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云峰回应杨凤岗与大家
石衡潭按：10月22日，我在微信中发表《基督宗教研究论坛隆重举行，不少学术观点刷新》一文后，在网上和微信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和争议。远在美国的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也以长篇发言参与了这场讨论，看到这些后，基督徒人数新数据发布人北大卢云峰教授觉得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他的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的，于是，他在百忙之中对此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我把他的回答发布在此，也把他所针对的杨凤岗教授的那段批评文字也列上。随后，双方又作了进一步的交流。我都一并存录，以期让大家对事实看得更清楚一些，也让讨论冷静一些，更深入一些。谢谢卢云峰教授、杨凤岗教授的奉献和大家的参与！
杨凤岗：
2010宗教蓝皮书公布2305万这个数字后，有些官学很卖力地为这次调查和数字辩护。然而，在蓝皮书公布这个数字不久，叶小文卸任宗教局长。做了宗教局副局长多年的王作安升任局长。王局长似乎一直对这个过低的数字不满意。2014年，在上海举行的纪念三自六十周年的大会上，王局长说基督徒人数可能已有4千万。这在2010年蓝皮书公布2305万仅仅4年之后，就多出了1千7百万，这算不算对于为2305万辩护的官学打脸，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在2018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二份宗教事务白皮书中，承认基督徒人数是3800万，比王局长四年前说的略微少了一点，应该是在王局长试水之后官方所能接受的最高数字了。有趣的是，有些所谓学者，在最近这几年就想方设法地论证说，基督徒人数就在3800万到4000万之间。为叶局长的数字辩护的官学out了，为王局长的数字辩护的官学应时而生。有人非常勤奋地反复鼓吹喉舌平台上的“众口一致”的“新”发现，此情此景，颇有喜感。
卢云峰：
最近在基督宗教论坛的发言中，我的论文涉及到我国基督徒规模的估算。石衡潭教授将会议摘要发到网上之后，引起很多讨论和质疑。原本我想等文章发表之后再回应，但有些话在文章中不合适出现，所以先行回应几句。
比如杨凤岗教授认为，我们的研究不独立，是为官方数据进行辩护，因为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宗教白皮书也认为我国目前有3800万基督徒。他甚至暗示这是为王局长辩护，是为了官方立场进行注解。这是一个误解。
首先，我们研究所用的CFPS2016数据是2017年都已经收集完成，初稿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的基督宗教论坛上陈述过，2018年3月文章的英文版也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举办的“中国社会中的基督宗教”会议上陈述过。时间上先于2018年4月3日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从时间上看，我们的研究发现先于官方数据。如果一定要把两者扯上关系的话，那么合理的猜测也应该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可能影响到白皮书，而非相反。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是公开的，所使用的估算方法也是公开的。这意味着若有同行对哪些估算方法有异议完全可以开放讨论；他们完全来检验、校正和发展我们的测量工具和估算方法。若对我们的数据和方法有疑问，同行们可以前去CFPS官网（http://www.isss.pku.edu.cn/cfps/sj/2012/181.html）下载数据进行再分析。等我们的文章正式发表后，也欢迎同行来信向我们索取代码文件来检验我们的分析。
最后，关于本研究所用数据的科学性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我们所采用的CFPS数据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收集，基于这个数据发表的论文不知凡几。北大的cfps和人大的cgss是学界公认的高质量数据。该调查项目采用严格、科学的抽样方式和标准化的调查流程获取数据，若对此有疑问可以去访问其官网。就宗教研究而言，抽样调查与传统的“数人头”的方式相比更加科学可靠，数据质量更有保证。而且该调查涉及的问题很多，并非专门针对宗教的调查，能比较好地消除宗教在中国社会所赋予的敏感属性。就宗教身份的测量而言，CFPS作为追踪调查又具有普通的一次性横截面调查不具备的优势。
第一，因为历轮调查询问的是同一批人，我们可以通过轮换提问方式来寻找“隐藏的基督徒”。
第二，问卷调查本身也具有“启蒙效应”，多次的追踪调查也有助于帮助被访者厘清自己的宗教身份。
由于文章尚在审稿过程中，具体分析的方法和细节暂时不合适公布。但我可以先把文章的摘要分享一下，从中您大致可以看到我们的分析思路和最主要发现。
摘要：中国基督徒的规模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问题。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三轮的追踪数据（2012,、2014、2016），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我们区分了“公开的基督徒”和“隐藏的基督徒”，前者是指在问卷调查中承认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后者是指不愿意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但是通过其宗教实践以及改变对信仰的提问方式，通过数据挖掘和调查试验推断其基督徒身份的人。通过对三轮数据的分析，本文估计我国大约有2829万“公开的基督徒”，此外还有近1167万人属于“隐藏的基督徒”,两者相加，2016年我国基督徒的估计人数大约为3997万人。本文还区分了“名义的基督徒”和“虔诚的基督徒”。所谓“名义的基督徒”是指CFPS三次调查中只要有任意一次愿意承认自己基督徒身份或信基督上帝的人，这部分人占比2.89%，其对应的规模约为3969万。如果剔除掉几乎从不参加宗教活动的被访者，把相关宗教实践频率为一月两三次及以上基督徒视为“虔诚的基督徒”的话，那么这部分人的比率为1.54%，换算成总人口，有约2115万。综上，如果不需要特别精确，那么我们可以说2016年我国大约有四千万基督徒；排除掉那些从不参加宗教活动的被访者，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虔诚的基督徒大约为2115万。
在文中我也提到，针对我国“基督徒规模”的探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路途中，我们需要不断的积累数据和改进测量工具，也需要开放的心态和心平气和的讨论。我们的研究只是这漫漫长途中的一小步。等文章发表后，我们欢迎同行来质疑和修正我们的发现，一步一步切近实相，让“数字之争”摆脱立场之争，意气之争，回归学术与理性。
杨凤岗：
我从远距离观察，单说事实吧：《2010宗教蓝皮书》公布说基督徒人数2305万，卢云峰教授在《世界宗教文化》和《2015宗教蓝皮书》上刊文说，基于问卷调查，基督徒总规模为2572.3万，两个数字蛮接近的，是吧？王作安局长在2014年说基督徒最高可达4千万，这话是在上海举行的三自运动6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的，《人民日报》等媒体公开报道的，但2018年的宗教白皮书下调为3800万，也就是说，官方说法是基督徒在3800-4000万之间。卢云峰教授根据更新的问卷调查推算出基督徒3997万，与王局长的数字惊人地接近。根据卢教授上述这个解释，看来是穷尽了各种计算方法，最后得出这样一个数字。
卢云峰教授说这个“新发现”已经两次在国际会议上陈述过了，似乎是与会者没人提出异议，这次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基督教论坛上第三次陈述，会上肯定也无异议。但是，会上陈述是否有人提出异议，这本身能说明什么呢？卢教授是北大的宗教社会学教授，与会者有多少人有能力使用问卷调查和统计方法，或者愿意当场提出来呢？我之所以提出异见，是本着“凭爱心说诚实话”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指出我所看到的问题。
卢教授说他们使用的数据是公开的，高质量的，别人可以验证的，似乎以此推论他的“新发现”是可靠的。关于这个由普林斯顿的谢宇教授主持的CFPS问卷调查，我出于对于谢宇教授的信任，相信这个问卷调查在目前中国可能是质量最好的问卷调查之一。但是，即使是用这样的高质量问卷调查，也不能简单推算基督徒人数。第一，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人口中的少数族群，比如美国的犹太人或黑人，一般需要oversampling过样本，即在抽样过程中多抽基督徒，而这个调查显然没有oversampling基督徒，因此，不太适合用此推算基督徒人数。第二，在近年大形势下，基督教属于更加敏感的话题，有多少基督徒会拒答问卷？如果基督徒的拒答率高于其他人，那么问卷分析出来的数字就不准确。零点公司在2007年进行的问卷调查是在大气候相对宽松的年月进行的，在发现自答是基督徒的人比例比较低后，贝勒大学的斯达克等人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11/05/counting-chinas-christians）中说，他们通过询问基督徒的方式，发现他们的拒答率是62%，而原问卷的拒答率是38%，因此，有必要依次调整推算出来的基督徒的数字。对于这个研究和分析策略，曾在贝勒大学做过博士后的卢云峰教授一无所知吗？而且，过去几年，在有些地方，有人因为公开了基督徒身份而遭到开除公职，或者有其他不幸遭遇。因此可以想象，基督徒拒答问卷的比率比以往可能更高。即使接受回答问卷，在遇到宗教问题时，也仍有可能避开或者随便选项吧？因此我说，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单凭对近年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的简单分析就推算人数，已经不具有科学或学术价值，无论谁做的这种分析推算，都是不靠谱的。这话并不是专门针对卢云峰教授说的。
卢云峰：
其实在我的文章中对我们两次估计的差异有说明，这也是为什么我让杨凤岗教授先等等，等我文章发表后再批不迟的原因。2016年在《世界宗教文化》发表的那篇文章用的数据是2010年的cgss数据，在做估计隐藏的基督徒时我们采用了由cfps2012,2014得出的矫正比例。今年我们研究所用的数据是cfps2016。所用数据不一样，规模估计有所差异，这很正常啊。具体而言，差异的来源有三:第一，cfps2016公开基督徒的比例高于cgss2010.第二，两次研究推算基督徒规模的人口基数不同。第三，我们对寻找隐藏基督徒的方法有改进。详细分析在我们文章中有呈现。杨教授看完文章后或许这些困惑就不会有了。这就是公开数据和公开算法的好处:同行可以验证。
关于用应答率来矫正基督徒比例的问题，我当然清楚，因为那个研究就是我所做的一个社会实验。跟谢宇聊过以后，他觉得我当年的实验设计过于粗糙，样本量也偏小，所以我们准备重新设计这个社会实验。无论从应答率入手，还是从宗教实践入手，还是从提问方式和问题轮换入手，我们一直在尝试用学术的手段来厘清基督徒的规模。或许这些研究还有提升空间，我也期待同行的批评，但我们的努力是真诚的也是有益的。您这么轻飘飘的一句“为官学辩护”，把讨论的方向引向政治，这确实让我比较失望。这种诛心之论让人百口莫辩。我与王素未谋面，更谈不上去揣摩他的意思。退一万步说，就算我有心，也完全无力。我不是cfps的负责人，连团队成员都不是，只是在问卷设计的宗教部分给过一些建议，最后CFPS团队也采纳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您觉得我是在为王说话也得拿出证据来。如果有干扰调查，编造数据的话，那得搞定多少人，代价有多大？这么多人一起做假一定会有各种蛛丝马迹透露出来啊。如果是算法的问题，那么等文章发表后再批不迟，我会把分析的代码文件给您。鉴于有些批评完全是立场先行，捕风捉影，在文章正式发表之前，恕我不再回应。
最后说一句，让学术的归学术，让凯撒的归凯撒。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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