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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夏宗教史之宋、辽、金、夏宗教概述
发布时间: 2016/11/24日    【字体: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关键词:  宋 辽 金 夏 宗教史 宗教  
 
 
(一)天国与世间——宗教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主要研究从公元960年北宋开国,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这一历史时期内,在中国历史疆域内各民族信奉的多种宗教。
 
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激烈的时代。出于历史划分的方便,我们以中原汉民族赵宋王朝的兴亡为断代的依据,但是实际上,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全国的中央政权。北宋时,北有契丹、西有党项、西南有土蕃、南有大理,各民族割据一方,建立了地方政权,并不时发生尖锐冲突。南宋时先有女真人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半个中国,后有强大的蒙古骑兵横扫东南,汉人政权亡于异族之手。
 
北方游牧民族兵强马壮,骁勇骠悍,中原发达的物质文明成果对他们有挡不住的诱惑。每逢辽军、金军南下,掠夺财富,劫持人口,屠平城市,烧杀奸淫,中原人民饱尝战乱之苦,社会生产力屡屡遭受破坏。软弱的宋王朝推行 守内虚外 的卖国投降政策,全力维持小朝廷的专制统治,全然不顾国家与民族的安危。结果搞得冗员冗兵充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财政匾乏,军费不支,在对异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每次战败后,宋王朝只能用纳贡称臣的方式换取统治集团的一时苟安。每年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丝绸的贡品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又转而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宋王朝又是一个阶级压迫残酷,阶级矛盾尖锐的年代。北宋王朝从立国之初便选择了 不立田制 、 不抑兼并 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使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利益冲突凸显出来。土地兼并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治乱周期的根本症候,一般而言,一个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大约需要三百余年,王朝前半期因土地占有关系得到调整而相对安定。可是宋王朝在立国不久便发生了李顺、王小波起义,以后宋江、方腊、钟相、杨么……,渔阳鼙鼓连绵不断, 等贵贱,均贫富 的呼声不绝于耳。统治阶级内部尽管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有识之士积极推行变法,调整财政制度,试图缓和阶级矛盾。可是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在保守派强大的压力下失败了,广大人民仍然生活在内外交迫的困境之中。
 
现实生活中人力无法摆脱的困境,恰恰成为孳生宗教的温床。宗教是被压迫生灵无望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无可奈何的民众只能把获得解脱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彼岸天国。同时,为了安抚民众,弥补在现世无法兑现的福泽,统治者也乐于支持各项宗教活动,大力宣扬宗教幻想,将宗教作为麻痹民众的鸦片烟.然而,宋辽金夏宗教又不是魏晋、隋唐宗教的简单延续,它表现出自己时代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国宗教史上一大转折。这种历史现象需要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得到说明。研究宋辽金夏的历史,不仅要看到民族冲突尖锐,阶级压迫沉重的一面,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时间的发展,至此已开始趋于成熟。宋、辽、金、夏诸国的统治者,充分吸收历代帝王的经验,对统治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调整,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
 
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汉与契丹、党项、女真、土蕃、蒙古诸民族间的战争毕竟是短暂的,而在民族疆域之间设置榷场,茶马互市的时间则是多数。史书记载,沿边地带 商贾辐凑 ,盛况空前。汉地的盐、铁、茶、药、丝绸、象牙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北疆,而边疆少数民族生产的牛、马、皮毛、貂裘、宾铁刀、奇珍异兽又滚滚不停地流入内地,极大地丰富了边疆、内地人民的生活。特别是随着物质文明的交流,汉地先进的文化也传入边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果断地采用 汉礼 实行统治,使本民族迅速跨越了历史的间隔,追上了汉民族的文明步伐,为我国西北部地区社会的进化作出了贡献,也为元以后中国各民族更高水平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政治方面看,赵宋统治集团充分吸收了唐末、五代 藩镇割据 ,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教训,在平定天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 强干弱末 的措施,集中兵权,削弱相权,收敛地方财权,设立御史制度,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为各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宋代绝大多数政治制度为元、明、清诸代继承,为后期封建社会统一、稳定地发展提供了范型。
 
宋代 不立田制 的土地政策由于引发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历代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今天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项政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自然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出现,一般以公元前594年鲁国 初税亩 承认私田合法化为标志。彻底的土地私有制度才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典型形态,但实现这一点社会却走过了上千年的历程。汉唐之际各种形式的均田制、屯田制,不论其具体社会作用如何,都只能看成封建经济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宋代不受国家、豪门控制的土地制度,使各类农民均成为具有人身自由的合法公民,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因而,宋初的农业很快便得到了恢复。尽管北方土地面积有所减少,但南方由于圩田的开垦,水田面积的增加,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越了盛唐。农业的兴旺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宋代陶瓷、纺织、造船、冶铁、印书等工艺技术皆有重大突破。手工业匠人与商贾云集汴梁(今河南开封)、洛阳、建康(今南京)、杭州、泉州等大城市,创造了独步世界的城市文明。据推算,当时汴梁的人口已超过了百万,堪称世界之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平盛世图。
 
政治、经济形态的成熟,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成熟。中国古代推动世界的四大发明,其中三样出自宋代,难怪世界着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科技史的主焦点在宋代①。唐宋散文八大家,六家在北宋。宋诗质朴无华,长于说理。宋词流派纷呈,有的雄健豪放,有的婉约旖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具时代特色的瑰宝。……封建文化的成熟,特别表现为宋明理学的产生。适应政治、经济大一统的形式,文化也需要一统。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涵摄数千年人类文明的精华,构造了空前庞大、精密和严谨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的产生不仅重铸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权威地位,而且对宋代宗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价值规范作用,促其形成新的特色。
 
①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上册,第 287页。
 
(二)传承与开新——宗教变迁的新特征
 
从秦汉至隋唐,可以视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建立适应小农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摸索时期。中国先秦时期儒、道、墨、法、阴阳、名诸家观点的相互杂糅,域外传入的佛教,中国自生的道教与儒学的相互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旋律。
 
自汉武帝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儒学便取得了中国官学的地位。此后政府只设立儒学博士,只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儒学所以能取得其他学说不能替代的地位,就因为其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 忠孝之道 特别集中地反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性和等级性。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妻妾子女都是家长的奴仆,孝道的推行,最有利于维系封建家庭制度的稳定。而封建国家,完全可以看成封建家庭的放大与延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主就是全体臣民的总家长,在全国实行家族式统治。儒家创始人孔子宣扬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①把国家政治制度看成家族伦理的复制与放大,为残酷的社会现实蒙上了一层亲情伦理的面纱。汉代董仲舒,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概括成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项基本原则,被后世儒生视为万古不易之 纲常 大法。的确,在封建社会中破坏了这些原则,天下就不得太平。因此自汉代以后,统治者皆以儒治国。
 
但是儒学从它创生之初便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孔子将注意力集中在现世伦常问题上, 子不语怪、力、乱、神 ,①并且以 未知生,焉知死 ②为由,拒绝讨论彼岸世界的问题。这一重大缺欠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儒学独尊地位的不稳固。人类思维的特性之一,就是要不断冲破理性化的限制,去探索现世行为方式以外彼岸世界的终极归宿问题,这种倾向尽管经常导出荒谬的结果,但仍然不失为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原动力之一。两汉时代经学虽一度占满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但随着汉王朝的垮台,儒学的独尊地位也面临着尖锐的挑战。两汉之际佛教东传以及汉末道教的勃兴,便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彼岸世界终极关怀之需。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进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广泛传播是有其内在依据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古代宗教、神仙方术和老庄道家学说的混生物。道教的根本宗旨是追求 长生不老 , 肉体成仙.这一目标违背了生物界 新陈代谢 的客观规律,从未在现实世界得到过实践的证明。可是这种追求的文化内涵却迎合了人类头脑中乐生恶死,试图超越生死大限的根本意识,因而道教创生之后,便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煅炼金丹、符箓治病、服食辟谷、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之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佛教创生于印度,经西域诸国传入我国。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所以具有跨国界、跨民族传播的能力,就因为它既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又具有生动直观的信仰体系。佛教 四谛 、 五蕴 、 十二因缘 、 因果轮回等基本理论,对残酷的人生和不平等的制度进行了巧妙的解释,把人民群众因受剥削、被压迫而遭受的苦难,统统说成是由于人类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造成的。为了超脱苦海、实现涅■,关键在于根治自己心中的 无明 之毒。通过身心修炼和转换对世界的看法,持戒禁欲,积福行善,那么来世就可能投生富贵之乡,甚至成佛作祖,永脱轮回之苦。佛教为苦难众生指出了一条虚幻的解脱之途,满足了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故一经传播开来,立即风靡全国。
 
魏晋至隋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狂热时代。佛教与道教宗派林立,人才济济。他们取经译经,着书立说,开堂说法,向社会宣传各种宗教观念。佛教的苦空观和业报轮回思想,道教的养生方和炼丹术深入社会,家喻户晓。尽管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缺衣少食,但为了来世的富贵却慷慨解囊,大兴土木,建寺塔,凿石窟。一时间神州大地上 兰若遍地 , 寺观成群 ,俨然成为 东方净土.特别是宗教信仰被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接受后,宗教狂热更是如同火上浇油。后赵的石勒、石虎宣称 佛是胡神,朕是胡人,正应供奉 ,佛教被视为国教。前秦苻坚发十万大军攻击东晋重镇襄阳,仅为取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耳。
 
梁武帝肖衍崇佛,一生四次舍身出家为寺奴,每次再由群臣用亿万钱赎回,等于变相布施寺院。唐朝是李姓帝王的天下,尊老子为其远祖,定道教为国教,崇奉道士,21位帝王中竟有五人因服食道士进贡的仙丹而中毒身亡。此时期,甚至连西亚传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小教门,都曾受到帝王及其后妃的礼赞。
 
宗教文化的 鼎盛 固然为大唐盛世锦上添花,然而宗教文化过度发达亦非国家之福。其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剧烈冲突。以佛道二教为主的各类宗教流行中国,固然可以填补由于儒学自身缺失造成的精神空白,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儒、释、道三家却有着不可抹煞的区别。
 
儒家的根本旨趣是入世的,以在现世伦常中为家、国、天下尽义务为理想人格;佛、道两家则以个人的精神解脱为终极指向。这种文化深层结构上的矛盾,便表现为连绵不断的三教之争。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到南北朝的《白黑论》、《夷夏论》、《神灭论》之争,再到唐朝傅奕的《上废省佛僧表》、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儒释道三教的文化冲突一浪高过一浪。剧烈的文化冲突说明,中国的封建文化尚未定型,不同的文化形态都在努力地表现自己,争夺统治阶级的信任与支持。而统治阶级本身亦未真正把握住三教的精神实质,在灵活运用的过程中调整三者的利弊得失。
 
南北朝至隋唐的三教冲突不仅限于文化领域,不时还发展为政治与经济的冲突,这种现象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本质的一种表现。帝王如果出于个人信仰的原因尊崇某种宗教原本无可厚非,可是在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中,一人之好恶便可使国家政策发生严重偏斜。国家为了支持宗教事业的发展,给佛、道二教免除田赋、徭役等许多经济特权。许多民众出于经济实惠方面的考虑,携家带产投靠沙门,导致僧尼、道冠人数猛增,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僧侣地主集团成为与世俗地主集团争利的又一大社会势力,寺院与国家争人力、物力、财力,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成为三教之争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政治上,沙门干政事件亦时有发生,南朝着名道士陶弘景与梁武帝过从甚密,梁武帝对其言听计从,人称 山中宰相 ;东晋孝武帝重用沙门慧琳,请他参与政事,朝中目为 黑衣宰相 ,……这些行为引起士大夫的普遍不满。在民间,广大农民利用宗教理论作为旗帜发动起义,组织民变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东晋的孙恩、卢循 长生人暴动 ,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沙门法秀的平城起义,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沙门司马惠御的平原起义,……农民利用宗教组织积聚力量,反抗地主阶级压迫也是令统治阶级警觉的大问题。诸多因缘和合,便使三教冲突经常超出文化的范围,演变成行政的干预,甚至是武力的冲突, 三武一宗 四次大法难便是最突出事件。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灭佛,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灭佛,会昌五年(公元845年)
 
唐武宗灭佛,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限佛,捣毁佛像,焚烧经籍,没收寺产,僧尼还俗,对佛教发展造成极大破坏。由于灭佛事件的直接起因往往是帝王听信道士谗言所致,故灭佛事件后为了纠正其影响,又对道教进行迫害和打击。总之,封建社会前期宗教事业大起大落的发展,一方面说明封建统治者宗教政策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宗教文化本身的不成熟。
 
儒、释、道三教的冲突虽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文化振荡,但佛、道二教亦含有劝人向善、阴翊王化、辅助法治的社会功用,三教在根本点上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三教之争的结果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互补互融,共同发展。中国历史上三教融合经历了一个从文字上相互诠释、社会功能上互补、最后达到哲学理论上融汇贯通的三步曲。如果说汉魏时代处于第一层次,两晋南北朝处于第二层次,那么从唐宋开始便进入了第三个层次,终于导致 新佛教 、 新道教 和 新儒学 的诞生。可以说在宋、辽、金、夏时代,中国封建文化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开始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体系,在三教之争中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因而也就迫使它最先进行自身形态的转化,以便适应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唐朝中叶,慧能发动的宗教革命促使 新佛教 ——禅宗诞生。
 
以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自我标榜的禅宗,实则为印度宗教文化样式与中国儒、道哲学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自汉魏 慧风东煽 以来,中国士庶沉浸在对佛教的狂热崇拜之中。西域高僧来华传教,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使数千卷佛教经籍广被中华,中国僧俗信众几乎完全陷入译经、注经、讲经的泥泽中不可自拔。此后佛学思想的发展越来越高深玄奥,脱离社会人生;佛教的修习仪轨越来越繁琐复杂,代价高昂,从而招致了社会上 玄虚无用 , 蠹费民财 等多方指责。慧能一扫传统佛教的繁琐哲学,高扬起主体意志的旗帜,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简单法门独树一帜,使佛教面貌一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难发现,慧能的孤明先发,不过是继承了孟子 万物皆备于我 的主体意识精神和庄子 心斋 、 坐忘 ,任性逍遥的豁达,从而在哲学层面上与儒、道趋同。不过一部《坛经》仅仅是拉开了 新佛教 诞生的序幕,为禅宗的形成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思想方法。然而被后世视为禅宗主要特征的 机锋 、 棒喝 、 宾主 、 照用 等等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宗派的修习仪规,则是在唐末、五代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并通过宋禅编写的大量《语录》、《灯录》固定下来。宋代禅宗不仅继承了唐代禅宗的大传统,而且又有所创新,通过 代别 、 颂古 、 拈古 、 评唱 、 击节 等 文字禅 的形式,将禅宗特有的思维方式推向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此时禅宗所追求的涅盘、开悟,特别强调不离世间,即心即佛,重在心中的宗教体验,将对外在天国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调适,实现了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故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欢迎。另外,通过提倡 禅教并重 和 儒释合流 ,佛教内部诸宗派间及与教外儒、道两家的思想融合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使佛教与地主阶级官方哲学的矛盾降至最低点,更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
 
新佛教 的发育成熟说明,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因素,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母体之中。
 
道教一向以追求 长生久视 为根本宗旨,但早期道教在一种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条寻求煅炼长寿金丹的歧路。道士们惊异于黄金、丹汞耐高温、耐腐蚀的化学特性,希望通过直接服用的方法将其坚固性移到人身上。然而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的艰苦探索,外丹之术屡试屡败,唐代五位帝王服丹中毒的事实已经提示人们 此路不通.道教思想家从唐末五代开始,便已把目光从外转向内,主张以身体为鼎炉,以精、气、神为药物,通过身心的修炼,达到在体内结成金丹,长生不老的目的。内丹术的兴起表明道教也开始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内丹术的基本构想由五代的钟离权、吕洞宾等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提出,其史迹虚渺难考。宋初的陈抟和张伯端则是内丹学实实在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着作与传承的修习方法,为日后内丹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又吸摄了儒、释两家修心、修性的思想方法,使道教从根本上改变了只重肉体生命,轻视精神修炼的偏向。特别是金代兴起的全真道,更是提倡 先性后命 ,把服从封建礼教,进行道德品质修炼看成修道的前提与基础。王重阳、丘处机等人不仅承继了南派的内丹术,而且仿效禅宗建立了道团组织,定立清规戒律,使道徒人数激增,道教宫观普建,道教的社会作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陈垣先生研究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时称其为 河北新道教 ,其实 新道教 之称不仅适用于全真派,从整个道教史的发展看,宋辽金夏都是一次转折,一次新生。
 
宋明理学的诞生,正是儒学充分吸纳佛、道两家哲学的结果。周、程、张、朱、陆、王诸子,无不是出入佛老,而又归本儒家,他们走了一条 窃其精髓以自壮 的道路,用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体系,弥补了传统儒家形而上学部分的不足。陈抟的《无极图》被周敦颐改造成了《太极图》,成为理学家公认的宇宙生成模式;华严宗 理事无碍 、 一多相摄 的思想方法,成为程朱构造理气关系的理论模本;玄觉禅师的 水月之喻 ,翻演成朱熹的 理一分殊 ,……可以说没有宋代宗教文化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 新儒学 庞大、精密思想体系的诞生。
 
自宋代以后,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基本定型。由于有程朱理学作为解释,儒学的思想 正宗 地位已不可动摇,而佛、道两家则在辅翼儒学的前提下找到了自己的合理位置。此后虽不再有权倾朝野的 山中宰相 ,虽未再兴起万人空巷以迎佛骨的宗教狂热,但宋代亦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事件。宗教已经稳固扎根于社会底层,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避风港,发挥了调剂身心,稳定社会,美化环境,传播文化的长远作用。如果不是局限于哲学发展史的视野,那么就很难形成佛教、道教从唐以后便开始衰落的结论。
 
(三)宗派与思想——宗教流行概观
 
1。佛教佛教仍然是中国疆域内流行的最大宗教流派,其中禅宗一家独盛,禅与佛几成同义语。
 
在汉族地区,因唐武宗与后周世宗两次灭佛的沉重打击,盛唐时代靠大量读经、讲论来吸引信众的佛教义学一蹶不振,而宣扬 不读经、不拜佛 ,直证本心简单法门的禅宗却很快得以恢复,并占领了其他宗派遗失的地盘。这一方面是由于禅宗教义简单,无需大量经典加以印证,故灭佛事件对其直接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百丈怀海树立了退隐山林,自耕自食的 农禅之风 ,使禅宗既摆脱了对豪门权贵的依赖,又减少了与土俗地主集团经济上的矛盾,故而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五代时期,禅门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并盛,五家宗旨虽无大异,但各自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接引学人方式。入宋以后,沩仰宗便告中绝。
 
法眼宗虽不绝如缕,在宋初还产生了着名禅师延寿,因提倡 禅教合一 ,编写百卷本巨着《宗镜录》而扬名后世,但此后再未有着名禅师名世,社会作用很小。在北宋,推动禅宗发展的主要是临济与云门两支。入南宋后,云门宗衰歇,曹洞宗 中兴 ,遂形成后世 临天下,曹一角 的格局。
 
临济宗在北宋人才济济,宗徒甚众,对于扩大禅宗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北宋临济宗主干出自临济义玄的六传弟子石霜楚圆门下。一支以杨岐方会为祖师,形成了杨岐派。方会下传五祖法演,法演门下分出 三佛 ,即佛果克勤、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其中克勤影响最大。他写有《碧岩集》和《击节录》,成为宋代 文字禅 中 评唱 与 击节 两种形式的代表作。克勤门下两大高足,大慧宗果因反对曹洞宗正觉的 默照禅 ,提倡 看话头 而闻名,日后 看话禅 成为禅宗的一种主要参悟形式。克勤的另一高足是虎丘绍隆,其理论上虽无特殊建树,但门下宗风甚盛,在南宋成为临济宗的主要流派。临济宗在北宋另一个活跃流派的创始人是黄龙慧南,他接引学人每以 如何是汝生缘处?我手何以似佛手?我脚何以似驴脚? 考问来者,答者多不凑机,被禅林目为 黄龙三关.慧南因其机锋深奥难辨而声名远被。其嗣法弟子宝锋克文是江南着名禅师,嗣法弟子47人,将黄龙派的队伍发展到与杨岐派相当的水平。时人连同原有五宗,共称为 五家七宗.但北宋覆亡后,黄龙派宗绪渐趋消沉。
 
云门宗兴起于五代的云门文偃禅师,三传而至宋,出现了雪窦重显、大觉怀琏、明教契嵩等着名僧人,名声大振,与临济齐名。重显是文偃的三传弟子,颇具文学天赋,所作《颂古百则》和《拈古百则》是宋代 文字禅 潮流中的代表作,流芳百世。明教契嵩则因着《传法正宗记》和《传法定祖图》,考证禅宗西土二十八祖的传承谱系而闻名教中。同时,他又针对社会上不断涌起的排佛之议,撰写《辅教编》,全面论证了佛教理论与儒家纲常的内在统一性,把儒释合流之风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契嵩的理论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力主排佛的士大夫因读了他的着作而软化了排佛立场,甚至与之成为朋友。南宋以后,云门宗渐趋衰竭。
 
曹洞宗在北宋勉维宗绪,发展不大。但到了两宋之际,由于出了投子义青、芙蓉道楷、丹霞子淳、宏智正觉等着名禅师而 中兴.特别是正觉倡导的 默照禅 ,与禅门内流行的 文字禅 、 看话头 等潮流相对峙,影响很大,吸引了众多僧俗信众参与,从而大大提高了曹洞宗的社会地位,使曹洞烟火绵延不绝。
 
宋代汉地佛教除了禅宗外,天台宗较有影响。由于五代末年吴越王钱俶的支持和赞助,中国僧人从日本和朝鲜寻回大批天台文献,为深受唐武、周武两次灭法活动沉重打击的天台宗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整理这批文献的过程中天台宗一度 中兴 ,出现了羲寂、义通、知礼、遵式、悟恩、智园、庆昭等一大批天台学僧,在社会上广泛宣扬天台宗 一念三千 、 性具善恶 等理论,对宋代哲学的发展有所贡献。另外,知礼与悟恩,庆昭、智园等人,因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的《金光明玄义》注释的广本、略本孰是孰非,爆发了 山家 与 山外 之争,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 公案.华严、唯识二宗理论性强,非殚精竭虑,皓首穷经不足以窥其堂奥。
 
入宋以后,佛门虽仍有研习其着作者,但宗绪不清。律宗因传戒的需要代有传人,不过社会影响不大。净土宗则因其为僧俗信众提供了一幅生动直观的西方极乐世界享乐图,且方法简单易行,故入宋以后成为天下共宗,禅宗、天台宗以及居士中皆有以倡导净土信仰而名世者。
 
佛教除在中原发展外,亦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辐射。辽、夏、金诸国在与汉民族广泛的接触中,逐渐放弃了原本信仰的萨满教,接受了佛教。辽地佛教承唐旧势,华严宗比较发达。辽国政府亦鼓励读经,并用试经的方式选拔僧官。辽国的道宗皇帝本人就是研习《华严经》的大师,因而在北地形成了很浓厚的佛教义学空气。另外,在汉地受到强烈抑制的密宗在辽国也很发达。一方面由于契丹民族受儒学礼教影响尚浅,另一方面密宗的某些仪轨、咒术与萨满教遗风近似,便于民众接受。相反,在汉地大行其道的禅宗在辽地却找不到传播的市场。西夏则通过五次大规模的 以马赎经 活动,将大藏经引进党项民族中,他们以西北少数民族特有的质朴与热情,翻译、刻印了西夏文《大藏经》,对佛教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西夏佛教高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君主的礼敬。女真族在入主中原以前便已接触到佛教,占领了北半部中国后,全面继承了汉地佛教的传统。当时中原佛教几乎已是禅宗一家的天下,特别是曹洞宗传人万松行秀德高望重,才识超人,他的《万松老人评唱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好评,被认为是 评唱 形式的文字禅着作中的佼佼者。
 
此时期在藏传佛教史上亦是一段重要时期。公元845年达磨灭法,前弘期佛教发展中断,不过佛教文化在藏族人民中已经扎下了根。灭法时期,一些藏僧逃到西康避难,并建立了藏传佛教僧团。此后多年,藏地战乱绵延不绝,人民不得安生。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传统的原始宗教——本教毕竟不如佛教先进,不宜再作治国工具。藏王耶歇坚赞遂派卢梅等人到西康学法,并于公元978年再度把佛教传回西藏,从而开始了西藏佛教的后弘期。以后,陆续有印度和汉地高僧入藏传法,藏僧仁钦桑波、卓弥、玛尔巴、桂?廓巴拉等 四大译师 先后到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留学求法,用藏文译出大量显、密宗经典,为藏传佛教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后弘期,藏族僧人结合本地文化传统和风俗礼仪,形成了藏传佛教特有的大、小流派以及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宁玛、萨迦、噶举、噶当等宗派形成后,与当地封建农奴主势力相结合,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影响直达近代。
 
2。道教道教主要在宋、金两国流行发展,辽、夏两地道教活动状况因现有资料较少而不甚了了。
 
宋朝道教因帝王的信奉、扶植而蓬勃发展。太宗、真宗、徽宗、理宗都是历史上着名的崇道帝王,其中真宗、徽宗的佞道行为为后人所诟病。宋真宗为了掩饰对辽作战的败迹,唆使道士装神弄鬼,下降天书,劳民伤财大搞 封禅 ,妄图以此 镇服四海,夸示戎夷.宋徽宗听信妖道林灵素等人的谗言,妄图将佛教 道化 ,改佛名为 大觉金仙 ,菩萨为 仙人大士 ,将僧人改为 德士.这场毫无道理的闹剧因受到多方抵制,不得不于翌年草草收场。宋徽宗与妖道们一并落得个贻笑大方的下场。
 
然而,宋代道教发展的主流不在宫闱之内,而在山野之间。以陈抟,张伯端为代表的一批清修派道士,充分吸收了魏晋以来金丹道屡屡失败的教训,远承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内炼思想,近承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修炼之术,兼采儒家的纲常伦理和佛教禅宗的心性之学,发展完善了道教内丹学的理论与方法。陈抟作《无极图》,标明顺则生天、生地、生万物,逆则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结成圣胎,无为成仙的过程,为内丹学的继续发展构建了一个基本框架。张伯端的《悟真篇》倡三教合一之说,主张性命双修,并且详细描述了内丹功法的修习过程,为内丹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张伯端身后,逐渐形成了金丹南宗,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内丹理论与实践功夫。
 
在宋地,传统的旧符箓派道教正一、上清、灵宝诸派继续发展,同时又有新符箓派神霄、清微产生。新符箓派是内丹学与传统符箓派道教相结合的产物,自称可以将身体内祖气用意念激发出来, 运雷霆于掌上 , 包天地于身中 ,呼风唤雨,消灾治病。他们提出人身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相贯通,天人合一的观念,成为今日气功师发功治病之滥觞。新符箓派中的净明派,特别强调儒家纲常对道教修炼的指导作用,以忠、孝、廉、谨、宽、裕、容、忍为 垂世八宝.此派入元后发展为 净明忠孝道 ,突出宣扬忠、孝二字。净明道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宋代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儒家纲常伦理的社会作用上升,甚至宗教也必须与之全面认同,向它靠拢,并且不遗余力地表示忠诚。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意识形态大一统的特色。
 
金代立国时间不长,但却发生了中国道教史上令人瞩目的 鼎革 ,诞生了 河北新道教.河北新道教包括三个主要流派,其一是肖抱珍创于金初的 太一道 ,他以汉代尊奉的至上神 太一 为名,借以号召民众,寄托汉族遗民对失去的王朝的回忆与思念。太一道的出现曾一度引起金朝统治者的警觉,不过他们很快便采用拉拢、利用政策,使太一道的发展转向了有利于朝廷统治的方向。太一道除了从事传统的道术活动外,还特别注重宣扬封建伦理。其四祖肖辅道鼓吹 爱民,隆至孝 ,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欢迎。太一道入元后逐渐衰微,道徒并入全真道。
 
其二是大道教(入元后改称真大道),创于金初,由 道士刘德仁所立.其教义出自老子守清净,安贫贱,苦节危行,不妄取于人。同时又将 忠于君、孝于亲 写入道戒第2条,大力宣传封建礼教。大道教创生宗旨本为号召汉族知识分子清贫自守,不与女真政权合作,忠于汉族王朝。但是腐败的南宋朝廷为投降派把持,不顾中原人民引项翘首期盼之情,偏安苟且。而女真贵族入主北方,迅速汉化,巩固了自身统治。金世宗鉴于大道教的特殊作用,亲自召见了刘德仁,赐号 东岳先生.朝廷的褒奖与支持,使大道教队伍迅速扩大,他们宣扬的封建礼教,恰恰成为巩固金王朝的工具。大道教在元朝仍很兴旺,元末开始衰落,并入全真道。
 
河北新道教中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全真道。其教由金中叶着名道士王喆及马钰、孙不二、谭处瑞、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七大弟子共同创造。王喆、丘处机等人不同于肖抱珍、刘德仁,他们多出身名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因而他们不仅自身能苦节修行,成为 卡里斯玛 ①式的宗教领袖,而且能够研究各种宗教典籍以及儒、释文献,在教内融汇传统的符箓派和新兴的内丹学,在教外对三教合一之风进行了高层次的理论回应。全真道对传统道教 长生久视 的根本宗旨进行了新的解释,使道教从理论到实践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 肉体长生 说已在千余年的实践中被反复证伪,故全真派道士将修养的重心从修命转向了修性,他们借助禅宗的自返本心和理学的主静功夫,将长生不死解释成 全取真性 ,认为人只要经过 先性后命 的宗教修习,保全真性,便是 身在凡而心在圣 ,就是对死亡的超越,就是长生(全真道即因此而得名)。如此解释成仙,已经与佛教的涅盘,儒家的入圣相当接近了。同时,全真道彻底改变了传统道教分散修习,戒律涣散的状况,坚持修道必须出家,并模仿佛教定立教戒教规,既扩大了道徒队伍,又保证了道团的严整。此外,全真道还模仿怀海的 百丈清规 ,坚持道众参加劳动,自种自食,在社会上树立了清廉、苦行的良好形象,因而得到广大民众的尊敬和统治者的提倡。总之,全真道的出现在理论上、组织上、宗教实践上都发展了传统道教,为道教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后,全真道成为中国最大的道教流派,传承至今。
 
① 卡里斯玛 (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借用的早期基督教术语,用以形容宗教领袖的天赋、智慧和魅力。
 
3。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及民间宗教
 
伊斯兰教曾于唐朝沿 丝绸之路 传入我国。入宋以后,由于西北连年战乱,陆上 丝绸之路 受阻。但是宋代海外贸易发达,阿拉伯、波斯诸国胡商大量到广州、泉州等口岸城市通商,便从海上再一次将伊斯兰教带入我国。中国政府对外商的宗教信仰表示尊重,允许他们在集中聚居地建立礼拜堂,从事宗教活动,至今仍留有许多历史遗迹。不过在中原,伊斯兰教基本上只是一种胡商的宗教,对汉民社会影响甚微。
 
约略在五代及宋初,伊斯兰教从中亚流入我国新疆地区的喀拉汗王朝。喀拉汗王朝由当地古民族葛逻禄族以及9世纪从蒙古迁入的回鹘族共同建立,原本信仰佛教、景教及摩尼教。此时王朝改宗伊斯兰教,对日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全民信教习俗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犹太教是全世界犹太民族共同信奉的特殊宗教,由于宋代有大批犹太商人来华贸易,定居开封,因而在开封城内留下了犹太教活动的遗迹。
 
从一些残存的碑文看,中国人称其教为 一赐乐叶 教(以色列教的音译),皇帝恩准他们 遵守祖风 ,保留自己的宗教传统。
 
摩尼教是产生于波斯的一种古代宗教,崇尚光明,反对黑暗,故又称明教。摩尼教在唐代便曾传入我国,武宗灭佛时亦遭被禁厄运。入宋以后,再一次沿海路进入我国东南地区。为了求得发展,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流行于胡商之中,而是积极附会佛、道二教,向汉族民众中传播。
 
北宋末年,昏君在位,奸佞掌权,民不聊生。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迫使民众不得不把寻求光明的目光转向宗教,期盼摩尼教主降世普送光明。
 
这种光明信仰又与佛教弥勒降生的观念相混合,在民间广为流传,形成了一种所谓的 吃莱事魔教.其教徒提倡素食、禁欲, 不拜仙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 ,在教内贫富相恤,有无相助,团结了不少贫苦农民。方腊就是浙江义乌地区的 明教 领袖。当宋徽宗、童贯开发 花石纲 ,民不堪命之时,方腊等人便利用宗教号召民众,组织队伍,揭竿而起,发动起义。起义军掠城杀官,劫富济贫,曾攻占睦、歙六州五十二县,东南震惊,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方腊起义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利用民间宗教组织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方式,却为元、明、清诸代农民所效法。因而,后世的统治者也一向将民间宗教组织视为心腹大患,一直采取强硬态度。
 
转自360图书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121/11/1236782_1806555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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