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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面对新世界?——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后的中日佛教
发布时间: 2016/4/29日    【字体:
作者:葛兆光
关键词:  中国佛教 日本佛教 万国宗教大会 新世界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我想,这个会的主题是中国宗教走出去,这个走出去怎么走,是政治家和宗教领袖的事情。我是研究历史的,所以我只能讲过去的事情。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恰恰是一个中国宗教没走出去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简单,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世界博览会。在开世界博览会的同时,有一些美国的社会活动家和宗教人士提出来也要开一个世界宗教大会。因此,就在现在的芝加哥美术馆,开了一个我们常常翻译为“万国宗教大会”这样一个会。
 
一、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往事:缺席的中国佛教
 
大家看,这就是当时的照片,121年以前的风景了。这个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呢,据现在留下的两厚本1893年出版的会议记录,当时所谓世界十大宗教都参加。这世界宗教大会提出来宗教互相理解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当然很激动人。所以,日本有一个很著名的僧人,叫释宗演。释宗演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但他的一个学生大家肯定都知道,叫铃木大拙,就是所谓“世界禅者”的禅学者。释宗演写了一首诗,大家看:“人有红黄又黑白,道无北南与西东,不信请看天上月,清光透彻太虚空”。意思就是说,人不分人种,真理也不分哪家,但是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共同、和谐和互相理解的这样一个目标。
 
可是,这次世界宗教大会上还有一个非常让人120年以后来想还是觉得有点伤心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日本代表团非常整齐,中国却没有宗教代表出席,日本代表团有基督教的代表,是同志社大学的校长,日本神道教也有代表,叫柴田礼一。而日本的佛教去的人最多,而且人最整齐,代表了佛教各个宗派的领袖,还包括一个精通英文的僧人,就是平井龙华,而且他们还特意带了一个翻译、六七千册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大册大概两千多页的这个会议文件里面,日本的发言也好,活动也好,非常频繁。可是,代表中国宗教的呢,没有一个中国人,全是西洋传教士。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最有名的一批西洋传教士,有李佳白、丁韪良、保灵、何德兰、花之安、甘霖,他们在代表中国说话。那么,他们能代表什么?现在我看到他们的发言,跟中国宗教没有太大关系,反而相当多的内容是指责中国人缺乏宗教的心灵,需要基督教去传教。
 
唯一一个中国代表,不是宗教徒,是一个大使馆的二等参赞,叫做彭光誉。很有趣,这个彭光誉居然还有照片,彭光誉是福建人,他不代表任何宗教,因为他是大使馆的官员,他代表的是大清政府,在1893年,大家要注意这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正是因为这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所以在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那个时候中国的地位要比日本高,所以,这个唯一代表了中国的彭光誉在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上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可是,大家来看他讲的是什么?他有一本著作《说教》就是这次会上的发言。我一直觉得,彭光誉这个人中国学界好像没有很好地研究过他,他大概是中国最早用英文发表56页长的英文文章的人,而且他这本书后来在中国也出版,它的英文的翻译者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叫做容揆,容揆是当时美国的中国大使馆的翻译,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人。我想,那个时候中国大概很少有人发表56页长的一篇论文,而且是宗教论文,这篇宗教论文的英文名字是《儒教在中国》,但它中文书名叫做《说教》。《说教》有这么厚一本,我没有办法特别仔细去讲。我只讲其中的一段,这是中国第一个对英文religion这个词进行解释,他说,尔厘利景,就是英文religion,在中文里面应该就是“巫”,而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神父、主教这些人呢,在中国统统应该翻译成“祝”,所以,既然是巫祝,现在来开会的这些宗教呢都应该是中国的“巫祝”,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儒家是合政教为一,政治、真理、信仰都是由天子出,它是礼教,不是巫祝,不能叫宗教。他说,中国是有宗教的,中国的宗教就是佛教、道教,还有民间的巫师。那么,对于这个话呢,开万国宗教大会的上千个宗教代表,应该很反感。可是,很奇怪,我们在所有的英文、日文留下来的几千页的资料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他的讲话居然大受欢迎,而且是“大鼓掌”,起立鼓掌。而且,美国的会议主席介绍彭光誉的时候,还说他是代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来发言的人。但是,话说回来,私下里这个彭光誉跟日本佛教代表的关系还很好,他说,我其实也曾经信仰过佛教,还注释过《金刚经》,但是他说,这些宗教在中国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儒家。可是,日本的一个佛教代表土宜法龙就问他,哎,你们儒家这么伟大,为什么不出去宣传呢?他回答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儒家,只要人家来向我学,我不主动去教人家,不像你们佛教到处跑、到处讲。这个倨傲的态度呢,让我想到很悲哀的结果,就是日本的佛教代表团在世界万国宗教大会上很活跃,应付自如,能用国际通行的宗教语言来说话,所以确实收到了很大的反响,可是中国宗教无法出去对话,也就没有影响。
 
二、困境中的策略:日本佛教为何能够应付自如
 
那么,我们要讨论,日本为什么能够适应当时的新世界?为什么能够适应万国宗教大会那种语境?为什么能让西方的人理解?这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关系了,就是说,你怎么走出去?你在什么背景下走出去?
有一段时间,我研究一点儿日本佛教,尤其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佛教。其实,日本的佛教当时正在最危急的时候,并不比中国宗教的情况好多少,日本的明治维新一开始是打击佛教的,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两条途径,第一条就是国家统一,权力收归天皇,撤藩置县,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日本帝国,第二条就是为日本帝国建立一个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基础,这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东方伟大的神国与支持日本神圣性的神道教,所以,要把自古以来“神佛习合”而混乱的佛教和神道教分开,所以,明治元年发布命令让神佛分离,神佛分离就是把所有的佛像从神社里面驱逐出去,这个时候日本的佛教已经很危险了,因此,它在日本维新的过程中,在日本帝国的政治里是属于边缘,是属于被排斥的对象。但是,日本佛教在这种情况下面,它迅速采取了三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第一个就是转内向为外向。在1868年以后,日本佛教迅速派很多人出国留洋,迅速接受西方基督教的传教方式,考虑如何宣传,如何能够改变自己,适合更多的信众。关于这一点我只能简单地说,它是转内向为外向,换句话说,就是主动走向世界。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人叫做岛地默雷,是很重要的佛教学者,他到了欧洲,回过头来批判日本佛教自身,也抨击日本帝国的宗教政策。中间这个是释宗演和铃木大拙,这些人到美国去,在耶鲁、在纽约、在芝加哥、在加州到处走,有很多照片,我现在只是选了几张照片。
第二个措施是什么呢?是成为独立宗教,因为他们看到了欧美的基督教,所以呼吁按照西方方式,强调政教分离。政教一定要分离,当政教分离的时候,佛教就成为独立宗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成为独立宗教,日本佛教又开展了自我改革,它跟晚清的中国佛教很相似,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堕落,所以它后来迅速的开始宗教改革,提倡精神主义、提倡戒律要精严、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自改革。
第三个更重要,日本佛教迅速地以“护国爱教”的名义跟日本当时的皇国主义取得一致,迅速地成为帝国政治的意识形态主流,可能现在谁都会批判这种结果,但是,回过头来想,日本佛教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崛起,然后进入主流,成为一个帝国的宗教。
 
三、面对新世界:中国佛教如何自处?
 
可是,对比过来,中国的佛教状况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中国佛教对世界大势基本上没有反应,真正有反应的,只是一批知识人、佛教之外的居士佛学,从杨文会开始,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夏曾佑、汪康年、宋恕,当然还包括康有为,可是,他们从日本那里学到的是什么呢?转手学到的倒是西方的东西,所以我以前讲是“西潮却自东瀛来”,也学到日本佛教“护国爱教”、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精神力量。可是,作为宗教的中国佛教,回应是非常被动的,中国佛教意识到现代大潮的冲击,意识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压迫,意识到不得不去介入新世界,实际上,可能是从一个非常事情开始的,就是当时的“庙产兴学”,从1898年到1905年之间,张之洞、康有为这些人提出来要把庙产,就是佛教和道教的寺庙财产拿来兴办新式学堂,这个对佛教打击是很直接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才逐渐地觉醒过来,意识到要回应新世界,要回应新的变化,要迅速转变自己,要考虑面对现代世界该怎么办?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杨文会去世,1912年民国建立,当时的佛教会长寄禅受到很大压力,在北京圆寂。1912年到1914年,中国佛教会屡次致信孙中山和国民政府要求承认,但是,第一个中国佛教会却在1915年被迫解散。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和压力下,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佛教也开始回应新世界新潮流。所以,1912年中国佛教办了第一份现代佛教刊物《佛学通报》,1913年太虚就在寄禅的追悼会上呼吁,佛教必须在教理、教制、教产三方面彻底改革,1916年太虚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对佛教弊端进行批判,实行救僧、新僧和三佛主义。有一件事情大概佛教界都知道,就是当时在镇江金山寺发生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佛教内部是改变还是不改变的争论,佛教界这时候才开始,艰难卓绝的开始现代改型。
 
这当然是一个很小的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先手和后手是非常重要的。落了后手,你步步落后,你被迫要回应,你没有办法,可是在东亚,日本佛教很早就开始走向世界,然而中国佛教在回应西潮的时候,比日本佛教慢了半拍,这慢了这半拍非常可怕,这使得中国佛教,也就是僧侣佛教——请注意,我要把居士佛学和僧侣佛教分开,后来连中国佛学会和中国佛教会都分裂成两个——如果不走出去,不主动的回应新世界,没有这种融入世界的自觉意识,你就要同时应付三方面的压力,第一是它要回应一直跟他们同道但不同途的居士佛学,谁代表真正的佛教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武昌佛学院和南京支那佛学院会有很多激烈争论,其实居士佛学对佛教是有压力的,比如《大乘起信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印度的还是中国的,由于立场不同,都会引起争论;第二就是中国佛教不得不去回应汹涌而来的西潮,佛教你怎么样面对西方?面对新的思想文化潮流,所以它步步被动;第三就是,还得面对日本佛教的巨大压力,谁是真正的正宗的佛教?日本佛教从明治维新以后大规模的进入中国,尤其是东本愿寺净土真宗一派,在中国到处都建学校,建寺庙,传教,日本佛教反复宣称自己是大乘佛教的正宗,中国的大乘佛教都衰落了,所以中国佛教就会面对日本佛教的压力。当你落了这个后手以后,你就不得不三面作战,所以,现代中国佛教其实很艰难,我一直觉得,太虚虽然很伟大,但实际上他是左右支撑。因为中国宗教始终就落后手,走不出去。
 
1893年,世界宗教大会开了,中国没有代表参加,一百年过去了,1993年,仍然在芝加哥开世界宗教大会,有中国的宗教代表参加吗?仍然没有。所以,中国宗教该怎么走出去,我不知道。也许回顾历史,可能会让大家好好想一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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