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神学与日本教会
1、新神学的影响
史宾纳作为普及福音宣教同盟（Allgemeine Evangelisch Protestantische Missions Verein，简称AEPM）的传教士于1885年来日时，已有美国与英国的传教士600多人在日本传教，他们和日本人共同建立了教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教会主要有改革派长老派系的日本基督教会、日本圣公会、日本监理会、日本公理会等。这些教会崇尚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劝勉信徒禁酒、禁烟、推行一夫一妻制、勤恳劳动，并教导单纯的圣经信仰为正统信仰。但是，这些教导对知识分子阶层的信徒而言却是远远不够的。
史宾纳等普及福音宣教同盟的传教士们恰好在这种社会情况下来到日本。他们设立教会、神学院，努力传道，发行月刊杂志，普及神学思想，培育了以三并良为代表的数名日本人牧师。在学术上，他们教授用历史批评的手法来阅读圣经，合乎理性地思索神学。这个教导与当时在神学界占主流的默示论圣经理解与信条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冲突。他们的基督教与当时从美国传来的一位论即“自由基督教”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他们的神学被称为“新神学”。
那么，新神学对日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以有如下的总结。
1）以改革派和卫理公会为中心的新教主流教派的神学不排除新神学，通过与新神学的互相对话讨论，深化了神学。
2）当时新教主流的神学不是强调讲述基督教是一神教，而是强调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把它作为福音的核心来阐述。这样的阐述是对新神学的反驳。
3）当时，新教主流的神学主张传福音和建立教会是最重要的。教会的社会责任履行、伦理道德的标榜、以及博爱的行为都是其次的。
4）新神学的积极影响分为促进圣经的历史和学术上的研究和明示教会在社会与伦理道德上的责任两种。公理会的牧师们继承了上述第二种积极影响。
2、新神学的代表——海老名弹正（1856-1937）
日本的基督徒在邂逅了普及福音教会后，他们主要采取了三种态度，并可把他们分为三类群体。
第一类是称为“弟子”的群体，就是成为史宾纳和其他传教士的弟子，在普及福音教会内工作的日本人基督徒。第二类是称为“论敌”的群体。他们是当时基督教界的主流，反对新神学，对普及福音教会提出尖锐的批评。第三类是称为“友人”的群体。他们积极接受新神学，用这个新字来打破圣经默示论和顽固的信条主义，为日本的近代化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神学，他们以这种神学为傲，积极使用新神学。这就是公理会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的神学院就是京都的同志社。著名人物有海老名弹正、横井时雄、小崎弘道、金森通伦等人。他们来京都之前是属于位于南日本熊本的被称为熊本基督徒团契。
在此，我要进一步对新神学的代表海老名进行探讨。海老名的名字在史宾纳的日记中出现过两次（1891年3月7和8日）熊本基督徒团契的其他人名也常常出现在日记中，由此可见，海老名与史宾纳之间有交流。另外，将1895年由海老名起草的“公理会教会牧师大会信仰宣言”（奈良大会宣言）与1898年普世福音教会传教士西拉（Emill Schiller）在“论普世福音教会的主义”一文中所记载的“基督教纲要概略”做一比较后发现两者的内容非常相似。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说明：
第一，神是天父，与神合一就是基督教；
第二，人是神的儿子，通过与所爱的父的交通，道德上成为了完全；
第三，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子要有爱人的行为，为社会普及正义，洁净家庭，振兴国家。
另外，他们都没有积极阐述以下三点：
第一，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成就的和解；
第二，人的罪与因信称义；
第三，三位一体的神。
数年后，海老名称：“自己与自由神学派的人在知识上非常一致”。因为这些事情，熊本时代的友人小崎弘道称海老名为“新神学的建设者”。（公理会教会在1892年制定信仰告白时，涉及到三一神、基督、圣灵、教会等内容，公理会教会有信仰宣言和奈良大会宣言两个公开的宣言，从而保持了教会内的平衡，有人重视前者，有人重视后者。）
海老名1856年生于武士家庭，从小就被灌输武士道思想，在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儒教的熏陶下成长。儒教是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学习儒教被视为日本封建时代武士们的教养。敬天、仕君、尽孝是其中心教导。对少年武士海老名而言，为君主而死是人生的目标。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转变成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封建制度被取消，可以为之献身的君主也随之消失。
当时，为了普及西方近代的新学，在熊本建立了一所新的县立洋学校。海老名进入此学校学习了4年。学校校长是美国人珍妮，一个人用英语教授地理、历史等7门课程。由于该校采用了所有学生必须入住宿舍的制度，所以校长还必须指导、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珍妮校长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在自己家里举办聚会、主日礼拜并教授圣经。开始参加人数非常少，但是，到后来几乎所有的学生大约40人都去参加聚会，成为了基督徒。这个群体就成为熊本基督徒团契。这间学校还非常重视中国学（儒教）和日本学（日本精神史）。因为这间学校的创办人都学习过传统的学问，所以在入学考试中时常出这样的题目。学生们也得到了该领域有名的日本教授的指导。就这样，海老名在年青时精神成长的阶段，学习接受日本精神、儒教、基督教这三种宗教的精神，并融汇贯通了这三种宗教，形成了海老名自身的思想。海老名把为君主而生理解为为神而活。这种主仆的关系，海老名把它延伸为主从关系中人与神的关系。他把神与人的关系作为父与子这样一种家庭的感情的关系来理解。自己是神的孩子，像父子一体一样神与人也是一体。信仰就是相信自己是神的孩子，与养育爱子的慈父之神融合为一的合一意识。海老名把传统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海老名弹正，1856-1937
3、海老名弹正眼中的日本基督教
年轻时的海老名先后与儒教、神道、基督教邂逅。他从儒教中学习到上帝就是有人格的天。上帝不是超越者，而是与世界相连的存在者、把世界包含在内的存在者。他学习到以上帝为基础来理解国家的性质，执行政治。之后，他成为基督徒，主张基督教的神就是儒教的上帝。
那么，他从神道中又学习到什么呢？——敬畏众神的心。神道既是推崇祖先崇拜，又是万物皆有灵的多神教。按一般思考，多神教与一神教的基督教是对立的，但是海老名用一神教来解释神道。神道虽然是多神教，但是，神道中有创造众神、统治众神的主神，即“天津神”或“天照大神”。这位唯一的神道主神就是基督教的神。海老名把中国传来的儒教、日本古有的神道和西方的基督教理解为崇拜同一不同名的神。他并不是主张宗教的混淆。他所关心的不是关于神的存在论和人格论。他把这一感情称为对神的敬畏之心。他把崇拜神称之为“敬神”，敬神是三教的共通之处。对他而言，儒教、神道、基督教就是实现这个普世历史的存在。
海老名用儒教与神道的关联来理解基督教，并成为基督教的牧师。他的思想就被称为“日本的基督教”。他是如何来理解的呢？
第一，关于神。海老名不否认神的超越性，但是更强调普世性及内在性。“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约翰14：10）这里讲的是神与人的家庭感情的关系。
第二，关于基督。海老名认为基督是神人合一的宗教意识的体现，是活生生的人，基督与我们一般人的差异就在于宗教意识的发达的差异，因此，海老名否认基督的神性。
第三，关于基督的十字架。海老名认为，基督在整个生涯中显明了神与人的关系就是父与子极为密切的关系，要实现这个关系，须在世上建立了神的国。但是在建立神的国的之中被钉上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为建立天国的牺牲，基督爱的行为。
第四，关于历史的理解。海老名持有目的论的发展的历史观。普世精神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被显明出来。耶稣死后作为人类必须实现的道德理想影响了世界。日本朝着这个理想迈步前进，建立“义人之国度”。日本精神靠着基督教扩大为世界精神。
海老名的基督教理解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他与植村的神学论争就是这样。植村的论点之一就是海老名否定基督的神性，第二没有人的罪与基督救赎的教导。但是，海老名贯通与合理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思考，拒绝撤回自己的立场，因此论争就在平行线中结束。这个论争在教会史学家与许多神学家中视为关于新神学的问题来理解。
海老名持有这样的基督教理解并不是凭空而论的，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他的意图。历史背景就是当时日本社会对基督教的批判。也就是基督教与日本传统思想的对立，特别批判基督教与建立以神道为根基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背道而驰。海老名的意图就在于回应这些批判。他首先为基督教辩护，基督教与传统的儒教神道不对立。这些宗教思想共通的就是“敬神”，基督教、神道和儒教的神的名字最然不同，但是本质是相同的，在此之上，海老名强调了基督教的优越性。以基督教为媒介，把古代传统的精神发展为新的日本精神。日本精神接受了基督精神的洗礼，变得更高、更深、更广阔。海老名的日本基督教把基督教与日本精神同一化，在某种意义上接近教会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之后领导了日本教会的发展。
1938年，纳粹主义者撰写的《新国家中积极的基督教》一书被翻译成《新兴德国的基督教》，试图以此批判 巴特和认信教会。
二、巴特神学与日本的基督教会
1、接受巴特神学
佐藤俊夫在其著作《日本神学史》（约旦社，1992年）中，阐述了日本接受辩证神学的情况。按佐藤的说法，巴特与布鲁纳的神学被介绍到日本大约在1925年左右，当时有些神学翻译书和研究书被出版，1934年巴特与布鲁纳之间发生了自然神学争论，学者们的关心焦点转移到巴特身上。佐藤在谈论战前的巴特研究时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巴特的大作没有被翻译出来，真正关于巴特研究的书籍一本也没有。巴特的《教会教义学》被翻译出版，或是年青一代去德国留学后撰写的关于巴特的博士论文都是在二战之后。”
为什么，战前没有真正的巴特研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把时代背景关联起来做了一个整体的梳理。也就是为什么战前没能正确理解巴特呢？关于这一点，巴特自己已在战前对日本人把自己的神学从政治问题中抽象化、限定于内面性的问题来理解这一误解进行了批判。接下来，我将对战前接受巴特神学的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巴特给当时在日本做传教士的弟子何塞尔写了一封信中表达出来。何塞尔在明斯特做神学生时听了巴特的课，成为巴特的弟子，1931年作为传教士被派到日本。何塞尔在日本介绍巴特神学，巴特也通过他得到关于日本的一些报告，1940年9月25日巴特在信中这样说到：“我在8月收到了东京的松谷先生寄来的信。他把我的论文进行挑选后，希望得到我的许可后把这些论文翻译出来。但是奇怪的是，在这些论文中，我这几年写的关于政治问题的神学论文一篇都没有。如果在德国我以前的弟子或友人对我不产生曲解的话，那么日本的基督徒也必定对于这个政治问题会正确去对待。”
2、作为“神之话语”的巴特神学
巴特从1932年到1967年出版的13卷大作《教会教义学》是以1927年的《基督教教义学》和1924年的《基督宗教教导》为基础撰写而成的，这两本书都是以神的话语开始论述的。神说的话即是神学的开始。不是人类的宗教情感，不是深厚的信仰，不是大自然的不可思议，不是一般的真理，乃是从神讲述的“神之话语”出发。神的话语在耶稣基督里被启示，在圣经里被见证，在教会的讲道中被传讲。神的话语论之后，神是什么的神论，神在外部的工作的“创造论”，讲述罪和救赎的“和解论”，最后在“末世论”中被展开。
巴特把神的话语和神的启示以外的神学出发点称为自然神学，并对此进行批判。自由主义神学就是自然神学。巴特把纳粹的意识形态加以基督教的色彩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就是自然神学，这样的政治的实现就可看到希特勒的帝国教会。这样自然神学问题成为政治问题，也就是反希特勒的教会斗争。
德国教会斗争的中心命题就是巴门宣言中的第一条所讲述的。“在圣经中为我们所见证的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听从基督，我们在生与死上必须信赖且服从的是神唯一的话语。教会就是传道的源头。除了神唯一的话语以外，其他的力量，现象和真理所表现出来神的启示都是错误教导，我们都要把它排除。”被肯定的只有唯一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启示，被排除是日耳曼的血和土地的极端主义化。这是神学的宣言，同时耶稣政治的宣言。但是，日本的神学界把自然神学的问题当作启示和信仰的纯正性的问题来看，不把它当作政治的问题来看待。
《巴门宣言》，1934
3、巴特神学的曲解
为什么巴特神学被曲解了？其原因可以列举为以下三点：
首先是当时日本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非常强。明治宪法承认信教自由，但是只是限定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定。当国家和安定有可能受到挑战时，宗教立刻被禁止。国家神道不是与基督教和佛教等同的宗教，而是被定位于超越其他宗教的国民宗教，是维护国家和平与秩序的国民礼仪。在这种情况下，巴特的“国家与教会”的思想不可能被接受。
其次，基督教会与神学中的信仰与伦理的二元论理解。在信仰上高举使徒信经，伦理上推崇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伦理和教育敕语。这种二元论与德国的基督徒的神学是一致的。
再者，可以列举普及福音新教宣教会的影响。之前也提到了，这种神学是立足于王座与讲台的合体，政教合一之上。这种神学是在俾斯麦的新教国教会之下，没有明确区分教会与国家，基督教与民族主义。这与当时新神学代表海老名弹正的思想一致。海老名是熊本基督徒团契的一员，持有其独特的神学思想，在与史宾纳邂逅之后，产生了神学上的共鸣。海老名隶属于公理会，持有日本的、神道的基督教思想。海老名是史宾纳的共鸣者，那么，史宾纳的弟子，普及福音教会的日本人又如何？他们沉浸于国家主义之中。普及福音教会受到纳粹的影响后，成为纳粹的同伙。
在这种情况下，巴特被介绍到日本。确实，巴特的几篇论文之前被翻译成了日语，1937年巴特的弟子何塞尔还来日本传教。但是，巴特没有被正确地理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德语圈神学的第一接受者普及福音教会反对巴特，充斥着民族主义色彩。因此，何塞尔被宣教会解聘。1933年秋，希特勒夺取政权，这个宣教会的传教士在《读卖新闻》的宗教栏上公开批评巴特，说巴特只是在研究室内谈论学说，对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的理解。1938年，纳粹主义者撰写的《新国家中积极的基督教》一书被翻译成《新兴德国的基督教》，同时附录了纳粹党纲领被日本教文馆出版，在书的序言部分批判了巴特和认信教会，史宾纳的弟子三并良还特地为此书写了推荐文。离巴特最近的一个群体变成了离巴特最远、且批判巴特的群体。这就是战前巴特被曲解的理由。
4、井上良雄的巴特理解
上述是曲解巴特的群体，而井上良雄是在介绍巴特初期时对巴特有正确理解的一位学者。为何这么说有各种理由，我认为，井上作为京都大学学生时代1927年到30年倾斜于马克思主义、之后因为参与共产主义支持者的活动而被调查。对井上而言，抵抗时代潮流，具体就是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仅此而已。井上不但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也靠近马克思主义，即拒绝接受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井上认为，如果融入当时的国家主义的时流，就无法正确理解巴特。对此，只有拒绝当时潮流的影响，才可以抗拒时代潮流，理解正确的巴特神学。井上接受了巴特神学的洗礼，从文学评论家成为巴特翻译家。
巴特，《教会教义学》日文版
三、日本的基督教与朝鲜传道——以海老名弹正为中心
海老名对教会的朝鲜传道的影响很大。美、英、法等欧美列强在19世纪后期推行亚洲殖民地化，同时把手伸向政局不安的朝鲜。日本也打着富国强兵的口号积极推行殖民地政策。1894年的日清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日本打着把朝鲜从中国和俄国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而发起的战争，实际是要把朝鲜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侵略战争。赢得了两场战争的日本强行推行日韩合并，1910年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大多数教会对此表示欢迎。只有内村鉴三表示反对，并担心到可怜的朝鲜人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大多数的教会领袖，包括植村正久（1858-1925）在内，都认为合并是必要的，是保护处于混乱中的朝鲜，保障了东亚和平，日韩合并是符合神的旨意。海老名比植村更积极地主张日韩合并论。在日俄战争中，海老名就认为，朝鲜要自立是不可能的，自立只会引起朝鲜的灭亡，只有与俄国或日本合并才是唯一的出路。朝鲜与日本是相同的民族，所以与日本合并更为恰当。在庆祝日韩合并的文章中，海老名主张，合并也是对日本有好处。就好比，人生了孩子成为父母一样，一个国民与其他国民合并才变得更伟大。日本因为合并成为光荣的大日本帝国，朝鲜因为合并而参与了这盛事，神国的名也因着合并而被称颂。
为了对应政府推行的朝鲜殖民化的政策，各教会也开始了朝鲜传道。在日韩合并后，公理会教会的朝鲜传道特别活跃。合并后不久，朝鲜总督寺内为了推行把朝鲜人日本化的同化政策，他利用了基督教会。因为在朝鲜教会与基督徒的社会影响力很强，特别在反日运动中发挥了领导性的影响力。寺内首先把这一想法与植村商量，但被植村拒绝了。植村虽然赞成合并，但是教会成为政府御用的机关他不认可。接着，寺内与海老名商量，海老名立刻表示赞同。因此公理会教会在之后的10年中得到了巨额的政府机密费与大财团的捐赠。公理会教会的朝鲜传道是直接以朝鲜人为传道对象的，海老名的弟子——渡濑常吉直接参与指挥了朝鲜传道。公理会教会中也有像柏木义圆（1860-1938）等反对此政策的人。在海老名和渡濑的指挥下，朝鲜传道被推行开了。海老名的朝鲜传道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让朝鲜人成为神国的子民。第二个目的是同化朝鲜人，使他们成为忠实的日本国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主日礼拜中强制包含向国旗敬礼、高唱国歌、宫城遥拜等所谓的国家礼仪。就这样，朝鲜传道渗透在朝鲜人的生活中。对此一些有良知的基督徒对公理会教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公理会的教会通过以推行朝鲜传道为借口，借用国家的势力追求自身的利益，没有把朝鲜人的利益和幸福放在第一。有人这样描述道，有宪兵和巡查建议朝鲜人如果要信教就去公理会教会。从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到，公理会教会活跃的传教活动。
公理会教会的朝鲜传道在1919年3月1日的三一独立运动之后急速减弱。到了1921年传道活动完全停止了。三一独立运动与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讲话中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民族自决主义。这个民族自决主义对朝鲜人来说就好比是来自天上的福音。韩国宗教界33名代表（其中16名是基督徒）起草了独立宣言，并在首尔公布。为了声援独立宣言的公布，来自全国数十万的民众在首尔举行了大游行， 400万民众在全国各地举行并参与了声援游行，对此日本军队采取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暴力和杀戮来镇压。
这一事件后，韩国基督教界明确地组织反日独立运动。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强制要求日本朝鲜参加神社敬拜。日本的大多数教会认为，神社敬拜是表现爱国之心的一个礼仪。数年后，日本所有的教会在政府的宗教政策之下统一成立了日本基督教团，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但是，三一独立运动之后，要求实现朝鲜独立的许多基督徒认为，神社参拜就是偶像崇拜。其结果，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有200多间教会被关闭，2000多基督徒被逮捕入狱，在狱中殉教者达50多人。
如上所述，日本的基督教会最终成为政府实施战争的协助者。这是整个日本基督教的罪责。虽然来得有些迟，但在1967年日本基督教团公布了二战中日本基督教团的战争责任告白。这个战争责任告白书就是日本基督教在战后接受巴特神学以及认信教会神学的结果。
转自巴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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