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的传教士把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移植到中国,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这既是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有益补充,也与中国的旧式教育唱起了对台戏,暴露了旧式教育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形成一种严重挑战。

 

民国建立伊始,鉴于教育界面临的危机,政府即重视教育问题,大力加强教育建设。1912~1913年,民国政府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对晚清以来中国教育制度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调整和改进。1922年,再次进行了学制改革,仿效美国,设立了选修课制,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这次学制改革的成果是颁布了新学制,标志着新的教育制度的最后确立。此后,中国的普通教育有了长足进展。在一个时期里,在数量和质量上,中国的公立和私立教育都超过了宗教学校,而处于优势地位。据统计,1916年全国非教会系统的中学共444所,学生69770人;而教会中学仅291所,学生15213人。〔6〕(P376~379)这表明,中国的旧式教育在外来先进教育理念的冲击下而开始觉醒,吸收西方进步的成份来为我所用,从而开始向现代化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也即是中国对西方侵略在教育上的回应,宗教学校教育在客观上起到了刺激作用。

　　 　　

人是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因素。一方面,人是推动文化现代化的主导因素。影响文化现代化的因素可以有很多,但最终还是要由人来推动和实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文化现代化最终要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观念的现代化。教育是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是促进个体身心发展、观念进步,进而塑造成人的重要途径。

 

宗教学校教育对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因素带来了一定影响。孙中山的学生时代,几乎全部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宗教学校的教育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革命活动作了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孙中山也完整地接受了基督教,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精神等各类宗教符号。他自谓:“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7〕(P48)而且,认为基督教本身即是真理,是可以实行的,还声明“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18〕(P447)。临终前他也说:“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19〕(P7)这些都说明了基督教对孙中山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最终还得归结于其早年所受的宗教学校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同教会接触中获得新观念、产生新思想的。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是和近代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科学、民主才能够挽救中国的危机;而儒家思想是和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与近代科学、民主格格不容的〔20〕。正是以实现人人自由平等为原初动力,而又相信基督教是和民主、科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他们才接受了上帝,皈依了基督教。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信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出于这种情况。所以后来晏阳初说:“中国近代的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如孙中山先生、王正廷先生、余日章先生等,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过基督教教育的造就。就是那班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也莫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影响的。”〔21〕陈独秀就是晏阳初所提的“新文化运动一班人”中的旗手。陈独秀对宗教的态度比较复杂:在五四时期,他对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在内的宗教进行过猛烈批判。此后,他又热情赞扬过基督精神。在1920年,他宣称:将“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境中救起”,以改造我国民之麻木不仁,以振兴我民族之家国、文化。从新文化运动始,直至病逝,他始终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为“二位先生”在中国的实现奋斗了一生。后来,陈独秀还将耶稣的伟大人格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说“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宗教教义”,并断言:“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会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22〕尽管对作为“宗教”的基督教不甚看好,但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基督教所内涵的人文精神。

 

孙中山、陈独秀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也都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孙、陈之外,梁启超、梁漱溟、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沈从文、老舍、巴金,这些人都是我们今天谈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时经常提及的人物,但我们可能忽略了:他们也大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宗教学校教育,亦或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而这些人无疑都是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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