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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天台佛教研究
发布时间: 2017/10/12日    【字体:
作者:黄夏年
关键词:  20世纪 天台佛教  
 
 
 
天台宗是我国隋唐期间出现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化特点,又以特有的教理和实践而盛行于世,它建立以后,形成了丰富的天台文化现象。历史上一直有教内教外、学者大德不断地研究阐释天台教理及其文化,融汇各家,惠泽后人。本文对20世纪中国大陆研究天台宗的情况做一综述,重点介绍20世纪下半个世纪的研究情况。
 
 
中国佛教进入本世纪以来,曾一度复兴。唯识学理论受到方内方外的众多人士注意,推崇唯识成为一度流行的思潮。在教界,僧侣多以禅净双修为务,教在禅宗,修在净土,蔚为中国当代佛教的主流。但是许多学者大德在宣讲、演释佛法时,都表现了融汇各宗的特点,研习宣讲天台宗的宗经《法华经》的大有人在,例如著名高僧太虚、虚云曾多次开讲《法华》宴席。僧人法忍、圣莲、妙见等人也以《法华》为终身所持。这一时期以天台宗为己任,形成教演天台、行传净土的僧人也有不少,最著名的是台宗传人敏羲、谛闲、倓虚几人,他们以天台祖庭为基地,遵四明大师遗教,扇三观四教之风,使天台宗的影响南覆上海、宁波,北达黑龙江、长春等地。其他台宗的重要弟子还有武冈正安、台南式海、乐清行祖、新昌兴慈、衡山智(山营)、永嘉静权、上虞宝静、温岭静安等人。他们都是矢志天台,追随智者的台宗法门龙象,与谛闲和倓虚等人一起为中兴天台付出毕生的精力。他们广开言教,宣说止观,精研义理,培养后学,著述不缀,先后撰了不少天台宗的佛教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宝静《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倓虚《天台传佛心印记释要》、《始终心要义记》;谛闲《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始终心要解略抄》等。在俗人里也有著名的居士倾心天台。江宁江味农曾在上海开讲《大乘止观》,并认为止观在般若中最为至要。台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大乘止观》是中国佛教撰述的瑰宝,要研习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必先通达《大乘止观》。还撰述了《大乘止观亲闻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嘉兴范古农依谛闲法师受戒,并随从听讲,通达天台教义,兴办报刊,宣传佛教。学者也有对天台佛教做研究之人。著名佛教学者、哲学家谢无量是为始作俑者。1916年他出版的现代中国较早的一部佛学理论著作—《佛学大纲》之第三章中,曾对天台教义做过扼要介绍。此书在5年内曾再版4次,有重要的影响。著名学者黄忏华在所著的《中国佛教史》、《佛教各宗大意》中专门列讲了天台宗的情况。另一著名佛教学者、居士蒋维乔也在其着的《中国佛教史》卷二中对天台宗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做了重点介绍。总之,到1950年以前,经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努力,对天台佛教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人们对天台佛教有了很多了解,出版了一些天台研究的专着,给后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也应指出,在整个中国佛教研究的层面上看,天台佛教研究是不够的,与当时较有影响的唯识学、禅宗和净土宗的研究相比,差之较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中国的佛教和佛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了会刊《现代佛学》,经常登载一些学术研究文章或译文。著名佛教学者吕澂就曾在上面发表过《天台宗》一文,作者介绍了天台宗的主要思想来源,台宗慧思、智顗诸祖的实相说及判教思想。这篇文章是50年代大陆佛学有关天台宗研究的一篇较重要的文章之一。60年代著名佛教学者、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出版了《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一书,此为我国学者系统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佛教的较早的专着。书中专列了《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一章,对天台宗创立的背景、天台教祖的生平与著作、天台教义的哲学内容及其特点等做了详尽的分析,勾勒了天台思想的发展脉络,厘清了一些线索。这些首创的研究,改变了以往研究佛教多有在教言教的倾向,从而使佛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1957年以后,我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偏差,“左”的影响干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佛教被当作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国的佛学研究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成果微乎其微,上述的吕澂、任继愈的成果既是凤毛麟角之作,也是仅有的几篇著述之一,可是它们的价值却很重要,代表了当时新中国的最高研究水平。
 
1976年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实行了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学术界也实行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佛学研究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支奇葩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受到人们的注视,近年来成为文史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至今仍然不衰。
 
这一时期天台佛教研究仍然是老一辈学者执牛耳。除了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再次修订再版外,吕澂出版了《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汤用丹的遗着《隋唐佛教史稿》也整理刊行。此外还有郭朋的《隋唐佛教》,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周叔迦的《周叔迦佛学论着集》,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和高振农的《中国佛教》等书,佛教界也出版了《中国佛教》(四卷本)。这些佛学著作都辟有专章,讲说天台佛教,虽然各家的观点不一,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但是它们的出版,繁荣了佛学研究,将天台佛教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年青学者也成长而出,撰写了不少有见地的天台佛教文论,陈兵的《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详论了天台止观法门。王雷泉发表了止观学说评价的重要文章。潘桂明研究了圆融哲学,又出版了《智顗评传》。王志远专攻宋代天台佛学,出版了《宋初天台佛学窥豹》一书。此书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天台佛教的专着,因此有开拓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学者曾其海撰写过介绍天台宗的专着数本,张风雷撰写了《智顗评传》一书。朱封鳌校勘了智者的著作。在教界里也有许多青年僧材从事天台佛教的研究。僧人了法、首愚、成敬等人撰写了这方面的文章。1988年以天台宗祖庭为基地的天台山地区成立了“天台文化研究会”,联络了全国的学者,旨在研究、宏扬天台文化。中国大陆有了第一个专门从事天台文化的民间学术团体,改变了过去学术界和教界的学者、僧人单一研究的方式,团结和调动了全国的研究力量,这是现代中国天台研究学术史的一件壮举,意义深远。天台文化研究会的周琦、林克智、丁锡贤、任林豪、朱封鳌、曾其海、金祖明、夏云城、连晓呜、郑荐平等学者们还积极撰写文章,研究介绍天台文化,曾在《东南文化?天台文化专号》(1990年增刊号、1994年增刊号、1998年增刊号)发表了上百篇论述天台佛教文化的文章,这也是我国学术界集中发表天台研究成果的又一主要论文集和代表作,有力地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天台地区的佛教界创办了《台州佛教》,宣传特色的天台佛教文化。台州师专也利用熟悉当地文化的优势,积极开展活动。天台国清寺佛学院和普陀山佛学院都以专研天台为教内特色。至今天台山地区的学者和僧人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天台佛教研究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学术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最近普陀山成立的佛教文化研究所,以研究天台为其特色,并出版了《正法研究》论文集,有相当篇幅是讨论天台佛教的文章。此外,还有一些散在各地的学者也对天台佛教做了研究。总之,从1985年以后,中国对天台佛教的研究日渐增多,据笔者所见,有关天台佛教的学术论文已达数百篇。此外在1993年和1997年在天台山地区分别召开了两次天台文化讨论会,1997年湖北当阳玉泉寺召开了一次讨论会,2000年河南光山县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这些会议对推动天台佛教的研究发展功不可没。
 
 
天台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它起于道教,盛于佛教,囊括三教,具体表现为“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及日本、朝鲜等国的文化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天台宗的法统说开华严、唯识、禅宗的法统之先河。其判教说对华严宗的“五教十宗”和禅宗的“教外别传”判教理论建立起过先导作用。华严宗的圆融无碍思想明显受到了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影响。中国盛行的菩萨戒和观音崇拜也与天台宗倡导有关。天台宗的“观”、“教”并重几乎成为以往中国佛教的一个共同理论。
 
天台山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之一。它所构建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各宗各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学者认为,天台宗是在隋唐时期南北佛教互相融和及补充的形势下出现的,“是南北朝佛学教风在隋唐统一后的新历史条件下融和的表现。”但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天台,而不在其他地方出现同样宗派,许多学者只是说因智者在此栖隐而得名。周琦、连晓鸣却从地理环境方面做了论证,认为“天台山历来为释道双修之名山,且地处东南海隅,远离政治中心,是理想的栖隐之地。”佛教属典型的东方内省型文化,需要一个与其“出世”哲学相适应的封闭型的自然地理环境,天台山正好具备了这一特点,故受到了智者大师的青睐。河南学者王照权、孙顺霖、韩成之、袁宗文等运用实地考证与史志记载相结合的方式,对光山县的大苏山慧思道场作了研究,指出从北齐天宝五年(554)慧思结庵志州大苏山14年之久,现在仍有摩崖石刻留存,智者曾在此随慧思受法多年,再结合道岸建寺植唐柏,宋乾兴御赐题额“敕赐梵天寺”,苏轼所作诗并序及后人题咏,可以说明大苏山也是天台宗的发祥地之一。此外,湖北当阳玉泉寺智者大师曾在此创作了“天台三大部”中的两部,也是天台宗的祖庭,所以天台宗的创立涉及了南北两方,参加光山会议的学者认为,实事求是地说,天台宗的建立过程是:发祥于大苏山,经过当阳和南岳的演进,终于天台山。这个观点较之过去的传统说法更加完善,是近年来关涉天台宗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近年来学术界对天台宗人物的研究比较多的是三祖慧思、四祖智顗、五祖灌顶、九祖湛然以及知礼等人。由于这些人物是台宗史上承先启后和继往开来者,故对他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佛教思想的理论以及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对天台谱系中所说的二祖慧文、三祖慧思在天台创立史上所起的作用,大多学者认为“天台宗学说的渊源,可上溯至南岳慧思和北齐慧文”。也有人认为从宗派上讲,“事实上,慧文同天台宗也没有什么关系。慧思同天台宗的关系也并不多,更说不上深。”天台宗人将他们尊为祖师,是出于九祖门人梁肃之手而确定下来,或是宋僧志磐的“加工”而成。杨曾文、张风雷、吕有祥等人研究了慧思的学说,指出慧思提出的观心、法华安乐和“性具善恶”的心性论,其《法华》圆融宗旨和《法华》行法将如来藏观与般若空观相结合,禅定为本与定慧双开的禅风均被智者接受,因此慧思对天台宗的建立功不可没,修正了前人的结论。陈兵说:“慧思以止观总摄全体佛学,从大乘如来藏说出发,以‘自性清净心’为禅观之本,用大乘哲学观阐释四念处,四乘八定、四无量心、五神通等小乘禅法,尤重直观心性。”三类止观的划分,是对整个印度禅学的总结,发展的体系,表现出中国禅僧高度的根据能力,慧思的禅学思想体系经智顗进一步整理发挥,蔚成一宗之学。
 
潘桂明着重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五帝两次灭佛事件所笼罩下的“末法”视角,考察了慧文、慧思之禅风在地域上向南方逐步转移的社会文化原因,认为智顗建立天台宗,有强烈的末法背景。慧思一再南迁,既是对北方战乱局面和僧团迫害的消极逃避,也是对北朝现实政治和佛教形态的无声抗议。他们不仅继承了北方佛教重视禅定实践的风格,而且注意吸收南方佛学的传统,提倡对佛教哲学的思索。通过合法途径,接受现实政治的庇护,为佛教争得一席之地。重在教团的自身建设和修证实践,清除佛教界内部的腐败现象。智顗“天台隐居,完成了对数百年中国佛教的反省,提出了如何克服佛教危机、摆脱末法影响的具体方案。这一方案的原则便是:统一南北佛学、加强止观实践。”评论者王雷泉说,“由于作者对禅宗下力甚勤,通过对达摩系禅法与慧文系禅法的比较,对天台宗学说源流的分析,就使人有入木三分之感。”
 
学者们根据天台宗的历史发展情况,大致划分出,隋代为天台宗的创立和发展时期,智者及弟子灌顶受到隋文帝等人的礼遇,四方道俗之隆礼而盛行于世;中唐为天台中兴时期,湛然弘道于东南,止观之学再盛;北宋初为再次中兴时期,知礼着书,广开法席,山家山外纷争,芬芳吐异,不久即衰;元至明是第三次中兴时期,性澄湛堂请命大都,诏复旧制。无尽传灯辟幽溪讲堂,重立天台祖庭;清末民初是第四次中兴时期,苍溪敏羲修复祖塔,刊刻典籍。倓虚、谛闲创设僧学,弘法南北。周叔迦则把慧文至灌顶四祖时期称为创建时代;智威至玄朗三世为守成时代;湛然至广修三人为光大时代;物外到清竦为沉潜时代;义寂至智圆为中兴时代;元明清三代为零落时代。不同的分期法实际上反映了对天台宗的界定,即以哪种标准来判定天台宗的含义,按周叔迦说法,止观之道是天台宗的标志。周齐说天台宗在精神境界上的追求转向,应该说更符合传统的价值取向,也是适应于时代环境和发展主流趋势的,天台宗的创宗成功,既是整体趋势的发展结果,同时天台宗在佛教理论上的自觉和建树,又是对这种趋势的深化。天台宗的创宗成功和意义就在于体现和发挥了宗教文化的功能,通过对等内学方面的时代课题的解决,辅助了社会价值系统的整合。
 
转自中国佛教网
http://www.ebaifo.com/fojiao-565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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