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养人,简单地说是将私有财产奉献给别人或社会团体的人,奉献的私有财产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追溯它的历史,可以说与人类同时产生。
佛教供养人,无疑佛教产生的第一天就出现。佛教界通常所讲供养人,是指供养“佛法僧”三宝的人。若狭义依释迦牟尼修道成佛作为佛来说,释迦牟尼是一位崇法、寻法、悟法的人,未涅槃之前,虽然受供养人供养,但是实际上他本人也是一位供养人。僧人是他的追寻者,既受人供养,又是供养人。如此之说,凡供养法的一切人都是佛教供养人。笔者于此所说供养人既非供养“佛法僧”三宝的人,又非包括佛(释迦牟尼)在内的以供养“法”为主的人,而是指供养“佛法”的一切人,即僧俗范围内的佛教供养人,本文就此僧俗供养人与佛教石窟的关系试谈点浅见。
佛教供养人,自佛教石窟出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就与石窟发生了关系,他们就成为佛教石窟的供养人。
最早的佛教石窟始创于佛教发源地印度。印度最古老的佛教石窟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时代的巴拉巴尔山石窟群。有学者认为此石窟群不一定是佛教石窟。可认定的最早佛教石窟是开凿于约公元2世纪初年、位于印度西海岸蒲那城附近的巴雅石窟。其次为开凿于公元175年左右的贝德萨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1世纪初年的卡尔拉石窟,位于奥兰加巴德城西北约开凿于公元前1、2世纪至1世纪的阿旃陀石窟,约建于1世纪的纳西克石窟,等等。玄奘法师西去印度求法时曾到过阿旃陀石窟。凡石窟的建造,皆供养人所为。
据《大唐西域记》载,著名的阿旃石窟是得道高僧阿折罗阿罗汉发起的,第26窟前庭正壁现存建窟铭文,施主为一位权臣。卡尔拉石窟正壁门道两侧各有一对高浮雕的施主夫妇像,不过妇女像与摩菟罗地区布特萨尔出土的夜叉女像相似。正壁正门两侧也有浮雕施主夫妇像,左下方的一对施主为贵族像。该窟正厅门道上方还有施主题记,施主与纳西克第10窟的施主题记相同,可能是同一人。较晚的约沙多婆诃那朝的国王雅那斯里、萨塔卡尔尼王在位时期(174—203年)建造的坎黑里石窟第3窟前廊正壁下的中门道口两侧也浮雕着供养人像。
阿富汗巴米羊石窟东大佛窟西侧壁帝王礼佛图中,在礼佛人之下另加了一个外国人像。西大佛窟东侧壁外端窗口也画一身长跪的仆人,身着翻领长大衣,脚登长靴,腰挂短刀,形象为胡人。关于壁画的年代,中外学者众说纷纭,保守的认为是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的作品。这两身画像应该是供养人画像。
中国境内的石窟现存最早的为新疆石窟群,开凿约始于公元3世纪,盛行于5—8世纪,最晚到16世纪。新疆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石窟中绘有大量的供养人像。初期的供养人画像,大多绘在窟壁的最下端,人物形象小,多为跪式,4世纪中叶至5世纪末的部分中心柱窟主室前壁两侧下部绘供养人像,呈立式,形象也较大些。5世纪末供养人的服饰趋于华丽,如第171窟主室入口两侧各绘三身供养人像,其中有身着宽大裙子的,裙上繁缛的花纹格外醒目。6—7世纪供养人的衣着明显华丽,衣饰中频频出现联珠纹。
新疆地区其它石窟,无例外地都绘有大量的供养人像。如约始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吐浴沟石窟,第44窟后室门右侧天王像旁绘三身供养人,头戴进贤冠,身着大领长袍,柏孜克里克石窟,有的专家推断始建于南北朝末期麦氏高昌时代(499—640年),晚12、13世纪。第27窟壁画中男女供养人像,身着长袍,头不戴冠,身后一条长绢及地,这与唐玄奘西行时所见突厥叶护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相似。石窟壁画中还有“法惠都统之像”、“进惠都统之像”、“智通都统之像”等供养比丘像,遗憾的是早被法国勒柯克劫走。
雅尔湖石窟第4窟窟门东侧内壁绘两身回鹘女供养人像,其一身着红色通裙大襦,身后垂一条长长的红绢带,窟门两侧内壁绘一身回鹘男供养人,身着长袍,还有供养比丘六身。一般认为这些供养人像约为公元11世纪所绘。
印度、阿富汗、中国新疆地区诸石窟中的供养人,不论他们是可汗、权臣、平民、仆人,或是印度人,或是中国境内的回鹘人、突厥人、汉人,在佛门他们的智悟不如佛、菩萨、弟子,他们的奉献与虔诚比不上佛在世时的正法时代的供养人(经变画中),故而他们在石窟造像中处于窟门侧内壁,或窟壁的最下部,形象也较小。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由跪式转为立式,体形较大些,衣饰渐趋华丽,有供养人地位提高的迹象。但是,他们与佛、菩萨身边的供养人形象、服饰相比,还是简单得多。这种情况在陕甘宁地区石窟中就不尽相同了。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大都有供养人像,现存供养人像总数有万余身,题记也有万余条。仅第428窟现存供养人像就有1200多身。还有比丘、比丘尼供养人像。敦煌石窟最早出现汉装供养人画像的是第268窟,出现胡服供养人画像的是第275窟。
敦煌北朝时期的供养人画像与印度、新疆地区诸石窟的供养人像,造型较为相同,形象很小,并画于主题画下方或龛下方。极为遗憾的是,印度石窟、新疆石窟的供养人题名今日已不多见。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侧一般都有长方形色彩题榜,题写着供养人姓名,如保存最完好的西魏第285窟,现存供养人画像124身,题记50条,记载了佛门六种信众的供养人造像,有“比丘巩言化供养时”,“比丘尼道容供养之像”、“信士男(男居士)胡仁供养”、“信女(女居士)阿丑供养”、“清信士(未受三皈五戒的男子)阴安归所供养时。”、“清信女(未受三皈五戒的女子)史崇姬所供养时”。这都是佛门出家和非出家四众教徒和俗家二众信徒。
敦煌石窟隋唐时期的供养人像,形象、位置、规模、衣着华丽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此时的供养人画像,由高不盈尺的小像变为等同人身的大像,从不显眼的龛下、主题画下的位置而至甬道两侧壁面上,并为独立的画面。题记也由单一的变为全家组合的,题记的内容较以前丰富得多。最具代表性的供养人大像如第130窟甬道北壁乐庭王及其三子供养像,乐庭王头戴软脚幞头,身着青色蓝袍,腰束带、搢笏、乌靴。三子皆头戴幞头,身着长袍,脚登靴。南壁是乐庭王夫人及二女供养像。夫人头饰抛家髻,身着大袖衫,肩披帛,腰束石榴裙,脚登高履,袖手持巾。二女也身着衫裙帔帛,这些立像等同人身,甚至高超人身。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和他的妻子宋国夫人出行图,位在经变画的下方,绘成高1米、长6米多、百余人的供养人大场面。敦煌唐代供养人像,虽然多处于龛下、壁下方的位置,但是形象已不再矮小,服饰也大为华丽。
敦煌供养人大像,唐及其后五代宋久兴不衰。五代第98窟绘供养人170多身,墨书题记168条,东壁绘面对佛陀的超身巨像于阗国王李圣天,回鹘人像,头戴平天冠,身着方心曲领大袖袍,腰束蔽膝,长裙,冠饰物。国王身后绘皇后曹氏,头戴凤冠,项饰瑟瑟珠,身着大袖棉裙,披画帔。这些供养人都作供养状。与于阗国王相对的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公主像,头载凤钗冠,项饰瑟瑟珠,身着窄袖翻领红袍,脚穿绣花靴。
场面宏大、供养人众多的出行图,还有张淮深夫妇出行图、榆林窟慕容归盈夫妇出行图等。榆林窟第32窟还有四身画匠自画的供养人像。其中一身头戴灰红色平翅幞头,身穿花袖紫色袍,腰束红带。第四身题名“画匠弟子李圆心一心供养”。
敦煌石窟供养人所绘位置的变化与形象由小而大,即提高供养人地位的现象,麦积山石窟亦存在。麦积山北朝洞窟的泥塑绘画作品中的供养人像,大小基本与新疆、敦煌石窟同时期的供养人像相似,不过位置有所不同,除坛基下、龛下者外,又有石窟三壁主佛背光外壁的。第93窟三面壁下方皆塑数列供养比丘及供养僧人。第142窟正壁左右三壁下部也塑供养人数身。第76窟三壁下方与左右壁内侧下方塑供养人,其中有头挽花式高髻、身穿绿色或黑色棉袄、下着乳黄色或绿色短裙、土黄色的披巾帛长带交结于胸前的。第78窟西壁佛坛下画几列氐(羌)族供养人,以巾帻包头,身着交领窄袖大衣,腰束带,下身着宽腿扎口长裤,足登尖头靴。题名有:“仇池镇经生王□□供养十方诸佛时”等。第161窟两侧壁内侧绘比丘、比丘尼、女供养人数身。女供养人头束高髻,身着交领宽袖长袍,腰束带。此窟供养人在左右壁上半壁近正壁处。北朝时期麦积山石窟供养人的位置不完全在龛下壁下主题画下。初唐第5窟壁画中供养人像列,虽居经变主题画下方,但位置却在西列侧龛顶上方。宋塑第165窟供养人已威严地站在正壁主佛两侧,塑像高达211米,是在昔日菩萨弟子所处的位置。第50窟是供养人(高僧)像为主题的洞窟。
华北中原地区古都洛阳龙门古阳洞、宾阳洞、药方洞、皇甫洞等窟内大型造像龛,龛下基和龛左右侧壁下方,几乎都雕有供养人像,有的成行成列。男供养人大都束发戴冠。女供养人束发髻,穿交领宽袖束腰长袍。多不象古阳洞丘穆亮夫人尉迟龛右侧的供养人像,有头扎巾者,身着窄袖长袄,下穿宽松裤,脚登云头靴。大型龛的功德主,不是皇帝、皇后,就是皇亲国戚,或大臣。龛下雕刻着象征他们礼佛的场面,以示虔诚供养。古阳洞安定王元造释迦像,龛台下两侧雕刻着数身供养人。比丘法生为北海王母子在造像龛下刻供养人行列。皇甫洞北壁龛下亦刻供养人行列。最显赫的是宾阳洞门内侧两壁下方浮雕大型供养人(现藏美国波士顿和纽约艺术博物馆)。左为孝文帝及群臣礼佛图,右为文昭太后及妃嫔礼佛图。供养人位置虽不在佛菩萨的位置,但在这里看不出他们在佛门身份的低下。云冈石窟也有不少供养人造像,早期的大多身着夹领小袖的胡服,没有形象高大者,也没有位居佛菩萨弟子位置的。
南方地区四川大足北山佛湾第149窟(1128年)雕刻的供养人,头戴两翅官帽,身着交领长袍。第136经藏洞正右壁角侍立童子旁刻有两对供养人夫妇,形象较小,位置也不显眼。第5龛(唐末五代)造像,正中为毗沙门天王像,左侧散脂大将外侧有一身男供养官吏,头戴小冠,插大枚冲天羽毛,身着左衽交领长袍,腰上束带,缙绅下垂。天王像身前左右雕造数身男女供养像。女供养人头发作门式,花饰。男供养人头戴盔,身着甲。此龛造像除天王及二护法大将外都是世俗人形象,可能是开窟造像的全家人,在此供养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了。
综观印度、阿富汗和中国新疆地区、陕甘宁地区、华北中原以及南方地区的主要佛教石窟中的供养人造像、题记等初略地谈几点看法。
佛教供养人与佛教的创立是同时产生的,佛教石窟供养人随石窟创建而产生,石窟供养人造像的最早发源地同佛教发源地一样也始于印度。佛教最早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我国最早的石窟开凿也始于新疆地区,我国佛教石窟供养人像也最早产生于新疆地区。
从中外佛教石窟现存供养人像情况看,印度、阿富汗、新疆地区的供养人像,大多绘在窟壁的最下部,人物形象多为跪式。有人认为这些供养人在石窟造像中地位低微。若说佛教石窟造像的地位,不外乎依据佛教教理所讲的等级人物(以悟道智能来说)佛、菩萨、罗汉、弟子、供养人等。早期佛教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且不说,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是比较正统而原始的。供养人(四众教徒及善男信女)对佛教了解是不够深入的,对自己应在佛教人物中的地位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此时佛教石窟中的供养人造像就自然地处在佛菩萨等位置之下,或位于他们之后。这种现象在陕甘宁、华北中原等地佛教石窟早期造像中也有所反映。后期佛教石窟造像就不尽相同了,形象增大,与弟子菩萨甚至佛位置同等,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供养人造像尤为明显。此可以说此时此地的供养人在佛教石窟造像中的地位提高了。
关于佛教石窟造像中供养人地位提高的原因,今有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笔者在此也谈点看法。
早期佛教石窟中的供养人造像,形象较小,处在壁面龛坛下,不应该说是供养人的地位低微。从佛教教义有关佛菩萨等的论述看,供养人的这种位置,应该说是较合适的,无论如何,供养人是不能超越于佛、菩萨、罗汉、弟子的,这并没有什么地位低微之意。后来佛教石窟供养人造像形象增大,位于醒目的壁面,也不是什么供养人造像的地位提高,而是供养人造像的内含意义与早期的不完全相同了。
供养人,即佛教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及善男(清信男)信女(清信女),比丘、比丘尼是佛门“佛法僧”三宝之一,是代表佛陀弘法的弟子,如佛在世,亦与正法时菩萨弟子弘法一样,石窟后期造像中将现世僧人视作正法时菩萨弟子而崇拜。因此,佛教石窟供养人造像中出现高僧大德的高大形象,并雕绘在石窟中主要位置,敦煌高僧窟有高僧的在俗家族后人对祖先的敬仰之意。
在石窟造像中,居士与善男信女们(即供养人)的形象由小变大,由不起眼处到了佛菩萨弟子的位置,主要原因可能是佛教在我国逐渐被人们深入理解,尤其是“众生皆有佛性”、“自心是佛”、“心佛众生之无差别”、“行菩萨道即是菩萨”等大乘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加上供养人中统治阶层的不愿屈尊和众生的虚荣等世俗心理,如北朝著名僧人法果礼天子时说他是“我非礼天子,乃礼佛也”,视天子与佛等同。另有一些俗家弟子认为佛在世时维摩诘大居士的法学道力居诸菩萨弟子之上,他们就以维摩诘自居。当时就有这种思潮。当时西北边陲,多国争雄,战争不断,人们不仅求出世法而得来生安乐,而且也需要现世的安乐。他们求佛菩萨保佑兴国安邦,消灾免难,但得不到及时应验,转而乞求现世活菩萨拯救他们。敦煌石窟张议潮出行图中的张议潮就是典型的现世活菩萨。
佛教石窟供养人地位的变化与密宗流布也有很大的关系,唐密宗大师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开始活动主要在长安,基础道场是大兴善寺。不空又曾受河西节度使邀请到河西传教。初唐的第321窟和第334窟的密宗十一面观音就是开元以前密宗造像的代表作。除此之外,还有龙门东山刘天洞和广元千佛崖莲花洞的毗卢遮那佛。不空弟子慧果与四川石窟还有直接的关系。临近长安的天水麦积山石窟第191窟(宋)就是以密宗金刚曼陀罗的内容和形式造像的。藏传佛教密宗认为进藏嫁给松赞干布的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皆是供养人)是度母神的化身,尊她们为白度母和绿度母,亦是观音之化身,并有造像。这种思想在密宗传弘范围内的诸石窟供养人造像中很有影响。这也是唐朝前后大乘佛教思想的体现,为供养人造像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
佛教石窟供养人造像,在早期是正统的,并名副其实地表现出供养佛菩萨的虔诚神情和心态。北朝龙门等石窟虽然出现形象较大的供养人行列,但是供养人的表情神态和位置还是表现着崇拜佛菩萨的虔诚。若说供养人已具自尊自傲的心态,也只是借佛菩萨之身而内含。如云冈昙日翟为五帝造像,佛身就是以供养人(五帝)身为蓝本。唐代却并非如此,敦煌壁画出行图中的供养人不但超越了应有位置,造型增大,而且对佛和菩萨的神态表情已不那样十分虔诚和敬仰,明显地流露出自尊和高傲。
宋代佛教石窟供养人造像,如麦积山第165窟的一对贵妇人似的供养人,形象高大,位置显著,面部表情显露出刁蛮高傲、目中无人的心态,站在佛旁没有丝毫对佛的虔诚恭敬崇拜之心。如此的供养人已不是昔日供养人的意义了。麦积山明代卧佛洞(第1窟)卧佛脚前塑一身戴官帽、着官袍的供养官员,形象与身后十大弟子等大,已步入弟子行列,表情神态远欠虔诚。早期供养人纯属供养型的供养人,渐而有代表佛菩萨弘法的现世弟子型的供养人,再而有迎合世俗各种心态的供养人。
佛教石窟供养人都是俗人的形象,多数是各石窟所在地人们的生活着装等的真实反映,是研究中国服饰的宝贵史料。
石窟供养人题记反映出君臣、平民各阶层人的供养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到佛教当时对社会各阶层人的影响程度,供养人发愿文更能看出不同阶层的人们信佛崇佛的心态。
总之,佛教石窟供养人是佛教石窟艺术宝库的真正缔造者,石窟中的供养人造像既是“系统的艺术”,又是“形象的历史”。
转自中国佛教学术论文库
http://lib.zgfxy.cn/article_detail.aspx?id=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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