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它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为主线，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达官显贵、三教九流，无所不及。其中大量关于佛教的故事情节，对我们认识宋代佛教及其管理制度很有帮助。

 

 

僧人剃度是佛教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僧人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到佛教的存亡和发展；同时封建政府也要维持合理数量的僧尼，满足民众的信仰需要，发挥佛教稳定统治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僧侣具有免除徭役和赋税的特权，如果僧尼数量无限增长，就会危害到国家和社会的正常发展。所以历代统治者尤其是隋唐以后，都以行政手段对佛教进行强制管理，度牒制度就是其中的管理方式之一。

 

《水浒传》中有三处描写度牒。第一次在第四回，鲁达三拳打死郑屠后落难代州，赵员外让他到五台山出家时说：“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是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了这条心愿。”第二次在第三十一回，武松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为躲避官府追捕，张青夫妇打扮他成头陀去二龙山落草。孙二娘说：“两年前，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吃我放翻了……却留得他一个铁戒箍，一身衣服，一领皂直追裰，一条杂色短穗绦，一本度牒。”第三次在第四十五回，蓟州报恩寺和尚裴如海与两院押狱杨雄之妻潘巧云私通，为笼络报晓头陀胡道人说：“我自看你是个志诚的人。我自早晚出些钱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

 

不难看出，度牒是僧尼得度时官府发给的一种凭证，用以证明僧侣合法身份的重要证件。要取得度牒可以向政府购买或申请考试。北宋考试的内容是诵读{法华经》，南宋则是诵读《大般若经》，要背经百页或读经500页，尼童背经70页或读经300页。考试及格者由官府发给度牒。宋代还实行“特恩度僧”，是指在天子诞辰、帝后皇族忌辰等大典举行之日，不经考试而直接发给僧人度牒。

 

宋代僧官制度因循唐代。唐初，天下僧籍由祠部掌管，度牒也由该部发放，称为祠部牒，绫素钿轴，制作考究。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设左右街僧录司，专掌佛教事务。又在各府设僧纲司，各州设僧正司，各县设僧会司，僧尼簿籍由地方各级僧官管理发放。北宋用纸制作度牒，南宋则用绢制作，质地和官诰相似。

 

宋代，政府也出卖空头僧道度牒。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买度牒送给别人，让别人去做僧道，认为这是替身代他出家，等于是自己修行的好事。这个出家的僧道在寺观中的一切费用在相当时期内都由他来负担。例如鲁智深就是替赵员外在五台山文殊院修行，他的日常费用都由赵员外供给，他”打塌了亭子，打坏了金刚”，还是赵员外出资重修的。

 

度牒往往是空白的，取得度牒后，还需要所在寺院举行盛大的剃度仪式，将受剃者的法名、年龄、相貌等在度牒上一一填写清楚，并妥善保管。 {水浒传》里这样描写剃度仪式：“长老选了吉日良辰，叫呜钟击鼓，就法堂内汇集大众，整整齐齐五六百僧人，尽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礼，分做两班。”。通常一个僧尼只能获得一张度牒，拥有度牒就是合法的僧人，若将其遗失，就失去了僧人资格。度牒很难伪造，武松之所以能够蒙混过关，靠的是一张和自己年龄相貌相符的已故头陀的度牒， ”今既要逃难，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须遮得额头上金印。又且得这张度牒做护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世前缘。阿叔便应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谁敢来盘问。”经过五台山文殊院智真长老剃度赐法名，一名书记僧填写度牒，鲁达转眼间便变成了鲁智深，从此不但避过了官府的追捕，而且在离寺云游四方之时，可以在全国各地寺院挂单，享受免费食宿待遇。

 

度牒制度也有弊端。封建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除公开卖官鬻爵外，也把出售度牒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僧侣不向政府交纳赋税，僧人人数膨胀，国家财政收入就会减少。为了增加收入，政府又会加倍出售度牒，这样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水浒传》反映的是汉传佛教的情况，寺院规模宏大，往往拥有众多僧人和巨额财产，寺院内部等级森严，管理严密，职事僧之间职权分明。

 

寺院管事僧人等级森严，一般可分为高、中、低三级。分别是方丈、班首、执事和小执事。住持是一座寺院的最高权威，他的住所“维摩居室，仅有方丈”，故而又称方丈。担任方丈有严格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得法弟子，且法相威严；其次必须德高望重，并由众僧推举；再次是报经政府同意，举行升座仪式。

 

虽然方丈是一寺之主，却也不能独断专行。五台山智真长老一再宽容鲁智深，对众僧说话的口气近乎婉求：“虽是如今眼下有些罗唣，后来却成得正果，没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宽恕他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他便了。”众僧对此的反映是，“众僧冷笑道：‘好个没分晓的长老。”’最终方丈还是碍不过众僧之请，被迫推荐鲁智深去东京大相国寺。相国寺方丈在鲁智深去留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唤集两班许多职事僧人尽到方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让鲁智深去看管经常被泼皮无赖骚扰的大菜园，却也是人尽其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寺院管理人员内部分工也很明确。监院掌管寺院日常行政工作，都寺主要负责经济、人事、监察等事务。这两种职位必须由具备相当资历的僧人担任，所以首座才对鲁智深说，”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你才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职事?师兄，你不省得，你新来挂褡，又不曾有功劳，如何便做得都寺?这管菜园也是个大职事人员。”首座的职责是教育寺僧，与都寺、监寺统称‘三纲”。知客掌管来往僧俗大众的接待事宜，典客管理日常饮食事务。维那执掌僧众威仪，书记、侍者相当于方丈的秘书，从事文字工作。所以知客对鲁智深说：“至如维那、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清职，不容易做得。”殿主管理大雄宝殿或其他佛殿，藏主管理藏经楼。化主专门负责外出云游化缘，所得款项财物都要交付知客、库头，登记入帐，报请住持处理。正如《水浒传》第五回所说：“僧门中职事人员，各有头项。且如小僧做个知客，只理会管待往来客官僧众……还有那管藏的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主；管化缘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东厕的净头与这管菜园的菜头；这个都是头事人员，末等职事。假如师兄，你管了一年菜园，好，便升你做个塔头，又管了一年，好，便升你做个浴主；又一年，好，才做得监寺。”可见，寺院管理人员之间的升迁任免也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除了管理人员，还有许多为寺院服劳役或供僧人役使的火工道人、头陀、老郎、行童，以及为寺院耕种土地的佃农等。《水浒传》第五回写道，赵员外送到五台山的礼物都由“道人、行童收拾去了”。鲁智深为了置办酒食请破落户们吃酒，“oIJ道人去城中买了几般果子，沽了两三担酒，杀翻一口猪，一腔羊”。志愿出家的人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住在寺院内的童行堂(又称行堂)，接受成为一个和尚所必要的诵经和践行诸法仪式的训练，被称做行童。行童还要负责寺院内的各种杂役，根据所服杂役，分别被叫做方丈行者、客头行者、堂司行者、监作行者等。童行没有免除赋税的特典。可见，火工道人、行童和老郎等都是为和尚服务的杂役人员。

 

寺庙的管理问题突出，不单单是因为寺院有很多僧人，主要是因为它拥有巨额的财产需要专人来负责和管理。从《水浒传》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寺院庞大的经济规模，文殊院是个百年清净香火去处， ”原是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鲁智深想在五台山下吃酒，卖酒的主人家惧怕，不敢卖给他，“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老已有法旨，要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的僧人吃了，便要追了小人们的本钱，又赶出屋去。因此，只得休怪。”不单是这一家，鲁智深‘：起身连走了三五个，都不肯卖。”生意人遇见生意了，哪有不做的道理，偏偏五台山下的酒店不卖酒给鲁智深。因为他们的店铺和本钱都是寺里的，必须遵循寺里长老定下的规矩，还得把经营所得的一部分上缴文殊院。这样的店铺不止是酒店，还包括铁匠作坊、客栈、布店以及其他铺面，寺里单这一项收入就不少了。再加上封建政府的大量赏赐和私人施主的慷慨捐赠，就更富裕了。送鲁智深上山的赵员外就是一个十分慷慨的施主，他祖上曾舍施财产在文殊院里，送鲁智深出家时还备了厚礼送到寺里来。最后，鲁智深谎称自己是外来行脚僧，才在偏远的村旁小店买到了酒吃。其实，这里也是寺院的势力范围，店主人说：“和尚，若是寺里的师傅，我却不敢卖与你吃。”当他见到鲁智深吃足了酒径往文殊院而去，惊呆了，也不敢去讨要酒钱。

 

天子脚下的东京大相国寺也是一座很大的寺院。仅仅寺里的一座菜园，规模就很大。 《水浒传》上说，大相国寺里的菜园时常被“营内军健并门外那20来个破落户，时常来侵害，纵放羊马，好生罗唣。” “那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的破落户泼皮，泛常在园内，盗菜蔬，靠着养身。”一个菜园能够养活二三十个破落户赌博，还能放牧羊马，可见其面积之大。 “每日叫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菜园里还用了佃户耕种，而且所获菜蔬直接交到寺里面，不必向国家纳税。即使《水浒传》里描写的许多破败寺庙如被生铁佛崔道成占据的瓦棺寺，它们以前也都是”这等一个大去处”，规模也是很大的。

 

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 《水浒传》也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水浒传》反映的是真真切切的宋代史实。笔者通过(水浒传)的传神之笔，粗线条地描述了宋代佛教管理制度，还是很肤浅的。 《水浒传》有关佛教的更多宝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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