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日审阅学生张方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在该书稿附录的资料中，见有一篇《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是去年张方在山西平遥县调研时采集到的。仔细校读之，感觉此篇碑文内容可能与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的史实相关。故撰此文略做考释。先迻录碑文如下：

 

 

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1]

 

东水沙门万寿山书撰/

详夫耶输神祠者，其来远矣。始自周而至今，经厉而有余。留墓冢以/显于遗炭之景，建宝塔而存于千年之名。是于前代之间，始立/正殿一所，内塑妆耶输圣像容仪，两壁彩绘十地修行故事。次/建两庑，东则三大士菩萨、二八罗汉；西则子孙圣母，侍列诸神。概本/县凡有官员士夫及富民人等，有缺子嗣者，敬来求之，必获应验/，叙得子孙，满愿随心者矣。此庙起盖年深，摧残颓毁，屡代重修，不/计其数也。近于嘉靖三十二年，发心众纠首人熔鐄造钟一颗，敬/发晨昏。又于三十三年仍发诚心，续盖钟楼一所，不日而完成也/。更有座庙地基，南北五十步，东西四十步。器用之物，俱不具此/。恐后无凭，欲刻祯铭，垂为不朽云/。

本县知县张稽古、县丞马惟化、主簿栾深/

西汾州平遥干坑里造钟盖楼纠首并众信人：白侃、白纪、董良佑、白世廒、邢庆、邢子金、白尧顺/

时嘉靖四十一年岁次壬戌孟冬吉旦立/

起意人：道会司道会武真义、师祖郭教碧、门徒郭演秀；化缘人：秦演玄；门徒吕全清、门徒刘真□、陈真□/

罗庄里石匠李进、男李仁库；陶同村观音堂真月；干坑里木匠李友、邢子清、邢子名、邢子秀；达蒲里丹青孔大用、孔见；王家庄观侯。全真门徒谨志/。

 

图1  平遥南神庙（源相寺）

 

图2  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局部）

 

 

按此碑刻立于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碑文内容并不复杂，主要记述嘉靖三十二年（1553）及次年间，平遥县干坑里乡民集资为当地耶输神祠造钟盖楼之事。其中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有两点：一为“耶输神祠”的来历，一为当时住持该祠道士的来历。首先我们看，碑文称该神祠“始自周而至今（明代）”，历史久远。明代管辖的中国境内，有如此久远神祠的大宗教，不外乎儒、道、佛三教而已。查《明会典》列入的儒教官方神祠中，没有“耶输神祠”。又考佛教、道教寺观奉祀的神灵及祖师虽甚庞杂，亦未见名为耶输神者。据上揭碑文称：平遥耶输神祠“是于前代（元代）之间始立”。其两庑所奉神像，虽有三大士菩萨、二八罗汉、子孙圣母等佛教、道教诸神，但其正殿所奉主神“耶输圣像容仪”不属于佛道二教，应另有来历。或许它是元代从西域传来诸宗教的神祠，例如也里可温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支派）所奉的耶稣圣像。此圣像容貌可能已经佛化，因为它似乎没有耶稣基督最易被识别的标志，圣子在十字架上蒙难的形象。

 

明代是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时段，曾经兴旺的景教在改朝换代后逐渐走向衰亡，其过程及原因都需更多研究。但迄今出土这一时期的碑刻墓志等文献文物较少。如果本篇前揭《耶输神祠碑记》可以被认定与景教相关，那么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首先从碑文来看，其立碑时间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处于16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衰亡之际。其衰亡后的去向，是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即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融合为一体，被完全彻底的中国化了。

 

按外来景教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早在唐代其初传中国时已见端倪。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敦煌景教文书等数据来看，唐代中国景教经书的教义思想、名词术语及书写格式等，都参照了儒释道三教经书。尤其儒教尊君孝亲的政治伦理观念，祭祀祖先的礼仪行事，被来华景教吸收。这与西方基督教主张宗教威权高于世俗威权，反对祭拜上帝之外一切被造物及其偶像的传统教义，是直接冲突的。来华景教的宣教经书，所用名词术语及行文风格，还附会佛、道二教。例如《景教碑》解释其名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障，强称景教”云云，模仿道教《清静经》。又如景教所奉天主称作“天尊”，耶稣称“夷数佛”，景教士称“僧”、景教庙称“寺”等等。佛道二教主张清静内修，济度众生等教义，也多见于景教经书。有学者认为，景教在中国最终走向衰亡，其原因之一是模仿中国佛教的传教策略，但未能把握本色化与在地化的平衡，教义及礼仪过度中国化，失去原来的宗教文化特色，对中国内地民众缺乏吸引力。

 

明代山西平遥耶输神祠，或许提供了一个景教祠庙过度佛化、道化的例证。这篇神祠碑记题为“东水沙门万寿山书撰”，据称其于前代（元代）始立的正殿两壁“彩绘十地修行故事”，东庑供奉三大士菩萨、二八罗汉神像。可证该祠庙有明显的佛教化特征。又该祠西庑供奉“子孙圣母”，据说全县官员士夫及富民人等，“有缺子嗣者敬来求之，必获应验”云云。那么这位送子圣母，很可能原是景教的圣母玛利亚，后来角色演变，被当地民众视同道观中供奉的送子娘娘。在中国，普通官员及民众对寺庙供奉的神像原属哪个教派，既分不清也不在意。他们最关心的是烧香供神是否有灵验。这是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普遍状态。不过这座平遥的耶输神祠，无论其在元代是否也里可温祠庙，或佛教化的景教祠寺，但在明代中期住持该祠的却是一个道教支派的道士。具体来说，他们属于全真道华山派的道士。

 

全真道创立于金代，是金元时期华北新兴道派之一。元代全真道与太一教、真大道、正一道同为道教的四大合法派别，且因统治者扶植而颇为兴盛。明初收紧宗教管理政策，只承认正一、全真两派为合法道派。明太祖朱元璋推崇有助于王化的正一道，而对只顾独自清修的全真道不予重视。全真道士不能在官方管理道教的道录司，及各府州县的道纪、道会司任职，因此一度衰落沉寂。但全真道并未消亡，而是回归民间。或隐修于山野，或云游于江湖，或托庇于正一门下，继续修持传承。及至明代中期，尤其正德、嘉靖以降，朝廷管制佛道教及民间信仰的政策松懈废弛，全真道开始在民间复苏。诸多新兴的全真道支派，进入各府州县的官祠及民祀观庙，递相传承。新兴全真支派中，以托奉金元全真道宗师丘处机的龙门派最盛，其次则以托奉郝大通为祖师的华山派居多。到嘉靖、万历以后，全真道的社会影响力大增，各地皆有其住持的祠观，上至王公重臣，下至士绅百姓，多有信其教义及法术者，教门复兴呈遍地开花之势。

 

明代自朱元璋采用宗族谱字为皇族宗亲子嗣排定辈分，此后谱字诗在民间大兴。道教各派亦相继采用派字谱诗，以排定师徒传承关系，强化派内同门意识。龙门派、华山派等新兴全真支派皆不例外。据张方博士论文的最新研究，目前已知最早采用华山派字谱的时间，大约始于明弘治五年（1492），见于河南许昌天宝宫的一件碑刻[许昌天宝宫始建于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是元代真大道派重要宫观。明初真大道因失去合法地位而衰落，天宝宫一度荒废。明中叶逐渐恢复，弘治年间成为全真道华山派道场。详见张方论文第二章。该文尚未正式发表，故不赘述。]。又据北京白云观藏《诸真宗派源流》记载，郝大通所传华山派的派字谱诗如下：

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下略）

 

现在我们再看山西平遥《耶输神祠碑记》末尾的署名，有一行住持该祠的道士署名如下：

起意人：道会司道会武真义、师祖郭教碧、门徒郭演秀；化缘人：秦演玄；门徒吕全清、门徒刘真□、陈真□/

 

显而易见，这是以郭教碧为师祖，共传承了四代的一个道教支派。使用的派字谱属于华山派，辈分始自第七代郭教碧，其后依次为第八代郭演秀、秦演玄，第九代吕全清，第十代武真义、刘真□、陈真□。其中第十代的武真义，是当时平遥县道会司的道会。他应是嗣传郭教碧这一支的掌门弟子，他住持的耶输神祠应为当时平遥道会司驻地。因为他有道会的官方身份，所以能请动时任知县张稽古等地方官员为其所立碑记署名。还有那些集资为该祠造钟盖楼的“纠首并众信人”，应是信奉全真道的地方士绅。他们之所以具名出资造钟盖楼，或许与明清全真道观普遍实行的丛林制有关。全真丛林皆须悬挂钟板，是一个定规。此外，从被奉为“师祖”的郭教碧，在1562年立碑时仍在世的事实来看，这个华山派分支进驻耶输神祠，估计约有50-60年，最多不过70-80年。也就是说，该祠变成道观大约始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即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的事情。这正是明朝中期景教在中国趋于绝迹，而全真道则从衰寂走向复兴的年代。此时一座疑似始建于元代的也里可温神祠，被衰而复兴的全真道华山派接管，应该是在必然性时势变化中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例吧。

 

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在中国两起两衰，最终被佛化、道化而湮灭。其原因复杂，未能把握好本色化与在地化平衡的尺度，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本色化与在地化的张力中寻求平衡，的确是一个难题。是否成功取决于一些非宗教的不确定因素。如宗教传出地能否持续提供保持本色化的动力和压力，传入地统治阶级对外来宗教可能造成的安全问题考虑，文化精英及普通民众对外来宗教的心理容受和认同度等等。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宗教性因素，但确实影响着外来宗教传播的功效。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佛教成功解决了保持本色化与中国化的平衡。景教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注释：

 

[1]此碑现存山西平遥干坑村南神庙（又名源相寺），见图1、图2。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