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儒家在传统中国主要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因此说，讨论儒家的制度化 与其说是试图从儒家身上发现什么新的东西，还不如说是希望能更全面地认识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存在状况。归根到底，儒生并非是一种只关注心性问题的哲人，儒家作为一个学派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我们知道儒家的原始形态就是结合着观念形态和具体规范于一体的。这就是说儒家并非只是一种观念化的存在，而更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他们关心的则是如何去落实儒家关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设计。儒生不仅关注修身养性，但儒生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

 

　　随着儒家在汉代被确立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由独尊地位而造就了学说、文献的经典化，创始人神圣化和传播制度化，"历代的官吏居官治事所服膺之准绳，率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儒家的政治思想以正名分、行仁义、尊德性、道问学为实质，于是政治与伦理结合为一。" 因此说儒家的思想不断地落实在具体的伦理准则和社会准则中，从而使得儒家思想不断以一种社会化的形态出现，因此儒家的制度化也就成为了其主要的存在方式。

 

　　具体地说，儒家的制度化不仅体现在儒家本身的存在方式的制度保证上，而且也体现在儒家观念在社会行为中的落实上，接下来的讨论将着眼于这两方面而展开。

 

　　提出制度化的问题其根本点是要寻找儒家思想和现实政治相衔接的途径和方法。由于长期的独尊地位，儒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其原因就在于儒家的社会角色是全方位的和全能性的，它既要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提供终极的意义，同时它又要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制度安排和秩序安排。

 

　　对此，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比较切中要害，他认为儒家对中国的影响集中于"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他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为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这段话极其简略地概括了儒家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秩序所产生的影响，而儒家之所以能成为现实秩序安排的主要依据，除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和诸如公孙弘之类的儒生的努力之外，关键的原因在于儒家对于中国古代礼仪的了解和熟悉。儒家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不断对作为先古情感和价值理想的凝聚物的礼仪进行调适和改造，即孔子所谓的"损益"。以此来作为所处时代的秩序和价值标准。

 

　　由此，我更愿意将儒家在汉代的发展看作是通过对于古代礼仪的改造来体现其社会理想和秩序安排，这也意味着儒家的制度化既是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儒家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同时这种制度化也是当权者稳固统治的需要，因为儒家所提供的意义和合法性支持是所有统治者所需要的。对此，我们可以作如下具体的分疏。

 

　　对于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分化过程，以庄子的《天下》篇中的"道术将为天下裂"最为传神。后来的《淮南子•俶真训》里则将之具体化："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其实是一个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的重组时期，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是一个"反思"时代的开始，即对于周代的自然、宇宙观念，人的观念、社会观念进行全面的检讨，而这种反思的结果便是产生了诸子百家。

 

　　然而诸子百家虽殊途而同归，即无论是离世远游的道家还是摩顶放踵的墨家，他们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在旧制度被解构之际，如何安排新的社会秩序上和重新安顿人们的价值观念上，正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而且，除了法家等少数学派外，为了增强自己学说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各家都标榜自己是对于先王的成法的忠实继承者，而非自己之杜撰。"公见夫谈士、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后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实计，饬先王之成功，语其败者，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诞，莫大于此矣。" 中当然各家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诸侯王喜欢将自己与那些传说中的伟大人物相类比。"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

 

　　儒家一直以六经作为看家本领，《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而六经的核心内容便是古代的礼仪和制度，而孔子在世之时最为人称道的或为人所批评的便是他对于礼仪的熟悉和继承。如《左传》昭公七年所说，孟僖子因为孔子对于礼的了解，而将之视?quot;达者"和圣人的代言人，墨子攻击儒家时火力点集中于礼乐，而晏子在劝阻晏婴齐景公任用孔子时所陈述的理由也是"礼"。"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但礼乐毕竟是圣王时代的标志，而孔子一方面"述而不作"，另一方面又对先王遗教加以"损益"，在后继者们"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的鼓吹下，所以逐渐在诸子百家中占得先机，成为"显学"。

 

　　与墨子的"尚同"和法家强调以惩罚来整顿社会秩序的做法不同，儒家始终将"礼"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樽、节、退、让以明礼。" 并且认为"礼"的合理性是由至高的天所决定的，是圣人所明示的。《礼运》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而儒家之所以始终在百家争鸣中成为最强音，关键还在于他们在繁琐的礼仪规范之后，关注到人的需求和习俗的延续性，即关注到死板的规范后面的人性因素，这也就是儒家的"仁义"的中心理念。司马迁说：儒家"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正是因为儒家确信他们深刻地了解到国人文化心理的内核，所以他们才自信他们所掌握的是万世不变之理。

 

　　那么儒家所自信的万世不变之理是什么呢?对此各代的儒家学者都因其时代的需要和儒家学说本身的发展而各有不同。但从落实到制度层面的内容来说则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礼"。

 

　　礼是社会秩序的代名词，在当时社会秩序的核心就是等级，《史记•礼书》对礼的解释就是"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儒法之差异并不完全在于对于等级和秩序的认同，关键则是在于对如何维护秩序的方法的认识差异。在儒者看来礼之劝戒性较之法之惩罚性更有利于收拢人心，因此说，与墨家激烈的反对礼乐的思想和法家忽视人情的血腥政治相比，儒家有了更大的宽容度。 加上儒家特别强调的教育和社会教化，使得"儒术具有了更分化的社会政治相沟通的潜力和动能。事实上儒家在传承古'礼'时已做出了创造性的转化，如荀子之学，就已经开通了使儒术适应于三统之间更大分局面的坦途。" 有人借孔子之口说："明乎郊社之义、禘尝之礼，治国其如示诸掌而已乎?"

 

     （作者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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