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转向17、18世纪近代理性主义时代，其间几百年时间生长出来的自由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伦理道德、民主宪政等构成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过去学界过分强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这一重大转型的重要作用，而对16世纪宗教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却重视不够，或者把二者相提并论，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实际上16世纪宗教改革对西方文化近代转型的影响和作用远远大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

 

 

武汉大学教授赵林指出：“对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而言，真正的文化起点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①他认为：在15～16世纪，南部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而北部欧洲则在进行宗教改革，到17世纪，这两场运动都接近尾声，虽然两场运动的矛头都对准中世纪堕落、腐败的罗马天主教会，但是历史结果却大相径庭：那些经过宗教改革而信仰新教的国家，后来都发展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北欧诸国以及美国等。宗教改革深深影响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氛围，客观上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而文艺复兴运动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意大利人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反而使道德更加堕落沦丧，与罗马天主教会成了一丘之貉。赵林教授指出：“文艺复兴说到底是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富庶世界，尤其是意大利的一场华丽而感性的时髦风潮，宗教改革则是贫穷而道德严谨的北欧世界的一场质朴而深刻的思想革命。”②

当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并且获得高于王权的高高在上的权力之后，罗马教会不可避免地腐败堕落了，正应了那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教皇、主教及教士们表面上遵从基督教的精神—贫穷、贞洁、顺从，暗地里却大肆捞钱，发“赎罪券”、买卖圣职，表面不结婚暗地却蓄妾，建立“宗教裁判所”，铲除所谓的“异端”，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观点都赶尽杀绝，荒唐地迫害所谓的“女巫”，完全背离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道德的堕落、信仰的虚伪，仿佛历史又回到古罗马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原本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荒淫无耻、虚伪伪善深恶痛绝，可是他们站在感性的立场而非理性的立场，过分强调人的感官欲望和感官享受，强调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中罗马天主教会的下怀，最终导致罗马天主教会和人文主义者同流合污。一个人文主义者曾说：“没有人比我再憎恶那些教士们的野心、贪婪和放纵生活的了。

尽管如此，我在教皇的宫廷上的地位还是使我不能不为我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他们是伟大的。”③罗素写到：“大多数学者痛感当时教皇的罪恶，然而他们还是乐于受教皇的聘用。”④而教皇也给人文主义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金钱上的赞助。这一时期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可是在科学和哲学上却是个“不毛的时代”，罗素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几乎都不尊重科学，他们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保留下来，从教会里得到解放的最初结果，并不是使人们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让人对古代样样荒诞无稽的东西广开心窍。”⑤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明显和剧烈的变化。过去学界普遍认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间对抗天国，具有反宗教反神学的意义，这可能是个最大的误解。

与对待人文主义者的态度相反，教皇视宗教改革者是死敌。15～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主要包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英国的安立甘宗、圣公会，无一例外，宗教改革都把矛头对准了罗马天主教会，希望通过改革使基督教信仰重回奥古斯丁时期的纯洁，使道德净化、高尚，可是导致的历史结果却是改革家们始料未及的，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基督教从此被称为“新教”（Protestant）。

 

 1517年10月31日，为了反对购买“赎罪券”，路德贴出“95条论纲”，宗教改革由此开始。作为虔诚的基督徒，路德有着高尚的道德品格、坚强的意志和清洁的家庭婚姻生活，路德改革的目的就是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纯正，不畏教皇权威而重建信仰权威，当时的德国虽然贫穷、落后，但虔诚的信仰让德国人普遍道德淳朴、高尚，看不惯罗马教会和人文主义者的道德堕落、败坏，路德改革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一呼百应。

路德改革的思想核心是“因信称义”，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虚假的“善功称义”，称义不在于善功，而是上帝白白地给人的恩典，只要内心信仰虔诚，人人皆祭司，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他认为只是信，才使人称义、使人自由、使人得救，《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权威，他轻视信仰外在的形式化表现，注重内心的信仰虔诚，使得信仰从外在形式变成了内在的精神自由，突显了个人精神的自由，路德的思想直接影响到康德和黑格尔，使得德国理性精神的发展达到顶峰，这都可以在路德的内心信仰虔诚这里找到根源。马克思对路德有段著名的评价：“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⑥但是这心灵的锁链是德国人的精神家园，是德国人所需要的。虽然路德强调一切以《圣经》、信仰作为标准，压抑了科学理性精神，加上宗教战争，近代的德国长期在政治、经济上发展缓慢，可是在道德、在人的自由思想方面却结出了累累硕果。虔诚的信仰对于自由精神、伦理道德是有贡献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即便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也难以避免精神空虚、道德沦丧。人毕竟是一种有灵性的生命，他不可能长久生活在一种无信仰的精神荒漠中。

 

加尔文一生未婚，拼命工作，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勤俭节约、内心清洁，反对一切浪费奢侈行为。他提倡、鼓励通过生产、经商等正当手段发财致富，不是为了私利享受，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在日内瓦，找不到酒吧、戏院等奢侈消费的场所，他鼓励多积累，提倡少消费，因此加尔文教又被称为“清教”，清教徒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奠定了经济基础。加尔文教特别有利于在商业和生产竞争中成功的优胜者，反之，那些游手好闲、挥霍浪费的行为却不被上帝所喜悦。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证了经过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到的重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在他随后著作《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印度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伊斯兰教》中，他试图说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马克斯·韦伯指出：“即使在德国，加尔文教的影响也是最强的；加尔文宗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在一些即以苦修来世又以腰缠万贯而著称于世的派系中，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寻常的经商手腕结合了起来……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的觉醒往往被归功于新教。”⑦韦伯进一步论证了新教伦理道德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新教形成了一个先于纯粹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⑧他还论证了新教徒对职业即天职的观念、在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有段名言：“神安排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有其当尽的本分，也为了避免任何人越过自己当尽的本分，神称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为呼召。如此，地位低的人会在自己的岗位上毫无怨言，免得离开神所呼召他的岗位。此外，人若知道神在万事上引领他，就会极大地减轻他一切的担忧、劳苦和其它的重担。如此，官员会更甘心乐意地尽自己的本分，家长会拒绝离开神对他的呼召，每一个人只要确信生活上一切的困苦、烦扰、疲劳和担心都是神亲自给他的重担，他就会忍耐到底。”⑨在加尔文看来，即使是最卑微的日常工作，只要是为服侍神，其中就会闪耀着神的荣耀，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加尔文教发展迅速，在英国、荷兰、德国、北欧诸国以及美国等都有大量的“清教徒”，造成的历史结果是这些国家最后都发展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一直到19世纪末期，清教徒勤俭节约和清洁的精神仍然是美国的主流精神。

  加尔文早年学习法学，精通法律，《基督教要义》一书以“论政府”一章结束，颇有深意。加尔文反对只强调基督徒的自由而忽视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认为人需要国家、需要法律，他说：“设立政府，为要维持对神的崇拜，保存纯正的教义，维护教会的组织，约束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的要求，遵守国家的法律，彼此和睦，维持治安。”⑩加尔文主张政教分离，两个国相分离；清教徒要顺服国家，国家不能压制清教徒；他主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贵族共和政体，他认为：“政体分三种，君主政体，由一人掌权；贵族政体，由国中的主脑人物掌权；民主政体，或平民政治，政权属于全体民众。”君主政体容易导致专制，民主政体是多数人的统治，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最好的政体就是贵族共和政体，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洛克和孟德斯鸠。加尔文认为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是愚昧无知的。加尔文论民政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近代西方的民主宪政。

英国宗教改革的意义

 

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相比较，英国的宗教改革最不彻底，很少涉及神学、教义、教规，保留的天主教残余最多。英国的宗教改革是1534年国王亨利八世进行的从上至下的改革，他主要关注的是教会的政治权力以及教会的财产而不是教义、教规和神学。亨利八世改革的意义主要为王权的壮大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他确立了国家至上的原则，王权大于教权，国王至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直接促使英国民族国家的迅速发展；通过宗教改革，剥夺了教会的土地和财产，这才有了后来的“圈地运动”，使得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大量涌入城镇，刺激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使得英国最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也称清教徒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安立甘宗最先开创了宗教宽容的原则，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强盛、民主政治的生长和实验科学的发展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土壤，使得英国在近代发展为欧洲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

现在也有许多证据证明新教对英国实验科学的发展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科技革命以及现代科学的兴起大致发生在17世纪的欧洲，是在宗教改革之后。而其中的加尔文宗尤其是清教徒对于此项事业可以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据资料统计：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新教徒占70%，他们认为通过认识自然，人们能够认识上帝，发展科技是对人类有益的工作，能够荣耀上帝、有益于人类。科学家可以在他研究的科学领域把上帝悬设起来，放在一边，可是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他却不得不面对上帝。

新教的思想主张与现代科学精神也有一致性。新理性精神、观察、实验的方法、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以及和谐、有序的发展、最终造福人类的目的等，构成了现代科学精神最主要的内容；而新教主张：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本身就代表了最高理性，他创造了有理性的人，他创造的自然界也是有理性、有秩序、有规律的，因而人们研究自然、探索自然从而认识上帝，这不仅不会冒犯上帝反而会获得上帝的喜悦。《圣经》把人类比喻成上帝的管家、仆人，上帝把他创造的世界交给人类管理而不是让人类破坏大自然，疯狂掠夺、榨取自然资源来满足人类的贪欲，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好的、善的，人类只能按照上帝的旨意尽职尽守管理好主人的产业而不能去破坏它，这显然表达了一种人与世界和谐发展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精神不谋而合；新教也摧毁了中世纪对亚里斯多德权威的迷信以及教皇的统治，抛弃了正统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帝具有完全自由意志，而人类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人类只能尊重事实而不是理论，这直接导致17世纪普遍的科学方法即观察、实验的方法。可见，新教对17世纪兴起的科学革命是有贡献的。新教主张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拯救，这与现代科学精神主张最终造福人类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总之，路德的宗教改革、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英国的宗教改革虽然侧重点不同，各有特色，导致的历史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罗马天主教会，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了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的罗马教会的分裂，此后民族国家纷纷崛起。路德使人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在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土壤上却结出丰硕的自由精神、理性精神之果；加尔文的“天职观”、勤劳节俭清洁的新教伦理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民主政治成了资本主义宪政的基本内容；英国的宗教改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对近代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的兴起，都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随着宗教战争结束而来的宗教宽容，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理性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完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硕果累累，宗教信仰与政治、经济相剥离，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了个人的事情，宗教精神慢慢衰落了，世界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这也是宗教改革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作者为贵州师范学院经济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赵林：《在天国与尘世之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②赵林：《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③［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54～455页。
④⑤［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5页，第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⑦⑧［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第29～30页，第56页。
⑨⑩［法］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册），徐庆誉、谢秉德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718～719页，第772页，第775页。

责编/王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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