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族群冲突”已经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然而，族群政治中所隐含的“宗教对抗”这一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对斯里兰卡的佛教国家化与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剖析。
一、政治性宗教与国家主义
从19世纪到20世纪，锡兰(斯里兰卡)的国家主义者们一直致力于佛教的国家化与意识形态化，并宣称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两千年之久。锡兰的杜达伽摩尼王(公元前101年—公元前77年在位)由于领导了抵抗泰米尔族入侵楞伽岛的斗争而视为民族英雄，连同传统的僧伽罗佛教也被赋予与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位。维克利蒙兰尼(Wickremeratne)认为，“杜达伽摩尼王神话”(Duthagamanimyth)不仅被频繁用来强调，僧伽罗佛教作为“政治性宗教”(political religion)的特殊身份，还时常被政治家们用于“民族优越感”与歧视性政策的合法化解释。①在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之后，国家媒体更是直接将当时的拉贾帕克萨总统称为“下一个杜达伽摩尼王”。
虽然僧伽罗人声称自己的佛教徒祖先是最先到达锡兰岛的人，但是泰米尔人也始终坚持，他们的德拉威人祖先要更早于僧伽罗人。在珀纳巴兰(Ponnambalam)看来，正是在这一归属问题上的分歧，促成了后来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②而德沃特(Devotta)认为，如果从东南亚迁徙往澳大利亚的人口潮出现于公元前35000-公元前40000年的话，南印度人(泰米尔人)不可能不知道锡兰的存在，因为其仅仅距离保克海峡(印度南角泰米尔纳德邦与斯里兰卡本岛之间的海峡)22公里。③事实上，马诺和罗伯特斯(Manor and Roberts)也认为，德拉威人在经历至少两代人的时间后逐渐接受了僧伽罗语言，并被同化为僧伽罗人。随着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兴盛，僧伽罗佛教徒也开始将宗教用于建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强调共同的斯里兰卡身份(common Sri Lankan identity)。④但由于斯里兰卡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采取过于激进的同化手段，因此，泰米尔人拒绝斯里兰卡政府对少数族群采取的不公平政策，并认为泰米尔族的核心利益不可能被单一性国家所代表。
二、僧伽罗的佛教国家化
事实上，不少学者在僧伽罗佛教及其国家主义身份的确立上有着不同的看法。达玛达萨(Dharmadasa)认为，斯里兰卡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可以追溯至公元15世纪。⑤在古纳瓦达纳(Gunawardana)看来，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的16世纪前，印度持续的入侵与掠夺巩固了僧伽罗佛教及其国家身份，并在之后的英帝国殖民统治下经历了剧烈的转型。⑥而伊达帕拉(Indrapala)强调，尽管存在种族间通婚与文化的互渗，但在公元13世纪左右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还是选择构建了不同的族群身份。⑦卡普菲尔(Kapferer)则主张，僧伽罗佛教的国家化根源在于古代斯里兰卡的佛教主义。⑧另外，德沃特也认为，通过重新解释斯里兰卡的佛教历史，能够满足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现代需求，僧伽罗佛教徒也得以保证自身族群的崇高地位。⑨
史密斯(Smith)认为，在佛教主导的斯里兰卡社会中，族群性宗教暴力(ethnic religious violence)会被正当化甚至加以鼓励。而且，小乘佛教中一向有着关于正义战争的解释，并将之视为“社会中必要的恶”。⑩坦比亚(Tambiah)却强调，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与“分而治之”是导致斯里兰卡国内阶级、族群与宗教分歧加剧的主要原因，而佛教在此之前也曾经被边缘化。(11)但在席尔瓦(Silva)看来，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与宗教对抗主要归因于僧伽罗佛教是如何进行国家现代化的。(12)简而言之，在对少数宗教族群是否使用国家暴力的耐心上，僧伽罗佛教徒与其他国家占据优势的宗教族群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与国内局势相对安全的南部省份相比，这往往会给东部省份与北部省份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以及西部省份的基督教徒带来一种切实的不安全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少数宗教族群所带来的地区性压力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威胁，也会使僧伽罗佛教徒产生一定的不信任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僧伽罗佛教的国家化及其潜在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会加剧彼此间的安全困境，甚至催生出原教旨主义运动。
三、僧伽罗佛教国家化的促进因素
根据马蒂和阿普尔比(Marty and Appleby)的定义，原教旨主义运动具有以下的共同特征(13)：依赖于宗教教义来合法化最终目的；对于族群的归属范围有着明确的界定；拥护激进的来世论；倾向于将敌人神秘化与妖魔化。在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时期，基督教占据着主导地位，强调西方价值高于一切。因此自斯里兰卡取得独立以来，僧伽罗佛教也经历着以某种形式的佛教新教主义(Protestant Buddhism)来反对基督教。(14)在某种程度上，这揭示了佛教新教主义中蕴含的反西方化与激进主义色彩，也反映了僧伽罗佛教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一)殖民主义与国家主义
1815年，锡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双方签订了“康提条约”，同意保护佛教的地位，并支持佛教在锡兰的发展。直至1840年，英国福音派基督教开始向殖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变这一条约，将锡兰变为“基督教的一座堡垒”(a bastion of Christianity)。(15)基督教徒开始对僧伽罗佛教进行诋毁和攻击，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向泰米尔族等少数族群提供大多数的政府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僧伽罗佛教徒逐渐发展为国家主义者。
僧伽罗佛教徒通过建立出版社，发行报纸、书籍等多种手段来消除当时佛教中的基督教印记。比丘羯那难陀(Migettuvatte Gunananda Thera)举行佛教与基督教的公开辩论，说明两教教义的差别与优劣，让普通民众自己来抉择信仰。他被认为是斯里兰卡佛教复兴的重要领袖之一，极大地推动了僧伽罗佛教与国家主义的结合，即佛教国家化。
(二)达摩波罗与佛教复兴
在僧伽罗佛教复兴的过程中，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认为，英国人借助鸦片与酒精来腐蚀僧伽罗人，严重危害了僧伽罗人的族群延续性。(16)达摩波罗鼓励僧伽罗人重拾佛教精神，并成为国家主义者，以此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他主张，佛教能够使僧伽罗人避免其他殖民地所遭受的悲惨经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拥有像僧伽罗佛教徒同样光辉的历史。(17)
为了让佛教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保证，达摩波罗与他的支持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族群中心化色彩。尽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摩尔族人等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有着相同的遭遇，但他们还是强调僧伽罗佛教徒要优于其他族群。这一“佛教优越论”也是斯里兰卡后来的族群冲突与国家内战之所以爆发的重要原因。
(三)国家独立与族群分歧
虽然僧伽罗佛教主导的国家主义迅速发展，造成了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但是双方还是能够暂时搁置争议，联合起来争取国家独立。而在1948年斯里兰卡正式取得国家独立之后，再也没什么能够阻止双方矛盾的公开化。
在1956年革命性的斯里兰卡国家选举中，以僧伽罗佛教徒为主体所组成的统一人民自由联盟(由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一举战胜了统一国民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党领袖班达拉奈克所提出的“只要僧伽罗法案”，赢得了大多数僧伽罗人的支持。自此，一系列带有歧视性的国家政策开始在斯里兰卡推行，少数族群的自身权益极大地受到损害。
从历史上看，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僧伽罗佛教曾经被边缘化。而殖民政府又借助偏向泰米尔族等少数族群的政策来分化斯里兰卡的反殖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僧伽罗族对泰米尔族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被斯里兰卡的政党派别加以利用。科尔尼(Kearny)认为，语言民族主义(linguistic Nationalism)是1956年国家选举的主题。(18)尽管僧伽罗人中的基督教徒与佛教徒存在着宗教上的分歧，但是在僧伽罗语改革上，两者的利益与态度是普遍一致的。
于是，在僧伽罗人的高选票支持下，斯里兰卡放弃了建国初期所实行的双语教学，改为采用僧伽罗语单一教学。然而即使只是从语言问题出发，所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宗教问题上。马拉拉塞克拉(Malalasekera)对此评论道，由于僧伽罗佛教徒在这一政策变革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佛教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宣扬，1956年国家选举的唯一目标即是将僧伽罗佛教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19)。对于族群身份而言，宗教与语言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换而言之，随着僧伽罗语的官方化，僧伽罗佛教运动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虽然班达拉奈克借助“只要僧伽罗法案”获得了选举的胜利，并成为了斯里兰卡总理，但是他考虑到泰米尔族抗议的日益壮大(1956年、1958年先后两次爆发泰米尔族叛乱)，一度希望能够重新接纳泰米尔语。然而在1959年班达拉奈克却被一名佛教徒托杜文·索马拉马(Talduwe Somarama)枪杀。之后，班达拉奈克夫人接替其丈夫的总理职位，继续实行有利于僧伽罗佛教徒选区的狭隘政策(illiberal policies)，即国家不为泰米尔地区分配资源(20)。与此同时，斯里兰卡政府推行“国内殖民政策”(21)(state’s colonization designs)，即鼓励僧伽罗人向泰米尔地区移民，同时希望改变泰米尔人的宗教信仰，实现国家同化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泰米尔族提高大学录取分数，减少招生指标，并限制其进入政府和公共部门，得以维持僧伽罗语的主导地位。直至1972年宪法对佛教地位的承认，斯里兰卡的国家意识形态完全从自由民主主义回归到族群治国主义。
泰米尔族也对此作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分别于1977年、1981年以及1983年发动三次大规模叛乱，其中1983年的叛乱更是引发了全国性的族群冲突。可以说，1956年选举没能将国家权力交给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的温和派手中，反倒是被激进派所掌握。激进的多数主义者同样抛弃了世俗主义，并催生了强硬的族群政党政治，这一切都不利于族群冲突的结束与国内和平的达成。
(四)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
实际上，在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某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殖民政府在对佛教进行边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政治精英。世俗主义者认为，西方式教育与全民参选权能够让斯里兰卡逐渐发展为自由民主国家。但在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看来，盲目地追求世俗主义可能会让斯里兰卡再次陷入到殖民主义的泥潭之中。一旦世俗主义在斯里兰卡普遍化，这或许是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所能预想到的最坏情况，那么他们将极有可能转向地区自治主义的诉求，来维持宗教上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这代表着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对世俗主义的抗争与不妥协；另一方面，也能够保证僧伽罗佛教徒选区的最低限度利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斯里兰卡国内的冲突与矛盾既可以是国家主义对抗殖民主义，又表现为宗教主义对抗世俗主义，甚至还包括统一主义对抗分离主义。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世俗主义意味着“宗教的缺席”(absence of religion)或者“宗教上中立”(neutrality on religion)(22)。一个世俗国家在治理国家事务时，要能够回避宗教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尽管西方世界肯定了世俗主义的价值，但大多数的国家还是会在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因此，在一向重视宗教的南亚地区，宗教主义往往被视为与世俗主义是彼此平等的。
斯里兰卡宪法第九条规定：斯里兰卡共和国赋予佛教最高地位，保护和促进佛教教义是国家的义务。其他宗教则享受本宪法第十条和第十四条1款第5项规定的权利。可以看出，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地位要高于其他的宗教。尽管如此，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还是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并将佛教树立为国教。他们希望禁止佛教徒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却允许甚至鼓励其他宗教的信徒改信佛教，并坚持认为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国家，僧伽罗佛教徒是国家中唯一合法的族群身份。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赋予其他宗教以平等地位，那么斯里兰卡将会变为一个世俗国家(23)。
在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看来，冒然地实行联邦主义会导致斯里兰卡的四分五裂，而国家的统一无疑是维持僧伽罗佛教主导地位的必要条件。由于担心政治上的分权会削弱僧伽罗佛教的影响力，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一直对此抱有强烈的抵制态度，对于分离主义，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更是采取坚决进行军事打击与毫不妥协的强硬路线。甚至，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还援引“印度教控制印度，伊斯兰教控制中东，基督教控制西方”这样的论据来证明“佛教应该控制斯里兰卡”这一自己的观点。(24)
如上所述，斯里兰卡的主要政党始终寻求的是，通过僧伽罗佛教来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如斯里兰卡自由党(SLEP)与统一国民党(UNP)在各自的执政时期都曾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国家政党的力量一直在佛教国家化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极大地妨碍了斯里兰卡实现世俗主义中潜在的宗教平等，以及促进国内族群间真正的和解。
四、僧伽罗佛教政党
在斯里兰卡取得独立之后，不少由僧伽罗佛教主导的政党反对向泰米尔族下放权力，认为分权化是对分离主义的让步与放纵。其中，表现最为突出与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三个政党，即人民解放阵线(People Liberation Front)、僧伽罗传统党(Sinhala Heritage Party)以及全国僧伽罗僧侣党(National Sinhala Heritage Party)。
(一)人民解放阵线(JVP)
自1948年以来，斯里兰卡政权始终由斯里兰卡自由党与统一国民党轮流掌握。但是两个政党都对斯里兰卡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无能为力。人民解放阵线成立于1965年，是斯里兰卡的一支左翼政党，曾于1971年、1989年两次卷入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武装叛乱之中。在1964年，斯里兰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四支左翼政党。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罗哈纳·维杰韦拉(Rohana Wijeweera)认为，左翼政党加入斯里兰卡政府是对广大人民与工人阶级的背叛，因此宣布脱离左翼政党联盟。(25)
1971年，人民解放阵线试图推翻班达拉奈克夫人政府，开始作为一支正式政党被民众所熟知，并被斯里兰卡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在1983年泰米尔族叛乱之后，人民解放阵线又被贾亚瓦德纳总统所禁止。贾亚瓦德纳总统宣称，人民解放阵线在当时参与了反泰米尔人的“纳萨尔巴里阴谋”(Naxalite conspiracy)。(26)然而实际上，斯里兰卡政府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只是为了掩盖那时候种族主义政治家所进行的大屠杀行动。(27)
在早先时候，人民解放阵线对泰米尔人的处境抱有同情，认为其在推翻压迫性政权上与自己的目标一致。但不久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政党利益，人民解放阵线开始改变立场并转向族群中心主义。在1987年印度-斯里兰卡条约签订之后，引起了南部省份的僧伽罗族人极大的不满。人民解放阵线随即发动武装叛乱来谋求推翻斯里兰卡政府。这一次叛乱直到1990年2月才被斯里兰卡政府完全镇压下去。到了1994年，人民解放阵线开始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人民解放阵线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在议会选举中赢得10个和16个席位。2004年，人民解放阵线与斯里兰卡自由党所组成的统一人民自由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其中人民解放阵线赢得了39个席位。(28)人民解放阵线作为联盟中的第二大政党得以加入政府并上台执政。从此，人民解放阵线逐渐渗透到国家军队之中，并得到军官阶层广泛的支持。即使在离开斯里兰卡政府(不再与斯里兰卡自由党组成政治联盟)之后，人民解放阵线还是通过筹款与演讲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对泰米尔人的战争。
(二)僧伽罗传统党(SU)
僧伽罗传统党成立于2000年，主张保护僧伽罗族的利益，并一直坚持僧伽罗族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少数族群。其政党领导人曾经谈到过，无论是泰米尔人还是穆斯林都有代表自身族群利益的政党，而唯独僧伽罗人没有，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除此之外，僧伽罗传统党还试图号召僧伽罗佛教徒，联合抵制穆斯林与泰米尔人的商店，并鼓励采取暴力手段来对抗少数族群。在2001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僧伽罗传统党的竞选宣言是，让国内所有18岁以下的公民都信仰佛教。(29)这让人不得不考虑，一旦僧伽罗传统党得到议会的多数席位，斯里兰卡是否会走上“佛教塔利班化”(Buddhist-Taliban)的道路。
然而，僧伽罗传统党在议会选举中却遭受了出乎意料的惨败。在2000年的议会选举中，即使是佛教徒众多的南部省份，僧伽罗传统党也只赢得了1.47％的民众支持率。而到了2001年，僧伽罗传统党的表现更加糟糕，只得到了0.57％的选票，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议会席位。(30)之后，僧伽罗传统党也没有再参加2004年的议会选举，转而帮助建立了全国僧伽罗僧侣党，一支全部由僧伽罗族僧侣所组成的政党。
(三)全国僧伽罗僧侣党(JHU)
全国僧伽罗僧侣党成立于2004年，这一政党的成员主要是僧伽罗传统党中的僧伽罗佛教徒，主张在军事上肃清泰米尔族分离主义势力，认为政治上的分权不应该影响到斯里兰卡的单一性宪法，首要目标是在议会中保护并发展佛教徒的利益。2015年，其政党领导人阿图拉利耶·拉塔纳·特罗(Athuraliye Ratana Thero)强调，尽管全国僧伽罗僧侣党是一个僧伽罗佛教政党，但并不只代表佛教徒的利益。(31)无论如何，全国僧伽罗僧侣党在中产阶级与青年佛教徒中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早先，在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该政党的全部候选人都是僧伽罗佛教僧侣。仅成立两个月的全国僧伽罗僧侣党在选举中赢得了5.97％的民众支持率并得到9个议会席位，而国内全部的议会席位是225个。(32)与其他的僧伽罗佛教政党一样，全国僧伽罗僧侣党也具有一定的国家主义与族群中心主义。
那么，如何来解释全国僧伽罗僧侣党在短时间内的崛起呢?由于对主流政治家的失望，斯里兰卡的僧侣们一直以来都在寻找能够参与政治的渠道，而全国僧伽罗僧侣党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全国僧伽罗僧侣党领导人乌杜文·达马洛卡(Uduwe Dhammaloka)认为，政治家们借助佛教徒的帮助来获取权力，上台之后便立即成为反佛教主义者。(33)另外，对基督教近年来在斯里兰卡的迅速传播感到不安，也是促使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们成立全国僧伽罗僧侣党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人民解放阵线与全国僧伽罗僧侣党这两个僧伽罗佛教政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斯里兰卡佛教激进主义的兴起。无论僧伽罗佛教政党在未来是否会取得更大的成功，都将毫无疑问地加速僧伽罗佛教国家化的进程。
五、国内因素、国家政策与国家意识形态
尽管有一部分的僧伽罗佛教徒赞同斯里兰卡的佛教国家化，但终究还是没能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或许可以解释斯里兰卡自由党与统一国民党，为什么在历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都得到大多数投票。当前，斯里兰卡正处于政府转换与国家改革的重建期，因而仍然需要对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进行更多的关注，才能很好地分析其国内局势。自2009年国家内战结束之后，僧伽罗人普遍沉浸在一种胜利的骄傲感之中。这体现在国内大多数的僧伽罗民众对通过联邦主义进行分权化的消极态度，以及人民解放阵线与全国僧伽罗僧侣党影响力的不断增长。
席尔瓦认为，在僧伽罗语中，“族群”、“国家”、“人民”三者是同义词。(34)因此，僧伽罗人在感情上会将斯里兰卡视为佛教徒的土地，而僧伽罗佛教政党也一直坚持僧伽罗佛教徒是斯里兰卡唯一合法的族群身份。根据这一观点，僧伽罗人的地位要高于泰米尔人和西方人。而且，在早先时期，泰米尔人和西方人都曾经压迫过僧伽罗人。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宣称，为了防止历史重演，必须保证自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在宪法上将斯里兰卡作为佛教国家，是佛教国家化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也反对斯里兰卡国内非政府组织(NGO)的存在。原因在于，国家内战期间，非政府组织不同意斯里兰卡政府对泰米尔族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下决心用军事进攻彻底瓦解“猛虎组织”，因此所有支持和平谈判进程的个人与组织都被视为是国家的叛徒。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相信，非政府组织深受帝国主义的影响，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致力于瓦解斯里兰卡。全国僧伽罗僧侣党领导人艾拉维拉·明达纳达(Ellawela Medananda)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声称，“非政府组织在斯里兰卡的活动大多是西方国家所策划的阴谋”。(35)同样地，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也对非政府组织时常批评斯里兰卡的人权情况而感到不满。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与西方国家之间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以此来诋毁斯里兰卡政府军的形象。人民解放阵线曾经呼吁自己的支持者联合起来，谴责非政府组织对斯里兰卡主权的破坏。而对于非政府组织所提出的斯里兰卡联邦化，全国僧伽罗僧侣党与人民解放阵线也都表示强烈的怀疑与反对，认为它过于偏向地照顾泰米尔族，而损害了僧伽罗族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对非政府组织的抵制是佛教国家化的一种体现。对泰米尔族分离主义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也是佛教国家化的关键方面。在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看来，斯里兰卡不存在族群冲突问题，而只有恐怖主义问题。因此在国家内战中，斯里兰卡政府军一直把消灭“猛虎”组织当作首要目标。对此，哈里斯(Harris)认为，泰米尔族的分离主义与斯里兰卡政府的族群中心主义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泰米尔族不复存在，也会有另一个少数族群来代替它的位置，这是因为斯里兰卡政府一直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于族群排斥性政策之上。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以改变，那么对僧伽罗族优越性的强调将始终贯穿于斯里兰卡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进程中。
对于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而言，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分歧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机会窗口，反基督教情绪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另一方面。斯里兰卡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族群冲突并不是发生在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之间，而是1883年的卡塔赫纳叛乱，冲突双方为佛教徒与基督教徒。进入21世纪后，斯里兰卡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大多是由全国僧伽罗僧侣党与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的。反基督教狂热往往伴随着反西方思潮，这也反映了僧伽罗佛教徒们的矛盾心理，即一方面将西方视为制度效仿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将西方看作政治压迫的根源。无论如何，对基督教的反对在斯里兰卡并不少见，近来的反基督教暴力行动也不单是由于其要求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传道，同时也是僧伽罗佛教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结果。
在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看来，国家内战的最大意义在于将泰米尔人逐出东北部省份。长期以来，斯里兰卡政府通过“国内殖民政策”与部署军事力量将僧伽罗人从西南部省份迁至东北部省份，极大地改变了该地区的族群人口分布。另外，斯里兰卡政府还在东北部省份实行“高度安全区域政策”(High Security Zones)(36)，即在内战期间禁止流离失所的泰米尔人返回该地区。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之所以坚持对“猛虎”组织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是出于“猛虎”组织不会放弃它的独立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泰米尔人迁离斯里兰卡，以此来保证僧伽罗人的主导地位，明确斯里兰卡是属于僧伽罗佛教徒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所占比例，从1946年的11.73％下降为1981年的5.52％，而僧伽罗人与佛教徒所占比例，则从1911年的66.1％与60％上升为1981年的74％与69％。(37)这与斯里兰卡政府鼓励增加僧伽罗族与佛教徒人口的政策相一致。直至2004年，斯里兰卡政府中95％的职位都由僧伽罗人担任。(38)在这样的悬殊分配比例下，少数族群很难在政府中取得发言权，僧伽罗人则始终保持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被看作是实现斯里兰卡佛教国家化中最核心的一步。
在斯里兰卡，如果说政治性歧视是政党为了获取国家选举的胜利，宗教性同化则是政府为了实现统治体制的稳固，然而两者的结合却更加容易造成族群冲突的螺旋与国家内战的升级。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斯里兰卡国家政治的悖论。尽管斯里兰卡政府赢得了国家内战，但军事上的胜利若是不能转化为政治上的承认与接纳，那么也不具有太多的意义。也有观察家指出，在泰米尔族的分离主义趋势得到遏制之后，斯里兰卡政府或许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化，并将所针对的目标转向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以求贯彻僧伽罗佛教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正如泰米尔问题曾经引起过印度的介入，因此可以预见，一旦斯里兰卡国内的宗教对抗态势升级，伊斯兰国家、西方国家甚至国际社会都可能进行干预，这无疑会给斯里兰卡的国内局势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
可以说，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斯里兰卡的佛教国家化，已经在国内的僧伽罗佛教民众中塑造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在国内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一根植于僧伽罗佛教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日益制度化为国家政策，那么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可能会重新爆发。(39)这是因为，斯里兰卡的国家意识形态赋予了僧伽罗佛教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并将其对少数宗教族群的歧视、排斥与镇压加以合法化。这将进一步妨碍国家政治的改革进程。
然而，斯里兰卡的佛教国家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并不一定会导致国内局势的不稳定与宗教、族群间的对抗化。实际上，当前的斯里兰卡政府能够通过国家改革来避免这一政治困境。在某种意义上，由僧伽罗佛教主导的斯里兰卡政府进行有限度妥协也是必要的。(40)理由如下：首先，赢得国家内战为有限度妥协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即之所以妥协不是因为军事上的无能为力。这在极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有限度妥协不会带来政治上的消极影响，并提高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承诺可信性。而且，有限度妥协的真正价值在于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以及约束政治竞争的失序。其次，僧伽罗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主导地位也能够抵消因妥协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再次，就族群与宗教问题而言，分离主义并不是大多数泰米尔民众的最低限度要求，而类似穆斯林这样的宗教族群所追求的也只是地区自治，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太过激进的冲突性。最后，当今的国际社会也不太可能接受，通过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独立。这同样降低了“族群冲突与宗教对抗导致国家分裂”的风险，更加有利于斯里兰卡的政治分权化改革。因此，斯里兰卡政府在宗教、族群与政治上的有限度妥协及实行权力下放，将是进行国家改革的关键所在。换而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由僧伽罗佛教主导的斯里兰卡政府是否接受一种宗教宽容型联邦主义的国家制度设计，以及如何保证它的可行性、有效性与稳定性。
《南亚研究季刊》(成都)2016年第20161期 第8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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