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这一名词，最早见于东汉斑固《白虎通义》中，是指汉儒所称颂的三种德教。就是“夏人之王教以忠；殷人之王教以敬；周人之王教以文。”在这里的教，是指教育、教化、感化之意。根据中国《宗教演化史》的划分为原始宗教，古代宗教和历史宗教三个阶段，夏商周己进入古代宗教晚期，而能分别以“忠”、“敬”、“文”教化民众，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进步的表现。
本文所说的是历史宗教初期，就涌现了儒道一家的思想渊源，及其后来演化为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因为三教都是以心为宗，以“心”作为世界本原，儒、道、释三者都是从作为世界本原的“心”中派生出来的产物，故有道一教三说，乃是三教学者的共识。
儒、道、释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与斗争，到相互借鉴与吸收，再到相互包容与融合。看来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融合才能适应与时俱进的文化潮流。但这种融合是思想文化上的沟通，而不是拼盘式的奏合。
三教合一思想源于春秋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天下大乱，为了救世，思想家各自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自由争鸣，形成百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是其中的两大学派。
按照《史记》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人。老子研究道德，他的学说以自我隐秘和不求名份为宗旨。老子写了一本书，分上下篇，共五千多字，阐述了有关道德的内容。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道”使万物从有形转化为无形，无形既是万物运动的起点，又是万物运动的终点，归宿和本根。老子的思想对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和宗教史都有巨大的深远影响。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今山东）人。他主张以仁义之道，改善社会状况，变乱为治。孔子周游列国后，经过综合创新，形成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
在春秋时，老氏所创立“道”的学派和孔氏所创立“儒”的学派之间，都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学派人物之间也表现友善往来。
老子是一位礼学大师，他曾担任过周朝史官，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执行礼仪。周朝是以礼治国，周礼是西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孔子也从小就学习礼仪，在鲁国是以知礼而闻名的。孔子在51岁时（公元前500年），适周向老子学习礼仪，于是老孔成为师生关系。孔子向老子学习礼仪的全部内容都收入《礼记》和《孔子家语》中，有具体礼仪，也有礼学理论，孔子继承了老子的礼学文化。
在哲学思想上，孔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概念。孔子的“道”与老子的“道”在具体内容方面，虽不大一致，但孔子与老子一样，也把“道”视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意思是说，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了。
在政治思想上，“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对此也非常赞赏。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论语•卫灵公》）。孔子也把无为而治的社会，看作最理想的社会。
在道脉传承上，老子提出“守中”（《老子•第五章》），“得一”。（《老子•第三十九章》）的主张。孔子在老子“守中”、“得一”的基础上，也提出“吾道一以贯之”授予曾子（《论语•里仁》）。又有《古文尚书，大禹谟》说尧授舜“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心传，故而演化为“执中一贯”的道脉。春秋时，佛教己在西方传布，虽未正式传来中国，但佛的教义和宗旨，与中国儒道两家的大旨相契合，佛也有“空中归一”之旨，故在“中一”的问题上，也可相提并论。所谓“中”者，内也，正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庸》）。这个中就是内的意思。老子说“守中”，是说要守住虚静的内心。佛教也说“中”者，中道也，为第一义谛，与真如、法性、实相、佛性同义，是般若波罗密。（《佛学常见词汇》（中》条）。
“一”者，是无形的“道”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老氏言：“一”是“太极”，由无极而太极。孔氏亦言：“易有太极。”佛教《碧岩录》第45则云：“万法归一，一归万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维摩经•弟子品》又说：“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
从上述看来，儒、道、释三家，都把“中一”作为最高“真理”。它蕴含着三教合一的基本精神和思想方法。
老氏和孔氏学派的后裔，也不乏友谊。庄子是战国时哲学家，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庄子对儒家学说，概括为“内圣外王”。（《庄子•天下》）。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哲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从总体看也是很尊重的，他认为孔子是一位品质高尚的世俗学者，孔子与老子一样认为社会“生病”了，但开的药方不同而己矣。（《庄子集释》卷9（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册第953页）。
而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六经之精要括于《论语》，而曾子、子思、孟子递衍其绪。
孟子，被称为亚圣，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大师。孟子与孔子一样受老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主体“心”的本质问题上，老子认为“朴”是人类最初本性（《老子•第十九章》）。人只有真正守住本性之“朴”，才能以“真我”面目立足于世，才不会异化为非我。孟子的“性善论”，也是来自老子的“朴”。孟子也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他说：“人之性善也，如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不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不是外来的作用），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伦理道德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为其“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性善论”后来成为宋明理学正统的人性学说。
根据《史记》、《庄子》等书，老子对孔子倡行“仁义”、“礼乐”的做法，也提出一些批评，但这种批评，是老师对弟子的批评，还不能算是学派间的理论斗争，两人都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
至于老子和孔子师生关系问题上，学者也有这样的评说：如果孔子不拜老子为师，就不可能建辉煌之业，万世之名。儒家不仅承认老孔师生关系，还认为这种关系，对儒家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三教合一说的起源。
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佛教传入中国后，曾与本土儒道二教不断发生冲突，在这一种过程中，三者都一直在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以丰富本教的内容。所以，三教从互相吸收、补充，提高至哲学层次上的融合，并不断进行深化和完善。
弥勒和会三家作一家
弥勒，是梵语，姓弥勒，华译慈氏，慈悲、慈祥之意。名阿力多，意为“无能胜”。他的姓和名合起来，就是具足大慈大悲，没有人能超过他。慈氏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他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而跟随释迦牟尼出家学佛，修成大乘菩萨，他在释迦牟尼入灭前就先行去世。据《弥勒上生经》说；弥勒离开此世间后，将上兜率天宫，在那儿与诸天说法。兜率，华译知足，在此知止满足。此处分为内外二院，内院为弥勒菩萨说法的净土。外院却是天人享乐的地方，故名兜率。《弥勒下生经》又说：弥勒将从兜率天宫下生此凡界，在龙华树下三次说法，广度众生，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佛。
关于弥勒下生信仰，根据《佛学大词典》之《弥勒信仰》，《龙华三会》条记载：弥勒将下生于翅头末城，在华林园中的龙华树下成道，开三番法会，度尽上中下三根的众生，“初会度众生九十六亿人，第二会度众生九十四亿人，第三会为九十二亿人。”可谓任重道远。
什么是龙华三会？根据佛教《弥勒菩萨三经讲要》说：“其树名龙华，言其干高大如龙盘空，且能开灿烂之华，结丰硕之果。言三会者，亦与释迦牟尼的三转法轮相似。其转第一次法轮，遇弥勒听经闻法授记度脱者，是为龙华初会；经若干时期，若干众生，又闻弥勒佛说法而得超凡入圣者，是为龙华二会；到最后一会，则大转法轮，凡为弥勒佛所度之机，皆尽度无馀，是为龙华三会。其实，弥勒佛当来下生人间说法何止这三次呢？不过是指大会而言，其第一会度脱人天无量众生，乃至第三会度脱人天无量众生罢了。”（《弥勒菩萨三经讲要》）第96页，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在慈谿金仙寺讲要录，太虚太师全书，法藏、法相唯识学）。
弥勒信仰，何时传进中国？根据《宗教词典》《弥勒》条载：西晋竺法护译《弥勒成佛经》1卷。为弥勒信仰所依主要经典之一。异译本有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后秦国君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今西安），主持翻译佛经，当时也译《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在广泛传布。
还有炳灵寺石窟佛像，“炳灵”是藏语，“十万佛”的意思。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境内。于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开凿，经八年建成140个龛，其中就有弥勒佛像，其造型的弥勒穿上佛装，是他下生后成佛的石雕像。今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辞海》和《中国佛教图像解说》，1992年9月版，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从以上情况分析，弥勒下生信仰，早在西晋就传入中国，并在基层社会中普遍获得民众的共识，人们也相信弥勒佛己管摄世界。
弥勒下生信仰的内核，曾辗转经过多次变形，深入民间，度脱众生。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他从中国宗教史的实际出发，极力倡导儒、道、释三教合一，以调适三者的关系。
在六朝时，弥勒应化居士身于浙江义乌，假名傅翕，又称善慧大士，着有《心王铭与法身颂》传世。傅大士与达摩大师同时应世弘法。达摩在江北弘扬禅旨，创立禅宗学系，成为中国禅宗始祖。傅大士在江南，宣说三教合一，并与禅学有机地统一起来，开了禅学进入百姓家的先河，在禅的历史上，属于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后世禅宗说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傅大士说教，善用机锋默示的方法，显示其真理。他有千古绝唱的名偈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走人不走。”此偈以农民为比喻，农民种地须用双手拿锄头，耕田才有劲，它寓意三教合一。“水牛”是渡水的舟，以舟比喻为佛法。古代有舟桥，以联接舟或浮体而成的舟桥，故有人在舟中，“桥走人不走。”该偈是像征经过三教合一的路径，三者都可以同舟到达彼岸。梵语波罗，华译彼岸。此岸有生灭，彼岸不生不灭之涅盘。
梁武帝常请傅大士入宫说法。有一次，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大士升座，只用尺子在案上挥动一下，就下座了。人们都不解其意，于是志公（武帝师）宣布“大士已经讲完了。”（《中国佛家》第17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版）。因为如如不动的真理，无说才是真说。老子的“不言之教”，孔子的“目击道存”，释迦的“拈花微笑”，都是以心传心，比用语言表述微妙深奥得多。可见三位圣人都崇尚“不言之教”。
又有一次，傅大士戴道冠，披纳衣，穿儒鞋去见梁武帝，问武帝我是僧、是道、或是儒？结果，梁武帝心有所悟。所以，在历代帝王中，梁武帝是第一位提出三教合一说。他说：“儒道释三者各有妙用而不可偏废：儒学教导人们要恪守礼法伦常，道教劝人不要计较争斗，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者的指趣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必反抗斗争。如此，三教在理论上可以融合贯通，在实践上可以互为补充。因而梁武帝调和三教，提出三教同源说。比较而言，佛教在理论和修行方法，对民众更有吸引力，梁武帝将佛教奉为国教，并钻研和宣传佛教理论，在他的努力下，南梁的佛教理论达到了新高度，佛教中国化进程加速了。”（《新编二十五史•梁书》第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佛教《弥勒菩萨三经讲要》说：在唐时，弥勒应化布袋和尚于四明山，宣说三教合一之旨，对民众颇有影响。四明山在浙江省宁波市西南，天台山支脉。
据《宋高僧传》记载：五代时，弥勒又应化布袋和尚于浙江奉化，明州等地，假名契此，又名长汀子，谥定应大师。他的日常行装又是道冠儒履释袈裟，以三教合一为宗旨，云游天下说法。契此经常手持锡杖，杖上挂一布袋，出入于市镇乡村，游化行乞，乞得之物，就装在布袋内，故名“布袋和尚”。相传他身形肥大，衣着随便，言语行为不拘小节，还能为人们预测吉凶和晴雨，非常灵验。人们都觉得契此是一位神秘莫测的圣僧。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契此坐化于明州岳林寺庑下的磐石上，示寂前曾留下《辞世偈》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所以，人们已知道契此是弥勒转世，而为他建院供养。宋崇宁三年（1104年），岳林寺住持县振为他建阁塑像。此后各寺院都按“布袋和尚”形像塑成大肚弥勒，安置在天王殿供奉，并配上盈联：“大肚包容了却世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启示人们由于道业精进，成就檀波罗密，就应该生起欢喜的心来。北宋佛印禅师为其塑像题诗赞曰：“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中华文化精华全集，宗教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2年版）。它描绘了弥勒佛下生的行装和愿望，要“和会三家作一家。”
自东晋后，弥勒信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最早有东晋佛教学者宗炳着《明佛论》，提出了“孔老释迦，虽三训殊途，而习善共辙”的观点，力倡三教同归之旨，认为三者都是教人为善的，都有利于社会教化。（李霞着《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
孙绰，东晋文学家，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官至廷尉卿，领着作。着有《喻道论》，收入《弘明集》卷3。他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其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二。”
王通（584-617），隋哲学家，字仲淹，谥文中子，山西河津人，居河、汾之间，开学授徒，时称“河汾门下”。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融合点，是“使民不倦”。以入世的角度来统一三教，无论从个人的生命安顿，还是从社会的政治秩序，凡是有利的地方都可以吸收。（罗安宪《中国孔学史》第362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陕西渭南人，官至刑部尚书。他认为“儒门释教虽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白氏长庆集》卷67）。
柳宗元（773-819），唐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山西运城人，贞元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他宗信佛教，主张儒、道、释三教调和。认为“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柳河东集》卷25，《送僧浩初序》）。
唐中叶，佛教学者宗密着《原人论》，以研究人的本原为己任，并将儒、道、佛三家的人性论和宇宙论纳入其《原人论》的序中。他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遮。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未。”（《正宗新修大藏经》第45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
北宋，道教学者张伯端（984-1082），着《悟真篇》，论述内丹修炼和儒、道、释“三教一理”思想。后世奉为南宗或紫阳派初祖，称紫阳真人。（《辞海》）。
北宋，高僧延寿，也以佛教为中心而和会三教。他认为三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故可融合为一。他说：“三教虽殊，法界收之，则无别原。若孔、老二教，百氏九流，总而言之，不离法界，其犹百川归于大海。”（《中华文化精华全集•宗教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
南宋，孝宗赵眘，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此外，南宋民间供奉的神像，三教神仙，人物具全，反映了“多神崇拜”的鲜明特点。可见南宋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潮，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线装经典《中国通史》第247页，云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南宋哲学家朱熹，他以儒家继承者自居，但对老子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的理学是套用老子的哲学框架。老子说：“‘道’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认为“道”处于万物之先，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是无形无像的。而朱熹对“理”学的特性也说：“未有天地先，毕竟也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类语》卷1，第1册第1页，岳麓书社，1997年版）。所以，朱熹晚年，立足于武夷，致力融合儒、道、释于一炉，集理学之大成。
南宋，着名禅师宗杲，同样认为“儒、道、佛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是劝人戒恶，正人心术。”“三教圣人，立教唯异，而其道同归一致，此为万古不变之义。”（《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4，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烟台牟平）全真庵讲道，并创立全真道，主张道、释、儒三教合一。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具全，故名全真。此后，道教即正式形成全真，正一两大教派。（《辞海》）。
从西晋至元代，历时1103年间，在弥勒佛调和三教思想的启示下，引起各界学者的密切关注，三教合一论成为当时社会上的热点，而且这一热点越来越浓，上述只略举数例作为佐证而己。此后三教合一思想又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更广泛地流行。
明代三教合一思潮
三教合一论，到了明代产生了更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界，哲学界、宗教界等学者，都极力倡行三教合一说，并形成当时学术思想上的一种共识。
明初、太祖朱元璋，制定“三教合一”政策。他对儒、道、佛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他曾写《三教论》，对三教的作用与关系作了论述与阐释。他认为儒、道、佛在教义教理方面虽有种种差异，但在社会教化上都有各自独特的作用，缺一不可。他说：“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凡有国家不可无。”（《明太祖集•三教论》，黄山诗社1991年版）。朱元璋对佛道二教也采取了利用政策，让其发挥辅助作用。他说：“佛仙之幽灵，暗理王纲，益世无穷。”（《明太祖集•释道论》，出版同上）。所以，明代实行以儒教“明治天下”，以佛道“暗理王纲”。也就是通过儒教来制定政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以及君臣治国之道。利用佛道所提供超人间的力量来威摄天下百姓。
朱元璋所制定的三教合一与并用政策，对明朝后来几代皇帝都没有改变，坚持兼收并蓄的态度。
在哲学界，心学大师王守仁，是以儒合佛道，在其思想体系中大量吸纳了佛道思想。他认为儒佛道同是心学，其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只要取其同而去其异，则三者便可融合贯通。（李霞着《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 2004年6月版）。
王门后学朱得之，号近斋，直隶靖江人，师从王守仁，他主张三教合一，他比方说：“三教的关系好比一间房子，在老祖宗那里，原是一间；有了子孙后，大家分而居之，故一间房子便有中有傍；再往后，不仅有中有傍，而且后代还在中间设置藩篱，故一间房子变成了几间；再到后来，关系就不融合了，从相较发展到相争直至相敌。若去其藩篱，仍旧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如此。”（同上第166页，引自《明儒学案》卷25）。
明代佛教中的高僧大德承接了慈氏所倡行的三教合一说，并将这种融合，推向了高潮。当时，倡导三教合一说，最力者有着名禅僧元贤，以及号称“明代四大高僧”的祩宏、真可、德清和智旭。
元贤（1578-1657），字永觉，俗姓蔡，建阳人。他研习《楞严》、《法华》、《圆觉》三经，“言满天下，道被域中。”元贤认为儒、佛、道三家，其教虽殊，其理则一。所以他提出“三教一理”的观点，他说：“教既分三，强同之者妄也；理实唯一，强异之者迷也。”“是知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尝不一。”（同上书第397页，引自《寱言》、《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篇），意思是说，儒、佛、道三教是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时代要求下的必然产物。故它的产生更是合理的，是理之所归。既同是理之所归，故三教一理之论自然能成立。
祩宏（1535-1615），字佛慧，别号莲池，明代中兴净土的宗师，俗姓沈，浙江杭州人。他长住杭州云栖寺，故称“云栖大师。”在儒、佛、道三教关系问题上，祩宏提出“三教一家”的论点，三教为何是一家？祩宏以三教同源来论证这一观点。他作了一幅三教同根同祖的关系图，并题诗曰：
“胡子秀才书一卷，白头老子丹一片。
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聚还相恋……
想是同根生，血脉原无间。
后代儿孙情渐离，各分门户生仇怨。
但请高明玩此图，录取当年祖宗面。”
（同上书第404页，引自《山房杂录、诗歌、题三教图》、云栖法汇第8册）。
祩宏认为，他所作的三教同根，血脉无间的三教关系图，反映了儒、佛、道三家在老祖宗那里同根源同血脉的本来面目，只因三教传人不了解这一点，才各立门户，相互对立，互生仇怨。若看了他绘制的“三教图”，就能消除三教之间的隔离，使其同归于一家。
真可（1543-1603），字达观，号紫柏，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少时在虎丘云岩寺出家。他潜心研习法相，华严学说，体悟到儒、佛、道三教之法，本是一原，出自一心。他说：“夫身心之初，有无身心者，湛然圆满而独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画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觉老人得之，于灵山会上，拈花微笑，天人百万，圣凡交罗，独迦叶氏得之。自是，由阿难氏乃至达摩氏、大鉴氏、南岳氏、青原氏、并相而得之。于是乎千变万化，世出世法。”（同上书第408页，引自《释毗舍浮佛偈》、《紫柏尊者全集》卷1.2）。它说儒、佛、道三教乃至三教之间内部的宗宗派派均是得之于先天的“湛然圆满而独存之一心。”这好比一棵大树，枝叶再多，也都是源于一根，三教亦然，其流演变，变化再大，亦是万变不离其根。
德清（1546-1623），字澄印，号憨山，俗姓蔡，安徽椒县人。少时在金陵栖霞山削发为僧，研习《华严经》，又发心刺血泥金，写《大方广华严经》一部，他对儒、佛、道的会通中，提出“三教同源论”，他说：“尝言为学有三要，所以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同上书，第418页，引自《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39，《说，学要》）。为什么《春秋》、《老》、《庄》，禅学缺一不可呢？他认为，这是因为三教原本就是同源的，三者同源于一心，三学之要也同此一“心”，学同此心，故教同此理。
智旭（1599-1655），俗姓钟，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藕益老人”，江苏苏州人。他曾住安徽九华山及浙江吉安灵峰寺。他主张诸宗融合，禅教兼重，三教合一。他认为“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此心，三教具无；苟昧自心，三教具昧。苟知此心，而扩充之，何患三教不总归陶铸也哉？心足以陶铸三教，乃名能其性，亦能尽人物之性。”（同上书，第424页，引自《疏二，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灵峰言论》卷7之4）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浮山愚者，安徽桐城人，崇祯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削发为僧。他的儒、佛、道的融通思想表现在“三教一宗”的“易”学观中。他提出一个主张，要融往古圣贤之论以及儒、佛、道三圣之教于一炉，配之阴阳之理，神药之辅，而炼成一种新的宗教——三一之宗。而他所谓“三一之宗”，也就是以《周易》集儒、佛、道之成。他认为三者的思想主旨之同表现在，孔子的“无言”，佛氏的“见一切心”，及老、庄的“无为无不为”思想，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它们都是《易》理的显现，因而都可以归融于《易》。溯其源同，则归于《易》耳。
明代正一道和全真道都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论。正一道第43代天师张宇初，也认为儒、道、佛三家的本源之理是一致的，只是语言表达有所不同而己。道教所谓“元神”，就相当于儒教的“太极”和佛教的“圆觉”。他还将这一思想纳入正一道的教义之中，力求三教融合贯通。（《岘泉集》卷1，《道藏》第33册）。
明代全真道也提出儒、道、佛三教合一论。具有传奇色彩的张三丰，名全一，又名君宝，道号玄玄子，辽东懿州（今辽宁阜新）人，全真道的丹法思想家。他曾在武当山幽栖，武当山内家拳技创始人。后隐循潜修，明太祖，明成祖曾多次遗使求之，都查无下落。明代皇帝也曾多次授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通微显化大真人”、“韬光尚志真仙”、“清虚元妙真君”、“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等。关于张三丰的着作，《明史•艺文志》着录有《金丹直指》和《金丹秘决》各1卷。后人编成《张三丰祖师全集》、《张三丰先生全集》。在儒、道、佛三教的关系上，张三丰认为“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儒者，行道济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各讲各的好处，合讲合的好处，何必口舌是非。”（《三丰全集•大道论》，清彭定求编《道藏辑要》毕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都二仙庵重刻本）。
托名吕洞宾乩授的《三宝心灯》更强调：“若归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便是异端邪说。”此可谓将道门中的三教合一论推向了极端。
就明代整个思想界来说，倡导三教合一说，最盛者还是林兆恩先生，因为他不是一般地主张三教合一，而是将三者现实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创立一种新的宗教——三一教。林兆恩所创立的三一教，是将佛道思想大量引入儒学内部，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在“归儒宗孔”的基本宗旨下，创立一种合三为一的思想体系。使儒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哲学变为宗教，又从宗教的环节中体现哲学，也就是他以儒教纲常礼教为主，兼有佛道二教心身性命之学的宗教。他指出，由于孔子之儒学实际上也是一种心身性命之学，因此宗孔子之儒学，也就是宗心身性命之学。
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最具特色的是崇尚弥勒下生信仰。根据《实录》记载：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正月，林兆恩居竹峙寺，着《弥勒经》成书，此经未偈曰：“弥勒尊佛是我体，弥勒尊佛是我心。我体即是弥勒体，我心即是弥勒心。弥勒与我无二体，弥勒与我无二心。”因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内根外器皆唯识变现。“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中的一切境界和事物都是由心所造。弥勒心是佛心，前念迷就是众生，后念悟就是佛，众生与佛只在迷悟之间。故林兆恩与弥勒尊佛同心同体的理论自能成立。
所以，林兆恩嫡传弟子卢文辉，也采用弥勒下生信仰，以林兆恩为弥勒佛的像征。在三一教中有《灵应本体真经》（《林子宝诰》）中也有一句“南无夏午尼氏弥勒尊佛。”《宝诰》还说：“龙华三会，普度人天。”而且三一教的教义倡导三教合一，倡导出世与入世合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一教与弥勒尊佛的人间佛法是相同的，三一教教人在世修行，先做人，后做仙做佛，又是在民间普及，可以说是弥勒尊佛人间佛法的真实再现。许良统
转自莆田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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