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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晚期朝鲜
发布时间: 2017/7/13日    【字体:
作者:宋念申
关键词:  天主教 朝鲜  
 
 
1784年1月,北京北堂。
 
对法国耶稣会教士顾拉茂(Jean de Grammont)来说,这个冬天略显漫长。自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他就一直等待接替他的遣使会教士前来,接收这处耶稣会资产。可他们迟迟未到。农历新年前后,却来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轻的朝鲜人。
 
年轻人说自己叫李承薰,是随这一年的朝鲜冬至使团进京的。他的父亲李东郁是负责记录行程见闻的书状官,给他在使团里谋个闲职。但李承薰心里却另有目的:受好友李檗所托,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寻访在京天主教士,求学问道。他先去了当时更为知名的北京南堂,但那里因火灾正在重修。听说还有个北堂,他赶紧就过来了。顾拉茂接待了这位朝鲜青年,向他传授、解释了天主教义。使团逗留的几十天,成了李承薰的神学速成培训期。他在此领受了洗礼,今人大多把他称为朝鲜第一位天主教徒。
 
不过严格讲,李承薰很难说是“第一位”。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天主教就来到朝鲜半岛。那是在丰臣秀吉侵朝战争时期,吉利支丹大名小西行长率军长驱直入。小西手下将士多随他入教,为安抚军心,他调来两位耶稣会教士。虽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位教士曾向本地人传教,但很有可能,那些朝鲜战俘和被日军掳掠的平民,已经接触了天主教。战后,为数不少的朝鲜人被撤归的日军掳回,他们中一些人受洗成为最早的朝鲜教徒。在1622年“元和大殉教”中,有几位殉道者就是朝鲜人。幕府禁教后,朝鲜很难再从日本方面接触到天主教了,但从中国方面的渗透则不绝如缕。
 
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入侵朝鲜,迫使后者切断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转奉清为上国。朝鲜王储昭显世子以及弟弟凤林大君(后来的孝宗)被扣在沈阳为质。清军入关后,昭显世子在北京居留数月,其间与耶稣会士汤若望颇有交谊,对西洋科技和基督教表现出兴趣。他在给汤的信中表示,回国后要把获得的科学及教理书籍刊行于世。1645年,清送还世子回国,他不但带回了汤若望所赠的书籍礼品,还带回几名已经受洗的前明宦官和宫女等。可惜世子回国未几便暴毙,所带回的书籍等也没有对当时的朝鲜产生影响。
 
基督教教义是通过后来出使清朝的朝鲜使团,以“天学”的名义引入半岛的。朝鲜频繁遣使,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搜集中原情报和书籍。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带来的天文、地理、历算等知识,以及他们撰写或翻译的天主教文献(包括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当然不会被目光敏锐的燕行使团放过。再加上清朝重用西洋教士,在诸多领域引入欧洲方法,一时成为中原知识界显著的新动向。朝鲜的文人士大夫在接触到欧洲科技后,也对西洋传教士充满兴趣,一旦有机会赴北京,必要去一些传教士那里走访。一来二去,朝鲜士人逐渐认识到,所谓“天学”不仅是一种新的学术,背后更有一整套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
 
虽然和日本及中国的士人一样,朝鲜人也是由对科学知识的爱好而接触到天主教的,但和中日不同的是,朝鲜最早形成的天主教的团体,完全是自发组织,并没有欧洲传教士给他们布道讲解。他们的聚会有点像文人间的雅集,在讨论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讨论西学
 
其中,李檗虽不是最早接触天学的,后来却成为天学团体的核心,李承薰、丁若铨、丁若镛、权日身等集聚其中。他们很多是在党争中受排挤、政治上相对边缘的人物。在思想意识上,倾向于少谈空洞抽象的理学哲理,而以对现实有益的学问来救治政治和社会问题。和主流士人不同,他们不再简单视清朝为胡虏,而主张要向清朝(以及西洋)学习。所以,“天学”在这批士人中受到欢迎,是和所谓“实学”意识在朝鲜的兴起相辅相成的。
 
直到1784年李承薰受李檗之托到北京,这批人中才有了第一个受洗的教徒。李承薰回国后,再给李檗施洗,就这样天主教圈子逐渐扩大。到了第二年,他们把聚会场所从李檗家挪到了另一位教友在明洞的家中,起名“明礼坊”。这里后来成为天主教首尔教区明洞圣堂所在地,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诞生地。
 
和东亚其他两个国家一样,朝鲜官方对于西洋知识并不排斥,但对于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十分警惕。朝鲜以儒家理学立国,在思想方面管控甚严。严酷的政治斗争,往往以理学斗争的面相展示,而任何质疑理学的言论,都被视为异端。 “天学”中本就包含和儒理格格不入的地方,天学团体士人的党派倾向又很明显,因此受到审查、被加以异端之名打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明礼坊很快被告发、捣毁。不久,李檗郁郁而亡。
 
此后,李承薰成为朝鲜天主教领导人物,他用自己不多的教理知识,搞起了本土教会,自行任命主教、神父,并举行教会仪典。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做法是违反教会规定的。1789年,他们委托全罗道出身的教友尹持忠到北京求助于主教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汤果然回复说他们只能施洗,不能举行仪式。又过了两年,尹持忠丧母,他和同为教徒的妻弟权尚然,坚持按天主教方式行丧礼,还烧毁了祖先牌位。这一举动的非儒意味过于明显,当然引起朝鲜当局坚决弹压。尹、权二人拒不弃教,被处死。
 
在此背景下,汤士选一时不敢贸然向朝鲜派出神父。直到1794年,他才指派巴黎外方教会的中国籍神父周文谟,装扮成朝鲜人,潜入半岛,秘密传教。周文谟的到来,改变了朝鲜没有教会体系的局面。同时他打破两班、中人、常民、贱民的区隔,广泛发展信徒,一时朝鲜教众人数迅速增长。朝鲜政府视“无父无君”的天主教为邪教,大力搜捕周文谟。1801年,已经逃至鸭绿江边的周文谟,听闻数百名教徒为他被捕,心中不忍,遂回汉阳自首。他和李承薰等被斩首,丁若镛等多人遭流放。此次教难,史称“辛酉邪狱”。
 
辛酉教难中发生的最戏剧性情节,大概要算“黄嗣永帛书”了。黄嗣永是位进士,1791年受洗。1801年,为了解救被捕的周文谟和大批朝鲜教徒,26岁的黄嗣永试图向北京的汤士选主教送去一份长篇帛书,不想被查获。这封密信长达1万3300多字,里面详细控诉了朝鲜历年的禁教事件,以及此次教难的党争背景。最要命的是,他竟然建议教皇派兵逼使朝鲜容教:
 
本国兵力本来孱弱,为万国末。而今升平二百年,民知兵。上无长君,下无良臣,脱有不幸,土崩瓦解,可立而待也。得海舶数百,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害之兵器,兼带能文解事之中士三四人,直抵海滨,致书国王曰:吾等即西洋传教舶也,非为子女玉帛而来,受命于敎宗,要救此一方生。贵国肯容一介传敎之士,则吾无多求,必不放一丸一矢,必动一尘一草,永结和好,鼓舞而去;不纳天主之使,则当奉行主罚,死不旋踵。”
 
可想而知,当这封书信被查出,天主教的威胁,已经不是礼仪、意识形态层次那么简单了。它竟能让一位士人里通外国,篡逆谋叛,俨然是安全大患。朝鲜对天主教的政策,越发只能有坚决“斥邪”这一条了。
 
相对于中国和日本,早期近代的朝鲜,与欧洲接触的通道最为有限,看上去似乎也最为保守。但即使如此,从和基督教关系的角度看,朝鲜绝非一个纯然封闭的“隐士之国”。甚至正因为接触的手段有限,一些朝鲜士人对西学和天主教的态度,才更为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接受。朝鲜知识分子借助中国吸收了大量欧洲文化和思想,现代朝鲜身份意识的形成,除了来自明清鼎革的冲击外,来自西学的刺激更是一个重要诱因
 
到了19世纪后期,朝鲜被迫斩断与中国的传统纽带,继而被日本吞并。此时,外来的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和新教)以一种抵抗性姿态,在独立运动和民族意识塑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反日独立人士,都深具基督教背景。基督教与韩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紧紧相扣,也在后来的民主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1784年北堂相遇200多年后,韩国不但成为东亚世界最为基督教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热衷传教的国家。
 
转自澎拜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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