样，他是通过发现他者，这个他者和我的内心去结合，产生一种信仰，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结构就是“原罪——救赎”结构。

 

     大家知道，亚当和夏娃本来在伊甸园里面是很好的，上帝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说，你们在那里生活，他们生活得非常之好。但是蛇出现了，蛇引诱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他们彼此能够看见对方的身体，然后他们就产生了羞愧之心。等上帝再重新来到伊甸园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都躲到树的背后去了，这个事情就是原罪。当然，这是一个寓言，吃一个果子有什么原罪呢？他是在暗喻，暗喻人违背了上帝对你设计的目标，我明确的告诉你不要吃这个果子，但是你吃的这个果子，你有意识的背离了我对你的设计，这个原罪才可能产生后面的这种救赎的概念。因为罪需要救赎。

 

      怎么救赎？当上帝发现人离开了上帝所设计的目标的时候，他就开始救赎，首先是向你宣道，告诉你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宣道是给你讲明一个道理，就像我们佛门讲的，他有“佛、法、僧”三个元素。“法”就是道，就是布道，《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大藏经》也好，都是一个法。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布道就是《圣经》。但是告诉了以后，是不是你就能赎罪呢？不见得，还有一个办法，叫审判。即使接受了这个道，还不能按照上帝的意志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怎么办？有一个叫惩罚性公正。这种惩罚性公正就是对你的审判，西方有一个东西叫终极审判，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你死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呢？要通过一关，就是最终审判。最终审判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成为上帝选民，能够上天堂，这个最终审判被称为惩罚性公正。我还是为了让你回到这个道路上来，但是我不是通过宣道的方式，而是通过审判的方式让你重新回到公正的状态，这就是救赎结构，就是西方基督教的救赎结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人重新回到上帝对你设计的状态。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来比较一下，刚才讲到儒家，讲到佛家，他们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使你达到一个至善的，或者达到成佛，修成罗汉果的状态，那么潜在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人是可以通过自身来救赎的。儒家所有的伦理，包括我刚才讲到宋、明的程朱理学这些伦理，都是告诉你要达到一个人者的状态。佛家告诉你要通过戒定慧来除掉你的贪嗔痴，使你达到一个涅盘的状态。所有都是通过人自身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救赎，而完成自己心里的革命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认为人自身是不能实现救赎的，谁呢？有一个他者。他们都是发现我者，而基督教是发现一个他者，他说人的救赎的完成必须靠神来完成，人自己是不能完成自身救赎的，只有神才能够完成自身的救赎，所以这个他者的出现非常重要。原罪救赎结构，在这个当中始终有个他者，给你布道的是一个他者，最后给你审判的时候也是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就是一个万能的上帝。

 

     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没有戒律，我们再看佛家和基督教的戒律。大家知道宗教最核心的问题是彼岸意识，宗教设定一个彼岸，不是当下，佛教告诉你当下都是不重要的，你将来能够成为神，你修得有罗汉果位，你成为菩提，这个才是重要的。而基督教认为当下是次要的，彼岸才是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成为上帝的选民，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有一个很强的叫“彼岸”的意识，所有彼岸的意识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彼岸的这种深深的追求或者恐惧，而约束他在当下的行为。好比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你不能再做，再做会下地狱的。这个地狱在哪里呢，我们都看不到，你能告诉我地狱从哪儿走吗？是坐地铁去，还是坐公共汽车？你根本不知道地狱在哪里，谁也不能描绘一下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每个人知道头上三尺有神灵，你如果这样做就会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它给你设计了一个状态，叫六道轮回。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给你设计了六道的状态，他认为人，就根据你在当下的这些行为，决定了你在六道当中是不断循环的状态。如果下一辈子还想头胎做人，就是回到人道，你当下就不能去做坏事。今天为什么牛奶里面都能放三聚氰胺呢？他明明知道三聚氰胺吃了以后，对小孩是很有很大问题的，无异于投毒，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彼岸”这个概念。假如他知道卖三聚氰胺给其他小孩吃了以后，将来是要下地狱的。这个就是彼岸，所有彼岸的意义都是为了当下。对彼岸的这种追求，决定了你今天当下行为的道德，这就是宗教的意义。

 

      基督教也是这样，有一个天堂和地狱，有这个划分。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上帝的选民，所谓上帝的选民，就是可以到天堂里面去。上帝的子民，上帝选择你可以进天堂，你要进天堂，你当下的行为非常重要。我们刚才说到戒律，大家知道佛教最基本的戒律是五戒，叫“杀，盗，淫，妄，酒”，就是说修行人有五样东西是不能做的，你不能杀生，不能去偷别人的东西，不能淫乱，不能妄语，不能嗜酒。《西游记》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猪八戒，为什么叫猪八戒呢？是因为他受了八项戒，就叫八戒，如果受十戒的话就叫猪十戒。对普通人来讲，你要去接受佛教，你基本的戒律就是这五戒，叫“杀盗淫妄酒”。基督教是十戒，叫《摩西十诫》。《摩西十诫》比佛教多了五戒，多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因为一个宗教的戒律是体现宗教伦理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你要看这个戒律。他说第一，除我以外，你不能再信其他的上帝。第二条，你不能崇拜偶像，基督教是没有偶像崇拜的。第三条，你不能轻易称呼耶和华的名字，妄称神明。第四条，主日这一天礼拜，安息日，圣日。再往后面基本上差不多了，你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能偷盗邻居的东西，不能做伪证去占有别人的财物。后面的六戒基本上跟佛门的五戒有共同之处，但是基督教的十戒和佛教的五戒就加了前面这四条，这四条是什么呢？是人神之盟。就是人和神去签订了一个盟约，当人和神签订了盟约以后，你和上帝之间就构建了契约关系。这个契约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信。我们说信仰、信仰，首先是信，信是精神的确立，仰是灵魂的皈依，前提是信，你有这种精神的确立，你才可能有灵魂的皈依。所以信仰、信仰，是由信和仰两部分构成的。

 

    我们第一步要确立的是人神之盟，说到我们企业家，我们企业家都要做生意，做生意就要签合同，签合同就是一个契约关系。但是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可能都会感到中国人对契约遵守的精神，是远远不如西方人的。就是说当和约比较有利于我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履行它，当这个和约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会排斥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当中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少了一个人神结盟。人和人之间的契约，是以人和神的契约作为保障的，假如没有人和神之间的契约，人和人之间的契约是脆弱的。所以西方人对契约的这种承诺和法制的概念，是有一个文明的背景，就是基督教文明背景，强调人和神之间的盟约，这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再简单的做一个总结性的归纳。这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因为我也在学习的阶段。我很重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在西方一个叫马克思韦伯的人写的，我推荐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并不大，薄薄的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应该说是当代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剧作之一，我们有两个马克思，都是德国人，一个是卡尔马克思，是写《资本论》的，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都是在强调这个。这个人的哲学，这个人的思维，是强调要用无产阶级专政，要打破国家机器，然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是主张这个东西的。还有另外一个马克思，叫马克思韦伯，这个人太重要了，但是他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不宣传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太重要了。他重要在什么地方呢？他发现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气质。

 

      这本书的名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是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在全世界影响极大。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大都是来自于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液。他对资本是持批判态度的。为什么要鼓吹革命呢？是因为资本太坏，资本家太坏，就是你们今天在座的人太坏了，所以老百姓要革命，要造反！马克思所讲的革命也好，阶级斗争也好，都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的理论基础上。生产资料不创造价值，劳动才创造价值，叫“活劳动转移”，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成资本，被资本家剥削了。但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基础跟他恰恰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气质。什么精神气质呢？就是来源于新教的伦理。什么是新教？新教就是两个代表人物，一个叫马丁路德，一个叫加尔文，这两个人在中世纪黑暗的宗教背景之下，基督教其实也是腐败过的。一说基督教，基督教非常崇高，不是重要的，基督教也腐败过。有一个规律，什么东西沦为官方意识形态，它就腐败。好比说儒家的学说在西汉的时候，定儒一尊，就是废除百家，我们只承认儒家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它就腐败了，它就没有生命力。一直到宋明以后才跟禅宗结合，出现了一个高峰，在西汉以后就萎缩了。基督教从公元64年保罗到罗马传教，到公元313年的米兰赦令，这两百多年的时间一直是处于罗马残酷的打击、破坏、屠杀之中，在这个时候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在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残酷的镇压之下生存下来，就是靠道义的力量。但是313年的米兰赦令和391年罗马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基督教就开始腐败，一直到中世纪的黑暗。大家知道像这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就是因为提出了和基督教不同的议论就被活活的烤死，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用炭火烤死的人有6700多，包括像伽利略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被他们烤死的。特别是到了中世纪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赎罪券，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教，他们的教主，他们的领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在意大利拥有大量的庄园，他们有很多的土地，为什么他有钱？敛财，一个宗教去敛财基本上就完蛋了。那个时候他们发明一种东西就像国库券一样的，叫赎罪券，就是说你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你要想成为一个义人，就拿钱去买那个赎罪券，然后你的罪就被上帝赦免了，你说这不是荒唐吗？跟我们今天佛教的寺庙有一拼。今天我们佛教的寺庙都讲这个，烧头香，一百万，我看烧了头香的贪官照样抓牢里去了，有屁用？

 

     所以凡是想通过敛财的这种宗教都是有问题，赎罪券，当时罗马推广赎罪券的一个领袖人物讲了一句非常调皮的话“当你的金币掉到钱箱发生叮当一响的一刹那，你的灵魂就升天了”，所以大量的人都去买赎罪券，所以教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花天酒地，就腐败。这个情况一直到16世纪出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的出现，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因信成义。他说你成为一个义人，在上帝那里成为一个义人，不是花了多少钱去买赎罪券能够解决问题的，是要靠你的信仰，你只有对上帝有坚定的信仰，你信神，一分钱都不花，你不去教堂，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义人。所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最后形成了一个宗派，就叫信义宗，为什么呢？就是因信成义。之后出现的另外一个宗教领袖叫加尔文，加尔文在马丁路德的基础上又提出的一个，就是仅仅“因信称义”还不够，还必须有“善功称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加尔文教认为人在世俗勤奋的劳动和节俭的生活，是一个人去成为上帝义人最重要的途径。加尔文教强调人的最重要的两个美德，第一叫勤奋，第二叫节俭。他认为人如果勤奋，如果节俭，灵魂就会非常纯洁，就可以升到天堂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义人，这一点是人把这种世俗的劳动变成了一种荣耀上帝的行为。所以宗教改革有一个很大的副产品，他们开始并不是说因为有这么一个主观的意图就形成这么一个结果，不是这样的，宗教改革只是提出了一种伦理价值，但是这种伦理价值大大的推进了人类社会对劳动光荣的认识，对节俭光荣的认识。表面上原始的动力是为了荣耀上帝，但是实际的结果是繁荣了社会，使人间社会得到的繁荣，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的精神。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西方企业家的捐赠，据统计美国一年在7万亿美金左右，我去过美国的很多城市，特别是他们的医院，一些大楼，实验室，基本上都是爱心人士人捐的，比如贵阳有个医院，我进去以后，这个楼叫张钊楼，为什么呢？这个医院是张钊捐建的。下面到那个医院去叫张辉楼，是张辉捐建的。为什么西方人，好比说比尔盖茨这些人，捐赠数量如此之大，财产捐赠如此普遍，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理论：有钱人，资本家都是为上帝托管财富的人。你创造了这些财富，这些财富并不是你的，它属于上帝，你只是为上帝在托管财富。

 

这个概念很重要，中国人有银子，赶快挖一个坑埋在床底下，生怕它跑了，守财奴。为什么中国人捐赠的比例这么低？当然现在可以把红十字会骂一顿，把钱都给了郭美美了，我当然不捐给你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就没有一种为上帝托管财产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认为这个钱是我的，我创造的财富，这个钱就是我的，至于说我去给别人，我去怎么消费，你管不着，我可以去嫖娼，我可以去吸毒，我可以到澳门赌博，都是我的事情。我前两天到一个省去，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议论，他说你知道吗，某某某前天在澳门又输了五个亿。我听了以后真的是感到心里有点发寒，这一个家伙跑到澳门去，一次就输五个亿，你把其中一个亿捐给雅安行不行呢？他不会关注这个，他为了一时的快乐，可能会去包几个二奶，或者去赌博，或者奢侈的消费，勤奋和节俭都不要了。就是基督教的这种伦理，新教的伦理，给你提供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塑造了当今这些企业家，像美国这些企业家，这些巨富，为什么能够去关心慈善，关心福利，关心社会，这就是一种道德情操，而这种道德情操来源于基督教精神。

 

博爱和正义的关系：

 

正义是每个人的所应得

 

博爱是超乎应得，是比正义更高的价值观。

 

博爱是富人或者强者基于同情，基于人道和良知的赠与。

 

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也不去做一个什么结论，我只是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我觉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非常值得我们企业家去读一下的，我并不是鼓励和呼吁你们去加入基督教，我只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财富。说实在的，在这个地球上，能够在三十年当中有持续这么高增长的经济体，中国是唯一的。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积累大量的财富，在全球这种机会是不多的。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确给大家造成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们手上有大量的财富，但是你怎么去对待财富，是我们每个企业家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谢谢大家。

转自北大陈浩武的新浪博客，2016-01-22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7f540101eb3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