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与时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概念，时，就是指客观的时间，时辰，主要源于古人对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的一种观察。时机，则指时间中所蕴含的机会、态势、走向，主要来源于对自然与人事活动的一种思考。在中国古人看来，人顺应天时，把握时机，就可以诸事顺遂，反之，则会无功而返。《尚书》、《诗经》、《左传》、《易经》等先秦时代文献所经常谈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时与时机。

 

 

在《尚书》中，对时与时机多有论及。时与时机与天相关，是由天定。“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尚书·舜典》）“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尚书·皋陶谟》）敬尊天时的君王受天与上帝的护佑，反之，受责罚。“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尚书·太甲下》）“后胥慼鲜，以不浮于天时。”（《尚书·盘庚中》）“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尚书·说命中》）“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尚书·胤征》）“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尚书·说命中》）“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尚书·说命下》）天对黎民百姓的怜恤也在一定时间降下。“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尚书·秦誓中》）“上帝时歆，下民祗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尚书·微子之命》）老百姓顺应天时，就可以收获百谷，丰衣足食。“曰休征；曰肃，时寒若；曰乂，时旸若；曰晢，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尚书·洪范》）“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尚书·洪范》）

 

《诗经》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天与时。敬畏上天的，上天会保佑之。上帝的时间是人所不能确知的。“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诗经·我将》）“奉时辰牡，辰牡孔硕。”（《诗经·驷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诗经·文王》）万物生长都有其特定的时间：“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诗经·鱼丽》）人类生活也有相应的时节：“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绵》）“尔酒既旨，尔肴既时。”（《诗经·頍弁》）“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诗经·公刘》）

 

《周易》本身就是谈在时间中的变化，全篇都涉及时与时机。“夫《易》广矣大矣！……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易经·系辞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易经·系辞上》）“变通者，趣时者也。”（《易经·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易经·系辞下》）“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易经·乾》）“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易经·乾》）。“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易经·大有》)“《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易经·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易经·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易经·艮》)《周易》认为天地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这种运动变化不是杂乱无章，而是依照天时。因此，人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审时度势，趋时变通，“动静不失其时”。《易经》中把知“时”奉“时”的人称为“大人”、“圣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易经·乾》）

 

《左传》是史书，其中有不少对君王奉时的记载。“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左传·隐公十一年》）“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左传·庄公二十年》）“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左传·文公五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左传·文公六年》）“死之短长，时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礼记》的整体内容也都与时相关，它尤其强调时对于礼的重要。“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礼记·礼器》）“故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是故天时雨泽，君子达亹亹焉。”（《礼记·礼器》）“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礼记·礼运》）“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礼记·檀弓》）《礼记》直接论四季农时的地方很多，指出要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做相应的活动。“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礼记·月令》）“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礼记·月令》）仲秋时节，“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礼记·月令》）“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礼记·月令》）“天降时雨，山川出云。”（《礼记·孔子闲居》）《礼记》论学习与教育，主要围绕时来谈：“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礼记·乐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礼记·学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礼记·学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礼记·王制》）“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礼记·文王世子》）“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礼记·礼运》）“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礼记·乐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礼记·乐记》）“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礼记·乐记》）在《中庸》中，则提出了时中的概念，把对时机的掌握更加明确化了。“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

 

除儒家外，道家也讲要顺应天时：“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此处，就不多谈了。

 

 

孔子对“时”、“时机”有极敏锐的感受、极深刻的领悟。不仅诗书易礼春秋为他所删述编定，其中保留了大量论时与时机的文字，他自己也多次谈到，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子思这样形容孔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中庸》）孟子则盛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之时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集大成的意思。“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说孔子做什么事都能够把准时机，恰到好处，“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

 

《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解释到：“时者，凡学有三时：一是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一就身中者，凡就学之道，择时为先。长则扞格，幼则迷昏。故《学记》云：‘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艰苦而难成。’是也。……二就年中为时者，夫学随时气，则受业易人。故《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是也。……三就日中为时者，前身中、年中二时而所学，并日日修习不暂废也。故《学记》云：‘藏焉，修焉，息焉。’是也。今云‘学而时习之’者，‘而’，犹因仍也。‘时’是日中之时也。”[1]《学而》篇第5章又讲到了时。“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1：5）使民以时：“使民”指征集百姓从事各种役作。“时”特指农时，“以时”意为不违农时。《皇疏》：“以时，谓出不过三日，而不妨夺民农务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有敬的态度，不要随意大兴土木，并且言而有信；要节约资财，爱惜手下的人；要在合适的时间役使老百姓，不违农时。其他儒家文献中也有佐证。《礼记·中庸》：“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大戴礼记》：“使民不时失国，吾信之矣。”（《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说苑·贵德》：“晋平公春筑台。叔向曰：‘不可。古者圣王贵德而务施，缓刑辟而趋民时，今春筑台，是夺民时也。夫德不施则民不归，刑不缓则百姓愁；使不归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夺其时，是重竭也。夫牧百姓，养育之，而重竭之，岂所以定命安存而称为人君于后世哉。’平公曰：‘善，’乃罢台役。”

 

在《论语》中论及人生时，孔子讲不同年龄阶段有需要应对的不同问题：“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16：7）《皇疏》：“老人所以好贪者，夫年少象春夏，春夏为阳，阳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秋冬，秋冬为阴，阴体敛藏，故老耆好敛聚，多贪也。”明末传教士高一志在其《譬学》一书中引色搦加（塞涅卡）语说：“老者每于物多忘而多惧，正如将死者也，然其贪欲正如常生者也。”[2]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完成不同的任务：“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逾矩。”（《为政》2：4）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胡氏语说：“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二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9：23）孔子认为：一个人应该最晚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出成果，出成绩，如果到了这把年纪还弄不出一点名堂来，还没有一点名气与影响，那么，要他作出出类拔萃的建树恐怕是困难了。世上当然也有大器晚成的，但按照孔子那个年代人的正常寿命，四五十岁的确已过了事业的盛期了。孔子认为，祭祀，也是有一定时机的。“孔子曰：‘祭，过时不祭，礼也；又何反于初？’”（《礼记·月令》）

 

孔子所讲的时与时机与古代文献中所讲的是一脉相承的，仍然是说的天时，是以天为中心来讲时。他在谈论政治，评价君王和大臣时，也是以是否顺应天时来作为重要标准。孔子评价颛顼时说他“履时以象天，依鬼神而制义。”（《孔子家语·五帝德》）对帝舜的评价则是：“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孔子家语·五帝德》）“礼之所以象五行也，其义四时也。”（《孔子家语·本命解》）他在总结商朝亡国教训时说商纣王的种种行为都是悖逆天时：“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孔子家语·五仪解十四》）而商纣王先祖太戊则是因自己实行仁政而改变天时，化祸为福：“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也。”（《孔子家语·五仪解十四》）在此，孔子也肯定了人的积极能动性。孔子认为，好的政治是这样的：“故明王之政，犹时雨之降，降至则民悦矣。”（《孔子家语·王言解六》）“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孔子家语·致思六》）“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孔子家语·始诛二》）“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关讥市廛，皆不收赋，此则生财之路。”（《孔子家语·王言解三》）有抱负的大臣能不能得到重用，施展才干，也存在一个时机问题。“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孔子家语·致思九》）“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孔子家语·儒行解五》）

 

君子的品德修养、为人处世也与时相关：“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孔子家语·好生一》）“至于其为容也，温良而好礼，博闻而时出其志。”（《孔子家语·弟子行》）“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孔子家语·致思五》）

 

孔子很善于从各种自然社会现象来认识时机。“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9：9）当凤凰久久没有在山林中出现、八卦图迟迟没有从黄河中浮出的时候，孔子就知道：在这一辈子，他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了。孔子编纂《春秋》，看到麒麟被人猎获而杀死，就心灰意懒，绝笔不再了。他从这一事件，看到了自己生不逢时，难用于世。“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害，吾是以伤焉。”（《孔子家语·辨物十》）《论语》中还讲了孔子在旅途中的一个有趣故事来说明“时”的重要性：“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乡党》10：27)就是说：有一次孔子出门，看见了山梁上一群野鸡在歇息。野鸡发现四周色势有异，就一齐飞了起来，盘旋一阵，才又停落聚集在一个地方。孔子看到了这一情形，心有所动，大发感慨：“山梁上的那些野鸡知危而去，它们也懂得识时务呀！懂得识时务呀！”子路听见了老师的话，也肃然起敬，甚至还对这群野鸡煞有介事地行了一个拱手礼。那群野鸡惊视几次后，还是扑棱扑棱翅膀，飞走了。

 

就是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孔子也强调要适时要守时。“不时，不食。”（《乡党》10：8）。在《孔子家语》中，孔子还讲到人饮食起居时与不时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寿命长短：“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行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孔子家语·五仪解十五》）

 

孔子讲人说话也要讲究时机，他对公孙文子的善于说话有这样的描述，“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宪问》14：13）《孔子家语》中更有对言语适时的一般性教导：“发言不逆，可谓知言矣；言而众向之，可谓知时矣。”（《孔子家语·六本十七》）耶稣会士高一志在《譬学》一书中也多次谈到时，其中一句是对孔子的引用与解释：“水从所经之地而染其色、易其味；智者之应事也，安得不因其时、相其势哉！”“人于言如钟于音，钟叩而后鸣，不叩而鸣者，妖钟也；人时然后言，非时而言者，妖人也。”[3]别人也拿适时来问难孔子，如阳货劝孔子做官时说：“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只好回答：“诺，吾将仕矣”（《阳货》17：1）。

 

荀子也记录了孔子给子路谈“时”：“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茍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宥坐》）[4]

 

 

孟子自己也是很讲究“时”的，他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是我们所十分熟悉，。他还说人类生产生活，也要遵照时序：“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如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品评，对现实政治的策划也讲时：“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

 

荀子也谈论农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讲君臣之间的知遇也是要恰逢其时：“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贤圣，适不遇世孰知之？”（《荀子·成相》）

 

新出土的郭店楚简讲“时”的地方也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篇就被命名为《穷达以时》，此篇中有这样的句子：“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从整篇内容来看，此处的“世”可以训为“时”，当然，“世”本身也包含“时”的意思，我们经常以“时世”并用，成语中也有“时移世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一个人聪明能干，但若不是恰逢其时，也是干不成事的。”接下来，该篇举了许多历史上的著名事例来证明这个道理，最后又总结到：“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郭店楚简还有其他地方谈“时”：“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五行》）。圣人知道天道，知道了就去行，这就是义。按照恰当的时机去行，这就是德。

 

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谋略家范蠡认为：“时不至，不可以强生；事不究，不可以强成。”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很重视“时”，以“时”讲天道与人事连接起来。“然而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春秋繁露》王道通第四十四）“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圣人视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审好恶喜怒之处也，欲合诸天之非其时，不出暖清寒暑也；……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时。可亦为时，时亦为义，喜怒以类合，其理一也。故义不义者，时之合类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别气也。”（《春秋繁露》天容第四十五）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也常常以“时”来解释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如评点李斯：“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史记·李斯列传》）总结韩信：“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羽的《垓下歌》也提到了时：“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当初，他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也是失去了宝贵的时机。所以，把重要军师亚夫范增也气跑气死了。当然，项羽的失败根源还不在于时，而是没有实行仁政。

 

梁启超先生在论孔子的中庸思想时，说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孔子的中庸还含有时间性，所以说时中。易传说：‘随时之义大矣哉’，又说：‘与时偕行。’全部易经说时字的几乎无卦不有。春秋三世，也把时的关系看得最重。因为孔子所建设的是流动哲学，那基础是摆在社会动相上，自然是以步换形，刻刻不同了。时中就是从前际后际的两端求出个中来适用。”[5]成中英先生对“时”与“时中”也有极好的哲学性解释：“时中就是中时，时就是‘时而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中的适时举止，即依据对事物的了解，在适当的时候表现适当的行为，使其发挥最大的效果，同时使自己与真实世界取得最大的和谐。这就是‘时’。时就是切合实际，使主观与客观为之协调。也就是在客观世界充分地实现自己，而在主观的实践中弘扬客观的道。这种认识就是时中的基本原理。”[6]其实，对“时”、“时机”的尊重与把握，最根本一层意思是对天（神）意的揣摩，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孔子及早期儒家诸贤对天（神）的敬畏与遵从，并不是我行我素，唯我独尊。司马迁也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史记》卷一百三十）今天，我们提倡“与时俱进”，显然受到了《易经》中“与时偕行”启发，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很好的继承。

 

 

《圣经》中关于时、时机的论述很多。因为神是永恒的神，又是在时间中工作的神。在《旧约》中，神颁布关于守安息日与节期的诫命就是对时间安排的看重。“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出埃及记》34：21-23）《旧约》时代，还有关于安息年和禧年的诫命：“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利未记》25：1-12）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严格按照节期来安排生活与劳作的。这一方面是信仰的需要，人们要在一定时间安静下来，敬拜神默想神，向神献上当献的祭；另一方面也是生活的需要，人们劳累的身体可以得到恢复，一直被耕种的土地也可以得到歇息。神不仅看顾仆人和外人的需要，连牲畜和走兽也在他的关怀之中。《礼记》中的“时为大”观念与《圣经》中对安息日与安息年的看重相近，都是对天与神的极大敬畏。

 

《诗篇》中说到义人时，也提到了时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1：3）

 

《圣经》中讲时与时机最多的要数《传道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3：1-11）此处，一连十几句都是讲“时”：这是讲事物的发生发展与停止消失都有一定的时间，不会凭空而来，陡然而去，人们在适当的时间要做合乎时宜的事情，要顺乎时节，不要鲁莽随意。后面还有一段讲“时机”：“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传道书》9：11-12)就是说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把握好时机，既不要守株待兔，也不要揠苗助长，而要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若不如此，不仅事情难成，而且会有祸患缠身。智慧人，就是能够认识与把握时机的人：“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传道书》8：5）

 

耶和华神在呼召以西结出来做先知时，对他的饮食喝水也有严格的规定：“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二十舍客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制子，每日喝一欣六分之一，按时而喝。”（《以西结书》4：10-11）这与孔子说的“不时，不食。”相近。只是孔子大概出于健康的考虑，而耶和华则要训练以西结成为他堪担重任的人。《箴言》也有不少句子谈时机、时宜。“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箴言》10：5）“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箴言》26：1）《箴言》中的这一句话很发人深省：“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箴言》27：14）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一个人在清晨起来，还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可你却大声向他说话，不管你是祝福还是咒诅，都会吓他一跳，所以，即使你是祝福，实际效果对于他，也如同咒诅一般。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语行为是令人不悦的。一个真正有爱心有修养的人，知道何时该说话，何时当缄默；知道何时要拜访，何时该告辞。他们从不滥用别人对他的热情，也不以幽默的名义伤害人。也就是说他举止得体，话合其时。《圣经》其它书卷也有许多类似的教导，如：“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箴言》15：23）“境内的居民哪，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哄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以西结书》7：7）“我们行善，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6：9）《马太福音》中十个童女的故事，也是告诉人们要警醒等候，不要错过时机。“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马太福音》25：13）关于禁食与不禁食，也要相应合宜的时间。耶稣对那些责备他和门徒不禁食的法利赛人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马可福音》2：19-20）？耶稣在给撒马利亚妇人传福音时也特别提到时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4：21-24）

 

 

可以说，这些与上引孔子和儒家所说都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孔子和儒家只是告诉人有“时”与“时机”且应该顺应与把握“时”与“时机”，也揣测到它们与天相关，为天所定，但天为何者？具有什么性情？天所给与“时”与“时机”怎样而来，人又应该如何来把握它们，则语焉不详。在“时”与“时机”的最终指向上，孔子和儒家没有论及，圣经则清楚说明了。

 

《圣经》明确地告诉人们：“时”、“时机”都是由神所定的，神的意志是“时”、“时机”的最终根源。怜恤的日期是神所定的：“你必起来怜恤锡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诗篇》102：13）“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玛拉基书》3：17）惩罚与审判的日期也是神所定的：“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出埃及记》9：5-7）“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诗篇》75：2）“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玛拉基书》4：3）“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哈巴谷书》2：3）

 

神所定的时间来到时，要赶紧抓住；神所定的时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要耐心等候。《圣经》中有不少反面例子。如《民数记》中记载神让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得那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跟前了，马上就可以得到它了，可是那被派出去侦察的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回来，其中十个报了恶信，说居住在那里的亚衲族人都是身量高大的伟人，我们上去只能是送死，给他们做食物。他们的话使整个以色列人魂飞胆丧，都向摩西发怨言，并且嚷着要回埃及去，还要用石头砸死坚信神应许的约书亚与迦勒。耶和华神向他们显现，才扭转了事态。那些发事端的人见状，态度大大改变，又由害怕转为冒进。第二天，就去攻打迦南坚城加低斯，置摩西的苦苦劝告于不顾。结果，他们不但没有攻下城池，反而全军覆灭。迦南地直到四十年后，才由约书亚和迦勒率众夺得。

 

《圣经》中最光辉的正面例子是耶稣基督一生的行为。耶稣基督是按照父神为他所定的时间来工作和上十字架的。他在世界上活了三十三年，前三十年都在预备，只有最后三年才出来传道。在这三年之中，也是有明确安排的。第一年，他多行神迹，却嘱咐人不要张扬，因为他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教导门徒们真理；到第二、三年，他的名声才逐渐传扬开来，因为他的门徒们已经被训练得差不多了；到快上十字架时，特别是在最后的晚餐上，他才把许多话给门徒们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也不再用比喻了。“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16：4）“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25）在时间没到的时候，决不轻举妄动，率性而为，耶稣基督常常给门徒说的一句话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7：6）或者“我的时候还没有满”（《约翰福音》7：8）。在迦拿婚宴上，母亲马利亚看主人家喜酒快用完，想让耶稣行神迹变出酒来，耶稣却对她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2：4）[7]作为人子，耶稣爱母亲，但更看重天父的旨意、所定的时间。一旦时候到了，耶稣就义无反顾，毫不迟疑，“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13：1）“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马可福音》14：41）“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约翰福音》17：1）“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罗马书》5：6）耶稣基督为人做了顺乎神意把握时机的榜样。保罗对时间与时机也有很好的领悟，这是圣灵给他的带领与感动，“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摩太后书》4：6）。彼得也是如此：“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彼得前书》5：6）“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后书》1：14）天主教在梵二会议期间，也提出了“跟上时代”的口号。

 

《圣经》中说到：人的得救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以赛亚书》49：8）“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以赛亚书》66：18）“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以弗所书》1：3-12）得救是神的拣选，但人不可以此为借口，逃避自己的责任。神把救恩确确实实地赐给世上每个角落的人（参阅《罗马书》1：18-23）。谁都可以悔改离弃罪，相信主耶稣基督。若有人失丧，只因他选择失丧，并非神的意愿。

 

《圣经》中还说到：人传扬福音也是神在万古之先所预定的：“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提多书》1：1-4）这段经文不单讲述上帝永恒的目的；它还把他的方法告诉我们。它告诉我们，到了他自己美好的时间，便将他的信息告诉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类一切历史都是替耶稣来临做准备。当人未准备好受教的心，我们很难将知识传授给他。但在人类的一切知识上我们必须从起头开始；因此人类必须替耶稣的来临做准备。旧约的全部历史，和希腊人的一切哲学探讨，都是为耶稣来临而做准备。上帝的灵在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中间运行，当他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好叫他们有一个准备就绪的心接待祂。我们必须认定一切历史都是上帝教育人的工具。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神的预定并不意味着人无所作为，只能消极等待，而是说人要与神同工，积极实现。这传扬的责任是神托付给保罗及信徒的，神借着保罗及信徒的传扬实现他在万古之先的预定。人的传扬也在神的预定之中。当然，不是说，没有某人的传扬，神的预定就不能实现。神的旨意是不可改变的，是一定会实现的。神能够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只是，若某人不愿与神的工作有份，那是他的极大损失。最终，他不能与神在天国一同坐席，而要在门外哀哭切齿。所以，保罗勉励信徒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6：9）

 

至于那些暂时还在神家之外的人，《圣经》中特别告诉他们在寻求神、认识神方面要抓住时机，不可耽延。旧约先知多次向人们呼吁：“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以赛亚书》55：6-7）“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箴言》1：28）耶稣也恳切地教导人们：“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翰福音》12：35-36）

 

总之，孔子和儒家论“时”与“时机”着眼的还是人间的事务，如朝代兴亡、国家治理、君臣际遇、四季稼穑等等，而圣经说这一切都是指向救赎，指向天国，指向耶稣基督。这是二者时机观的最大分别。

 

 

[1]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徐望驾校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2-3页。

[2]高一志：《譬学》，载于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第二册，中华书局，2013，第723页。

[3]高一志：《譬学》，载于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第二册，中华书局，2013，第669页、679页。

[4]《孔子家语·在厄三》中有类似的记载：“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5]梁启超：《孔子》，转引自吴康等著《学庸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220页。

[6]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20页。

[7]和合本圣经此处翻译不够准确。《中文标准译本》（亚洲圣经协会，2008）是这样翻译的：“母亲，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照希腊文原文，这样翻译更准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来源：卓新平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18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