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0-21日，在北京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了基督宗教研究论坛。媒体报道的题目包括“与会学者谈及中国基督教‘数字之争’和现状”，“有观察认为近十年多地基督教出现停滞或负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石衡潭博士在微信公号发布“基督宗教研究论坛隆重举行，不少学术观点刷新”，其中重点突出与会学者和牧师“不约而同”的“惊人结论”：中国基督徒人数不到4千万，而且正在衰落。这个说法在微信群里引发热议。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石博士在朋友圈和众多微信群里反复推送这个话题，引发热议。对于这次论坛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特别是根据问卷推算基督徒人数的科学假象，有必要做些分辨。
意义和原则
关于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这一直是个令党揪心、令世人关注的问题。自从1982年19号文件以来，主管宗教事务的党政部门对外公开的数字一直在尽力压低。正如很多观察者所说，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保住无神论意识形态的一点脸面。文件说到：“同解放初期相比，现在信教群众的绝对人数虽然有所增加，而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则又进一步有所降低。”对于党政干部来说，这话或有些许安慰的作用。
但是，基督徒的增长幅度早就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面对这个不争的事实，官员或官方学者就常常说，基督徒人数的快速增长是暂时的，增长已经放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进入中国宗教学学界时，官学的说法是，文革后的短暂反弹即将过去。九十年代则“众口一致”地强调基督徒的“三多”或“四多”现象，即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农村的多，意思是基督徒不过是现实社会中失意的边缘群体，不必多虑。这次论坛则更近一步强调三点：基督徒人数不像外界说的那么多，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了，而且很多地方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其实，官员采纳这个言说策略，不外乎保护个人私利（位子、升迁）。国家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叶小文就多次公开承认：中国政治中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在宗教领域，则是干部出负数，负数出干部。官方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与官方保持一致，与官员一样，不外乎保护个人私利（位子、经费）。但是，学术贵在实事求是。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官方才会避免误判，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也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大众才会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恰当的理解。本人遵行“凭爱心说诚实话”的原则，因此提出这个辨析。
官方数字
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官方已经公布过几个数字。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说，1949年时有基督徒（仅算基督新教）70万，文件发布时已经增长到300万，1997年首个宗教白皮书承认已经有1000万，2009年新华社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文章中说已达1600万，2018年第二个宗教白皮书说已经是3800万。根据这组数字简单算一下，虽然从1966到1979禁教13年，文革后比建政初基督徒人数却增长了4.3倍，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1997年15年净增长7百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50万。从1997年到2009年，12年净增长600万，平均每年增长50万。从2009年到2018年，9年净增长2200万，平均每年增长244万多。也就是说，根据最权威的官方公布数字，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徒人数增长显然越来越快，而不是如官学所说近来已经放缓。
退一步说，假如承认在叶小文作宗教局长任内官方公布的几个数字存在瞒报漏报的问题，那么，我们单看1982年的300万到2018年的3800万，36年净增长3500万，平均每年增长将近一百万。多年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李平晔博士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就说基督徒每年增长一百万。这看来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过，以年均增长量计算并不很合适，因为300万时增加100万和3000万时增加100万，增长率差别太大。鉴于宗教信仰传播方式是人传人，因此，使用复合年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进行计算比较合适。从1982年的300万到2018年的3800万，复合年增长率是7.3%。这意味着，每一千位基督徒每年传福音的结果，去除了死亡和流失者，每年净增加73个新皈信受洗的人。对于中国的教会情况有实际接触的人知道，每年的实际增长往往要比这个比例高。当然，每个教会增长速度不同，各年的增长也各有不同，有高有低，甚至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出现负增长，但是，使用一个时段的平均增长率，这是说得过去的。当基督徒人数是300万时，第二年多出7.3%即多出21.9万基督徒，当基督徒人数已经达到3000万时，第二年多出7.3%则是多出219万基督徒。这个7.3%的复合年增长率看似平淡不高，但如果保持这个增长率，它就意味着基督徒人数每十年翻一番。这在过去四十年官方公布的几个数字来看，增长幅度大致如此。如果在未来年月继续保持这个增长率，那么再过两年，到2020年在三自教会里的人数就可能会增加到43,750,502人，再过十年，到2030年再翻一番，达到88,507,537人。
未来是否仍会保持每年7.3%的增长率？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我认为，政策因素影响非常有限，文革中禁教，基督徒人数增长了三倍，现在很难想象禁教的事会再次发生。过去四十年，一些重大的社会因素（比如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对于人们皈信基督教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们尚不确定具体的影响机制，但事实是，在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基督徒人数不断增长，甚至加快增长。只要这些社会因素继续存在，那么，基督教继续增长的可能性就很大。
三自牧师的窘境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个官方数字中，什么样的人被数算在内？只是三自教会的？只是受洗的？只是18岁以上的？这是官方数字的一般标准：属于三自的成年受洗者。要知道，三自之外有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有很多不同系统，并且有数不胜数的独立的小型的（十人左右或二三十人）家庭教会。在三自系统的教堂里，也有很多信徒，虽然信仰和参加礼拜多年，却不能受洗，因为牧师短缺，没机会安排洗礼，也由于地方宗教事务官员常常限制受洗人数。由于种种限制，三自教会牧师只能数算和上报受洗的成年人，即使这样做有违自己的神学和认知，也不得不如此行。这在关注中国基督徒人数的海内外诸多研究者那里，都是心知肚明的，也是写在书文之中的。从传统来说，很多宗派有婴儿洗礼，即使是强调成人洗礼的浸信会，也经常有18岁以下的少年人洗礼，在三自系统中受到传统宗派影响的牧师，即使给婴儿或少年施洗，也是不能记录或上报的。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的这次论坛上，也有不同地方的几位牧师发言，“不约而同”地讲到自己所属教会或自己所处地区基督徒人数下降的情况。隶属三自系统的教会在某些地方人数下降，这可能是事实，但其他地方未必尽然。很多其他地方的三自教会仍然有很多人接受洗礼，这也是不断有媒体和个体的报道的，甚至以往的宗教蓝皮书里也有不少这样的报告。而且，即使官方批准的教会里基督徒人数都下降，又说明什么呢？就如同从1954年开始在三自教会聚会的基督徒逐渐下降一样，大形势使然也。但是，恰在那时，家庭教会兴起来了。文革伊始，三自教堂全部关闭，国内外很多人真诚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已被消灭，但是，他们没想到，地下教会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文革过后，官方一清点，发现基督徒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从文革前的不足一百万增加到了三百万。
依据问卷调查推算基督徒人数不再可靠
有些国家的人口普查包括宗教身份。在美国、中国等很多国家，人口普查不问宗教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问卷调查估算基督徒人数，便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零点调查公司在2007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有关中国居民精神生活的问卷调查。那时，问卷调查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科学性的一个标准，因此，叶小文局长筹得经费，委托社科院宗教所进行了一次超大型问卷调查，并且在2010年的宗教蓝皮书中公布其估算结果，成年基督徒人数是2305万，其中包括未受洗的信仰者。关于这个问卷调查，从抽样到入户，都有很多不符合社会科学问卷调查基本规范的地方，而且数据不开放，学者不能对数据做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因此缺少可信度。当时主持这项调查的一位副所长在我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这项调查的意义不在于公布的数字，而是进行了第一次这样的调查。有第一次，就有可能有第二次，希望今后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社会科学问卷调查的规范。听闻此言，我便沉默，未公开批评调查方法上的种种问题。显然，所公布的最后数字，不过是叶小文局长可以接受的最高数字罢了。
2010宗教蓝皮书公布2305万基督徒这个数字后，有些官学很卖力地为这次调查和数字辩护。然而，那次超大型调查后不久，叶小文卸任宗教局长。做了宗教局副局长多年的王作安升任局长。王局长似乎一直对过低的数字不满意。2014年，在上海举行的纪念三自六十周年的大会上，王局长说基督徒人数可能已经高达4千万。这在2010年蓝皮书仅仅4年之后，就多出了1千7百万，这算不算对于为2305万辩护的官学打脸，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不过，对王局长的新数字的反弹，应该不少。因此，在2018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二份宗教事务白皮书中，承认基督徒人数是3800万，比王局长四年前说的略微少了一点，应该是在王局长试水之后官方所能接受的最高数字了。有趣的是，有些人在最近这几年就想方设法地论证说，基督徒人数就在3800万到4000万之间。为叶局长的数字辩护的官学过时了，为王局长的数字辩护的官学应时而生。
但是，问卷调查本身有很多局限，在世界各国皆然。其中，为了了解某些少数族群的大体情况，需要对那个特定人群进行“过采样”(oversampling)，即在随机抽样的过程中多选特定人群中的样本。比如，美国的黑人在人口中占12%左右，犹太人不到2%，如果要想知道黑人或犹太人的总体特征，就需要在抽样过程中多抽取黑人和犹太人样本。在中国，基督徒是少数群体，需要用过采样的方法进行处理。但这只是问卷调查的一般原则，在中国做问卷调查，受到政治形势、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的影响很大，对陌生人缺少信任，因此在问卷回答时不敢说实话，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时更是如此，这是在中国做问卷调查面对的特殊难题，需要特殊处理。在涉及非敏感问题时，或者在大形势相对宽松年月，问卷调查的结果相对来说还比较可靠，特别是在经过对问卷问题的仔细的辨析性的分析后，推算或许有一定的意义。众所周知，宗教问题属于政治敏感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以来，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很多基督徒可能完全拒答问卷，或者在回答问卷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回避。因此，单凭对近年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用简单分析就推算基督徒人数，已经不具有科学或学术价值，无论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只不过是为官方数字背书罢了。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归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是培养统战人才的特殊单位。叶小文离开国家宗教事务局后，就调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这不是一个学术单位，而是为了统战统一口径的喉舌单位。学术讲究兼容并蓄，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平等讨论交流。有人在这样的喉舌平台去高谈阔论，竟然还自诩其学术性，这会贻笑大方的。如果真的是一次学术性质的交流，先别说邀请国外学者，至少应该邀请国内研究基督教的一些著名学者参加交流研讨，比如，何光沪、高师宁、刘澎、于建嵘、李向平等等，都是在基督徒人数问题上做过一定的深入研究的学者。把这些人排除在外的“众口一致”，有多少学术性可言？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