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与现代社会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开头说，“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1](P78)深受托克维尔思想影响的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明确地认为，现代社会或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起源于基督教。[2]虽然托克维尔并没有作如此判断，但当他作“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这样的宣言时，他所指代的对象无疑是他所在的西方基督教社会。
如果说在托克维尔那里基督教是西方现代社会诞生的背景，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和之后占有截然不同的地位，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在贵族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宗教是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承担着将人们在政治上凝聚在一起的功能。任何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都必须来自于神或上帝，人们以上帝子民的身份服从于一个具有神圣性的君主。而君主之所以能够统治，正是因为他代表了神的意志。托克维尔在当代的另一个著名的追随者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引用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兹(Ernst Kantorowicz)的话说：“国王在中世纪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他的可以毁灭的肉身；另一个是他的象征性身体，象征着国家有机体的统一和完整。国王是这一神圣秩序的关键一环，起着将无形的上帝的意志转化为有形的法律和制度的中介作用。”[3](P17)
平等的社会或现代民主社会的到来意味着这一神圣秩序的消解。勒弗在描述这一社会形态的转变时，形象地用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的被斩首作比喻。在他看来，路易十六被斩首有着强烈的象征性，它象征着政治有机体的头从此被砍掉，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头”的社会。[3](P17)政治有机体之不复存在，根本原因即在于宗教不再是人们政治秩序的精神基础和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人可以声称代表上帝而有资格统治。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作这样的声称，正如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而不必借助于中介。再没有人能够占据中世纪国王所占据的那个上帝和世人之间的“中介者”的位置。而当任何人都能够“代表”上帝的时候，便没有人再能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这便是现代民主社会区别于贵族社会的根本之处。
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被准确地理解。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平等最终来说即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意志的代表者，没有人先天地具有统治别人的权利，从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等级也就是不合时宜的。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托克维尔称之为“民主的革命”。②但是，当政治有机体的“头”被砍掉之后，社会是不是将无法维持而堕入无政府状态？平等而互相独立的个人是不是会处于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虽然不再以具体的宗教作为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但仍然有某种精神力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一精神力量由大多数人的观念构成，我们可以称它为“一般观念”(common opinion)，或公众的意见。[4](P273-284)
托克维尔首先指出：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1]((P254))
宗教无法给现代社会中的人提供这种“共同信仰”，根本上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平等的个人不再相信存在任何其他要比自己更能代表上帝的意志，从而也不愿意承认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具有“神圣性”。此时，将社会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信仰”有着其他来源。托克维尔说：
随着公民们日益平等和日益无差别，使人人都盲目相信某一特定的人或特定的阶级的倾向，将会减弱。于是，相信群众的趋势将会增强，并逐渐变成支配社会的观点……公众的意见不仅是个人理性的唯一向导，而且拥有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的无限权力。在民主时代，由于彼此都相同，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但是，这种相同性却能使人人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几乎无限的信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公众的判断不与他们大家拥有的相同认识接近，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承认它是真理的。[1](P526)
因此，在现代社会，公众的意见是将平等的个人凝聚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人们对这种精神力量的服从犹如前现代社会对宗教的服从，在某种意义上这二者都是一种“盲目相信”。在中世纪，政治秩序以宗教为基础，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上帝，统治者以上帝意志的代表者身份施行统治。而在现代社会，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已经不再是上帝，而是公众的意见，统治者不可能再以上帝意志代表者的身份进行统治，而只能以公众意见代表者的身份进行统治。显然，在这里，托克维尔所指的“公众的意见”与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其他地方出现的“人民主权”仅是一步之遥。在该书上卷中，托克维尔说，在美国，人民主权是“法律的法律”，“人民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1](P63)“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1](P64)“人民的意志”取代上帝的意志，成为现代社会的神，成为现代社会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二、现代社会的困境
作为一个极为关心“政治”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思考的一个焦点是现代社会的到来是否有利于自由的保存和实现。事实上，与当时许多乐观的自由派不一样，他认为，贵族社会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自由的自动增长。相反，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会堕入更深重、更难以反抗的奴役之中。托克维尔说：“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点。”[1](P621)对于托克维尔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贵族社会并不必然比民主社会更缺乏政治自由。原因在于，尽管贵族社会的政治权力建立在身份等级的基础之上，但它往往是受到限制的。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显然受到了孟德斯鸠的直接影响。[5](P5-6)孟德斯鸠所描述的欧洲王权国家，特别是英国，国王的权力通常与大大小小的贵族的权力构成互相制衡，从而保证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6](P155-165)而托克维尔之超越孟德斯鸠的关键一点在于，托克维尔看到，身份普遍平等的现代民主社会使得这种传统王权制下的权力制衡变得更为困难。[7](P183-185)
在中世纪的贵族社会，尽管国王以上帝意志的代表者身份来统治，但一个极为显著的事实是：国王并不能垄断对上帝意志的代表。国王的权力和教会的权力之间的紧张始终是中世纪西欧政治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这意味着无论是教会还是国王都无法垄断世俗权力，其世俗权力始终是有限的。具体而言，对西欧社会来说，教士阶层是贵族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拥有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他们必然对国王的权力产生限制。托克维尔说，“教会丝毫未使教士们的心灵接受政治奴役……许多教士具有贵族血统，他们把贵族地位所具有的那种自豪、不顺从带入教会……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具有独立精神。”[8](P149)
更为重要的是，贵族社会中君主的权力通常会受到地方贵族的限制。托克维尔反复指出，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时期是法国地方贵族政治权力逐渐衰落、国王权力逐渐加强的时期。地方贵族曾是地方政治生活的核心，他们一方面与依附于他们的平民组成一个地方的共同体；另一方面，他们又制约和限制着国王的权力。在君主制下的贵族社会，国王并不能为所欲为。孟德斯鸠说，君主制下的君主要受到“荣誉”的限制，“荣誉像一个皇帝，统治着君主，又统治着人民。”[6](P28)托克维尔同样认为，君主和地方贵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分权和制衡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托克维尔说，贵族社会也存在着“政治自由”，只不过这种政治自由是以不平等为基础，而不是以平等为基础。[8](P146-156)
在现代民主社会，虽然个人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关系不再存在，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和独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自由”更有机会得到保存或实现。平等的个人看似得到了“解放”，但悖论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虽然是平等的，但个人又是软弱的、孤立的。平等化的过程也正是社会的原子化的过程，传统的社会关系变得脆弱不堪，将个人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纽带难以为继。尽管仍有“公众的意见”使得人们可以成其为一个整体，但问题在于，这种统一的普遍的“公众的意见”既容易让位于“多数的暴政”，也容易让位于以“人民意志”的代表者自居的现代国家。与贵族时代的政治权力相比，这时的政治权力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它变得更加不受制约。托克维尔笔下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即是如此。特别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反复强调，法国在旧制度时期平等化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王权”即出自这一时期。托克维尔说，在旧制度下，“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8](P109)因此，政治自由随着平等的到来并未得到加强，反而逐渐式微。③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托克维尔在很多时候将政治自由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归因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在贵族社会，每个人都生活于活的有机体之中，社会可以说是由不同的有机体组成的，无论是地方贵族的领地，还是教区、行会，抑或家族，这些有机体构成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贵族社会中的人们实际上服从于不同的权威，很难有一个单一的权力能使所有的人都绝对地服从其自身。而正是现代社会的平等化使得后者成为可能。现代社会不再由有机体组成，而是由相互独立、平等的个人组成。对托克维尔而言，个人主义是现代民主社会最危险的倾向。托克维尔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1](P625)显然，在托克维尔看来，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绝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孤立的个人必然是软弱的，当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权力时，当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存在多少有机的联系时，国家权力必然不再可能受到有意义的限制。换而言之，也只有一个专制的权力才能将这样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聚集在一起。这一惨淡的景象与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描述的君主制贵族社会下的政治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④
当然，托克维尔并非绝对地悲观，现代社会并非只有专制这样一种结局。如何实现和保存自由，始终是他的政治思考的核心。在这里，宗教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自由与宗教
与18世纪许多进步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托克维尔明确地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宗教才能保存自由。法国大革命以集中反对旧制度的面目出现，而宗教则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腐朽的旧制度的组成部分。托克维尔说，“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8](P45)可以理解的是，在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反宗教或反传统文化是极易燃起的普遍情感。宗教与现代理性、启蒙、科学的对立和紧张关系一度是欧洲近代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内容。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将宗教和自由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人的愚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托克维尔在美国所看到的情形：一方面，美国是平等原则被推至极端的社会；另一方面，宗教在美国的存在不仅不是自由的障碍，反而是美国人之所以能保存自由的原因。托克维尔说：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曾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解释过宗教信仰的逐渐衰退。他们说，随着自由意识和知识的提高，人们的宗教热情必然逐渐消失。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的。[1](P342)
托克维尔认为，宗教是一种古老的、源于前现代的精神现象，但现代社会恰恰需要宗教精神才能保存其自由。托克维尔在美国所发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宗教这一过去的事物与现代自由的完美结合。希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注意到托克维尔思想中的这一过去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他在分析托克维尔对美国乡镇自治生活的观察时说，托克维尔在美国的乡镇自治中发现的是一种奇怪的类似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地方贵族自治：“小规模的、具有强烈地方认同感的政治生活……充满活力的政治团体和自愿组织，以及弱小的中央权威。”托克维尔笔下的宗教与这里的地方自治类似，它属于过去，但在现代美国，宗教却是促进和保存自由的重要原因。
宗教对现代社会的最大作用无疑是它对个人主义和社会原子化倾向的缓和。如上所述，现代社会的个人随着平等而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但原子式的独立造就的是孤立和软弱的个人，这种类型的“个人”很容易成为“大众”或“国家”的俘虏。宗教属于某种“教条”，但在现代社会，似乎只有宗教才能使个人的精神有所依凭。在托克维尔看来，宗教是一种将人们的道德和精神“确定和决定”下来的设施。托克维尔说：
人们的精神在基督教面前从来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尽管它十分果敢，但经常要在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止步。人们的精神不论有什么革新，事先都必须接受一些早已规定下来的重要原则……[1](P338)
因此，在美国，虽然每个人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但人们的精神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人们仍然会服从于某些确定了的原则。在托克维尔看来，宗教是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些“教条”(dogmas)来“限制”人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自由。这种由宗教所确定的“教条”使人们不像当时的比法国人那样普遍地在精神上躁动不安、无所适从。可以说，现代社会的身份平等使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但现代社会需要有宗教这样的设施使人们不至于“太现代”。当时的美国比法国更为现代是因为它将身份平等“推行到了极致”，但美国社会实际上却极其传统。与当时的法国人不一样，“美国人的想象力，即使飞翔得很高时，也是小心谨慎和迟疑不决的。”[1](P338)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的研究专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说，“宗教对于民主相当于马鞍之于马。”[7](P86)这一比喻颇为形象地描述了宗教在托克维尔心目中的作用。
托克维尔一再强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得以保存自由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民情”，也就是心灵的习惯，其次才是制度，再次是地理环境。托克维尔看到，平等的时代在精神上无所适从的“个人”很可能会倾向于服从一个没有清晰面目的社会或国家权力。而自由的实现则需要人们服从“当下”的权威，参与到可以看得见的“地方”自治群体之中，从而使得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普遍的权力不至于具有那么强的压迫性。可以说，在托克维尔那里，宗教使现代社会的个人具有中世纪式的服从和归属感，这正是它在现代社会具有的重要作用所在。换句话说，宗教使个人不再仅仅是原子式的个人，它使人们能够凝聚在一起。
与此相关的是，托克维尔还指出，宗教通过限制现代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有益于自由的实现。美国人无时无刻不去追求物质利益，但宗教为这种追求加上了某种限制，“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让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界高得多的天国的。”[1](P539)托克维尔并不是说要限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他认为，尤其在民主时代，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平等的个人的普遍爱好，无法阻挡，也无需阻挡。但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地沉溺于对物欲的追求，那么就意味着，假如一个“主人”能够承诺并做到使人们享受到某种程度的物欲，那么人们便会乐意放弃自由而生活在这一“主人”的专制之下。
因此，对托克维尔来说，宗教缓和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基督教社会，宗教并不禁止人们放弃对物欲的追求，但它规范和限制着这种追求，使之导向一个比纯粹满足身体欲望更高的目标。托克维尔甚至将宗教与他所说的“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self-interest well understood)联系起来，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人们追求的“个人利益”从现世后移到了来世，人们要获得死后的幸福，那必须在现世克制自己，必要时牺牲现世的利益，从而确保来世的幸福。[1](P657)宗教使得人们的目光变得长远，看到了自身利益和欲望满足之外的东西，这无疑使得人们愿意去关心公共或集体利益，而不仅仅只满足于眼下个人欲望的实现。托克维尔在强调宗教的重要性时说：“我认为，叫……公民们想到自己的灵魂会脱生为猪，总比他们确信根本没有灵魂要少暴露出一些兽性。”[1](P678)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只有一个专制的体制才能将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现代社会的平等和个人主义极易导致社会的原子化和国家权力的极度扩张，而宗教能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这种倾向，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的联系，使现代社会不再是分裂的原子化的社会。或者说，宗教并不能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但它能对这些特征进行一些改造，使之更适宜(政治)自由的实现和保存。托克维尔说：“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1](P341)
四、政教分离的重要性
行文至此，我们仍有一重要主题尚未涉及，即托克维尔所一再强调的政教分离问题。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宗教以保存自由，前提条件显然是人们对宗教持有自然的和丰富的认同感，而要实现这一点，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指出，“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但是，他紧接着写道，人们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对宗教本身反感，他们反对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与政治的关联。也就是说，人们是因反对旧的政治制度而反对宗教。托克维尔说：
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8](P46)
对托克维尔来说，美国的例子清楚地证明，宗教并不与现代社会对立，相反，它可以帮助现代社会克服内在的困难。宗教在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它不再像在旧欧洲那样与政治权力纠缠在一起。宗教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恰恰是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的“无力”，亦即它近乎彻底地与政治权力相脱离。托克维尔发现，美国的神职人员“没有一个人担任公职……没有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神职人员。”[1](P343)这与当时的法国截然不同。在法国，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前，教会仍然是贵族等级中占有极高地位的一部分，教士阶层时刻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政治当中。[9](P54-55)然而，托克维尔所要指出的是，教会的权力与宗教本身的影响力并不对等。大革命前法国教会的政治权力正是使许多法国人放弃宗教信仰的主要原因，而教会在美国政治领域中的彻底淡出却是宗教在美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根源所在。
托克维尔将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首先归结在宗教信仰本身的性质上。宗教关乎普遍性的原则，超越具体的政治权力、人群、国界，当宗教与特殊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时，其普遍性必然会受到影响。托克维尔说：
当宗教把它的帝国建立在所有的人都一心向往的永生愿望上时，它便可以获得普遍性。但是只要它与一个政府结成联盟，它就必然采取只适用某些人的准则。因此，宗教与一个政权结盟之后，将增加对某些人的权力，而失去支配一切人的希望。[1](P344)
因此，宗教在当时的法国和美国受到人们截然不同的对待。教会在美国并不拥有政治权力，但其精神力量却比在法国要大得多。然而这一解释显然不够充分。我们可以质问：为什么宗教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都与政治权力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这似乎并没有太过损害宗教对人们心灵的影响？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具有如此强的摧毁力？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再可能如前现代社会那样存在于宗教之中，而只可能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之中。在前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宗教密不可分，权力建立在对上帝意志的代表之上，因此政治权力与宗教的结合并不会造成太多的对宗教本身的反感。然而，在托克维尔所说的现代民主社会，政治权力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存在于“人民意志”之中，不再可能有人能以“上帝的代表”的名义进行统治。因此，在现代社会，如果宗教与某个具体的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那么人们将会迅速地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其教义只不过是获利的手段。权力失去其神圣性之后，宗教则必须同权力切割才能保持其神圣性。政治权力与宗教相结合的结果是：人们不再真诚地相信宗教。
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只有确保“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才能使宗教避免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也只有如此，宗教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和影响人们的心灵，从而缓和现代性对人们的心灵造成的负担和扭曲，为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实现创造可能。换而言之，只有与政治权力相分离，宗教才能成为“有益”的政治制度。
托克维尔认为，宗教在贵族社会是政治权力的基础，但在现代社会，它却是个人赖以依靠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宗教缓和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倾向，使得现代国家权力得以扩张的基础受到制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社会的宗教只有与政治权力相分离才能实现其政治功能。欧洲近代以前的政治思想家通常将宗教看作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而近代以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宗教则几乎被压倒性地认为属于私人领域，与公共事务无关。如果说托克维尔是欧洲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他显得非常“离经叛道”。当然，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基佐等思想家的关系可以部分地解释他对宗教的政治意涵的重视。但是，在近代思想史上，似乎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清晰地描绘出宗教在现代社会的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
①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9页。此处中文引文根据以下版本的托克维尔原著有所改动：Alex de Tocqueville,Oeuvres Complète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 I,Paris:Gallimard,1951.
②可以看出，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变中，基督教虽然在人们的观念层面促成了这一转变，但吊诡的是，基督教本身却不再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这也是戈谢著名的论断——基督教是一个“走出宗教的宗教”(a religion for departing from religion)的由来。
③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明确地指出，在民主社会，(政治)自由和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他说：“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自由带来的好处，只有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好处的来因，又经常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平等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人们在感受到它的时候，立即知道它的来源。”见《论美国的民主》，第621-622页。
④Annelien de Dijn称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理论为“贵族自由主义”，其理由即与此有关，参见Annelien de Dijn,"Aristocratic Liberalism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Historical Journal,2005,vol.48,no.3:661-681.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昆明)2014年第20144期 第6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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