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郊商自诞生之日就与妈祖有着不解之缘，随着单口对渡变为三正口的政策推行，台湾经济重心逐渐北移，北部茶业的发展逐渐胜过南部糖业的发展，茶郊也就逐渐兴盛起来，又因为茶郊本身职能的专一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将内部妈祖信仰传承下来，才有了今日台北盛大的妈祖过炉仪式。

 

　　与传统妈祖诞辰(农历三月廿三)的祭典不同，台北茶郊妈祖以茶神陆羽的生日(农历九月廿二日)作为祭典日期，这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由位于台北市大稻埕甘谷街二十四号六楼的“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订立的，其前身为创立于清末的“茶郊永和兴”，日本时代改组为近代工商会组合形态之茶商公会，会名随法令之变革，依次称为台北茶商公会、同业组合台北茶商公会、同业组合台湾茶商公会、台湾茶商公会、战后先改组为“台湾省茶叶商业同业公会”直至今日之称谓。在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大楼尚未建成之前，茶郊妈祖乃是由炉主奉祀于家中，负责每日上香祭拜，日治时期，包种茶商成立“铺家金协和俱乐部”，并设妈祖厅。台湾茶郊妈祖是以特有的商人团体行郊形式所崇奉的信仰，供奉现今全台湾唯一仅有之茶郊妈祖，该会现在仍依循传统，举办茶郊妈祖祭典，并掷筊选出正、副炉主。既然茶郊妈祖有这么特别的现象，那么探究从事清代两岸贸易的联合商人团体“茶郊”与妈祖的历史渊源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1860至1863年间台湾在《天津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之下，正式对外开放了淡水、基隆、打狗、安平等通商口岸(以下简称开港)，在开港之前这段时间，贸易几乎全以对岸的大陆为对象，商人们为谋求降低运费、航行的安全，经常委托殷实大商号统筹货物的购买、运输事宜。因此逐渐形成以大商人为中心，专事聚货、采办、分售的商业集团，即为郊或称郊行。丁绍义的《东瀛识略》中有云：“城市零售鬻货物者曰店，聚货而分售者曰郊。”为争取同行业的合作并谋求更丰厚的利润，分别成立各自所属的组织“郊”或“行郊”。

 

　　台湾早期成立的郊，以贸易地作为郊名的较多，如南郊、北郊、泉郊、厦郊等;之后，随着商业的发展，亦有从事特定货品买卖的郊逐渐成立，如糖郊、布郊、药郊、茶郊等，如今天的同业公会，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茶郊即为这类形式划分出来的;更有从事台湾与大陆贸易的郊，称为“外郊”，如台南三郊，从事台湾岛内交易的郊称为“内郊”，如糖郊、米郊、布郊、绸缎郊、丝线郊、油铁钉郊、茶郊等。台湾早期移民汉人自古即有饮茶习俗，故在台湾尚未进行茶业的栽培制造之前，从对岸大陆进口茶叶在岛内贩售，因此，最初的茶郊是内郊。

 

　　早期的内郊诸商多半在台南市六街开设店铺，并在会员间设置炉主，处理郊内之纷争与举办行郊崇拜神佛的祭典。但炉主并非官派，也非会员推举，而是托付神明来决定。因为当时从事帆船贸易的商家皆仰赖风俗信仰，是否收益全仰仗海上，而居多大陆来台的人都把崇奉的妈祖作为海上的守护神。各郊均信奉妈祖为海神，必奉祀一尊妈祖神，并随炉主交替，同时将妈祖移至新炉主家。按照惯例，妈祖随炉主交替时会员全部集合于炉主家，在妈祖神前掷筊，以得信筊(圣杯)多者担任新炉主，再将妈祖移至新炉主家奉祀，遇事则到炉主家决定。

 

　　依目前的资料来看，至迟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即已出现，因为在台南《嘉庆二十年重修大观音亭庙桥碑记》中的捐款名单已看到“茶郊圣母”，还有，在较晚的咸丰四年(1854年)台南北极殿的《重修北极殿官绅铺户各姓名碑记》也出现“台郡茶郊”的名号。而且在嘉庆二十三年的《重修开基武庙台郡郊铺绅士捐金碑记》中，除了茶郊圣母外，同时还出现“本街碗铺圣母”与“丝线郊圣母”，可见当时台南各郊各自在所奉祀的妈祖冠上郊名以示区别。因此可知，茶郊最初是出现于台南，而且如同一般内郊崇奉妈祖，茶郊所崇奉的妈祖尊称为“茶郊圣母”，俗称“茶郊妈祖”。

 

 

　　行郊主要是经营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故而需往返于台湾海峡，而当时航海设备与船只简陋，要能平安渡过风浪险恶的黑水沟，除了靠航行者的技术与经验外，就是凭借对神明的信仰。为了祈求每次出航都能路途平安，人货两全，对于航海神明特别尊敬。妈祖是海上的航海守护神，故而各郊都崇奉之，更有甚者将其与本行业相结合作为名号。例如，茶郊妈祖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各种捐建碑刻或文字记录中，它所指的就是本地区本行业的郊商组织。

 

　　行郊组织本质上是为了承应官府和处理商人之间事务而组成的同业公会，每年均有祭祀活动，本身就具有神明会的性质。早期移民到台湾之后，非常注重宗教。同一港埠的商贾往往因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活动而凝聚在一起，每年崇奉的妈祖诞辰(农历三月二十三)，郊商们均会出席祭拜，祭祀后举行会议，商定郊中公共事宜、改选炉主、议定货价或处罚犯规者等，均在神明前面举行，以示其神圣尊严与公平无私。另外，郊商的办公场所居多附属于寺庙之内。例如，道光七年，府城三郊于五条港区外宫后街，设三益堂于水仙宫边室，俗称三郊议事公所，三郊若有急事或地方公事、捐金济用，均会传集各郊于三益堂。而且执掌一切郊务的炉主也是于每年的大祭典时期(妈祖诞辰日)，在众郊商齐聚神明由神明决定，年年交替。同时，炉主除了处理平时商业及地方事务外，主要负责办理祭祀事宜。郊商特别注重祭祀还表现在经费支出大，妈祖的祭典几乎占到公费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见祭祀活动在郊的事务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看出郊商与生俱来与妈祖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乾隆二十年代(1755-1764年)，专事聚货分售的贸易集团北郊苏万利先出现，其后又陆续出现南郊、糖郊，而合称为三郊。这些郊商主要从事大宗买卖，收集南北土货运输至内地，并转载日用杂货或其他特产品回台，再分配至各地，因而当时府城是全台最大的商业集散中心，南北各地域府城的商业往来关系密切。乾隆、嘉庆年间，闽粤移民来台达到高峰。台湾西部地区已经是地利尽辟，野无旷土，农产品生产量逐渐丰富，移民聚居愈多，日常用品的需求也愈大，有直接与大陆贸易分工的迫切需要，而北部远向府城买取很不方便，于是各地区主要港口与内地的私相往来就更为频繁，因而偷渡、偷运事件层出不穷。官方为了杜绝私贩以及配运大米的需要，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准许鹿仔港对渡泉州蚶江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开放八里岔对渡福州五虎门，与鹿耳门对渡的厦门，合成三正口。最初时候，正粗限制十分严格，三口对渡各有指定口岸，不容许混淆偷越。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因指定口岸弊端丛生，增加各港口通商成本，商船往往借口遭风避险，任意对渡，以致运官积累甚多，遂准由三口通行，不再仅限于对渡。乾隆末年三正口成立，改变了原来府城的闽台交通与贸易形态。随着各个港口的开发和贸易的深入，各地新行郊逐渐兴盛起来，包括台湾北部大稻埕的茶郊。于此同时，原来的郊商发展之重地府城也有新郊商出现，其中就包括茶郊等。

 

 

　　虽然台湾北部大致已于康、雍、乾三代开拓，即使其中最晚开拓的宜兰地区也在嘉庆年间开垦，但根据开港初期外人对于北部台湾的观感可知，直至开港之初，北部仍是人口少，资金也少，商业经济都不甚发达的地方。因为，北部地形多山，因其少有市场所需资源，大都未开发。然而开港之前市场多以米、糖为主要所需，因此平原较多的中南部为生产的重心。开港以后，由于市场对茶和樟脑的大量需要，使台湾北部山区得以大举开发，北部经济就一年好似一年。整个台湾历史重心的北移可追溯至清朝末年北部台湾因为出口茶和樟脑，使其对外贸易值凌驾南部，又因对外贸易是晚清在台政府的主要税源，台湾北部反而为政府之“饷税所繫”。到了光绪年间，台南虽然作为台湾对外贸易的大本营，然而此时全台大宗出口货物的出口额，分别是茶54%、糖36%、樟脑4%及煤1.58%，北部茶的出口，显然已经凌驾于南部的糖之上。而光绪元年(1885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之间，北部贸易总额更是为南部的二倍，北部淡水和基隆已经跃居为全台的贸易重心，而原来的府城就相对没落了。所以，台湾历史重心北移的过程当中，晚清北部茶与南部糖的此长彼消的关系为关键。茶郊贸易本身的发展为其传承妈祖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整个经济大局的转移，掌握核心贸易的茶郊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进行妈祖祭典与传承妈祖信仰。

 

　　开港之前，台湾以米、糖为出口大宗，土地的利用以平原为主，山区虽亦有所开发，但多种植些较无经济价值的作物，如番薯、靛蓝等。开港以后，茶和樟脑等出口大宗主要产于山区，又不与米、糖争地，是台湾边际土地一大利用。因此，台湾茶的生产就借这一优势，在产量上有了保证，使得后期台湾市场的贸易离不开茶的流通。茶郊也就逐渐引领台湾后期的郊行，成为延续郊行商战集团神话的主宰者。茶郊本来就是与妈祖联合称为名号的，所以对于妈祖祭典的投入自然不遗余力。

 

 

　　茶郊与其他行业郊商不同，是个纯粹的同业公会，不像前期的郊行那样职能多样化，茶郊以健全茶业本身为主要功能，着重于妈祖祭典，而其他郊行尤其是一些大郊商如三郊，则涉及宗教、社会、文化、政治等事务，职能繁杂，作用极大，成为高度功能普化的一个组织，反而到了后期逐渐衰落之后，连本身行业也不能保证，最终销声匿迹。

 

　　台湾开发前期，社会极不稳定，动荡不安，郊商作为成功的商人还承担了众多的社会职能，甚至代替了官府，形成了一副官弱民强的局面。郊商积极办理社会事业，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例如城防工作、衙署修缮、造桥铺路、疏浚港道等等。到了后期，尤其是光绪之后，台湾开发殆尽，社会发展日趋稳定，清政府收回台湾之后统治力更强了，这些因素使得郊商只能慢慢地回归本位，内部凝聚力得到重新加强，只是不再承担所有的社会责任了。所谓大了不专，从一而精，早期的郊商与清末的郊商就是这两种状态。所以，对于普世化的郊商对妈祖的普及是铺天盖地的，也是大众化的，没有形成与自己相结合的妈祖内部文化，而清末的茶郊则由于后期组织的专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妈祖祭典与文化，这确实是清末茶郊职能的专一性所决定的。

 

　　茶郊妈祖离不开郊商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妈祖信仰的影响力和传播方式也总是跟着郊商自身发展趋势的起伏而发生变化。郊行本身与妈祖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信仰的崇拜是那个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商人的秉性，无论他们是否发达，有关妈祖的祭拜与崇奉总是不会断裂的。随着台湾山区的开发、茶的种植、茶业的兴盛，茶郊逐渐凭借三正口的对渡扩大其贸易范围，在经济重心北移的态势下，逐渐确定了清末茶郊在台湾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与一般妈祖庙不同，茶郊妈祖的祭典不在三月，而在农历九月下旬茶期结束时举行，近年来更是与茶神陆羽的生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结合在一起。茶郊妈祖真正作为强大的内部文化而逐渐得到了发扬，茶郊职能单一并不散播普世化的妈祖文化，而是把茶郊妈祖与自身茶界的神明结合在一起，做到了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层面，这种大融合显然是符合当今文化发展潮流的，这也许是茶郊妈祖能保持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祭典的仪式也不似一般妈祖庙举行绕境进香的活动，而是在新旧炉主交接时举行的过炉仪式。茶郊妈祖自清末就有一个固定安身之所，不再随着炉主之交替而迁移，这或许是茶郊妈祖能延续到今天，不像其他行郊之妈祖早已不复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吧。繁荣的景象背后，总有磨灭不去的强大历史背景，清代掌控两岸贸易的商战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总会以茶郊妈祖这样的文化传承下来，这也是今天多种文化融合之后的结果。

 

转自茶联网

http://news.teauo.com/dt/china/20161201/69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