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知佛教协会的文件是造谣污蔑的情况下，峨眉山景区公安分局、洪椿坪派出所、峨眉山市宗教局少数领导却积极配合。峨眉山市宗教局和洪椿坪派出所分别出具了书面文件，协同佛教协会驱逐照智法师。洪椿坪派出所两次无端传讯牛心寺的僧人，要求他们离开寺庙。在2005年的9月下旬，峨眉山宗教局局长李黔、峨眉山景区公安分局教导员马渊、洪椿坪派出所所长贺长轩等一行15人还集体到牛心寺执行强制驱逐。照智法师等人曾经向中国佛教协会申诉，但是中佛协对此毫无反应。2005年10月初，峨眉山景区公安分局还到照智法师的家乡作补充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但佛协永寿会长等人仍然拒绝认错。

 

 　2005年10月中旬，照智法师向峨眉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法院领导却认为被告还是政府推荐任命的佛协会长，打官司影响不好，要求统战部、宗教局出面协调。其后，景区管委会、统战部等为了帮助永寿会长避免司法责任，迅速催生了《峨眉山佛协关于“峨佛协33号文件”中对张耀光个人情况表述的内容失实进行纠正的通知》（峨佛协[2005]38号文件）。文件表示“对张耀光表述内容失实、处理意见欠妥”，但对《33号文件》的触犯《刑法》和《民法》的性质却避而不谈，并宣布收回33号文件。这使得永寿成功的逃避司法制裁，随后，峨眉山佛协又派遣多名监视工人进驻牛心寺，监视牛心寺僧人的一举一动。监视工人在2005年12月下旬宣布“上级指示”：禁止牛心寺僧人接待信众游人，否则砍死砍伤不负责任，他所谓的“上级”究竟是佛协还是公安分局不得而知。到2006年5月，佛协派遣的监视工人吴用又将牛心寺的另一位僧人传定殴打致伤。

 

 　牛心寺事件反映出的是部分政府部门与佛教协会负责人结成了利益联盟。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开发旅游资源，拥有经营进山门票、索道的权利。管委会为了更好的和利用佛教资源为旅游服务，违规将峨眉山市宗教局、峨眉山市景区公安分局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由于管委会是峨眉山市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政府允许了管委会的越权行为。管委会所属单位的工资待遇要高于峨眉山一般的政府部门，宗教局、公安分局也乐意接受管委会的管理，由峨眉山管委会越权推荐的现任宗教局长李黔并不属于政府公务员系列。管委会与佛教协会也有商业上的合作关系，2006年，为了打造峨眉山旅游品牌，佛协和管委会还共同出资改造峨眉山金顶，由此吸引的旅客即给管委会增加门票收入，也会为佛协带来更多的信众捐助。由于管委会控制下的宗教局等单位拥有管理佛教协会和寺院的权力，佛协领导和一些利欲熏心的寺庙管理人员、少数僧人利用各种手段与宗教局、公安分局、管委会的一些领导拉拢关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联盟。当然，这种利益联盟内部也是充满矛盾的，峨眉山市宗教局前任局长孙学忠没有很好地维持这种利益联盟，永寿会长就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收受佛教协会贿赂的详细证据，由此导致孙学忠的下台。这也许是宗教局、公安分局及其下属派出所等多部门的现任官员更加积极配合永寿会长对照智法师进行政治迫害和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

 

 　由利益联盟编成大网的能量是惊人的。峨眉山牛心寺事件引发了部分高校师生的关注，并撰写文章声援，各大网络论坛也议论纷纷，在天涯论坛、网易论坛、猫扑论坛等网络论坛上，有关“牛心寺事件”的点击率累计达到50万人次以上。各地的学者、佛教徒前后3次纷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家信访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省市各相关行政部门寄送材料，反映牛心寺事件所折射出来的宗教管理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前后寄出的信件达数百份。此事也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要求四川省以及峨眉山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此事。但是，由于在牛心寺事件中涉嫌违法的人员牵涉到兼任四川省人大常委的佛协会长、峨眉山市宗教局长、公安分局教导员等一系列政府官员和教团领袖，这些人物又有着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四川省委统战部、乐山市宗教局、峨眉山市政府以及统战、宗教部门召开了多次协调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峨眉山市牛心寺事件只是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一个缩影。这一略显荒诞的事件的背后是极为复杂的政教关系，是教团领导和政府个别官员之间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它集中展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佛教乃至整个宗教的发展状况。近年来，大量的信众捐款使部分宗教场所拥有了雄厚的财力。而这些财产的支配权牢牢掌握在少数的宗教领袖的手中，一些政府官员则掌握了宗教领袖的任免权。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之间明显形成利益联盟，将教团变成个别宗教协会领导、政府主管部门官员为所欲为的场所。中央政府以政治为中心的衡量标准与地方官员以利益为中心的衡量标准产生普遍的冲突，地方官员与宗教领袖的利益联盟对于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形成广泛的侵害，类似牛心寺事件的事情在全国各寺观教堂频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