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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宗教——机会与挑战 多元与对话
发布时间: 2018/1/12日    【字体:
作者:高师宁
关键词:  城市化 宗教 多元  
 
 
       一、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所谓城市,即相当多的、自己不生产所需粮食的人们的长期集中地。所谓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的增加。
 
  尽管城市的出现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且,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时候所谓的城市,不过是一些人口略为密集的小社区。然而,近代以来,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以一种全新的高速度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基本上已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据2000年的统计,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为47.0%,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全面提速的。1996年到2003年,全国城市化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44%,2003年到2004年为1.3%。具体来说,在2000年时,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是36.32%,全国标准化城市有659个。 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5.7%,按照每年0.8个百分点的增速,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0%。 而根据建设部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8.5。 正因为如此,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原克林顿总统经济学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1943--)教授说:“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是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重要事件。” 
 
  城市化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原有城市变成城市群,或者说成为更大的城市、周际城市、卫星城市等等。此外,人口流动加速,人口剧增,大城市生活更加多元,更加丰富。
 
  城市化的直接结果之二,是新兴城市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出现。由于城市的扩展,在过去纯属农村的地方,或者变成了城镇,或者成为农村与城市的汇聚会地;而过去曾经是“乡下人”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城里人”。
 
  城市化结果直接之三,是对于城市周边甚至离城市稍远但交通还便利的农村的巨大冲击。首先,城市化过程大大地加速了那些地区的农民的分化,这种分化包括职业的分化——许多人虽然住在农村,但不再从事传统农业,而成为各种专业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有些人甚至成为乡、镇企业的雇员或企业主;生活范围的分化——许多农民不再眷念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离乡背井去城市闯天下,逐渐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服务主力军;农业结构的分化——即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徒,也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处境之中,从过去以种粮食为主,生活上自给自足到从事多种经营,主要为市场服务。其次,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扩展了其眼界。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冲击。此外,城乡联系更多、更广,人口的流动加速,外来人口增加,生活的色彩也相应增加,人的观念意识发生了改变。
 
  二、机会与挑战
 
  从世界几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与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的城市曾经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在现代社会,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便利,不仅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宗教对城市提供其特有贡献奠定了基础。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曾经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社区与社会──来表述人类社会的两种群体。滕尼斯认为,在社区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密切、和睦的,其主要形式有:亲属、邻里、友谊;社区生活类型的现实形式便是家庭、乡村及借助和睦感情、伦理习惯与宗教信仰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它们分别基于血缘纽带、感情和团结精神。因此在社区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以原始自然感情的一致或本能的伦理良知为准则。而在社会中,人的关系却是分离的,因为人们在感情上是疏远有间隔的,其关系是建立在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之上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基于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自由行动;社会生活类型的现实形式是股份公司、大都市、民族国家及整个工业社会,其所依据的原则是人们相互约定的常规、政策与公众舆论。 今天我们的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这类大都市,滕尼斯论述的“社会”的各种特征都非常突出。而且,城市扩大、人口增加无疑大大地强化了这些特征,对于宗教组织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让我们列举几个机会。机会之一:流动人口增加,尤其是进城打工人口的增长。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亿多农村青壮年迁移到城市。 就城市中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来到城市,割断了过去的一切社会关系甚至传统,尽管城市人海茫茫,但他们却倍感孤独,尤如被抛在荒岛之上。为了生存,他们从事的工作危险、艰辛、沉重、报酬少、无保障等等,几乎是城市居民不愿承担的。他们中有的人没有单位,甚至没有身份,无疑处于城市的边缘,生活在最底层,默默地承受着各种不公和歧视。此外,在面对生存困境的同时,农民工还面对着巨大的诱惑。城市的繁华和物质的丰富,城里人喝咖啡、唱歌跳舞的悠闲,城市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开放与自由……所有这一切,不仅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刺激和诱惑。面对这些花花绿绿的生活,他们自然会从不平产生不满,从强烈的自卑中产生各种欲望,极少数人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更多的人则是在这种诱惑中苦苦挣扎。城市与农村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必然使他们受到极大的冲击,必然引起许多问题。谁来关注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谁愿意给予这些处于边缘人群有效而持久的帮助?谁能够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精神家园?毫无疑问,最有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是宗教团体。
 
  机会之二:尽管城市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城市生活质量不断在提高,但是,对于大都市中绝大多数物质生活已经不成问题的民众来说,社会巨变带来的精神问题、心理问题、情感问题更多、更复杂、更特别。为了寄托自己精神追求,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途径,宗教越来越可能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机会之三:城市的生活越来越便利,然而,城市中人与人的交往却更倾向于需要。换言之,城市里的任何人都仅可能认识同一城市中的极少数人,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而常常是建立在不同角色之间的需要之上。因此,尽管城市中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感到孤独的人却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那种人情味在逐步淡化,而城市的规模、人口、生活节奏的快速等,更是加速了这种人情味的淡化。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所言,如果现代城市的居民们要严肃地对待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对每一种新的情况都表示兴奋或惊讶的话,那么社会生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爱心的宗教团体就可以充分地去发挥其克服人与人疏离的功能。
 
  机会之四: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面对的新问题不断增加,更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面对各种挑战。因此,宗教团体的社会活动空间也大大地扩展,而且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越来越多样化。除传统的济贫救灾活动之外,宗教团体可以更多地关注并参与例如环境保护、对爱滋病人的救助等社会公益事业,组织学术会议、参与学术研究,发行出版各种书刊,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机会之五: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往往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即将到来的世博会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对外展示中国古老的文化和传统,并向其他文化和传统学习,也是宗教团体的义务和责任。
 
  至于挑战,事实上,每一个宗教团体都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城市化、市场化与工业化。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城市化进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更具有社会性、整合性、综合性、复合性和多元性,或者说,城市化进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涵括了更多的社会发展内容。 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其社会转型自身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仅就这个过程中的城市化而言,其关键是农民的市民化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并非只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它还包括对进入城市后的农村人的整个人格的尊重,让他们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子女能够有书可读有校可上,老人及家属能够有房可居,可以享受一切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各种适合他们的技能培训等等。一言以蔽之,城市化不是只需要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并没有做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只有城市和农村这种二元结构,而且,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又使这种二元处于几乎完全割裂的状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割裂之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化带来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例如,进入城市的大量人口在带来巨大社会变迁的同时,不仅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由于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春运”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现象),而且对一些传统的制度(例如户籍制、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等)提出了挑战。
 
  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宗教也必然要经受这种由变化带来的挑战。例如,如何使宗教中的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协调起来,并且在现代社会有所发扬光大?当城市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时,宗教如何有效地抵抗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当现代化带给城市生活更多的色彩时,宗教如何面对日益加深的世俗化现象?当社会风气下滑,社会不公出现时,宗教如何体现其公正的、充满爱心的形象?当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增多,各种宗教信徒增加时,各宗教团体如何解决传统认同、宗派认同、甚至地域认同的问题?当信众的文化文化程度提高,知识面扩大之时,各宗教团体如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随着城市发展交往也增加的宗教团体,如何处理与政府部门、学术部门等各方面的关系?等等。
 
     一言以蔽之,中国宗教遇到的种种问题,尽管有些是历史的遗留,更多的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解决这些与时俱进的问题,需要各宗教团体勇于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对中国宗教而言,机会与挑战是同时存在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可望提高声誉,宣传自身,赢得信众,真正发挥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可望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转自中国佛教学术论文库
http://lib.zgfxy.cn/article_detail.aspx?id=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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