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西医教育的发端
早在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向中国民众传播牛痘接种技术时他就意识到培养中国助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助手不仅是他与病人之间良好的媒介，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病人对西医技术和医院的信任感，相比于传教士，中国民众更容易接受来自本国人的服务。于是他挑选了几名中国学徒进行培养，邱熺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第一位种牛痘的专业医生，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撰有《引痘略》一书于1817年刊行。时值天花肆虐之际，《引痘略》一经出版便风行全国，而其中的种痘方法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各地纷纷效仿广州建立了牛痘局。
近代最早的西医教育诞生于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的广州眼科医局中。伯驾的眼科医局顺应了当时广州的医疗需要，在刚建立的两年之中，他就接诊了3000多名患者。伯驾给长老会差会的报告中提到：“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2月4日，病人的总数为925名，其中男性655人，女性270名。在8月4日至11月4日这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提供了第一年度全年的病人数字为2152人。”面对繁重的诊治需求，伯驾于1837年招收关韬及其他两名中国人为学徒进行西医学知识的培训，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自己的助手以辅助他进行手术。“开始的时候，传教士并不想办医学教育，而仅为医疗上的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招收一、二名生徒，课以浅近的医学知识，目的是训练他们担任护理工作或传教士。”伯驾对关韬等人的培训方式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师徒传承，既授之以医学知识，又指导临床实践。“他们的英语已经达到相当不错的水平，在配制药品和处理药方方面是得力的助手。年龄最大的一个（关韬），是个积极而有责任感的青年，他除了受到培训以外，每月还可以领到5元的工资。一些眼科的小手术，譬如睑内翻和翼状胬肉等，他都已经做得干净利落。”从伯驾的上述言辞中可知，关韬在三人中是最优秀的，并且掌握了独立进行常见眼科疾病手术的能力。这种培训使得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服务于福建海军，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由此可见，伯驾的医学培训是成功的，但这种方法存在着局限，它不能大规模培养西医人才，自然也无法满足现实的医疗需求。伯驾作为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发起人之一，认识到培养中国医学生的必要性并将这种要求上升到医务传道的事业范畴，证明他是很有远见的。但是师徒式的培养方式并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对西式医疗的人才需求，新式的医学人才培养方式在嘉·约翰（JohnGlasgowKerr）创办博济医院后才得到实现。
博济医校与西医教育的正规化
博济医院是在眼科医局的基础上创办的，目的是满足医院业务不断扩大的需要。1859年1月，嘉·约翰择新址组建博济医院并于1866年将医院主体搬入新建的大楼，既增添了新的医疗设备和仪器，又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进行医疗和办学，这为博济医院附设博济医学校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博济医院走上正轨后，嘉·约翰就将创办西医学教育提上日程。他同医生黄宽商议先开办一个医学班，试图由小到大，慢慢扩大教学规模。“与新的医院相结合，开办了一所医科学校，给两家医院（金利埠和博济）的学生以及少数其他学院进行系统的培训。我们希望这是一所医科学校的胚芽，在未来岁月中将它的学生送到这个帝国的各个地方……为了这个帝国中国的百姓，建立一所设备齐全的医院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相信，学习治病救人技术的机会，将会与治病救人的技术本身一样受欢迎。”这个医学班就是博济医校的前身，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教会医学校。
医学班招收的学生与之前伯驾培训的学生不同，他们类似于现在的全日制学生，不再是边工作边学习，这样就可以更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第一年共招生12人，学制为3年，由三位老师进行专业医学知识的教授。其中解剖学、内科学和外科学由黄宽担任教学，药物学和化学由嘉·约翰教授，而关韬则负责实用医学和外科学的讲授。开设的课程虽然简单，但是都是最基础的医学知识而且也是在当时最实用的。虽然这是教会医院开办的学校，但是却未对学生进行宗教内容的传授，而是明确只进行医学培训。这种做法或许与嘉·约翰的身份有关，他不是传教士医生，而是取得了医学硕士学位的专业医生，所以他强调医学教育的纯粹性。这种将教学从传教活动中脱离出来的做法，与当时美国专业的医学校相似，由此也表明专业化的西医教育已经开始。
在课程安排上，学校按照星期为周期。专业知识课安排在周三和周六进行；周一和周五则是在门诊跟随老师临床学习；周二和周四属于外科见习课，即在手术室进行操作学习。当然这种操作是协助性质的，一般都是由老师主刀，学生只进行准备工作和简单的缝合。这种专业课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今天来说很普遍，但作为最早建立的医学校来说，这些举措都是没有参考范本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尝试与摸索下进行的。能在教学活动开始之初就意识到专业知识与临床实践同等重要，不得不说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做法。
19世纪80年代，学校课程增加了妇科学和产科学。这得益于两位女医生在博济医院的任职，她们分别是赖马西（Niles）和富·马利（MaryFulton）。随着课程内容的增加，学校对课时进行调整，增加了专业课的学习时间，由最初的两天增至每周四天。到了1890年，学校规定每周五天学习专业知识，只在周六进行实践操作。随着教学设施的完善教学质量的逐步提高，每年的招生人数也逐年增加，从最开始的12人逐渐变为每年保持在30人左右。而学制也由3年变为4年，进一步正规化。嘉·约翰在医院报告中曾提及：“这个医学班渐渐具有了一所正规医科学校的性质，一旦各个分支学科的导师都齐备，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了，我们将采用‘广州医学院’的名称。”
与伯驾教授学徒使用英文教学不同，医学班采用汉语教学。这种方式其实降低了招收学徒的门槛，减少了语言的障碍，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前来学习。西医学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本来就是陌生的，如果再使用英语教学，恐怕极少有人可以听懂。伯驾当时招收的3个学生都是先进行英语培训的，语言过关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学习知识。或许是出于当时教会医院对医生的需求，所以医学班决定采用汉语教学来获得学徒。嘉·约翰认为：“如果只能用西方语言作为唯一传播科学的手段，只能影响一小部分掌握外语的人，知识不单只局限于小范围人群的需要，而是应该呈现给更多的人，服务于中国现实的生活目的，可以预见到使用汉语的医学教育将对中国人产生广泛的影响。”嘉约翰的这种认知与利玛窦的传教方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主张入乡随俗以博取中国人的认可。教师采用汉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能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消除文化不同所带来的隔阂。
汉语教学带来的是对中文教科书的需求。率先认识到这种迫切感的是合信（BenjaminHobson），为此他编译了《合信氏医书五种》，其中包括4种医书：1851年的《全体新论》是一部解剖学著作，合信认为“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于是他首先翻译解剖学，旨在批评中医学忽视解剖的缺陷；1857年出版《西医略论》以生理、病理和诊断为主要内容，主要涉及外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方面的知识；同年的《妇婴新说》，顾名思义是介绍妇科和儿科的理论与方法；1858年的《内科新说》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论内科病症，下卷则是介绍方剂和药品。这称得上是一套较为系统的近代西医学教材，不仅成为中国人学习西医学的必读书目，还影响着中国的传统医学教育。1865年经过嘉约翰与合信的协商，合信所翻译的西医书籍作为医学校的教材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嘉·约翰同赖马西等人也进行了新的西方医学知识的翻译和对自己治疗疾病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编写成教材，这些医书达到34种之多，主要有：1871年出版的《化学初阶》第一、二卷和《西药略释》；1872年出版的《化学初阶》第三卷和《裹扎新编》；1873年出版的《溺水救生》、《皮肤新篇》和《内科阐微》等。这些医学书籍涉及的内容广泛，除了具体医理的阐释，还有当时广州地区疾病治疗的案例，这对后来研究该地区的疾病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西医学校的汉语教学催生了在华传教士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的热情，他们在介绍西方医学知识的同时也对中医学进行了批判与分析。虽然涉及的内容较浅显，但是却代表着该时期具有朴素科学精神的人士对待中医学的态度。补充了中西医学碰撞初期中西方社会对待两种医学的不同态度，尽管传教士不能完全代表西方社会的态度，却可以把它引申为一个研究侧面。
博济医校的成立，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从师徒制向学院制过渡的标志性事件”。这种新型的教育制度很快被其他教会医院效仿，19世纪末在广州、上海、济南、苏州等地相继建立了教会医学校，成为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典范。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西医教育的规模化
20世纪初西医教育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西医学校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建立起来。著名的有1904年北京成立的华北协和医学堂，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除此之外汉口、南京、济南、上海、成都、长沙等地都成立了医学校，并且这些学校都初具规模，且西医教育都呈现出体系化特征。“据统计，1915年，教会联合创办的医学校已达23所，护士学校36所。”正值西医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之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介入无疑将这种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
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在美国创办，它最早的资助项目主要集中在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方面。“洛氏基金会的钱绝大部分是花在国内，不过其遍及全球的事业也很庞大，中国在其海外投资中独占鳌头。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广泛关注和投资，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都留下了痕迹，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半个世纪中的影响难以估量。”为了支持中国的医药事业，洛氏基金会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MedicalBoard）。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成立是该基金会在华的最重要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项事业。它是按照当时美国一流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筹建的。“根据1947年的年度报告，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洛氏基金会在华的医学资助项目除此之外还有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学校以及中华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广州教会医学联合会等医学机构。正是由于这种教会的扶持和基金会的资助，使得中国的西医教育带有浓厚的英美教育体制特色。
当时中国著名的医学院几乎都有相对应的发展模板，比如1896年创建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仿效美国宾夕法尼亚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医学院基本上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为样板。这种区分主要是其背后的教会差会的属性不同造成的，所以也可以说早期中国西医教育是兼具宗教和科学两种特色的。西医教育模式的直接移植，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西医教育的体制化进程，另一方面这种原封不动的照搬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体制与国家政策的脱节。不过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政体偏向于英美模式，才使它们之间的矛盾没有激化，反而使西医教育体制化的成果凸显出来。一系列西医院校的创办，摒弃了19世纪师徒制教育方式在医院的流行，确立了西方医学院体制在西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提高了医学教育的正规化和体制化层次。
学校教育的先进性不仅促进了中国西医学的发展，还吸引了来自中医界的目光。虽然中西医学理论层面的论证仍在继续，但是这种培养人才的优势已经被中医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它不仅提高了培养医学人才的效率；而且还可以整合人才培养中的人力、物力资源；更重要的是扩大收徒数量，扩充中医人才的队伍。近代西医学教育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不仅催生了本土西医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医学教育体制化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转自香柏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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