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穆斯林世界和中国的交流轨迹，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自7到15世纪之间的穆斯林世界和中国的交流互动。这一阶段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显著特点是海陆并举。中国的造纸术等科学技术文化在亚洲内陆西渐，经由穆斯林世界而传向欧洲。与此同时，穆斯林船队大量东来，在泉州、广州、扬州等东南沿海地区贸易、定居，直接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发达。在这一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交流的大背景下，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朝鲜半岛也开始和穆斯林世界有了交流，尤其是唐代的波斯和高丽。如同穆斯林对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耳熟能详，穆斯林的香料、玻璃等商品也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回回青”的引入，则直接推动了中国青花瓷的发展。事实上，直到耶稣教士在明末清初进入中国宫廷之前，中国(甚至朝鲜)宫廷的天文历法基本上由回回人世袭。

 

这一文化交流的盛况在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顶峰。今天郑和的历史文化遗产已经不限于西洋。从英国地理学家孟席斯到华人学者李兆良先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物质)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同明代郑和下西洋息息相关。从印度马拉巴尔渔民的“中国网”到美国北卡罗莱那出土的正德金牌再到澳洲、美洲的动物、族名、图腾、文化符号以及欧洲的航海图，无不标识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扩散。

 

明代正德年间的伊斯兰瓷器更是将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交流推到巅峰，朱明皇家用瓷描绘出一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画面。简言之，郑和下西洋所缔造的网络体系不仅涵盖西洋，而且也催生了一个短暂的由中国主导的前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力量扮演了中枢角色，政治、贸易、文化交流构成了主要交流内容。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从唐代到元代，穆斯林和中国对彼此的记述尽管零星，但都是对彼此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杜环的《经行纪》和唐宋时期穆斯林如苏莱曼的《中国印度纪行》和伊本白图太游记等都表达了对对方文化的忠实记录。尽管宋元明中国文献资料(尤其是明代)在朝代更替之际遭到严重破坏，但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们甚至根据早期中国和穆斯林交流的史料、游记等资料，勾勒出先知穆罕默德母舅出使中国的传说，表明了穆斯林世界和中国文化交流之密切。

 

郑和下西洋终结之后，穆斯林和中国的交流由于受到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的变迁(即游牧强权的争霸)和欧洲海上强权的崛起的冲击而陷入消停。如果说自15世纪晚期以来亚洲游牧强权如帖木儿王朝、萨法维王朝、奥斯曼王朝以及稍后的准格尔和满洲切断了中国的路上丝绸之路，那么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商业帝国则撕裂了穆斯林和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经贸交流，摧毁了穆斯林和中国人在西洋共建的前现代商业网络。自18-19世纪以来的英法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更是将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和中国分别纳入殖民地和和半殖民体系。

　　更至关重要的是，此后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对彼此的认知已经不是早期穆斯林或中国式的。中国所熟悉的主要穆斯林国家如南洋诸国、信德斯坦、埃及等都成了西方殖民地的一部分。中国也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在这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体系下产生的有关穆斯林和中国的话语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 “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深刻影响。时至今日，尤其是在9/11之后，少数西方受到教育或自我被殖民的知识份子不但没有脱离出东方主义的枷锁，而且变本加厉地配合西方升级版的“东方主义”或“恐伊症”，彻底沦为反穆斯林的急先锋，在网络媒体大肆传播仇恨言论，直接破坏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为此，建立一个穆斯林世界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平台，重新发掘和共享穆斯林世界和中国在被殖民地化之前的历史文化交流遗产，是重建世界文化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郑和，一个穆斯林哈吉世家出身的中国人，不但开创了中国的前现代体系，而且也将是中国再次修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重要财富和象征。本周在迪拜即将召开的郑和论坛，汇集了研究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关系的专家、学者，通过挖掘郑和的历史文化象征，弥补中国和穆斯林世界被“东方主义”打断的历史文化交流，凝聚穆斯林和中国的情感，沟通穆斯林和中国的民心，粘合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设想，为穆斯林世界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做出新的尝试。

 

转自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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