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日。之所以称为500周年，是因为要纪念500年前(1517年)10月31日发生的一次历史事件，即罗马天主教奥古斯丁修会会士马丁·路德，在德意志东部小城维腾堡将反对赦罪券(Ablass der Sünde)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城堡教会大门上。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次教会内部常见的公开神学讨论事件是宗教改革的开端。宗教改革的结束之时则一般被确定为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尼德兰八十年独立战争的结束之年，即达成威斯特法伦和平的1648年。这是一次具有欧洲和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②
宽泛而言，之所以要纪念某一特殊的历史事件，乃是因为要在具体的当下唤起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记忆，回应当下的具体现实处境，并且朝向期待与想象的将来。若想理解这样的过去记忆、当下回应和将来朝向，我们就要弄清楚谁在纪念、为什么纪念、如何纪念，以及纪念什么。③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对于宗教改革，从不同的历史事实判定和不同的历史现象解释出发，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故笔者采用相对中性的“纪念”一词，而不用庆祝、反思甚至反省等词。④宗教改革不仅是路德发动和影响的宗教改革，也不仅发生在维腾堡小城和德意志地区，而且还是发展遍及欧洲[1]，影响波及全球的、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改革运动。特别由于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日这一特殊时间节点的缘故，本文将首先介绍晚近德语学界对路德及其宗教改革的主流研究趋势的转变；然后试图借助前人对历史事实、历史解释和历史政治的三重划分理解和解释这一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回顾前四次的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和审视2017年的500周年纪念；最后将转向对当下中国文化与思想处境的初步思考，简要阐发我们应该如何立足当下的处境，纪念过去的传统，朝向将来，从而做到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返本开新”。
主流研究范式的转移：从强调“断裂”到强调“延续”
从德语史学界晚近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宗教改革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正在从强调“断裂”转向强调“延续”，即从强调中世纪与宗教改革之间的断裂，转而强调中世纪(特别是晚期)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延续。[2]
(一)强调“断裂”：Reformation
强调“断裂”的研究者往往将宗教改革理解为Reformation，认为宗教改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意味着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端。这样的研究越是强调中世纪的黑暗与腐败，就越是突出宗教改革的现代属性与成就。比如，强调其对个体化与多元化的历史进程的开启，强调其对个人(良心)自由、自然权利乃至人的尊严等现代核心观念得以产生的重要意义。[3]
黑格尔在1822-1823年柏林大学关于历史哲学的讲演课上认为，路德宗教改革是“那随着中世纪终端的黎明曙光而来的、将一切美化的太阳”[4]，因为这是现代的诞生时刻。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人通过自己本身被规定，要去自由地存在”(Dies ist der wesentliche Inhalt der Reformation；der Mensch ist durch sich selbst bestimmt，frei zu sein)[5]。与此相对应，黑格尔认为，在黑暗与腐败的中世纪，人们的精神遭到教会权威的奴役和感官之物的束缚，从而沉迷于“最为荒谬和最为愚蠢的奇迹信仰”。比如，当时教会大力提倡的、单单用金钱就可购买的赦罪券。正是出于对这种奴役状态与奇迹信仰的批判性回应，路德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教改革，由此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与腐败，并且酝酿和推动了现代之光明的开启。[6]
对于黑格尔这样的观点，当时的很多新教学者深表赞同。即使他们不一定认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论前提与系统框架，这些学者也同样认为，路德是第一位现代人，他走出了黑暗与腐败的中世纪，激发了自由和光明的信仰之光。作为一位民族的自由英雄，他为处于天主教会重轭之下饱受压迫的德意志民族争取了良心自由的权利。[7]不同于这些来自新教学者的积极评价，针对同样的与路德相关的历史事实，一些罗马天主教学者对把路德当作自由英雄的解释有着相当负面的评价。他们倾向于把路德妖魔化，认为他是现代的原初革命者，因为他在充满罪孽的、对教宗权威的反抗中，引入了无政府的原则(即每个虔诚的个体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从而颠覆了所有秩序的结构。⑤
在晚近倾向于强调断裂的宗教改革研究者中，最新的代表人物为歌廷根大学教会史教授Thomas Kaufmann，他著有多部关于路德和宗教改革的作品。⑥有鉴于晚近研究的进展，Kaufmann的态度相比于以往过于强调断裂的立场有所缓和。一方面，他承认过于强调断裂的立场出于人为的构建，宗教改革的确带有很多中世纪晚期的特色，并且以之为产生的前提。比如，对地方语言圣经和讲道的兴趣，对忏悔和称义问题的关心，对灵修文字作品的重视，等等。“若是没有15世纪晚期宗教的、心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前提，宗教改革的一些实质方面和现象形式，是无法理解的。”[8]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强调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断裂性以及与现代的连续性，认为宗教改革不仅仅是属于中世纪晚期的一场改革(Reform)，而且是通往现代的、处于早期现代的重要历史转折阶段。⑦他列举的主要论据林林总总，涉及教会理解、神学认知、信仰实践、公共交流、法制和社会变迁等方方面面。
与路德及其宗教改革密切相关的事例如下：其一，就教会认知而言，无论是包括路德在内的宗教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还是“反宗教改革”的主要倡行者，都在互相指责对方分裂甚至背叛教会，都认为拉丁欧洲的一体教会走向了永久的或暂时的终点。其二，宗教改革引发了“不再是中世纪的”神学和信仰实践。比如，路德对信仰与救赎之关系彻底的、全面的和排他的强调，教会由此不再是个人获得救赎的体制性保障，而是个人与上帝话语相遇的场所。其三，由于印刷术这类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路德创作的大量传单被广泛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宗教改革“公共领域”和公共沟通的形成。其四，路德对信徒皆为祭司的强调、对德语圣经的翻译，打破了以往中世纪教会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圣俗二分，而且使得信徒个体能够凭着圣经和良心作出自己的神学判断。总而言之，“凡是宗教改革向前推进的地方，中世纪的教会历史，就其显像的本质部分而言，已经走到了尽头”。[9]
(二)强调“延续”：Reform
然而，晚近德语史学界的主流趋势却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延续”。这样的学者一般将路德宗教改革理解为Reform，认为这改革绝非突然的爆发与突破，而是中世纪(特别是晚期)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神学认识与争论发展所导致的结果。就此而言，路德的努力被理解为当时罗马天主教教会内部的诸多改革努力之一，并没有引发欧洲历史的新时代，不具有上述的划时代历史意义。与此相应，不少天主教教会史学学者开始认为，路德不是异端，而是“严肃的天主教徒”、“改革的天主教徒”甚至“信仰之父”，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和唯名论的错误导向，才与教宗和教会关系破裂。⑧
在晚近强调延续的学者方面，最新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图宾根大学教会史教授Volker Leppin。⑨著述甚多的他反对断裂说，重视从中世纪晚期到宗教改革发生的改变，提出“渐进变迁”的想法”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理论概念。[10]他在主要代表作品《马丁·路德》中表示，在写作此书时，他试图如此阅读和阐释路德，就好像不知道路德与教会和社会的新开端有关一样。[11]他把路德理解和描述成一位中世纪晚期的人。从青少年起，路德就成长于中世纪晚期宗教生活的精神氛围之中。修会导师Johannes von Staupitz的思想，尤其是其对以圣经为根基的基督信仰的强调，对路德思想有着持续性的深远影响。就此而言，路德的思想并没有之前注重断裂的研究范式所强调的彻底的原创性和革命性，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中世纪晚期的土壤，缓慢和逐渐地转型，并最终得以成形。借助“转型”这一概念，Leppin淡化了以往研究对转折与断裂的强调，转而突出中世纪晚期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延续。与此相对应，在最新出版的《陌生的宗教改革：路德的神秘主义根源》一书中，Leppin试图展示路德“陌生的”、“中世纪的”一面，即他与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特别是大师埃克哈特的学生Johannes Tauler)的紧密关联。在Leppin看来，青年路德是一位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者，延续了神秘主义强调信仰之内在性的思想路线。这样的强调虽然与天主教官方教会对信仰之外在性和教会性的强调形成紧张关系，但仍然属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内部的思想运动。⑩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与此范式相关，在强调延续的方向上，还有一种研究的角度和立场显得更为激进和彻底。柏林洪堡大学欧洲近现代史学家Heinz Schilling在《路德：转折时期的反叛者》一书认为，路德不是那位以往太过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位改变历史的宗教改革家(Reformator)，而仅仅是前宗派时期试图变革平信徒信仰的众多改革者之中的一位改革者(Reformer)，一位既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的普通人，一位处于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处境之中的父亲、大学教师和作家，一位在时代转折时期为着自己最深切的宗教关切而努力挣扎、试图改变教会和信仰的反叛者。[12]在强调晚期中世纪改革进展与之后宗派化进程相连续的一篇论文中，Schilling甚至主张，“对于我们而言，宗教改革已经失去了”[13](Uns ist die Reformation abhandengekommen)。
主流研究范式转移的原因
这种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加以理解和阐述：历史事实、历史解释以及历史政治。(11)
首先，就历史事实的研究而言，秉承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德语史学界的研究不断专业化、精细化。历史研究者出于自身的角度与看法，借着对具体细节的处理，试图不断重写或改写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在这样的研究进展的推进下，比如，作为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之缘由的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钉《九十五条论纲》这一历史事件，被晚近研究界加以否定，认为并没有真实发生过。按照Volker Leppin的介绍，相关说法其实来自于路德死后16世纪40年代Georg Rorer和之后Philipp Melanchthon的简短纪录；而路德本人生前从未明确提及此事件，只是在1527年万圣节提及自己要把关于赦罪券的论纲发送给教区主教。(12)在Leppin看来，即使承认这一历史事件并未真实发生过，也不影响宗教改革的历史进程。他甚至认为，这一事件和其他的与路德相关的所谓真实的历史事件，可能都是来自晚年路德的自我形象包装(Selbststillisierung)。[14]
其次，就历史解释这一方面而言，史学家并不满足于批判的、分析的历史事实的精细和局部研究，而是试图以这些专业精细的历史事实研究为基础，就更大的历史事件整体或历史时期给出综合性的描述和解释。上述提到的分别以Kaufmann和Leppin为代表的两派宗教改革史研究专家，他们虽然在很多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判断上会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就宗教改革与中世纪关系的历史解释而言，双方意见可谓针锋相对，前者强调断裂与转折，后者强调延续与转型。此即晚近德语史学界所谓“宗教改革解释之争”(Reformationsdeutungs-Streit)。(13)而Schilling则试图超脱这两派的对立，独辟蹊径地强调宗教改革与之前之后时期的延续性，甚至认为宗教改革其实是被修辞表达和夸张出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当然，对历史事件整体或历史时期提出描述和解释，并不仅仅限于史学界，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学者、作家、记者等。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一个解释有先天权利要求自家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或者必然主导的。不同的解释之间应当有良性的竞争，不仅要给出更好的、以专业精细历史事实研究为基础的历史说明，而且要拿出更好的、能够更整全且更深刻解释历史进程、更有利于社会与文化将来发展的历史解释。(14)
再次，就历史政治的进路而言，其倡导者往往均是特定的政治权威、政治团体、教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机构。他们既不一定追求分析的、专业与精细的历史事实研究，也不必然试图给出宏大综合的历史解释与历史图景，而是出于对现实处境的描述与诊断，针对以往的历史提出自己的政治性解释，进而对具体的特别是那些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纪念。其纪念行动往往以盛大的仪式、宏大的展览、公开的游行等诸多方式进行，为的是向当下的人展示自己的历史图像、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或教派认同、强化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促进共同体成员的认同与忠诚等。“凡是现代的政治共同体，均有很多的历史政治；凡是多元化的开放社会，均有追求推行其自身历史政治的政治行动者和公民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持续竞争。”(15)具体的给出历史解释的学者，可能是其中参与竞争的行动者之一；其给出的历史解释，也可能成为一种历史政治的解释。而上述提及的德语学界关于路德及其宗教改革的主流研究趋势的变化，与特定学者可能具有的传统背景、教派立场以及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描述与诊断，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回顾和审视：五百年来的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
本文聚焦的路德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至少就德意志历史上所举办的前四次纪念活动而言，往往都是非常处境化的，具有极强的、历史解释的特别是历史政治解释的色彩，反映出现实政治和教会生活的需要。2017年的500周年纪念，也非例外。
1617年，三十年战争爆发前一年，来自维腾堡大学的几位教授提议纪念路德及其宗教改革100周年。这些教授之所以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在1517年10月31日纪念路德钉《九十五条论纲》这一历史事件，并以此在维腾堡大学和其他路德宗大学内纪念宗教改革100周年[15]，主要为的是强调维腾堡大学在宗教改革史上以及在路德宗大学中的独特历史地位。而当时选帝侯和地方领主出于不同教派立场以及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利用各种当时先进的媒体手段(比如传单)，在所属领地内积极宣传和推动百周年纪念，为的是一方面借此在支持宗教改革的群体内部强化自身的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罗马天主教会及其支持者，对外展示新教(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统一与实力，同时对内强化新教共同体的信仰正统意识、相互归属感以及自我认同。路德在这一纪念活动中被当作在末世语境中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赦罪券的斗士，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带来福音和光明。这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由掌握政治的实权者主导，得到新教教会的大力支持，几乎所有支持宗教改革的群体都参与了此次纪念活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行的百周年纪念活动。[16]
第二次举行百周年纪念活动的1717年，历史处境迥然不同。早在上世纪中叶，由现实政治因素和教派差异导致的三十年战争已告结束。上层政治权威和教会领袖对开展纪念活动的兴趣不大，纪念的动议和推展更多的是出于教会下层、地方官员和市民的共同努力。百周年纪念主要围绕教会的教义和宗教生活进行，纪念群体主要有三类：其一，路德宗正统派试图强化教义，对他们而言，路德是教师的教师，他们的纪念活动主要在大学和教会内举行。其二，敬虔派反对僵化的教义，提倡敬虔的信仰和道德生活，对他们而言，路德是敬虔的信仰榜样。其三，早期启蒙者反对中世纪的迷信，倡导要为理性和良心自由而斗争，路德被他们视为历史先驱。这一次百周年纪念活动主要是路德宗教会内部具有不同神学立场的群体所举行的纪念活动，并未突出强调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异。[17]
1817年处于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启蒙的理性主义主导着社会和教会的历史时期。1813年，在神圣同盟反抗拿破仑军队入侵的莱比锡战役中，双方共九万余人阵亡。1815年，最终战胜拿破仑的神圣同盟在维也纳签定公约，重新划分和奠定欧洲的政治格局，采纳启蒙运动多项主张，比如政教分离、政治参与等。在这样的政治和历史处境中，第三次百周年纪念的核心内容不再是教会教义的重建或宗教生活的复兴，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合与互契成为整个关注的核心，由此被纪念的主要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现代文化与政治意义，即路德反对所处时代的奴役、不宽容与迷信，点燃了自由的火焰，引发了良心自由，从而开启了启蒙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百周年纪念活动有着甚为明显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色彩，路德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为自由而抗争的民族英雄。[18]
1917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难时刻，路德在1817年所被赋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愈加浓厚。路德成为“德意志的”路德，他是德意志之父，也是德意志的榜样。无论前线，还是后方，无处不在。在前方，路德是挥动铁锤的铁人；在后方，路德则成为坚韧的榜样。路德是新的德意志文化的创立者，可以滋养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也是信仰的具体化身，能够帮助德意志人在危难时刻不会失去信仰，而是保持乐观并且最终在战争中得胜。[19]
2017年，整个世界仍然处于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风暴的余震之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宗教与文化方面，都在动荡不安之中等待将来的可能变化与转折。德国是欧盟的主导国家之一，其政治有待稳定，经济相对强劲，宗教与文化则日趋多元，特别是伊斯兰教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就政治方面而言，500周年纪念的主要基调在尊重新教有着不同于政治的自身特性的同时，强调新教是多元市民社会的主要行动者，应积极参与民主的政治生活，重拾宗教改革的欧洲维度(特别是随之而来对市民社会得以多元分化的积极贡献)，积极引导其他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融入德国社会与文化。[20]就教会(特别是德国主流新教教会)方面而言，在不过分拔高路德、不避讳其阴暗面的同时，500周年纪念的主要基调是，强调路德宗教改革对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重要意义，强调其欧洲和国际维度：一方面在广义的基督教内部提倡跨教派对话；另一方面则提倡跨宗教对话，强调与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和谐共处。[21]
如何做到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返本开新”
至此，本文基于晚近德语学界对路德及其宗教改革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历史事实研究、历史解释和历史政治三种不同的角度或进路来理解和解释范式得以转变的原因，简要回顾了前四次百周年纪念的核心内容，以及2017年500周年纪念的主要基调。
在这三条进路中，在对第一条历史事实研究进路极为尊重的同时，我们比较认同第二条综合的历史解释进路，并且认为应该对第三条强调历史政治的进路保持警惕态度。就理解和解释宗教改革这样的历史运动而言，我们不能因为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而放弃对历史事实整体的综合描述和解释；不能因为对历史事实整体的综合描述和解释，而忽略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更不能因为对于历史事实的政治解释，而放弃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并且轻视其他对历史事实的可能解释。对历史事实的政治解释只是诸多历史解释的一种，并不能够先天地成为唯一正确的或独一主导的历史解释，它应当接受其他解释的竞争与挑战，不仅要经得起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的批判，更要尽可能成为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历史解释。
关于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关系是否以断裂为主还是以延续为主的问题，或者说古今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其实是在德语语境中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性及其成就或效果的问题。若是推崇现代性的伟大成就，比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就会要么正面评价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断裂，要么从中世纪本身的处境中探寻宗教改革得以产生的可能。若是批判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无秩序与混乱，就会要么强调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延续，宗教改革并未彻底走出中世纪，倡导自由的改革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不同于以往单一专制的新秩序才有可能产生；要么强调宗教改革背叛或脱离了中世纪原有的和谐美好的自然秩序，试图以中世纪本身具有的思想资源来纠正宗教改革以及现代性的偏差。(16)
我们在如今中国的文化与思想语境中，反思和探讨为什么和如何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候，现代性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坐标。借着上述的概述与评析，以宗教改革500年以来的百周年纪念为镜鉴，在晚清以来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未有之小变局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思考我们中国文化自身的古今问题？当前中国文化与思想界的主流大力倡导回归传统，强调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与此同时着力突出西方宗教改革和现代以来的种种负面后果，从而倾向于强调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有忽略和逃避古今之辨与中西之辨的嫌疑。在这样的思想处境中，也许值得警醒的是，无论是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还是传统所讲的华夷之辨，往往出于天朝上国希望万邦来朝的文化优越感，其背后的动机很可能是文化上的“部落主义”[22](其中又夹杂着百年以来的后殖民主义文化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应急性文化与思想情结)。也即，在强调自身独特性和主体性的同时，将自己局限与封闭在自身的“文化部落”中，以至于难以开出真正具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思想新局面和文化新格局，反而有导致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历史倒退之可能。
我们应该如何立足当下的处境，纪念过去的传统，朝向将来，从而做到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返本开新”？就中国文化与思想而言，所谓“返本开新”的思想努力，首先就是要不断追问：什么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实事？什么样的传统或潮流在僭越或遮蔽这实事？将来真正符合这实事的新可能性又是什么？在普遍重视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的当前中国思想界，我们一方面有必要继续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注重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进一步深入且整体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多层面、多维度与多元化，不断地重新回到、重新解读甚至重新构建中国文化得以继续长远发展的根本之处；另一方面则更有必要大声呼吁，不同的历史解释应该开展思想的竞争，提出不同的关于可期待将来的思想方案，不应该让关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政治解释完全主导了思想努力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甚至阻断了将来文化发展与思想进步的新的可能性。
①本文大幅度修订自2017年4月1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华师大-北师大理论与社会跨学科工作坊第三次会议“Reformation and Reform：宗教改革与过去的五百年”的会议报告。与会期间，得到多位学者的指点，在此谨致谢意。
②参见Thomas Kaufmann,Reformation.100 Seiten,Stuttgart:Reclam,2016:8-9。普鲁士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赞同把路德的钉《九十五条论纲》当作宗教改革的起点，但认为宗教改革的结束仍是一次教会性的事件，即1555年9月25日奥古斯堡帝国会议上对1530年《奥古斯堡信经》的共同认可，第8页。另参Thomas Kaufmann,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Berlin:Suhrkamp,2016:21。
③关于百周年纪念的简要理论反思，参见Harry Oekel,Reformationsjubilen gestern und heute:Geschichtspolitische Einflüssnahmen und die reformatorische Skularfeier 2017.Pastoraltheologie,105.Jahrgang,2016:21-43,hier 21-24。
④庆祝强调的是宗教改革的正面效果和意义，反思或反省强调的则是宗教改革的复杂性特别是负面影响。
⑤参Friedrich Wilhelm Graf,Das Reformationsjubilum selbstbewusst feiern,13; Wolfgang Thnissen,Katholische Lutherforschung,in:Volker Leppin und Gury Schneider-Ludorff(hrsg.),Das Luhter-Lexikon,Regensburg:Bückle und Bhm,2014:338-341,hier 338-339。这样的学者对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往往有着非常负面的评价，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同的是自古希腊以来的、合乎理性的古典自然秩序，以至于无法接受这样的无秩序与混乱状态，即使这样的无秩序与混乱状态可能或者实际上已经带来对人之自由和权利的张扬。持有这样思想立场和路径的学者往往倾向于强调过去的美好，强调上帝原初创造的美好和人自身理性/美德能力的可能性。
⑥除了上述引用过的两部作品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Frankfurt u.a.:Verlag der Weltreligionen im Insel Verlag,2009; Martin Luther,2.Auflage,München:Beck,2010; Erlste und Verdammte.Eine Geschichte der Reformation,Müchen:Beck,2016。
⑦Thomas Kaufmann继承和发展的是其前任教授Bern Moeller的观点，参Bern Moeller(Reichsstadt und Reformation,Tübingen:Mohr Siebeck,2011[1962])。在此书中，Moeller借助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关注路德宗教改革得以在城市落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强调新媒体(传单)对于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传播的重要意义。
⑧参Friedrich Wilhelm Graf,Das Reformationsjubilum selbstbewusst feiern,17。另参Wolfgang Thnissen,Katholische Lutherforschung,in:Volker Leppin und Gury Schneider-Ludorff(hrsg.),Das Luther Lexikon,2014:338-339。Joseph Lortz认为，路德所批评的主要是成问题的奥康姆主义，他捍卫的其实还是天主教的立场。Lortz的学生Peter Mann(Vater im Glauben:Studien zur Theologie Martin Luthers,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88)把路德看成信仰之父，但是，路德对信仰真理的表达无法被当时的教会接受。而Otto Hermann Pesch(Theologie der Rechtfertigung bei Martin Luther und Thomas von Aquin:Versuch eines systematisch-theologischen Dialogs,Ostfildern:Grünewald,1985)则认为，路德代表的是一种托马斯主义的生存论的思维方式。当然，还是有不少天主教学者对这样调和的解释不以为然，他们恰恰在路德所受到的唯名论影响中看到路德思想与天主教思想的根本对立与不可调和，比如Markus Schmidt,Martin Luthers nominalistische Wurzeln,in:Zeitschrift katholische Theologie,139/2,2017:178-190。
⑨稍早一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是，以德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荷兰裔美国路德学者Heiko Augustinus Obermann，他也特别强调宗教改革与中世纪晚期的连续性，尤其注重从16世纪末世论和反犹主义的时代背景来理解和解释路德，主要代表作为Luther:Mensch zwischen Gottund Teufel.Berlin:Severin und Siedler,1982。
⑩Die fremde Reformation:Luthers mystische Wurzel,München:Beck,2017。另参Berndt Hamm,Der frühe Luther:Etappen reformatorischer Neuorientierung,Tübingen:Mohr Siebeck,2010。不过，Hamm的立场相对更为折中一些，一方面承认宗教改革与中世纪晚期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则强调宗教改革自由观的重要意义，参Berndt Hamm und Michael Welker,Die Reformation:Potentiale der Freiheit,Tübingen:Mohr Siebeck,2008。
(11)相关划分借鉴自慕尼黑大学系统神学教授Friedrich Wilhelm Graf:历史研究、历史解释和历史政治(Geschichtsforschung,Geschichtsdeutung,und Geschichtespolitik，参氏撰，Das Reformationsjubil um selbstbewusst feiern,6-10)。但是，在对历史的政治解释的看法上，本人与Graf有不同的倾向与侧重。Graf倾向于(他并未明说)将历史政治的理解作为一种解释学的原则，认为这才是正确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方式。而本人则倾向于认为，历史政治的理解只是理解和解释历史现象的一种维度，它的确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全面和更深刻地认识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历史实在。但是，历史政治的解释即使极为重要，也不应成为唯一的或主导性的解释，何况它并无法单独解释处于晚期现代多元分化状态的现代西方，以及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多重状态叠加的当今中国。此外，在笔者看来，Graf的这种三分法似乎结合了Charles Taylor对历史说明(historical explanation)和历史解释(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的二重区分，以及Leo Strauss的政治哲学解释。参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1989]:199-207;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12)Volker Leppin.Nicht seine Person,sondern die Wahrheit zu verteidigen:Die Legende vom Thesenanschlag in lutherischer Historiographie und Memoria.In:Heinz Schilling(hrsg.),Der Reformator Martin Luther 2017:Eine wissenschaftliche und gedenkpolitische Bestandsaufnahme,2017:85-107,hier 86-88。Leppin这一观点其实来自天主教历史学家Erwin Iserloh,Der Thesenanschlag fand nicht statt[1961].In:Uwe Wolff,Iserloh:Der Thesenanschlag fand nicht statt,Basel:Friedrich Reinhardt,2013:169-238。另参Joachim Ott und Martin Treu(hrsg.),Luthers Thesenanschlag:Faktum oder Fiktion,Leipzig:EvangelischeVerlagsanstalt,2008。
(13)这场论争其实可以看作歌廷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两大史学传统之间的论争。Thomas Kaufmann在歌廷根大学的前任教授是Bernd Moeller(Deutschland im Zeitalter derReformation,G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99[1977]; Die Reformation und das Mittelalter.Kirchenhistorische Aufstze,G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91)。而Volker Leppin则在海德堡大学长期师从Gottfried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Ⅲ:Sptmittelalter,Reformation,Konfessionalisierung.Stuttgart:Kohlhammer,2006)。
(14)这样的历史哲学立场来自Charles Taylor的影响。Taylor在《自我的根源》和其他思想史作品中，试图重新讲述现代西方自我认同形成的历史故事，从而给出一方面尽量尊重现代性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试图避免其负面影响而重新复兴大公教传统资源的历史解释方案。
(15)Friedrich Wilhelm Graf,Das Reformationsjubilum selbstbewusst feiern,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历史政治背后或明或显地还是隐藏着一套自己的历史解释，尽管不一定系统或全面。
(16)相关解释和思想的图景更为复杂和丰富。我们这里只是简要描述了其中的一些可能。
《探索与争鸣》(沪)2017年第201710期 第127-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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