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1月，北京北堂。
对法国耶稣会教士顾拉茂（Jean de Grammont）来说，这个冬天略显漫长。自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他就一直等待接替他的遣使会教士前来，接收这处耶稣会资产。可他们迟迟未到。农历新年前后，却来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轻的朝鲜人。
年轻人说自己叫李承薰，是随这一年的朝鲜冬至使团进京的。他的父亲李东郁是负责记录行程见闻的书状官，给他在使团里谋个闲职。但李承薰心里却另有目的：受好友李檗所托，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寻访在京天主教士，求学问道。他先去了当时更为知名的北京南堂，但那里因火灾正在重修。听说还有个北堂，他赶紧就过来了。顾拉茂接待了这位朝鲜青年，向他传授、解释了天主教义。使团逗留的几十天，成了李承薰的神学速成培训期。他在此领受了洗礼，今人大多把他称为朝鲜第一位天主教徒。
不过严格讲，李承薰很难说是“第一位”。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天主教就来到朝鲜半岛。那是在丰臣秀吉侵朝战争时期，吉利支丹大名小西行长率军长驱直入。小西手下将士多随他入教，为安抚军心，他调来两位耶稣会教士。虽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位教士曾向本地人传教，但很有可能，那些朝鲜战俘和被日军掳掠的平民，已经接触了天主教。战后，为数不少的朝鲜人被撤归的日军掳回，他们中一些人受洗成为最早的朝鲜教徒。在1622年“元和大殉教”中，有几位殉道者就是朝鲜人。幕府禁教后，朝鲜很难再从日本方面接触到天主教了，但从中国方面的渗透则不绝如缕。
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入侵朝鲜，迫使后者切断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转奉清为上国。朝鲜王储昭显世子以及弟弟凤林大君（后来的孝宗）被扣在沈阳为质。清军入关后，昭显世子在北京居留数月，其间与耶稣会士汤若望颇有交谊，对西洋科技和基督教表现出兴趣。他在给汤的信中表示，回国后要把获得的科学及教理书籍刊行于世。1645年，清送还世子回国，他不但带回了汤若望所赠的书籍礼品，还带回几名已经受洗的前明宦官和宫女等。可惜世子回国未几便暴毙，所带回的书籍等也没有对当时的朝鲜产生影响。
基督教教义是通过后来出使清朝的朝鲜使团，以“天学”的名义引入半岛的。朝鲜频繁遣使，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搜集中原情报和书籍。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带来的天文、地理、历算等知识，以及他们撰写或翻译的天主教文献（包括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当然不会被目光敏锐的燕行使团放过。再加上清朝重用西洋教士，在诸多领域引入欧洲方法，一时成为中原知识界显著的新动向。朝鲜的文人士大夫在接触到欧洲科技后，也对西洋传教士充满兴趣，一旦有机会赴北京，必要去一些传教士那里走访。一来二去，朝鲜士人逐渐认识到，所谓“天学”不仅是一种新的学术，背后更有一整套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
虽然和日本及中国的士人一样，朝鲜人也是由对科学知识的爱好而接触到天主教的，但和中日不同的是，朝鲜最早形成的天主教的团体，完全是自发组织，并没有欧洲传教士给他们布道讲解。他们的聚会有点像文人间的雅集，在讨论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讨论西学。
其中，李檗虽不是最早接触天学的，后来却成为天学团体的核心，李承薰、丁若铨、丁若镛、权日身等集聚其中。他们很多是在党争中受排挤、政治上相对边缘的人物。在思想意识上，倾向于少谈空洞抽象的理学哲理，而以对现实有益的学问来救治政治和社会问题。和主流士人不同，他们不再简单视清朝为胡虏，而主张要向清朝（以及西洋）学习。所以，“天学”在这批士人中受到欢迎，是和所谓“实学”意识在朝鲜的兴起相辅相成的。
直到1784年李承薰受李檗之托到北京，这批人中才有了第一个受洗的教徒。李承薰回国后，再给李檗施洗，就这样天主教圈子逐渐扩大。到了第二年，他们把聚会场所从李檗家挪到了另一位教友在明洞的家中，起名“明礼坊”。这里后来成为天主教首尔教区明洞圣堂所在地，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诞生地。
和东亚其他两个国家一样，朝鲜官方对于西洋知识并不排斥，但对于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十分警惕。朝鲜以儒家理学立国，在思想方面管控甚严。严酷的政治斗争，往往以理学斗争的面相展示，而任何质疑理学的言论，都被视为异端。 “天学”中本就包含和儒理格格不入的地方，天学团体士人的党派倾向又很明显，因此受到审查、被加以异端之名打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明礼坊很快被告发、捣毁。不久，李檗郁郁而亡。
此后，李承薰成为朝鲜天主教领导人物，他用自己不多的教理知识，搞起了本土教会，自行任命主教、神父，并举行教会仪典。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做法是违反教会规定的。1789年，他们委托全罗道出身的教友尹持忠到北京求助于主教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汤果然回复说他们只能施洗，不能举行仪式。又过了两年，尹持忠丧母，他和同为教徒的妻弟权尚然，坚持按天主教方式行丧礼，还烧毁了祖先牌位。这一举动的非儒意味过于明显，当然引起朝鲜当局坚决弹压。尹、权二人拒不弃教，被处死。
在此背景下，汤士选一时不敢贸然向朝鲜派出神父。直到1794年，他才指派巴黎外方教会的中国籍神父周文谟，装扮成朝鲜人，潜入半岛，秘密传教。周文谟的到来，改变了朝鲜没有教会体系的局面。同时他打破两班、中人、常民、贱民的区隔，广泛发展信徒，一时朝鲜教众人数迅速增长。朝鲜政府视“无父无君”的天主教为邪教，大力搜捕周文谟。1801年，已经逃至鸭绿江边的周文谟，听闻数百名教徒为他被捕，心中不忍，遂回汉阳自首。他和李承薰等被斩首，丁若镛等多人遭流放。此次教难，史称“辛酉邪狱”。
辛酉教难中发生的最戏剧性情节，大概要算“黄嗣永帛书”了。黄嗣永是位进士，1791年受洗。1801年，为了解救被捕的周文谟和大批朝鲜教徒，26岁的黄嗣永试图向北京的汤士选主教送去一份长篇帛书，不想被查获。这封密信长达1万3300多字，里面详细控诉了朝鲜历年的禁教事件，以及此次教难的党争背景。最要命的是，他竟然建议教皇派兵逼使朝鲜容教：
“本国兵力本来孱弱，为万国末。而今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上无长君，下无良臣，脱有不幸，土崩瓦解，可立而待也。得海舶数百，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之兵器，兼带能文解事之中士三四人，直抵海滨，致书国王曰：吾等即西洋传教舶也，非为子女玉帛而来，受命于敎宗，要救此一方生。贵国肯容一介传敎之士，则吾无多求，必不放一丸一矢，必不动一尘一草，永结和好，鼓舞而去；不纳天主之使，则当奉行主罚，死不旋踵。”
可想而知，当这封书信被查出，天主教的威胁，已经不是礼仪、意识形态层次那么简单了。它竟能让一位士人里通外国，篡逆谋叛，俨然是安全大患。朝鲜对天主教的政策，越发只能有坚决“斥邪”这一条了。
相对于中国和日本，早期近代的朝鲜，与欧洲接触的通道最为有限，看上去似乎也最为保守。但即使如此，从和基督教关系的角度看，朝鲜绝非一个纯然封闭的“隐士之国”。甚至正因为接触的手段有限，一些朝鲜士人对西学和天主教的态度，才更为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接受。朝鲜知识分子借助中国吸收了大量欧洲文化和思想，现代朝鲜身份意识的形成，除了来自明清鼎革的冲击外，来自西学的刺激更是一个重要诱因。
到了19世纪后期，朝鲜被迫斩断与中国的传统纽带，继而被日本吞并。此时，外来的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和新教）以一种抵抗性姿态，在独立运动和民族意识塑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反日独立人士，都深具基督教背景。基督教与韩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紧紧相扣，也在后来的民主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1784年北堂相遇200多年后，韩国不但成为东亚世界最为基督教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热衷传教的国家。
转自澎拜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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