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媒体上以“中国需要的是世俗道德，不是宗教”为题撰文说，鉴于西方文艺复兴“摆脱宗教的束缚”，为何又要将宗教枷锁给中国人套上？作者主张重拾对传统的自信，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式发展适合现代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

 

    这些论断主张自有其理。但如何具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避免拾人牙慧、上人圈套，还要推敲。但不至于因此就把宗教作为世俗道德的对立面或“西方的枷锁”加以贬斥，痛快地扬此抑彼。

 

    的确，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很要紧。一个民族的复兴或衰落，常常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崛起或萎靡为先导。中华民族的复兴，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民族精神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而民族认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

 

    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代化呼唤的时代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这种重铸，应该突出主导、主流，也要强调和谐、合作。应该“和而不同”，避免“同则不继”；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孰去孰留不能简单化。现实往往是“江南三月，杂花树生”，并非谁最美，谁就居于“至善至美”之不二法门；谁最“精”，其他就皆在“去粗”之列；谁要存，就必争夺主位排斥异端；谁有影响，就不断膨胀甚至走向极端。既要有对中国文化根的尊重和继承、对中国文化魂的坚守和创新，也要有对外国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包容和借鉴。

 

    的确，文艺复兴很伟大。其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倡导“以人为本”，使欧洲摆脱封建宗教束缚。但随后兴起的西方近代人本主义，过多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与本能欲望，虽催生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快速膨胀的个人，进而带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全面紧张乃至一系列危机。“膨胀的人”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架发疯的钢琴”，“神”管不住，世俗道德管不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管不住。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这就需要更广阔持续地在“多元一体”的包容中熔炼融合，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合作中交流交锋的过程。

 

    的确，我们应该“重拾对传统的自信”。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由此演化出一套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为“清醒的宗教”，认为中国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在这种强大惯性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适应现存世界。外来宗教也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才能在中国立足。继往开来，今天正阔步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可以也应该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不必去搞非此即彼、扬此抑彼。

 

    我们并不喜好宗教，中国也不可能靠宗教解决诸多问题。但对宗教，正如列宁所说，“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要看到宗教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远未消除。宗教问题常常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甚至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突破口，是极其复杂的。我国有上亿信教群众，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不能把信仰差异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更不能把他们当成异己力量，而要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推动各宗教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用积极健康的内容引导信教群众，使他们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法律意识、规范社会行为。

 

    当今中国的主流和主导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并非因此就要在“世俗道德和宗教”中去做选择。中国需要的是和谐合作，不是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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