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与中国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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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与中国基督教

发布时间: 2016/6/12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胡世斌

关键词：景教基督教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是历史事实。严格地讲它即不属于中国天主教，因为它是被天主教斥为异端教派：也不属于中国基督教，因为中国基督教实为基督新教，即景教在中国二次消失（元后消亡）之时，基督教新教还不存在，更不用说晚在近代入华之中国基督教。但是景教却与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在于对华教教者业影响深远。

一、景教最早将基督教传入中国

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新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有很多说法，各有证据（由于笔者未接触到景教与东正教方面资料因此不予涉及）。东汉说：16世纪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主此说，如利玛窦即主此说。认为耶稣12宗徒之一的多默从耶路撒冷经阿拉伯到印度后、把基督教传入中国。证据是印度马拉巴（在印度西岸）马拉巴尔海岸的圣多默教堂迦勤底文圣多默节颂读（《颂读日课》经）夜祷第二篇的一节有：“中国人和塞俄比亚人是由圣多默感化而皈依真理的……通过圣多默，天国展翅飞到了中国人那里。”[1]　此颂歌，樊国梁主教认为“中国由多默，至少其弟子开教”[2]。但均无史料证实，已发现文献只能证明多默宗徒到印度，最远抵伊朗北部传教。方豪神父认为此说是崇古心理之故。[3]

三国说：清光绪二十年（1894）天主教北京教区立教樊国梁准印的《燕京开教略》，以在江西吉安卢陵发现一铁十字架（为X型）刻有“赤鸟”年号，而提出之一说。[4]　此更不足信，因“X”型十字架（教会称安德肋十字架，因此为该使徒之刑具故）非教会传统之十字架，再说十字架并非基督教独有标记。

南北朝说：东正教人士称，411－415年之时东正教已传入中国，并将中国划分一大教区。此说同样缺乏中国史籍印证。希腊史学家福勒斯（Seopharnes）说，550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l）曾秘派两位东正教士入华，以空心手杖内藏蚕卵走私出境。养蚕事业在查士尼的倡导下传入欧洲。如此事属实，也只能说属于商机，与在华传教无关。[5]

唐贞观说：天启年间（1623－1625），《景教碑》出土后，信天主教之士大夫李之藻（浙江仁和人，科学家。教友，圣名“良”。）为耶稣会传教士阳玛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著《景教碑颂》作序说：“今日后，我国士大夫，不得复咎圣教之来何暮矣。读知千余年前，已盛行若此乎。”[6]这应为最早提出此说者，对碑虽有异议，但经敦煌另六部景教经典补证后，为中外史学家公认的说法。

基督教入华为唐贞观九年（635）是定论。天主教来华应起自何时？天主教史均以唐景教开始或记其事，如肃若瑟若《天主教传行中国考》（1931年献县）、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973年上海）及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1988年北京）。社会学者顾卫民著《中国天主教编年史》（2003年上海），晏可佳著《中国天主教简史》（2001年北京）亦采此说：但罗竹风主编《宗教通史简编》（2003年北京）却以元代孟高维诺入华传教为始。若从宗教思想看，也无偿不可，因其经典中未有异说，且双方已撤消斥责异端令。

中国基督教，是清嘉庆十二年（1807）来华的马礼逊牧师传入中国。首先潘绅在《景教碑文注释》中说：“景教也，犹言耶稣教也。”就是说他把基督新教的入华推前到唐景教之时。这从二派的性质上看，无可争议，但非历史事实。这对学者和宗教职业人士是基本历史知识，但少数区县史志编篡工作者，却把景教视为中国基督教，以景教来华时间作中国基督教传入时间，或把景教归入基督教（基督新教）之中。如《高陵县志》（2000年）宗教，第四节基督教：“基督教又称耶稣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唐初传入中国，清代传入本县。”有《西安市·新城区志》（2000年）基督教：“唐贞观九年（635）基督新教聂斯多里派（时称景教）传教士阿罗本由大秦国（波斯、伊朗）经‘丝绸之路’至长安。”前者可能是未分清广义基督教（christity即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及另外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各宗派。）和狭义基督教（protestantism基督新教的统称，即今官方称之中国基督教）[7]之故；后者则是归属之误。而在一些普遍读物，[8]以及一般书藉中此类现象却屡见不显。

景教对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的争论，或景教属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景教将基督教教义首次传入中国，这却是三者共同信仰的。只要从这层表义上讲才能合乎情理，又是事实。

二、景教与中国天主教

景教与天主教在教义、教规、礼仪组织等方面大同小异，因各自对所信奉的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同，景教被天主教认为异端教派，后来景教在波斯帝国的支持下反击天主教的异端，相互之间仇视千余年，终于在1551年景教承认回归，天主教热诚接纳而告终。这其间天主教对景教的态度从排斥、迫害、相持、宽容到接纳（归化）等一个漫长的历程。

“煮燃者豆箕，豆在釡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真可谓景教在欧洲受天主教虐待的写照。但因景教在华传教时间长，力量强大，当天主教在元代传入中国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若望·孟高维诺进行诽谤、攻击、迫害等，孟高维诺说：“景教徒自己或者收买他人惨酷迫害我，宣称我非教皇派来的使者，而是一*细，巫人和骗子。……如此诽谤延续五年之久。他们常常押我于法庭，以死相威胁。”[9]并对他的传教事业设置障碍，孟氏又说：“在此经我施洗者约六千人，若无上述毁谤中伤，受我施洗者应在三万人以上。”[10]但当天主教入华之际，就开始引景教归宗。孟主教继续说：“我来此第一年，他（铎献约翰大王）听我劝告，即改信天主教之真谛。”[11]由于若翰大王（或主唐王）的辖区为长城以此（今内蒙一带），大批景教徒随之改宗，此虽可能是景教对天主教扰阴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证明了此期天主教对景教的态度，直到元朝灭亡两派逐暂消失。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时期，此时景教已不存在（在中国已消失，西亚余部改宗）。传教士对曾留落异地的昔日兄弟的传教事业大加赞赏和仿效。明天启年间（1623－1625年），《景教碑》在陕西西安或周至出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国天主教的重视。张庚虞（陕西岐山教徒）立即去观看并把碑文拓本寄杭州教会名士李之藻，张成为明朝第一个传播唐景教事迹的人。李之藻在1625年著《读景教碑书后》说：“居灵兰间，岐阳同志张庚虞（教中名士，圣名保禄）惠存唐碑一幅。”[12]此事在教会引起极大反响，同年来陕西传教的耶稣会士金尼阁与王徵（泾阳天主教徒）去考察了《景教碑》，[13]曾德昭被派来陕西专门研究碑文，他在1638年著的葡萄牙文《大中国志》中详述了景教及其碑，他同金尼阁是最早将此碑介绍给欧洲的人。[14]遂后有来陕西传教的邓玉函、方德望、陆若汉、何大化、卜弥格等人，对景教碑的实际考察，还有些前来陕西或未来陕西的传教士阳玛诺、艾儒略、刘应、宋君荣等传教士都对《景教碑》作过记述译著和介绍。

《景教碑》面世后，中国天主教界即将“天学”改为“景教后学”，“教堂”称“景教堂”。首先是1626年李之藻与金尼阁将抗川的印刷厂改为“景风馆”。王徵与邓玉函撰《奇器图说》（1627年版）著名：“关西景教后学王徵。”[15]艾儒略在崇祯六年（1633）著的《口译日抄》卷之三、四纪事后均署“景教后学其香氏李九标谨识”，卷之五、六七下皆有“景教后学福唐李九标其香”之语。[16]崇祯元年（1628）王徵在其《畏天爱人极论》书末署“书于景教堂”崇祯乙亥辛（1635）杨廷筠在晋江景教堂绣梓其《代续篇》，并在清漳景教堂重刻《天主实义续篇》。此一现象直到清初，如1661年在武林景教堂刻《论释氏之非》及康熙六年（1667）罗广平在“景教堂”抄录的《醒迷篇》。[17]此外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利玛窦《记法》一书中序题“东雍晚学朱鼎澣于景教堂”。可见当时的“天学”已被“景教后学”代替，景教堂已成为天主教堂的通称，景教与天主教之名并用，已风盛一时。但遂着“礼仪之争”的升级此现象也逐渐消失。十八世纪初期，还有耶稣会士研究《景教碑》，如法藉刘应神父的1719年著《中国基督碑文》，法人宗君荣神父著《基督教碑文》等。[18]

耶稣会传教士研究景教的动机，朱谦之先后说是“宣传景教”[19]是忠恳的，我以为此期耶稣会传教士研究景教的总目的是为其“宣传宗教”事业，但从他们宣传研究成果的对象来看，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中国是“传教”，向国人宣教，向排斥天主教者（如杨光生等）辩解；而在欧洲则是以“护教”为主，向欧洲反对耶稣会的人辩解，争取教廷为其在华传教策略寻求理解，以证明“利玛窦政策”（本地化）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桑原骘藏在研究后说：

要之玄宗先天二年传教长安三大德及烈，次年（开元三年）即进奇器异巧以谋宫庭之宠，景教传教之方，颇固以突见一斑。此与明代利玛窦进报时钟于宫庭，以固天主教传道之基础，可对比之。[20]

随着“中国礼仪”问题的不断升级，最后在1742年教宗本第十四世颁布的《自从上主圣意（Exquo）》这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才宣告终止。谕令“严禁中外教士讨论中国礼仪问题”之后，再很难找到天主教人士对景教的研究。直到19世纪末又掀开了近现代天主教研究景教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算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1848－1901，法国人）神父在上海研究著作《景教碑考》三册（1895－1902年分期分册出版社），20世纪初，中国在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又发起了“教会本地化”运动，加之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及比籍传教士雷鸣远神父的大力支持，力主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又称元也里可温为旧教（有天主教之意）。但是最后还是以徐宗泽神父在1935年中国基督教《纪念庆贺景教入华1300年》之际认为景教有异端思想，故“景教不纪念”[21]作为最终结论。但从徐宗泽在后两年出版他的著作《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二、三、四（景教碑、景教、元之斯脱里异教）章，却把景教归入书中看，当时天主教有着即要利用景教来传教，又怕景教影响教义的矛盾复杂心理，这就是说天主教对景教采取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

从上可见中国天主教对景教的态度虽然是利用之为已传教，但各时期得点略有不同。元朝时在于引之归正，明末清初重在利用传教，而清末民初则是选择利用其传教。

三、景教对中国基督新的影响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更正教”、“抗罗宗”、“耶稣教”等。是16世纪马丁·路德在德国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后，茨蕴利、加尔文和英王亨种八世相继改革教会所形成的信义宗、长老会、圣公会等各派的总称。新教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体制，立宗分派越来越多，至20世纪90年代已分代、发展出千余个各不相同的大小派别。新教在清嘉庆年间（1807）传入中国后，各宗派差会前来传教，称“基督教”、“耶稣教”、“福音教”等。在1954年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上才定名“中国基督教”亦称“基督教”。基督新教在形成之时，景教业已消亡，在历史上未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景教和基督新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其说基督新教对景教的同情和辩护，不如说是在利用景教维护和宣传自身的宗教。

基督新教在一开始就同情景教，为之辩护。由于景教与基督新教在教会组织上均否认罗马教宗的正统地位及领导权威，二教派思想学说都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同遭破门的对待，有共同的经历和感受。因此马丁·路德在1536年所著《宗教会议及教会论》以为“聂氏决不信有两个基督，而只信有唯一无二的基督，即聂氏确信基督是真神而且是真人，在一人格上而具有神人两性，这一点和公会议最初信仰全然相同；”他认为聂氏所以被排斥的原因是“由于聂氏关于基督论的所说，毋宁说归于聂氏个人自负心之强烈和修养不足”；他又将景教分裂的理由归于亚历山大城学派之西理禄主教一派“政治上的野心并感情上的问题”。[22]新教的思想很明显受到了景教的影响，路德提出在“耶稣基督之外，不认有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因而认为圣母玛利亚的介在实无其必要。”[23]

基督新教利用景教来传教，这在中国基督教表现尤为突出。笔者所接触的史料，仅知清道光三十年（1850）来华的美籍传教士韪良（英国新教浸礼会）在所著的《天道溯源》中收景教碑为载道之文，又称：“故此上帝莫为之先，乃先先而无元，其为之后，乃后后而妙有”[24]引用景教碑文证明上帝的存在。清末著明的社会活动家，洋务运动的鼓吹者美籍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研究景教碑后认为“景教碑书字之吕秀岩，即金丹教祖纯祖师吕岩洞宾。”[25]中国圣公会潘绅作《景教碑文注释》说：景教称唐太宗为“‘明圣临人’，称玄宗为‘圣无不作’，称代宗为‘圣以体元’，称德宗为‘圣神武’，皆以圣为帝王之尊称，此盖帝王崇拜，含批判意义。”[26]但基督新教还是尽力利用景教来传教。首先在1935年新教中华圣公会、陕西西安传道区协会及西安协同浸礼等会纪念景教来华1300周年。于十二月二日在西安碑林《景教碑》前开大会，以唱诗、演讲、祈祷等方式，进行大事庆贺活动。[27]这明显是在教堂之外以文化宗教相结合的方式，大力传教罢了。其次，在现当代亦复如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主教，于1992年向陕西基督教两会转批了一笔捐款，用于发展景教。1995年，陕西省基督教两会经雁塔区民政局批准，用此款项在西安市雁塔区东辛庄征地建立了基督教聚会点。[28]陕西省基督教神学院迁于此处。看来中国基督新教现在是在利用景教来传教。

总之，不论是中国天主教，还是中国基督新教对景教的态度是明确的。对景教的研究无论是文化的或宗教的，还是对之赞扬或批判，都是为达到利用景教为其传教服务这个最终目的。从而可见景教对中国基督教影响之深远，在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合一共融精神”、“教会本地思想”在华的实行和基督教界广泛地促进“联盟协作”（如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全国福音协会）及深化“三自”（自治、自养、自传）方针的今天，还有其积极意义。

[1]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刘济、王尊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85页。

[2] 樊国梁准《燕京开教略》，救世堂印本，一千九百零五年，第一一五页。

[3]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第一页。

[4] 樊国梁准《燕京开教略》，救世堂印本，一千九百零五年，第七一八页，“×”型十字架两边有一幅对联：“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录蔼千秋。”

[5] 郭卫东著《中士基督》，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6] 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省献县天主堂印，1931年版，第五页。

[7] 广义基督教即基督教：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亦称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正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狭义基督教，亦中国基督教，中国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的教，基督新教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初习称为“基督教”“耶稣教”或“更正教”。

[8] 如王保玉《基督教在游发展概况》一文，即有“基督（中国基督教）最早传入我国是盛唐之初”（《麟游文史资料》第六辑，2000年，第158页）。

[9] 约翰·蒙特·科维诺《书信》，转引［英］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196页。

[10] 同上。

[11] 同上，第197页。

[12] 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二六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