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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池田大作的政教分离理论及实践
发布时间: 2018/3/23日    【字体:
作者:崔学森 杨兆余
关键词:  池田大作 政教分离 创价学会v公明党  
 
 
摘要池田大作结合西方政教分离理论及日本宪法关于政教分离原则的规定,明确阐述政治与宗教的区别和联系,指明日本社会对政教分离理论的误解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在实践中指导日本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完成政教分离工作。其政教分离理论及实践经验对于重新认识宗教、政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教分离作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一项原则,是指国家力量和宗教力量应该互相分离,国家力量不援助、不压迫各宗教团体。它源于欧洲摆脱宗教控制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现已成为欧美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观点,也成为当今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教原则。政教分离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是欧美国家世俗化的产物。但是,并非所有的现代国家都采取政教分离原则,如梵蒂冈和伊朗依旧采用政教合一的体制。
 
政教合一是指把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某种宗教被指定为国教,受到国家政权的庇护和扶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确立了现代民主体制,实行政教分离原则。但是,针对战后日本新兴的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日本社会出现了对政教分离理论的误解,出现过对政教合一的批判。池田大作的政教分离理论与实践,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1945 年以后,以日莲佛法为信仰基础的现代大乘佛教组织———日本创价学会在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和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的领导下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现代日本最大的宗教团体。从1955 年起,创价学会开始派人参与区级、县级和市级的选举,并取得不菲的业绩。1961 年11 月,创价学会支持的政党———公明政治联盟组建,它是现在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前身。作为宗教团体的创价学会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创价学会与公明党曾经有过组织上和干部上重叠的时期,公明党党纲也曾经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出现过“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的词汇。作为宗教团体参与政治,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一度遭到世人、其他宗教团体和政党的质疑。
 
有人认为创价学会参与政治就意味着政教合一,违反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池田大作试图使创价学会国教化。池田大作也因被怀疑干预政治选举而被捕。为了避免社会的误解并使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取得更好的发展,池田大作精辟地分析了创价学会招致误解的原因,结合西方政教分离的历史过程和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从一个宗教领袖的视角,论述了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教分离的原则。
 
 
探讨政教分离原则,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池田大作作为宗教思想家和宗教领袖,富有创见地论述了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
系。
 
池田大作认为,宗教与政治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从政治与宗教的社会功能来看,显然,二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即“政治有政治的领域,宗教有宗教的平台———这乃是一条铁的法则”。[1]宗教主要调整个人的精神生活,而政治则调整人的公共行为。池田大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自民党议员松村谦三想将池田大作介绍给中国政府,以通过池田大作领导的组织完成中日交涉,而池田大作将松村谦三的意思转达给了公明党。因为“他认为,推进恢复邦交,基本上是政治问题。站在前台的若不是政治家,就不能有效地推波助澜”。[2]最终,通过公明党与中国政府的交涉,中日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显然,池田大作意识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政治交涉,应该通过政党在政治领域完成,而没有大包大揽,混淆政治与宗教的区别。
 
但是,与宗教和政治的区别相比,池田大作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上。这是其作为宗教思想家和宗教领袖使然,也是其洞察宗教本质和政治本质的结果。他认为,宗教和政治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调整的范围也不尽相同,但是,从本质上讲,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池田认为,政教分离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分离。古希腊,政治与宗教几乎浑然一体,政治与宗教高度结合,城邦祭祀共同的神灵。中世纪,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为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即为宗教和政治划出了一定的界限,将人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区别开来。结果导致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整个中世纪的历史。一方面,宗教界强调“神学政治化”,表现为对政治的干涉;另一方面,政治家也试图把“政治神学化”,寻求保证其权威合理化的超自然力量。宗教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对抗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动荡和人口的急剧减少。宗教和政治均背离了救赎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宗旨,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最终,经过欧洲30年战争后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主权国家拥有处理主权范围内的宗教事务的权力,政治与宗教开始分离。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国家对某一宗教的庇护,但其他宗教团体只要不扰乱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允许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与宗教的分离越来越彻底,国家不再被允许庇护某一宗教,宗教也不再被允许干涉政治。二者不同的社会功能领域逐渐清晰化。
 
池田大作强调了政教分离的作用。政教分离使主权国家有权处理管辖范围内的宗教事务,这能够有效地平息宗教或教派之间的纷争,维护社会的稳定。宗教不再干涉政治,而专司人的精神
事务。
 
在宗教和政治分离的漫长过程中,尽管宗教纷争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但是,宗教通过对精神力量的动员,使社会力量得以整合,对政治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精神并未因政教分离而丧失。尤其在“民众的声音代替了神的声音,并且日益成为使现代国家元首制合理化的源泉”[3]的今天,这种监督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池田大作认为,失去宗教的政治“正如没有罗盘的航船,船上乘客不知将被带往何处”。[4]
 
最后,池田大作论述了宗教和政治的本质和目的。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通过让人意识到“死”,之后对“生”有明确的自觉,来调节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生的幸福。所以,宗教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幸福。“宗教是为了人的宗教,而不是人为了宗教而存在”。[5]并且池田大作将人作为最高的目的,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团体或国家将人作为手段。人只能而且永远是目的本身。因此,他反对一切打着宗教名义的恐怖主义,对将人当作手段的宗教予以批判。宗教作为一种方式或手段,目的是使个人达到幸福,使人类走向和平。在池田大作看来,政治虽然是以追求最高的权力为目标,但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不应该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政治是技术,是为谋求民众的幸福而进行的实践活动”。[6]即政治作为一种技术,目的是追求民众的福祉、社会的安定繁荣以及世界的和平。因此,其本质目的应是为了人本身,人在政治行动中也不应该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或手段。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宗教与政治的本质目的是相同的。二者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和世界和平而存在的手段或方式。中世纪的政教纷争所导致的社会动乱,正是双方迷失本质目的的表现。
 
池田认为,宗教和政治的本质目的既然相同,那么,政教分离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分离,而不是本质上的分离。现代的政教分离原则,只是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而不是不允许宗教团体或信徒参与政治。相反,为了更好地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对政治的监督功能,宗教团体不应该脱离政治。对于宗教而言,“不参与政治,不注重现实社会,……,从而流为一种遁世的、消极的、形骸化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是软弱的、毫无生命力的”。[7]同时,对于政治社会而言,如果缺少宗教为其提供道义基础,将会“变成‘没有意义的噪音与怒气’的迷宫”。[8]池田大作强调,只有通过现实中“活着的”的宗教参与政治,人类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进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池田大作肯定了现代政教分离原则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政教分离原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宗教与政治的本质目的是一致的,二者互相关联,互相促进,都服务于人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背离这个目的的政治和宗教都应该抛弃。所以,政教分离原则是对政治和宗教调整或管辖范围的明确划分,但从最终作用上,二者依旧是一致的。
 
 
20 世纪60 年代之后的日本社会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的关系提出了批判。批判集中在,“创价学会是宗教团体,公明党是政治团体。它们都是信奉日莲大圣人的教导的,是以一个王佛冥合为目的的同体异名的团体”,[9]二者被认为是政教合一的组织;由于在创价学会基础上组建的公明党“以国立戒坛的建立为唯一目的”,[10] 创价学会参与政治的目的被认为是试图使日莲正宗国教化。另外,1969 年发生的“言论自由出版妨害事件”,日本媒体和其他政党、团体诬陷公明党与自民党暗中勾结并以政治恶势力侵犯国民言论出版自由。
 
池田大作首先坦诚地解释道: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组建时名为公明政治联盟)是一边建设,一边发展。在组织突飞猛进发展时期,一些原则和标准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从而引起宗教干预政治的嫌疑。但是,社会的批判和质疑并不能说明创价学会违背了宪法的原则,而仅仅是社会的误解。
 
确实,关于政治与宗教分离的实质,容易引起世人的误解:只要宗教团体参与政治,便是政教合一。日本国宪法第20 条和第89 条关于政教分离原则规定:“保障任何人的信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都不是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力。任何人不被强制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活动。国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向属于公家管理的慈善、教育或博爱事业,不得支出或利用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11]池田大作强调,虽然现代政教分离原则不允许宗教团体直接干预政治,但是宗教信徒可以个人名义参与政治,宗教团体也可以通过支持某个政党选举的途径间接地参与政治。这样,政治家就可以把佛教的慈悲精神反映到现实的政治之中,从而让所有人得到幸福,使世界变得和平。因此,创价学会的活动是合法地参与政治,而不是社会上所批判的干预政治。
 
在实践环节上,公明党对党纲中容易产生误解之处也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建党以来党纲中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之类的词汇。池田大作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干部互相兼任的情况也进行了分离。
 
1970 年5 月,池田大作在创价学会第23 次本部大会上提出:“首先,本门戒坛没有国立的必要。……本门戒坛无论何时都是要依靠具有纯真信心的民众力量来建设的,只有这样它才有意义。……我们参与政治决不是使之成为建立戒坛的一种手段,而是自始至终以大众的福利为目的的,这与宗门、学会的事业并无关系。……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的关系,在制度上应进一步明确贯彻分治的原则。……在选举时,希望公明党放手建立党的组织,把选举活动始终当作党组织的工作来做,和学会的事情明确地划分开。”[12]并且,池田大作明确指出:“我们创建公明党,往政界输送人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由掌握了佛法的人进行人类革命,是希望矫正现代政治权力的倾斜。”[13]至此,池田大作解除了“国立戒坛”和“政教合一”两种违宪提法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所引起的质疑。
 
1970 年6 月,公明党召开第八次党大会,重申坚持中道主义、人性社会主义以及地球和平主义,保持信教、结社、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同时池田大作阐明,“我始终担负着指导创价学会的信仰实践和弘扬教义的责任,虽然支持公明党,但对于它的决策、活动、人事等决不干涉。作为信仰团体的创价学会和作为政党组织的公明党是各具特点的完全不同的组织团体。但是,我们建党的宗旨却在于弘扬佛法的慈悲:为民众的幸福作出贡献;竭力确立和维护世界和平。我相信,这些宗旨今后也能坚持下去。”[14]至此,池田大作和公明党明确表达了对信教自由的尊重,再一次指出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各有侧重点,即学会重信仰、政党重实践,并非政教合一。
 
澄清了创价学会参政的合法性,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进行了组织划分后,池田大作对创价学会引起社会误解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政教合一”其实是从基督教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源于西欧。而佛教,在政治与宗教关系上,一直主张“用从宗教心理中产生的普遍理念来反映政治”。[15]所以,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是,东方国家由于不具备近代西方社会通过长期政教分离过程而拥有的宗教基础,使构建近代政治体制和发展宗教团体同时进行。如上文所述,西方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对二者的作用范围有深刻的认识。尽管宗教与政治在形式上脱离,而实际上宗教为近代政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运营平台。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缺乏这样的宗教基础,近代政治体制的构建和宗教团体的发展都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并且二者的发展时期重叠在一起。所以人们很容易从字面上理解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导致关于宗教和政治关系的误解。针对创价学会的误解,也主要产生于此。
 
池田大作在谈起社会对创价学会的误解时,尽力强调创价学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从东西方政治文化比较的角度寻找原因,没有对批判和误解者进行争锋相对的回击。这表现出了一个宗教思想家和宗教领袖的宽容,同时也避免了创价学会招致新一轮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社会对创价学会干预政治的批判往往不是单纯的误解,而是为了某种利益刻意地中伤。当时的创价学会发展迅猛,成为日本最大的宗教团体,并且积极参与政治。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其他宗教团体竞争的局面,威胁了其他政党的得票率。为了压制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的发展,才产生了社会上的恶意批判。而且,池田大作和日本创价学会提倡国际和平主义,提倡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追寻真正的世界和平,这或许与战后日本依旧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的理论格格不入,因而招致了批判和攻击。
 
 
池田大作的政教分离理论与实践,有助于重新认识现代社会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宗教组织参与政治的目的,不是借参与政治来发展其宗教组织而进一步影响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相反却是提高大众的福祉,并且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宗教在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其宗教哲学或教义不会原封不动地带进政治世界中,而是使“具有宗教信仰的政治家……实践宗教所具有的那种对他人的同情以及为人类幸福作出贡献”的慈悲精神。[16]也就是说,直接参与政治的政党遵循大众福祉的理念,同时也独立于宗教组织发挥政治影响力。
 
在现代社会,宗教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弱,失去了对公共问题的重要影响力,但是仍然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因为,一方面,“世俗政府的事务并非统治阶级的专利,一般百姓的责任也并非唯有忍受而已”。[17] 剑(政府的强制)只会造成全国上下的伪善者”,[18]所以政治需要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在池田大作看来,在今天这样高唱民主主义而施行民众与政治相游离的时代,需要拥有广泛基础的宗教组织组建政党参与政治。而其政教分离理论及实践有助于广泛动员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这在欧美社会政治参与率越来越低的今天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另外,池田大作的政教分离理论和实践,也有助于规范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关系,避免“一日政治”的出现,可以提高政治家的素质。因为,一切政党虽然都是以追求国家权力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但事实上应该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因为政治终归是政治的领域,……决定政党好坏的是为了国民的利益和大众的福利取得多少成果。只此而已。毕竟,政党作为政党,受到国民什么样的评价才是关键,才是根本。……如果缺乏国民的支持,则只能徒有虚名。”[19]对于政治家而言,作为某一政党党员的政治家不能拘泥于形式而忽略了国民的利益,“应该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工作。……不能考虑党的利益、策略,而必须下定决心为民众而战斗。应该从全体国民幸福的立场出发,为达成共识而尽最大的努力。必要时,可以与其他政党同心协力来解决问题。”而宗教在此过程中,将会使人类深入洞察其生命,开发其中的善性,进而使合作成为可能。[20]同时,政治家与大众间并非像某些国家那样,要么党的经营都倾向于按党魁的意志办事,要么因为选民至上的价值观念而使得党的领导人的意志难以贯彻,而应该是领导者始终思考民众的幸福,而民众也完全信赖其领导者。池田大作将使用宗教的眼光,试图让政治家与选民相互信任和尊重,为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实现完美的政治运作提供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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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文化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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