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又叫阴历（农历）年，俗称“过年”，是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农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都沿袭了这一历法体制。民国时期规定公历的一月一日为新年，而农历的一月一日则为春节。新中国成立时，规定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而公历的一月一日改称为“元旦”。春节是由古代的丰收祭祀活动演变而来的。早在夏朝之前中国就有了“年”的概念。《说文》中记载：“年，谷熟也。”当时一年只有一茬作物，所以谷物成熟一次就是一年。每次人们收获了庄稼准备新一轮的周期的时候，都会举行庆祝活动，表达喜庆、祝愿和快乐的心情，报答众神之恩，同时也希望来年风调雨顺，驱灾辟邪。［1］（P．19）传统节日往往体现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节律和规律循环的自然界的节律之间，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春节与古代农业的生产周期就有着如此的关系。

 

从春节的由来过程中，不难发现，古代社会的人们倾向于从神性的角度解释规律更迭的一年四季、突如其来的天灾人难或时好时坏的农业收成，将其所得所失归因于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进而对之产生敬畏与信仰。但是有了信仰对象和信仰观念，不能仅仅停留在思维层面，还必须通过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这就形成了信仰仪式。［2］（P．5）春节仪式因此应运而生，也就是内心信仰的外在化，具体是指年终岁首的年节祭祀和庆祝活动。

 

 

作为历史传承最久远、文化积淀最厚重的节日，春节自然而然地囊括了种类繁多的仪式活动。尽管春节的仪式也会因区域差异而不同，但是以下几种仪式在各个地区基本上是共通的。（1）喝腊八粥。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接受牧女馈赠的粥糜，食后悟道成佛，成道日与我国传统的腊日刚好重合，这一天，以佛粥布施世人，在佛教影响下，我国民间形成了吃腊八粥的风俗，而腊八粥也带上了强健身体、大获丰收等神秘“功效”；（2）祭神。往往出于两种目的，其一，感谢神灵过去一年的施予，或对于自身无法解决的事情，希冀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帮助，获精神支持。对财神的祭拜就明显的揭示了这一利益诉求。其二，人们畏惧主持公道的神灵知晓自己的罪行，希冀通过祭拜的方式减轻罪过、免遭责罚，其中祭灶最具代表性，人们通过酒糟涂抹燥门、吃年糕等方式，贿赂灶神，以达到使灶神对玉帝“好话多说，坏话不说”的目的；（3）祭祖，旨在感谢祖先恩德，保佑全家平安，团结家族力量，加强成员关系。（4）贴春联、换门神，驱鬼辟邪；（5）共享年夜饭、守岁，显示出人们对新旧更替时刻的担忧，与对美好未来的希冀；（6）放爆竹，驱鬼迎神，辞旧迎新；（7）拜年，除了祝愿、道贺的意味外，往往带有浓重的尊敬长老的“孝”的思想。［3］（P．12－13）

 

春节仪式自存在起就一直发生变化，只是在最近出现巨大的、明显的变化。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认知水平的提升，春节的仪式活动得以调整和创新，其中对神灵和祖先等超自然力量的祭拜敬畏和利益诉求趋于淡化，如祭灶、接神等习俗鲜为人见，而更加注重个人的实体感受和社会网络的构建。仪式简化程度也显而易见，春节的仪式性和庄重性降低，现世性和多元化增强。同时，由于现代社会开放度高，人们自主选择性增强，也越来越不满足于趋向固化的传统习俗模式，倾向于依据社会潮流或是个人偏好确定交往方式，庆典形式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譬如，传统的年夜饭，全家老少聚在家里，共进一餐，以表征团结和圆满。现在的年夜饭，不再有聚齐家庭成员的软约束力，家庭成员由于各自原因可缺席年终聚餐，聚餐地点也并不固定。此外，拜年的形式也有很大变迁，由原来的跪拜扩展到现在的电话和邮件问候等形式。

 

总体来讲，春节仪式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变化的最终形式都是对春节仪式本身的不断“去神圣性”，反而使得春节仪式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和理性化的倾向。

 

 

传统春节仪式大多是庄重而神秘的，不论是法力无边的神灵，还是严肃又繁琐的祭祀礼仪，都使其蒙上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在春节仪式的变迁过程中，其仪式感趋向减弱，神秘性的不断隐退，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以农立国，以农为本。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下至普通农户，上至上层建筑得以维系的经济基础。而传统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天气、气候等对古代人们来说神秘未知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决定年景好坏、收成多寡的各类超自然力量一度成为人们敬畏膜拜的对象，并且人们会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等特点举行仪式，春节祭神仪式就列为其一。因此，农耕仪式不能与神圣时间之外的所做的类似活动相比拟了。

 

建国后，中国农业逐步向现代化迈进。正如罗荣渠认为，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其中工业主义渗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各个领域。［4］（P．8－17）随着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的不断冲击，传统农业的生活模式和文化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在现代化对传统的渗入与重塑过程中，最为直接最为明显的表现为科学技术带给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5］（P．259）随着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天气预报和人工防治天气等技术的出现，使现代农业已经完全不同于受控于自然的传统农业。农业生产周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现代农业园区的出现，使得农业生产犹如工业生产一样，可以不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反季节蔬菜、一年多茬等复种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农业生产神秘化在不断的消解，因此，原本赋予农业的神秘化不断退去。从结构功能理论来看，春节的淡化首先是其社会功能的淡化，进而引起人们观念的嬗变和对于春节仪式的淡化。

 

 

农村文化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类型所决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不但是决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决定农村文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6］（P．168）传统的中国社会，城市和乡村各项事业多以农业为依托，社会生产方式单一，较少有实质上的文化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社会资源涌向城市。有着庞大基数的中国农民却多扮演社会的边缘化角色，在攫取社会资本和争取社会流动机会的过程中，阻碍重重。因而在与农村文化的博弈过程中，城市文化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进入城市打工，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农村社会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日益初具规模的今天，城乡差距扩大，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过程中目睹着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这些农民工思想观念已经不完全和村落的农民的思想相同了，在尝试各种城市生活方式、社会身份转换方法的同时，他们还充当了城市文化的传播者，把城市的现代文化引入农村，促使传统农村文化发生变革。那一整套适用于农业生产节律和农村社会生活的春节仪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断衰落的趋势。

 

另外，大众传媒在农村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影响和改变农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城市或媒体上接触到现代文明，受现代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被“城市化”了，乡村的城市化以及现代文化的不断渗入，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也使农村特色文化资源渐渐弱化，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不断流失、消亡，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速瓦解。［7］（P．72）农民通过电视和网络等现代化传播工具，了解并熟悉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其认知结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终促使春节仪式的淡化。

 

 

直至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工业文明才开始明显地冲击国内的传统文化，西洋节日的传入，使许多中国人趋之若鹜，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造成很大冲击。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趋向与潮流。“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是一种双向的动态思维，即把全球化视为一种从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以及世界文化向民族文化的双向、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8］（P．113）由此观之，全球化是文化的双向交流，然而作为世界话语权的掌控者，西方国家的文化更具优势，其走向势必更多地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使中国与美国的生活方式与大众文化日益趋同：个人追求主体化，享乐方式多样化，交往对象扩大化，生活理念理性化。这与群体本位、神秘庄重的春节仪式相悖，并势必对其变迁产生极大影响。

 

纵观古今，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有着浓厚反思、批判色彩的西方文化相比，缺少“自觉性”。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9］（P．173）随后，费老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文化自觉”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不仅倡导我们在与异域文化接触过程中，对文化冲突、文化融合等现象持有尊重的态度，也强调了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即使在全球化趋势发展迅猛，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的节日文化缺少反思机制，仍趋向于固步自封，鲜少做出改进。我国的春节仪式多富于社会伦理性，又承载着较多严肃的纪念性，内容固化，形式单一，而西方节日习俗多承袭浪漫主义色彩，在功能上更能满足主体需要。相比之下，人们更趋向于适应西方节日的习俗，而不易接受传统的春节仪式。因为传统的春节仪式，多希冀通过外物来维持自身安稳现状，追求美好生活或改变困顿状态，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及对现世的感悟与享乐，后者与现代化思想更为契合。

 

 

基于传统农业的脆弱性，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中国人随之倾向于以几代同堂、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为理想的家庭形态，同时重视亲属关系，常喜与父亲亲属居于同村，形成宗族。而人口众多的家族、宗族，由于人各有私心且较多接触而产生摩擦和纠纷。［10］（P．115）为此，家族、宗族往往会形成一套规范体系，亦即“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除了长幼尊卑的无形分际外，各种仪式性活动也成为维持家族和谐的主要手段，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在表达对祖先恩德感谢的同时，增强成员间的同质性，维持家族秩序，团结家族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的转型变迁，以往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经验正在逐渐被改造，个人变得更为异质多元、形貌万千、开放拓展，不断将自己推向新的边际发展状态。作为多样化的个人，我们也更加难以复制出彼此的经历和体验，［11］（P．357）使得基层的社会组织的约束力和凝聚力急剧下降。传统社会组织瓦解的过程也就是个体化的过程，导致大家庭、宗族日趋衰落，而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凝聚力愈发加强。这种组织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传统的春节仪式已经出现了仪式上的简化。因为农村的多元化价值并存，大家庭的凝聚力不断减弱，农村社会的同质性减弱，异质性增强，成员对春节传统仪式的象征意义的认同度降低，人们对春节的仪式有着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和方式，主体性参与习俗减少，而传统的春节仪式缺少大家庭、家族的维持也日渐衰落。在关中，除夕年夜饭，一个家族聚在一起吃饭的场景也越来越少，祈祷神灵的仪式（灶神）在外出打工的青年人看来也已经成为“迷信”。由此可见，家族、宗族等农村社会组织的解体也是春节仪式淡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当前，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的进城务工，农村出现“人口过疏化”现象，农村自身缺少维护和沿承春节仪式的主体角色。作为村落文化仪式表演的中坚力量，中青年农民这一主要行动群体的缺失，将使很多农村习俗仪式（婚礼、丧礼、节日、庆典、祭祀、集会等）的操演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削弱村落文化的根基。［12］（P．448）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社会有条件并且有能力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农村社会成员的认知水平普遍提升。托马斯认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具有经济社会特征的不同的实际问题。其中有一些只有在“专家”的帮助下才能解决，而在许多社会，这些“专家”往往都有特权获得更高的权力。［13］（P．283）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知识的传承主要靠老一辈对新一辈的言传身教，作为传统社会的“专家”，长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各种仪式往往在其主持下举行。现代社会中，年轻一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增多，知识内容更具科学性，且更新速度加快，他们对一切新鲜事物感兴趣，从电子计算机到市场运行法则，而且体现出远胜于长辈的接受和适应能力。如此，新一辈与执着信奉神灵，崇尚仪式的老一辈所持的话语体系大相径庭，甚至时常出现晚辈向长辈施加影响的“反社会化”现象。［14］（P.51－66）当社会原有运行机制遭到破坏时，民众旧有的心理平衡被打破，生活面临威胁，精神无所适从，为失衡的民众心态提供支撑和填补信仰意识的民间信仰随之形成并迅猛发展，［15］（P．68）最终导致传统春节仪式的传承受到代际阻隔。

 

当然，除了上述五种主要原因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春节仪式的变化过程在笔者看来就是韦伯的“理性化”过程。在韦伯看来，“理性主义是指：以越来越精确的抽象概念为手段，越来越能够理性地支配现实。换一个观点思考，理性主义又可以是：以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合适的手段为基础，有条理的达成一特定既有的现实目的。”［16］（P．492）现实社会中，韦伯的理性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按韦伯的观点分析春节仪式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的理性化和文化的理性化的结果。“经济是以严格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不同的…”［17］（P．31）当市场经济达到了高度理性化的程度，经济利益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驱动力，这不仅导致了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也导致了传统社会关系的改变。同时，经济机制将人们牢牢的束缚于其中，导致人类的异化状态。具体来说，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春节传统的仪式意义的衡量标准不再是象征性的、神圣性的，而是功利性的、理性化的。传统的春节仪式在于合家团圆、辞旧迎新的人神共愿和情感交流，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春节更倾向于成为人们积累社会资本、发展社会网络的一个时机，人们往往追求其潜在的经济意义，而忽略自身真正的情感需要，最终促使传统的仪式因缺乏经济意义而日渐衰落。“随着理性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宗教所具有的统摄性意义也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价值结构。科学理性以迅猛的速度在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个体生活和生存意义丧失。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遂产生分裂和矛盾。”［18］（P．55）同理解释中国春节仪式乃至传统文化的变迁，文化理性化是人们认知提高的表现之一，除了有多元的选择对象，进而打破了趋于固化的春节传统仪式的形式和内容外，其更加深了人们对神圣的认知和理解，并导致其中部分习俗消融和瓦解。

 

当然，韦伯“理性化”的过程也即“世俗化”的过程。所谓的世俗化是指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再受彼岸的超验的价值观念或历史发展愿景的高调伦理的感召，为致力于现实生活的关怀与当下利益的满足对远大精神价值的偏爱逐步于实际物质财富的寻求与自主生活方式的确定，是现代意识区别于传统意识的一个总体特征。［19］（P．37－41）中国春节的传统仪式总是和天、神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并不完全具备宗教的特征，却也有很多共通之处，都设想通过超自然力量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保障、影响或干预。而现代的非宗教徒接受的是一种新的存在现实，他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因。他不接受人类以外的任何生存模式。神圣是其自由之路的主要障碍，只有当他彻底地去神秘化后，他才能真正的成为他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20］（P．119）所以，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兴起，春节仪式的神圣性锐减，人们更倾向于关注现世生活和自身需求。

 

 

传统农村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群体性质由血缘性转向社团性，居住方式由聚居性转向流动性，组织结构由等级性转向平等性，调节手段由礼俗性转向法制性，经济形势由农耕性转向工业性，资源渠道由自给性转向交易性，生活方式由封闭性转向开放性，历史走向由稳定性转向创新性。”［21］（P．28）当然，作为文化符号的春节仪式虽然不会消失或终结，但其也将在这一过渡性过程中做出很大调整，可能会出现新的形态或转化方式。正如“那些已经感到并且宣称自己是非宗教徒的现代人仍然保有许许多多的经过伪装的神话和退化了的神圣仪式。新年一类的节日尽管已经世俗化了，但仍然显示出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万象更新的仪式结构”，［20］（P．120）由此可见，春节会成为民族的文化记忆而长久保存，但是春节的原有传统仪式会出现新的转化。春节之所以淡化，是因为春节实质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保留下来只是文化符号意义。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结构截然不同，而且现代大众传媒、通讯手段的发展都会使得春节仪式出现新的形态，因为其已经融入了现代社会的元素，而且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匹配。

 

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较快，人们的工作压力相对于传统社会较大，因此，春节已经不单纯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和享受，人们可以利用春节长假，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分享快乐，调养心情。这些都是未来春节仪式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总的来说，虽然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方式的个体化倾向和价值认同的多样化倾向会不断有所增强，但是春节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人们趋同的文化需求和心理需要，因而，今后一个时期内春节与诸种来源的节日相互并存的格局将会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当前农村春节仪式出现淡化现象，但并不代表这种文化仪式的“终结”。因为，春节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已经内化为民族的心结，我们享受春节，就是集中体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以节日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对这一特殊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持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在春节的种种民俗活动中，包涵许多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和理解。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继承和发扬自身文化优良传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是我们讨论春节文化的一个基本认识。［22］（P．80－83）因此，我们要遵循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春节仪式所具有的内在发展规律，同时不能忽视外力对春节仪式转化的影响，而且要深入研究这种转化过程，以促进春节仪式的合理传承与理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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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农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