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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
发布时间: 2018/4/19日    【字体:
作者:朱明忠
关键词:  印度教 民族主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当代印度一种带有强烈教派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其理论核心是“复兴印度教社会”,“振兴印度教传统文化”,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它最初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印度独立后,这种思潮受到较大的抑制。7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印度政府宗教政策的一些失误,它又重新抬头和泛滥,对当代印度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
 
 
    20世纪初,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不断高涨。英国殖民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故意挑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致使两者的矛盾日趋尖锐。1906年,印度穆斯林为了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1930年,在穆斯林联盟的年会上,该组织主席、著名哲学家伊克巴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起初,这个设想只被人们认为是“哲学家的梦想”,但是后来,随着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关系的恶化,它逐步被穆斯林领导人所接受。以至于1940年,他们正式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
 
    在穆斯林教派思潮的刺激下,印度教的教派活动也不断升温。1915年,印度教第一个现代教派社团——印度教大斋会建立,其宗旨是:在政治斗争中代表印度教徒利益,促进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重归印度教,力图在次大陆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1925年,另一个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它实行半军事管理,具有更强烈的教派主义色彩。其基本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复兴古代印度教国家”。
 
    20年代以后,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对立情绪日益加剧,教派主义思潮不断泛滥,尤其是“建立穆斯林国家”思想的提出,对印度教徒是个极大的刺激。在这种形势下,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当时,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印度教大斋会的首领V. D. 萨瓦卡,他在192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印度教徒特性》的书。在书中,他全面地阐述了一种以复兴印度教文化、建立印度教国家为宗旨的民族主义理论。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国民志愿团的领袖M. D .戈尔瓦卡,他于1939年发表了名为《我们或我们特定的民族性》的著作。他在著作中论述了“印度教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并提出一些新的思想,从而在理论上使印度教民族主义进一步完善。此后,印度教民族主义便在印度社会传播开来。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贯彻世俗主义的建国方针,坚决采取政教分离、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的政策,因而50、60年代教派矛盾缓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受到极大的抑制。
 
    到了70年代,国际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矛盾以及印度国内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印度教产生一种危机感,再加上国大党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些失误,也使印度教徒深感不满,这些因素激发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抬头和泛滥。从80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对印度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
 
 
1、萨瓦卡的“印度教国家”论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首倡者是V. D. 萨瓦卡(VinayakDamodar Savarkar, 1883—1966),他首先提出了建立“印度教国家”的理论。此理论主要由四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所组成:“印度教徒”、“印度教”、“印度教民族”和“印度教统一体”。他从教派主义的立场解释了这些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他的民族主义观。其主要观点是:
 
    什么是“印度教徒”?在他看来,印度教徒是继承了自己祖先的宗教和文化,具有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字、法律、艺术、习俗、仪礼和节日的人们。他们还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块土地——印度斯坦。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加入宗教社团,他在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应以社团成员的身份出现。而其他宗教信徒,如穆斯林、基督教徒,虽然生活在印度已有几个世纪,但是他们并不参加印度教社团,也不构成印度教国家的一部分。
 
    所谓“印度教”,他认为,这是一个“由印度教徒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体系”,它是印度教国家固有的部分。“印度教”这个词,不仅包含宗教信仰的意义,而且也包含这种宗教的历史、哲学、文化、语言、文字、道德、法律等等特殊的内涵。因此,信仰印度教的人与其他宗教信仰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何谓“印度教民族”?萨瓦卡说:“我们印度教徒,尽管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但是当我们与其他非印度教民族——说英语、日语的民族以及印度穆斯林相比较的时候,我们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并构成了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1]
 
    关于“印度教统一体”,他认为,印度教就是一个宗教、文化、民族、语言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与其他宗教相区别,并且使它的信徒组成了一个国家。他指出:“我们印度教徒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亲缘关系把我们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国家。”[2]
 
    萨瓦卡理论的核心是恢复印度教传统文化,增强印度教徒的民族自信心,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其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是反对英国异族统治者,力图将他们驱除出印度;第二是针对印度穆斯林,也想把他们排除在印度这个国家之外。如果说这种理论在反英斗争中曾产生过积极意义,那么它对以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派冲突则埋下了祸根。
 
2、戈尔瓦卡尔的“国家虔信”论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鼓吹者是M..S. 戈尔瓦卡(MadhavaSadahiva Golwalkar ,1906—1973)。他发展了萨瓦卡的“印度教国家”说,并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虔信”论。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1 印度教徒特质(Hindutva
 
    什么是印度教徒?戈尔瓦卡指出,要给印度教徒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的人,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建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社会秩序。印度教徒有许多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表现为:
 
    具有崇高的追求。印度教徒的生活不是无目的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要“证悟人的真正本性——潜藏于自身内部的神性”,证悟到这种神性就可以使人达到永恒欢乐的境界。在他们看来,这种理想是最崇高的,任何权力、地位、财富和名誉都无法与之相比。
 
    信奉再生观念。印度教徒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肉体死亡以后,灵魂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中继续生存,人这样不断地生存下去,直至达到永恒欢乐的境界。戈尔瓦卡说:“再生理论是印度教的灯塔,它放射出一种永恒希望的光辉。” [3]
 
    富有无私奉献精神。印度教主张培养信徒的无私奉献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他们才能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才能实现与神的结合。印度教哲学教导人们,“要以无私忘我的精神去做你的工作,履行你的义务”。“为人类服务,就是为神服务——这是我们人生哲学的一个特点。”[4]
 
    崇尚内在的精神力量。印度教徒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轻蔑外在的、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的、精神的东西。其他的民族都崇拜伟大的帝王或军事英雄,但在印度教社会里却不是这样,伟大的帝王和军事领袖都崇拜那些隐居于森林之中半裸体的圣徒,因为他们身上更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才是永恒的。
 
    戈尔瓦卡认为,这些特质是其他民族的人所不具有的,只有具备了这些特质的人才称得上是印度教徒。
 
2)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
 
    在论述印度教国家之前,戈尔瓦卡首先提出了构成“国家”的三个要素:其一,一个国家必须具有一块可以确定的、有边界的土地;其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都有一种归属感,这块土地为他们的繁衍、生存提供了保证,他们热爱它,把它视为自己的祖国;其三,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可能不是一个群体,即使是许多群体,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历史、信仰、文化、情感和传统,他们为着共同的追求而集聚在一起。他说,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中,只有印度教徒才符合作为这个国家居民的标准,因为他们热爱印度,把印度视为自己的母亲或祖国。另外,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这个社会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习俗、仪礼,也有共同的爱和恨,以及共同的利益。
 
    戈尔瓦卡断言,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实于这个国家。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检验民族性的心理标准。他说:“一个人出生或成长在一块土地上,而不具有与此相适应的心理类型——这个事实就不能使这个人获得属于这块土地的一个民族的身份。其实,心理的忠诚才是检验民族性的普遍标准。” [5]在他看来,那些在印度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穆斯林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热爱、不忠诚于这个国家。他们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抱有敌意”。至于印度的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国际基督教传播运动的代理人”,因而“拒绝忠实于这块土地,拒绝作为这块土地所留下的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他借助这种理由,把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排斥在印度教国家之外。
 
3)“国家虔信”论(Rashtra--bhakti
 
    戈尔瓦卡认为,近代印度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是印度教本身的软弱和分裂,其责任应归于印度教徒。他说:“正是因为印度教徒缺乏民族意识,缺乏作为一个民族统一体的有机分肢的感情,结果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相互仇恨、嫉妒、争吵、不协调——这些缺点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就耗掉了我们民族的生命。”[6]在他看来,重建印度的关键在于复兴印度教的文化和精神哲学,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把印度教的各种社团看作是重建印度教国家的主要工具。要振兴印度教,就必须教育广大教徒,力争把印度教中不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把被人破坏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各个社团的积极性,一步一步地恢复印度教的哲学和传统,使每个信徒都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和无私忘我的献身精神,最终建立一个强大印度教的印度。
 
    为了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创立了一种“国家虔信”论。这种理论要求每一个教徒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力量都贡献给印度教国家,作为它的驯服工具;称这个国家为“祖国母亲”,必须对她绝对的虔诚。他提倡一种为印度教国家“履行义务和无私服务的精神”。他指出,今天的印度教社会就是一个活着的神,为印度教社会服务,就是为神服务。
 
    概言之,戈尔瓦卡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按照这种逻辑,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诚于印度。应当说,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浓厚教派主义色彩的、极端偏激的理论。
 
3、乌帕迪雅耶的“达摩之治”论
 
    P. V. 乌帕迪雅耶(PaditDeendayalUpadhyaya,1916--1968)是印度教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同盟的总书记。他的“达摩之治”论产生于50年代,是印度独立后最有代表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学说。
 
1)实行“达摩之治”的必要性
 
    乌帕迪雅耶认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精神力量或意识形态。国家的兴衰,是与这种精神力量能否充分发挥有关。每当这种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时,国家就兴盛;否则,国家就衰败。国家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一个民族不单是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群的集合,也不单是他们在地理上的聚集。一个民族除了有共同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基本因素外,还要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主要依据,也是一个民族内在本质的真正表现。因此,印度要强盛起来,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特有的精神或意识力量,即建立所谓的“达摩之治”(Dharma--rajya)。
 
    他指出,独立后的印度仍然处于动乱和各种矛盾之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印度人把许多西方的思想引进到社会生活中,阻碍了印度特有精神力量的发展。今天的印度政治,反映的不是印度自己的意识,而是西方的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印度的国家生活没有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而是进入了各种政治和思想的冲突之中。在他看来,只有排除西方各种“主义”的影响,真正重建印度固有的意识形态——“达摩”,印度才能兴旺起来。
 
2)何为“达摩之治”
 
    “达摩”(dharma)一词出自梵文,在汉译佛经中被译为“法”。“达摩”是印度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包括许多含义。从广义上说,它是指事物存在的法则,或事物内在发展的规律性。从伦理学的角度说,它是指人们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应当履行的社会义务。古代印度教伦理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不同的人规定了不同的达摩,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达摩行事,这样就可使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乌帕迪雅耶是怎样解释达摩的呢?他说:达摩是指社会上的每个人为实现人类最终目标而应履行的“一切责任和义务的总和”。达摩是真正的“印度意识”、“支持一切有教化的生活的力量”、“印度文明中最有生命的推动力,生命气息”。实际上,他继承了古代印度教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上的人应有不同的分工,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应有不同的达摩,只要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达摩行事,社会就会相互和谐。他的“达摩之治”,简言之,乃是把所谓的“印度意识”——达摩作为全社会的最高原则,用此种原则去治理国家,指导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行动,消除各种矛盾与冲突,从而使社会实现和谐和统一。
 
    他认为,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冲突与竞争,而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西方人的世界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人类生活中永远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按照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都存在着永恒不断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竞争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哲学是把冲突与竞争看作是永恒的真理,社会主义的哲学也是强调矛盾与斗争,并鼓吹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他认为,与西方文化不同,印度的民族精神产生于一种和谐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的和谐统一是第一位的。在社会中,人与人、团体与团体都是相互依赖的,和谐统一是它们之间永恒的主题。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只能在为团体的服务中去实现;国家的利益和价值,也只能在为人类的服务中去实现。他指出,印度的这种和谐世界观最集中地体现在“达摩论”中。按照“达摩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和职责,每个人都应当各守其职、各尽其责,这样社会就可达到统一。
 
    他提倡的“达摩之治”,就是要恢复印度教的达摩精神,把这种精神作为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法则,把一个人生理的、心理的、感情的和精神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去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以实现自我的价值,达到社会的“相互和谐状态”和“相互欢乐状态”。
 
3)如何实现“达摩之治”
 
    乌帕迪雅耶批判了尼赫鲁政府的各种政治经济政策,认为它们只重视物质生产而忽视精神建设,过度引进西方思想而忽视本土文化等。他主张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印度重建“达摩之治”,消除各种动乱和冲突,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统一。为此他提出了许多措施和建议:
 
    社会要为每一个能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最低的生活标准。
 
    社会要想方设法提高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保证每一个人都享有免费教育的权利,以利于发展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
 
    社会要不断地为每个人提供各种机会,以促使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多做贡献。
 
    在政治方面,要分散权力。一个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功能都集中于一个权力之中,就会产生混乱。因此,政权必须分散,不同的政权中心只有靠达摩的精神相互联系、相互协调。
 
    在经济方面,要自力更生,不要过分依赖外国。外国的东西,有很多都不适应印度的国情,印度人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立自己的国家。
 
    从本质上说,乌帕迪雅耶的“达摩之治”论,就是把印度教“种姓达摩”观念与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学说。其目的,是用这种学说来捍卫印度教的传统文明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和影响。
 
三、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80年代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登上印度政治舞台,对印度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教派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自80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在各地迅速兴起与蔓延。在这种思潮的煽动下,印度教徒中滋长出一种宗教狂热心理和躁动情绪,因此他们与其他教派的冲突日益加剧。例如,1984年11月,英迪拉. 甘地总理被其锡克卫兵枪杀,此事引起印度教徒的极大愤怒,故而在德里爆发了一场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锡克教徒的流血冲突。在短短一周内,就有3000锡克人被无辜杀害,大批商店被抢劫或烧毁。
 
    与此同时,印度教与穆斯林的矛盾也逐步升级。1984年,印度教的教派领袖聚集新德里,提出了“重建罗摩庙”的计划。所谓“重建罗摩庙”,就是要求拆除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在原址上建立罗摩庙。据传说,印度教罗摩大神出生于阿约迪亚,古代在这里曾有一座罗摩庙。1528年,莫卧尔伊斯兰统治者下令拆毁了罗摩庙,在原处建起巴布里清真寺。莫卧尔王朝灭亡后,印度教徒多次要求拆掉清真寺,重建罗摩庙。当时,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阻止,此事被平息下去。印度独立后,阿约迪亚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冲突,下令关闭清真寺。因此,“寺庙之争”又沉寂了三十多年。然而,到了80年代,由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宗教狂热情绪的蔓延,印度教的领袖们又重新打起“重建罗摩庙”大旗。后来,这场“寺庙之争”,导致出一场震惊世界的宗教流血冲突。1992年12月6日,10万印度教徒涌进阿约迪亚,一些狂热分子不顾军警阻拦,爬上巴布里清真寺,将它的寺顶捣毁。这一举动严重地损伤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由此引发出全国性的教派流血冲突。在以后的一个星期内,至少有1200人丧生,4000人受伤。此次“庙寺之争”,是印度独立后影响最大、波及最广的一次教派冲突。
 
2、印度人民党的迅速崛起与执政
 
    印度人民党建立于1980年,其前身是印度人民同盟。1977年印度第六届大选前夕,人民同盟为了争取大选胜利,与其他五个党派合并,组建了人民党。1979年,人民党的领导一再声明,本党议员不得参加国民志愿团的日常活动,以避免涉嫌教派斗争。因原人民同盟的成员与国民志愿团有密切联系,故他们坚决反对这一声明。1980年4月,原人民同盟的成员召开大会,正式宣布退出人民党,组建印度人民党。该党成立时曾提出非教派主义的纲领,并在行动上力图改变党的教派形象。但是,由于他们与国民志愿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不少领导干部本身就是教派组织的成员,因此无法彻底摆脱与教派的关系。1985年以后,该党的教派性质日趋明显。他们与世界印度教大会、国民志愿团等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发起“恢复罗摩盛世”、“重建罗摩庙”的运动,为1992年的“庙寺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主张为印度教徒谋利益,反对国大党政府照顾少数教派的政策,并且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
 
    印度人民党出于议会斗争的需要,为了争取更多选票,经常采取行动维护印度教徒的利益,迎合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因而使他们在印度教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印度教徒的支持,他们在最近五届印度议会大选中,节节胜利,得票率直线上升。在1984年第8届大选中,印度人民党仅获7%的选票和2个席位。在1989年第9届大选中,获11%的选票和86个席位。到1991年第10届大选时,他们获20%的选票和120个席位,在议会中已经成为仅次于国大党的第二大党。到1996年第11届大选时,他们获20%的选票和161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这次大选之后,印度人民党曾以最大党的资格组阁,执政了13天。在1998年第12届大选中,他们与其他党联合,共获252个席位。大选后,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开始执政。
 
    从印度人民党的异军突起并执政,不难看出,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倾向日趋明显,印度教民族主义对政治的影响不断扩大。
 
3、在发展核武器、扩充军备上态度强硬
 
    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被人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它于1998年3月28日开始执政。5月11--13日,这个新政府执政不到两个月,就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迫不及待地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这种在发展核武器上的强硬态度,反映出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
 
    早在1974年,印度就爆炸了一个核装置。以往的各届印度政府虽然也有发展核武器的愿望,但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在这方面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却一反常态,刚一上台,就积极策划核试验。为了保证核试验的顺利进行,他们施展了各种外交和技术手段,逃避舆论的监督。一方面,与美国高层官员多次接触,保证不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在印度东部导弹试验场大举佯动,吸引美国间谍卫星的注意,掩盖其在西部进行核试验的准备。在短短时间内,通过这些手段,终于逃过舆论的监督,完成了五次核试验。印度的核爆炸是对世界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一种公开挑战,也是对南亚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种威胁。
 
    在扩大军备上,印度新政府也比历届政府更为急切。1998—1999年度印度国防预算为114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4%;2000—2001年度达到134.2亿美元,比上年猛增28.2%,成为印度有史以来国防费用增幅最大的一年。在发展新型武器上,印度也紧锣密鼓地进行。1999年4月,印度成功地试射了射程25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II”型中程导弹,并且加紧研制射程3500公里的“烈火—III”型导弹和射程5000公里的“太阳神”洲际导弹。此外,还试射了“纳格”反坦克导弹、“阿卡什“空地导弹和“萨加里卡”潜射巡航导弹等。印度还继续从俄罗斯、法国等购买“苏—30”、“幻影—2000”等先进战斗机和航空母舰等。
 
    印度人民党政府在发展核武器、扩充军备上的强硬姿态,不能不说是一种较偏激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4、争当世界大国的要求更加迫切
 
    印度政府积极发展核武器和扩充军备,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试图通过核试验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赢得各界对新政府的支持;二是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想借助核试验的成功获得核大国的地位,以此实现印度争当世界大国的目标。
 
    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一直想通过联合国的改革,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争取获得与美、俄、英、法、中五个世界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这方面,印度人民党政府比以往政府表现得更积极。1998年9月24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批评联合国安理会。他说:“安理会不能代表当代的现实,它无法体现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他认为,必须增加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安理会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他宣布:“新的常任理事国必须具备履行常任理事国的能力。印度相信自己具备这种能力,而且正象我们曾经在这个讲坛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也已经做好了接受常任理事国职责的准备,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个职责。”[7]
 
    印度人民党原来就有实现“大国印度”的目标,执政前它与其他政党制订的共同纲领写明:“要把印度变成繁荣、强大、充满自信的新印度”,“要重新评价核政策,要拥有核武器”等。 执政后,它迫不及待发展核武器、试验导弹、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都是为实现其大国理想的具体步骤而已。无疑,在寻求世界大国地位方面,印度人民党政府比往届政府表现出一种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愿望。
 
5、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
 
    1947年印巴分治以后,由于克什米尔争端和教派冲突,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998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降至历史最低谷。同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五次核试验,此事激怒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甘示弱,两周后也进行了两轮核试验,由此导致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核军备竞赛。
 
    1999年2月21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通过“巴士外交”,签署了拉哈尔宣言,使两国关系暂时得以缓和。但是,不到两个月,即4月11日,印度又试射了“烈火—II”中程导弹,三天后巴基斯坦也试射了“高里—II”中程导弹,再度引发印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5月26日,印度空军为了清除穆斯林“渗透分子”,突然袭击克什米尔的五个地点,由此引起印巴之间在克什米尔的再一次武装冲突。10月12日,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军事领导人穆沙拉夫执政,使印度更加加强军事戒备。12月底,印航客机被劫持,此事的发生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有联系。2000年1至2月份,印巴又展开外交战,相互驱除外交官。
 
    以上种种事件,使本来紧张的印巴关进一步恶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新政府对巴基斯坦采取了比以往政府更加强硬的态度,巴基斯坦也对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抱有强烈的戒心和不满。
 
 
[1]O. V. 梅森采瓦:《现代印度的思想斗争——印度教的多种含义》,第69页,加尔各答,1988年。
[2]萨尔瓦迦:《印度教徒特性》,第126 页,印度普那,1942年。
[3]戈尔瓦卡:《思想集成》,第49页,印度班加罗尔,1966年。
[4]同上书,第50页。
[5]同上书,第128--129页。
[6]同上书,第206页。
[7]《今日印度》,第27期,第2-3页,印度驻华使馆出版,1998年11月。
 
转自360图书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226/15/225123_2680130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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