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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古部与景教信仰
发布时间: 2018/9/7日    【字体:
作者:韩斌
关键词:  汪古部 景教信仰  
 
 
——草原帝国的基督徒系列之四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耶利米书6:6》
 
《广增贤文》表“观古宜鉴今,无古不成今。”八百年前蒙古草原上强大的汪古部和当时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关系密切,从最初的结盟和后来的臣属,期间所发生和所经历的并非一帆风顺。汪古部政权更迭血腥,亲蒙古派和亲乃蛮派斗争激烈。到汪古部后期几大家族势力割据着汪古部各封城。但是无论汪古部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各派系如何斗争,几大家族如何各自为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虔诚的景教徒,他们都在积极的传承景教。所以景教在当时的汪古部是主流信仰和主流价值观。这一点从今天对于汪古部的考古发掘和相关史料得到了印证。笔者为了圆自己多年的愿望,因着对元史的痴迷与家乡历史的热爱,今斗胆与各位读者聊聊汪古部与景教之间的历史以抛砖引玉共同学习。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盖山林教授的《阴山汪古》、牛汝极教授的《十字莲花》以及阿勒得尔图先生的《景教与汪古部》等著作。怀着对知识的敬畏在此对以上三位老师表示感谢。
 
汪古部述要
 
蒙元时期的汪古部位于内蒙古阴山山脉大青山段南北一带,南面到黄河沿岸与西夏接壤北至大漠。西边的邻居是当时特别强大的乃蛮部,东部边界至今内蒙古乌兰察盟东。其地理位置涵盖了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集宁等地。蒙元时期汪古部是金朝西北边的屏障,何出此言呢?《蒙鞑备录》载:“章宗又以为患,乃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乣(音:九)人戍之......”。此新长城就是《金史·地理志》所载:“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的金长城。今天这个金长城早已失了曾经曾经的雄伟,成为了一条在横亘草原上毫不起眼的大壕沟。关于这段金长城的考证,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金界壕考》有着详细的考据:“《金史·内族襄传赞》论北边筑壕事,以元魏、北齐之筑长城拟之。后世记金界壕者,并谓之长城。然金世初无长城之称也。其见于史者,曰边堡,曰界壕。界壕者,掘地为沟堑以限戎马之足;边堡者,于要害处筑城堡以居戍人。二者于防边各有短长:边堡之设,得择水草便利处置之,而参差不齐,无以御敌人之侵轶;壕堑足以御侵轶矣,而工役绝大,又塞外多风沙,以湮塞为患。故世宗朝屡遣使经画,卒不能决。章宗时边患益亟,乃决开壕之策,卒于承安三年成之。其壕堑起东北讫西南,几三千里,此实近古史上之大工役。今其遗迹虽湮没,而见于载籍者,尚可参稽而得其概略......”所以,这段章宗时期所建的金长城也被称为“金界壕”,而汪古部所戍守的金界壕只是整个界壕的一段。
 
“章宗又以为患”所以筑新长城以防患。所防的这个患指的是当时金长城以北的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其中最主要是要防患当时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部。防患蒙古部不仅是因为当时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部在草原上与各游牧部落的战争中其实力逐渐之强大,对金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金朝皇帝曾经用一种叫“骑木驴”的酷刑杀害了成吉思汗的先祖俺爸孩汗,所以蒙古部与金朝的这段世仇成吉思汗更是没齿难忘。“以唐古乣人戍之”中“乣”字乃辽金元时期对北方诸游牧部落的统称。唐古乣指的就是汪古部。所以,金章宗建新长城命汪古部守之,而这个新长城的一部分就在汪古部的领地之内。所以戍守金界壕的汪古部自然就是金朝防御北边游牧部落的屏障。但是这个屏障的首领似乎更喜欢强者,后来的汪古部与实力逐渐强大的蒙古部结为安达(兄弟之意)盟友,而不惜与金朝反目更是帮助成吉思汗出兵自己曾经的盟友,西边强大的乃蛮部。成吉思汗建功立业之后更是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自己的这位安达,为报答恩情命封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为五千户作为感谢并与之结了姻亲。成吉思汗把三公主阿剌海别吉嫁予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仍约世婚,敦交友之好,号按达—忽达”,从此以后蒙古部黄金家族的十几位蒙古公主陆续嫁到了汪古部。汪古部后来的监国公主阿剌海别吉主持政权这是后话。(在下私以为也许是汪古部首领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为人和名望吧......)
 
名称的由来
 
说到汪古这个名称和部族的由来需多用些笔墨。盖山林先生的考证是;汪古,又称雍古惕、瓮古、翁衮、盎古、王孤、乌而古等,汪古之名始于金末。
 
为何称为汪古有几种说法;
 
其一乃匈奴温禺牍王名称之借用。
 
其二乃长城之名,即上面所说的金长城(金界壕),蒙古人称此长城为盎古(汪古之变音)所以戍守长城的部落被称为盎古部。
 
其三乃源于神山之名,《朔平府志》称:“神山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北四十里,一名翁衮山。”《绥远通志搞》:“蒙语称神山曰翁衮山盖此名相传已久。”由此可知汪古部是以所居的翁衮山为部族名称。盖山林先生认为第三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族源考
 
关于汪古部族源历来中外史家也有不同说法,简述之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源于突厥族中的回鹘一支,如谓汪古乃“西域聂斯脱里贵族”。或谓突厥诸族之沙陀一支,如谓汪古是“沙陀雁门节度使之后”。
 
第二种说法是源于蒙古。当时宋人称蒙古为鞑靼(音:达),也叫达达。汪古部居阴山被称为阴山鞑靼,称蒙古为漠北鞑靼。蒙古被称为黑鞑靼而非蒙古族裔的汪古也叫白鞑靼或白达达。
第三种说法是源于古羌族一支。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认为:“所谓汪古部,是金章宗时赋予守御静州以北筑长城的唐古乣人的称呼。所谓白达达,也就是以羌族组成的河西鞑靼的一个种落,迁到河套东北边的阴山鞑靼的后身。他究竟是从党项或吐蕃所派生,遽然难以肯定,但与羌族的唐古乣人系同种。”
 
第四种说法是汪古属于一些松散小部落组成的独联体。
 
敖伦苏木
 
汪古部的都城是今天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旗0+19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北三十多公里处的一条名叫艾不盖河(古称黑水)的冲击平原上的敖伦苏木遗址。“敖伦苏木”是蒙古语“多庙之城”的意思,为何称之为敖伦苏木遗址呢?因为这个遗址从解放前被发现到后来的数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景教教堂和其他宗教如喇嘛庙的遗址。并且在遗址内墓葬中也发掘出好多刻有古叙利亚文的墓顶石以及十字架等圣物和刻有十字莲花图案的石刻或壁画。这些文物遗存不但显示了这些墓葬群是景教人士的墓穴之外更证明了曾经的汪古部都城的确是景教教堂林立,各个宗教均和平共政治处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所以,笔者猜想考古学家就把曾经的汪古部都城称之为敖伦苏木遗址吧?
赵王城
 
史料记载汪古部都城经历过几次易名,最早被称为按达堡子。正如前面提到的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与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仍约世婚,敦交友之好,好按达—忽达”所以阿剌兀思家族世居的汪古都城就被称为按达堡子。因为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娶了成吉思汗的三女儿阿剌海别吉所以得到了“古列坚”的称号也就是驸马爷。这时的按达堡子就是汪古部最早的政治中心。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又在被称为黑水的艾不盖河边扩建了一座城池称为黑水新城。此时汪古部的都城因为扩建由安达堡子和新城合并在一起被称为黑水新城,在《元史》、《经世大典·战赤》和王恽的《振武屯田》中都提到了这个扩建后的都城黑水新城。到了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元朝政府改黑水新城改为静安路,到了元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又改静安路为德宁路。在这期间的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汪古部首领被世封为赵王,自此改为宁德路的按达堡子通称赵王城,汪古部首府在几次易名之后的很长时间都被称为赵王城。赵王城也是汪古部最强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中心。在笔者的前文“往来于草原帝国的基督徒系列”中,提到了方济各会教士鲁布鲁克曾奉路易九世之名于1254年初来到当时的大汗宪宗蒙哥汗的廷帐觐见这位大汗并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尤其是鲁布鲁克参加了当时和林举行的公开宗教辩论大会场面相当的隆重。当时的汪古部赵王城同样为蒙元王朝的北方最重要城市之一,所以当时的赵王城政府想必一定也经常组织类似宗教辩论大会。而且不仅是赵王城的景教氛围本身是主流意识形态,从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汪古部其他封城的景教氛围也比较浓厚。这就解释了为何被我们称之为敖伦苏木的赵王城为何有大型教堂的遗址和大大小小的景教神职人员的墓葬群了。
 
景教墓顶石
 
笔者对于赵王城的最初印象源于几年前在达茂旗百灵庙镇博物馆陈列的景教墓顶石,上面镌刻着据博物馆介绍是古叙利亚文的文字。这些被刻在墓顶石上的古叙利亚文字深深吸引了笔者。自古丝绸之路上往来于中国的洋人最多的除了商人就是传教士,而本身中东商人很多是基督教徒,而传教士很多也有商人的身份。他们来到中国不光是做生意和传教,更重要的工作是汇通东西方的文化,努力成为联系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推进文明的发展。所以,敖伦苏木遗址出土的墓顶石其考古和文化意义非凡。但是既然知道了是古叙利亚文那么有没有专家学者已经破译出其含义和发音呢?幸运的是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很多中外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日本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江上波夫、佐伯好郎等。我们国家在本世纪初由新疆大学的牛汝极教授出版了学术专著《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系统的将国内尤其是汪古部赵王城以及其他封出土的刻有叙利亚碑铭、石刻等文物遗存做了系统的翻译与解读。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数次对汪古部遗址的大规模考古成果的发表,使得这本《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更具权威性、系统性和准确性。同时也纠正了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对于研究汪古部历史以及破译汪古部景教徒墓顶石上古叙利亚文的一些错谬之处。现摘抄一段笔者认为是自己拍摄的墓顶石的叙利亚文翻译与解读,供读者欣赏。
 
十字莲花
 
在敖伦苏木遗址中不仅发掘出大量的墓顶石,还有一些石碑石刻的发现对于研究汪古部历史及其景教信仰历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上图中的三个石刻和一个版画都清晰的显示了十字莲花这个标志。这个上面是十字架下面是莲花的标志为何是当时景教的标志呢?这个十字莲花对于景教的意义何在?
这还得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起。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波斯(今伊朗)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唐京师长安(今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李世民,要求在中国传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根据碑文介绍“贞观九祀至於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意思是公元635年,当大秦国(古罗马)主教阿罗本来唐时,太宗皇帝派遣宰相房公玄龄,带领臣仆们到西郊欢迎,迎宾入宫,并邀至皇帝藏书室,翻译经典,皇帝在禁宫内亲自问道。皇帝深感此道之正义和真实,下令传授于民。
 
且看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中国莲花瓣朵,真正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这也充分说明了唐代基督教与中华文明的融合与汇通。这一点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今天的跨文化学科研究与基督教本土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也说明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历史意义。
 
唐朝时在华基督教徒为何称基督教为景教呢?且自称为景教徒?据景教碑碑文介绍“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说明唐朝时基督教徒们以古汉语“景”命名其教,正是因为“景”字之义乃‘为大,为光明’之义。应该是根据《诗经·小雅·小明》:“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毛传:“介,景,皆大也。”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九章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著名耶儒李之藻在所撰《读景教碑书后》曰:“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可见当时取名景教甚合基督教教义也说明当时景教僧们对于中华文化学习研究之深。作为一个吸取了中化文化精华的基督教一支,景教无论在基督教文明还是在中华文明当中都是一枝独秀。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了《论语遇上圣经》的作者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石衡潭博士,石博士专注于圣经与论语的对比研究和基督教中国化之研究是中西方跨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石博士的新书《中西元典对读》更是将基督教经典之根本《圣经》与中华文化之根本《论语》的对比研究梳理的更加精细与完整。其实唐代的景教徒包括明清的在华天主教士新 果。笔者认为这个工作在今天的意义更加重大。这本身就是文化传承,为往圣继绝学也。
 
  回到上面四幅图中上面那两幅图,发掘于敖伦苏木的那块刻有十字莲花和叙利亚文的残碑和墓顶石其十字莲花的形制变化与景教流行中国碑顶的十字莲花变化不大,笔者猜测景教自唐传入中原王朝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景教应该差不多同时期也传到了草原的游牧部落。且我们知道中唐时唐武宗“会昌灭佛”事件因打击佛教而牵连于景教,之后中原地区不见景教踪影。在这次打击佛教的政治运动中没有被波及的景教徒们或者融入到其他宗教里或者远走大漠或西域继续传教。唐代时期草原的霸主是突厥族和后来兴起契丹族,作为游牧部落的他们对于宗教是持开放与怀柔的态度,所以从史料来看草原上的景教发展相对比较长久。前面提到汪古部族本源于西域突厥族,所以景教在汪古部的传承与地位这一点从上面的残损碑刻中完全可以看出。如果今天您来到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旅游,可以留意下百灵庙镇南面的桥。桥上石墩便刻有各种各样的十字莲花图案。它已逐渐成为了达茂旗的文化名片。
 
丰州故城与高唐王阔里吉思
 
说了很多关于汪古部首府赵王城的事,也说说汪古部其他城邑的景教传承吧。元代汪古部的区域行政划分为路、府、州、县。《元史·地理志》载“汪古部投下四路,即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砂井总管府路”如赵王城就被改为德宁路,赵王城里赵王阿剌兀思家族的府邸为称为王傅府。汪古部几大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贵族或家族管理着一些州级政治单位作为投下城如丰州故城、东胜州故城、云内州古城等等。
 
丰州故城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大黑河北岸的平原上,距市区约二十公里。丰州故城始建于辽代耶律阿保机时期,到了元代由汪古部所管辖并在在辽代丰州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元代的丰州故城是更加繁荣与文明的大型城市。元代诗人刘秉忠在《藏春文集·过丰州》诗中曾描述当时城市盛景:
晴空高显寺中塔,
晓日平明城上楼。
车马喧阗尘不到,
吟鞭斜袅过丰州。
 
万部华严经塔
 
可见当时的丰州故城车水马龙之喧嚣。诗中的塔就是辽代所建的著名佛塔‘万部华严经塔’(简称白塔)。今天是呼和浩特的重点文物保护场所。有趣的是丰州城的领主名叫阔里吉思(乔治的译音),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且富有传奇色彩的领袖。他出身黄金家族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外孙,忽必烈的二女儿月烈公主的儿子。不同于其他蒙古贵族纨绔子弟的是,阔里吉思可谓文武双全。《元史·阔里吉思传》曰:“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意思是阔里吉思,性格勇猛刚毅,学习军事。尤其专心学习儒家学说。在自己的住宅内建造万卷堂,每天与文人学士讨论经书史籍,性命气理、阴阳、术教,没有不精通的。
 
上面提到丰州故城车水马龙一片繁荣景象跟这位尤精研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的学者领主的治理是分不开的。然被元成宗封立为高唐王的阔里吉思并不是一位只懂圣贤书的儒君,《元史》所记载的关于阔里吉思的武功笔墨远多于其文治。《元史·阔里吉思传》曰:“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骑千余,昼夜兼行,旬日追及之。时方暑,将战,北风大起,左右请待之,阔里吉思曰:“当署得风,天赞我也。”策马赴战,骑士随之,大杀其众,也不干以数骑遁去。阔里吉思身中三矢,断其发。凯还,诏賜黄金三斤、白金千五百斤。”意思是“宗王也不干叛变.阔里吉思率领一千多精锐骑兵,日夜兼程,十天就追上了他们。当时正是暑热天气,将要交战时,北风大起.手下的人请求等风过之后再战,阔里吉思说:“正值暑热天气,刮起大风,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于是策马投入战斗,骑兵们跟随在后,重创敌军,也不干带着几个骑兵逃跑了。阔里吉思身中三箭,头发也被砍断了。胜利归来,诏令赐给他黄金三斤、白银一千五百斤。”《元史·阔里吉思传》曰:“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请于帝,愿往平之,再三请,帝乃许。及行,且誓曰:“若不平定西北,吾马首不南。”大德元年夏,遇敌于伯牙思之地,众谓当俟大军毕至,与战未晚,阔里吉思曰:“大丈夫报国,而待人耶!”即整众鼓躁以进,大敗之,擒其将卒百数以献。诏賜世祖所服貂袭、宝鞍,及缯锦七百、介胄、戈戟、弓矢等物。
 
二年秋,诸王将帅共议防边,咸曰:“敌往岁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阔里吉思曰:“不然,今秋候骑来者甚少,所谓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备不可缓也。”众不以为然,阔里吉思独严兵以待之。是冬,敌兵果大至三战三克阔里吉思乘胜逐北深入险地后骑不继马踬陷敌遂为所执敌诱使降,惟正言不屈,又欲以女妻之,阔里吉思毅然田:‘我帝婿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敌不敢逼......”意思是“成宗即皇帝位,封阔里吉思为高唐王。西北地区不安定,他向皇帝请求,愿意前去平定,经过再三请求,皇帝才允许。将要出发时,他发誓说:“如果不平定西北,我的坐骑马首不会向南。”大德元年夏天,在伯牙思一带遇到敌人,大家都说应该等到大军都到齐了,再与敌人交战也不晚。阔里吉思说:“大丈夫报效国家,怎能等待别人呢!”立即整埋队伍击鼓进军,大敗了敌人,擒获敌人将领士兵一百多人,进献给皇上。皇帝诏令赏賜给他世祖穿过的貂袭,用过的宝鞍,以及丝绸锦缎七百匹、铠甲、戈戟、弓蓊等物。
 
大德二年秋天,诸王和将帅们共同商议防御边疆的事务,都说:“敌人往年冬天不出来,暂时可以在边境上修整士兵。”阔里吉思说:“不对.今年秋天巡逻侦察的骑兵来得很少,这就是所说的猛禽将要出去,一定会藏匿它的形影,防备不能放松。”大家以为然,只阔里吉思严阵以待,这年冬天,敌兵果然大批到达。阔里吉思和他们交战,三战三捷,阔里吉思乘胜追去,深入危险地段,后援骑兵不能及时赶到,他的战马摔倒而陷入敌阵,于是被敌人捕去。敌人引诱他投降,他严正表示绝不屈服。敌人又想把-个姑娘嫁給他。阔里吉思坚定地说:“我是皇帝的女婿,没有皇帝皇后当面下命令,怎么可以再娶呢!”敌人不敢再逼迫他......”这样一位出身蒙古黄金家族且文治武功被后人立传的王在元朝实属罕见。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来说高唐王阔里吉思都是一位有气节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元代大学士阎复所撰《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就是专为高唐王阔里吉思而作。笔者甚喜该碑其碑文文末的题诗且分享给读者,与君共赏:
 
太祖圣武握乾纲,风飞雷厉起朔方,
忠武华胄踵后唐,疆界南北司壕隍。
有国西北名带阳,射日之弧期共张,
告以伪谋吞厥疆,孤忠竟为冦所戕,
帝闻其死衋(音:细)防伤,世姻汝缔宠渥彰,
镇国金钮何炜煌,武毅继踵服王章。
子复尚主殁戎行,一门三将迨武襄,
东殄海冦斧其吭,北御边衅平防墙,
伟哉髙唐忠献王,于孙衍庆疏天潢。
帝姬再降恵泽滂,尊师重道兴郡庠,
俗袵金革北方强,礼义一变齐鲁乡。
英风劲气直以刚,捐躯报国分所当,
千载烈日横秋霜,河山誓爵奕叶昌。
 
更加有趣的是,元代的著名旅行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也曾游览过当时繁荣的丰州故城,并且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介绍了阔里吉思的信息,但所记载的却是阔里吉思的另一种“气节”。《马可波罗游记》载:“天德城(辽代丰州城也称天德城)是号称长老·约翰君主的政府所在地。他们世代相传,迄今仍是本省和邻近各国鞑靼人的统治者。目前在位的王公乔治(George),是长老·约翰的第四代君主被公认为这个家族的领袖......”马可波罗关于这个长老·约翰的记载还要从当时流传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一个传说说起。“大约在十一世纪左右,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引发了十字军东征。由于各种原因,西方的十字军东征基本上是胜少败多,连圣城耶路撒冷也被伊斯兰文明占领。也许是将军为稳定军心的一种安慰吧,于是这些十字军战士们便有了一个思想寄托。当时一些捕风捉影的东方传闻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了西方,西方某些人便以此创造出了“东方救世主约翰长老”的唯美传说。因为没有条件去证实,所以西方大部分人都相信东方真的有信仰基督教的‘救世主约翰长老’。甚至很多西方君主还专门给“约翰长老”写信。也正是因为“东方救世主约翰长老”来自于捕风捉影的传闻,所以学界对于“长老·约翰”存在诸多争议。格鲁吉亚将军约翰·鄂柏良、克烈部脱里王汗、汪古部赵王包括高唐王阔里吉思都被认为是‘长老·约翰’的原型。”传说毕竟包含美好的想象,但这个‘长老·约翰’的传说的确不是空穴来风。自唐武宗废佛后,景教在草原的传播日臻兴盛。尤其蒙元时期的克烈部、乃蛮部还有汪古部都是信仰景教的强大部落。笔者在《草原帝国的基督徒系列》第一篇文章里介绍的托雷汗正妃唆鲁禾帖尼皇后就是克烈部脱里王汗的侄女兄札合敢不的小女儿,她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徒。所以在当时东方的草原帝国,由于景教在草原各部落的权威性,‘长老·约翰’这个传说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在说高唐王阔里吉思也被称为‘长老·约翰’的原型还真的是有据可循。起初虔诚信仰景教的高唐王阔里吉思后来跟随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教士孟高维诺私交甚密后来在孟高维诺的劝说下改信了天主教带领其臣民也改教信之。这件事被记载在天主教士孟高维诺1305年1月8日的信札中。他是这么记载的:“此间有佐治王者(阔里吉思)......昔信聂斯脱里派教说,余抵此之第一年,即深与余结纳,从余之言,改奉正宗,即天主教,列名僧级。......聂斯脱里派徒因谤王为弃教。王率其臣民大部来归正宗,捐资建教堂一所,......佐治王之子名‘术安’(约翰译音),盖以余名以为名也。余望天主能使步其父之后尘也。”可见高唐王阔里吉思一定是与博学的天主教教士约翰·孟高维诺深入的探讨交流学习了基督教信仰核心之后“改归正宗”的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并最终坚守天主教信仰核心的。信札中也提到了阔里吉思身边的聂斯脱里(景教)教徒也曾阻止阔里吉思的改教行为。笔者觉得这位心怀家国天下的天主教君王的确有资格和实力被称为‘长老·约翰’吧。
 
东胜州故城的两位景教僧
 
东胜州故城位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部的托克托县西南八十五公里处。注意这个东胜州故城并不是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这是两个地方并且没有直接关系。史料载东胜州故城也是在当时特别繁荣的大型城市且属于非汪古部行政单位的大同路管辖。但实际上在元代早期东胜州故城只受汪古部管辖。后来在行政建制上被划分到大同路管辖,但仍然受汪古部影响。所以东胜州故城同样受景教文化熏陶,在东胜州故城遗址中就成出土过景教徒特有的十字纹铜饰品等。但是作为基督教历史上大事件,东胜州故城出了两位景教使徒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走出国门去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中国使徒。这两位被称为景教僧的使徒就是拉班扫马和他的追随者及同工马儿可思(马克的译音)。有关拉班扫马和马儿可思的传记被记载于叙利亚文书《马儿·雅八剌合三世和拉班扫马史》中,这本史书由我国史学家朱炳旭先生翻译成汉语文本将名字译成《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马儿·雅八剌合(亚伯拉罕译音)三世就是跟随拉班扫马西行的马儿可思。他是如何在西行朝圣的路上被迫被按立为天主教东方教区的主教的?他们二人最终是否去到耶路撒冷否?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汪古籍的主教后来经历了什么?笔者会带着浓厚的兴趣专文去书写这两位中国最早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景教使徒。
 
王墓梁景教徒陵园
 
王墓梁景教徒陵园位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西南大黑河乡丰收地村东北的高地上。这个陵园是汪古部望族耶律氏家族陵园,在陵园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们同样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刻有古叙利亚文的墓顶石。除墓顶石外在墓葬里也出土了石兽、陶俑和墓主人的首饰细软,生活用品如铜镜等。可惜墓葬悉数被盗。不过在一个未被盗过的墓中却出土了珍贵的元代贵族服饰纳石失(织金锦),从这些墓室遗物可以看出这个耶律氏家族至少是汪古部的豪族。
 
(钠石失)
 
那么又是怎么知道这个陵园是耶律氏的陵园呢?在王墓梁景教徒陵园里发现了一块同样残破的石碑名‘耶律公神道碑’。最早发现这块碑的是解放前西北科考团里一个叫马定的人发现的,其后赫拉曼博士将此碑的照片发给了当时中国的元史专家陈垣先生。陈垣先生专门为此撰文并附照片发表在了1938年的《华裔学志》3卷1期,以后又将可识读碑文录入《绥远通志稿本》卷58。后来盖山林先生根据其文献也撰文解读了该碑刻的碑文。根据碑文‘公讳子成’之语知道了这块碑是为耶律子成做撰,耶律子成何许人也?根据碑文可知陵园主人耶律子成的祖父是西域帖里薛人,在辽代圣宗时碑册封太尉开封仪同三思,并改姓辽代国姓曳剌是附属于契丹的西域人。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才在其所著《湛然居士文集》也屡屡提到耶律子成之兄耶律子春。耶律子成的兄长耶律子春是耶律楚才的好友,元朝时在汪古部的砂井总管府做官。后来成吉思汗三女儿汪古部监国公主阿剌海别吉闻耶律子成之贤欲招之麾下,而耶律子成却拒绝了。整天躲进景寺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心只读景教书。盖山林先生根据碑文和相关史料断定,王墓梁景教陵园就是耶律子成的家族陵园。出土的文物和史料的记载都证实了这一点。耶律家族作为汪古部豪门望族亦是汪古部景教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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