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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官寺:长安兴唐寺与唐玄宗开元官寺制度中的都城运作
发布时间: 2019/1/24日    【字体:
作者:聂顺新
内容提示:唐长安城并无开元官寺之设,而长安兴唐寺由罔极寺改名为开元二十六年,与开元官寺设立的时间、背景和初衷十分一致;兴唐寺与地方诸州开元官寺皆供奉有玄宗等身佛像,且在玄宗朝地位崇高;兴唐寺与地方八十一外州开元官寺均具有国忌行香功能,又与诸州开元官寺皆承担部分外交功能,可见兴唐寺应是唐玄宗开元官寺制度中设立在都城长安有实无名的影子官寺。
关键词:  兴唐寺 长安 唐代 官寺制度 唐玄宗  
 
一、唐长安城有无开元官寺
 
所谓官寺,按照日本学者的界定,即隋唐时期由朝廷敕建并供养的寺院,其主要功能在于为国祈福和宣扬皇帝威德。①官寺作为唐代佛教的重要制度早已引起日本和欧洲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大致为我们梳理了唐代先后四次设立官寺的基本史实:即高宗乾封元年(666)诏令天下诸州各立观、寺一所;武曌天授元年(690)制令天下诸州各立大云寺一所;中宗神龙元年(705)诏令天下诸州各立中兴寺、观一所,神龙三年(707)改为龙兴寺、观;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诏令天下诸州各立开元观、寺一所。②意大利汉学家富安敦(Antonino Forte)则将官寺描述为“国寺(state monasteries)”,并严格区分了国寺和私寺(private monasteries)的不同。认为国寺即由国家营建并为国家服务的寺院,强调其全民共有的性质,私寺(含皇家寺院)则完全相反。他研究了唐代上述四次官寺设立中的政教关系形势,并重点探讨了安西四镇只有武周大云寺和中宗龙兴寺而无道观的原因,认为这可能与佛教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普世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关。③
 
笔者管见所及,有关唐长安城有无开元官寺的讨论主要是在小野胜年和富安敦两位先生之间展开的。④小野先生在其《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中怀远坊大云经寺条下标明,开元二十年(732)改为开元寺,并将所集的五条“开元寺”碑志材料系于大云经寺之后,⑤他据此应认为唐长安城也存在开元寺,且系由大云经寺改名而来。但在《解说篇》中,他又并未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可见小野先生对于唐长安城存在开元官寺及其系由大云寺改名而来的观点并不确定。
 
与此不同,富安敦先生则明确提出唐长安城并无开元寺。他主要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展开讨论,认为玄宗设立开元国寺的目的并非建立一个新的国寺体系,而是旨在取代武周时期遗留下来的大云国寺系统。⑥他虽以小野先生的《寺院史料集成》为讨论对象,但仅论证了长安大云寺并未改名为开元寺等问题,对于小野先生所集的五条“开元寺”金石材料并未进行讨论。富安敦先生关于开元国寺与大云国寺体系之间关系的解释是十分合理而可信的,但长安“开元寺”的金石材料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以下笔者将对此进行考辨。
 
小野先生《寺院史料集成》中所集“长安”开元寺相关金石材料共五条,分别是:
 
开元寺经幢,付唐末,《(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五。
 
开元寺唐梵二体经幢,付唐末,《存逸考》卷五。
 
唐开元寺净土院石灯台赞,天宝六载六月,《宝刻丛编》卷八。
 
开元寺经幢,天宝七载二月,《金石萃编》卷六六、《存逸考》卷一。
 
唐开元寺修塔铭,广明二年,《宝刻丛编》卷八。
 
首先需要交代的背景是,西安开元寺最早见于五代时期,⑦其首次见于记载为后周显德二年(955)的《永兴军牒》,而且在当时是作为无额寺院出现的,⑧足证其建立不久。若以《唐长安城图》按之,则可发现其位置适为唐皇城中的少府监,⑨故其建寺当不早于天祐元年(904)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天宝七载二月的《开元寺经幢》。刘淑芬先生指出:“关于金石著录上的经幢文字,因为著录者命名的标准不同,有的以建幢者作为标题,有的以书幢人为题,有的则是以经幢所在地为名。”⑩而此条著录正是以经幢所在地命名的显例。通观《金石萃编》所录全文,除题为《开元寺经幢》之外,正文通篇无一处提及开元寺三字。王昶只是在描述经幢形制的小字之末加了经幢所在地点,云“在开元寺”。长期寓居西安的毛凤枝具有“专以石刻为据”的天然优势,其《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亦云在开元寺,(11)则《开元寺经幢》所云“开元寺”当为经幢所在地无疑。由于西安开元寺的创建时间不可能早于唐末,故此天宝七载二月的“开元寺”经幢当系自他处移入开元寺,非唐长安开元寺所建可知。另两条同出《存逸考》且同付唐末的《开元寺经幢》和《开元寺唐梵二体经幢》资料来源均为《寰宇访碑录》。据该书孙星衍自序可知,其实地访求范围仅“西游河华”,即今豫陕两省界地,而未至西安。虽云“其足迹不到之处,又值同世通人名士搜奇好异,邮示所获,扩其见闻”,(12)但终非亲见。故这两种所谓“开元寺”经幢当据拓片著录。《访碑录》中《开元寺经幢》的著录文字为:“开元寺尊胜陀罗经幢,行书,年月缺。上下俱失,止存二尺。经序自尔时三十三天起。陕西咸宁。”此幢残缺严重,亦当据经幢所在地命名,又缺年月,是否为唐长安开元寺所造无从判断。
 
《访碑录》对《开元寺唐梵二体经幢》的著录为:“开元寺唐梵二体陀罗经幢,沙门海觉海梵书。无年月。萨字不从产。唐梵者,唐人梵书也。当属唐刻无疑。陕西咸宁。”(13)此幢亦无年月,不可遽认为即是唐开元寺所建。而成书更早的毕沅《关中金石记》则著录为“陀罗尼经幢,释海觉唐梵二体书,在咸宁开元寺。幢内梵书与《同文韵统》所载番相阿努所制西番字母相同,为元代所建无疑。”(14)毕氏所云元代所建之说虽未必可信,但提供了经幢确在西安开元寺的明证。孙氏所题《开元寺唐梵二体陀罗经幢》当据经幢所在地命名。又,叶昌炽《语石》据书法风格亦判断此幢为唐人所刻,云:“唐幢梵字尚少,惟长安开元寺有一石,唐梵二体皆沙门海觉书,笔法精整,非辽金人所及。”(15)可知此幢文字为唐僧海觉所书,亦为唐人所刻,清代中晚期在西安开元寺内,故亦当由他处移入开元寺,非由唐“开元寺”所建。
 
其余两条材料亦应为著录者据碑铭所在地命名。《宝刻丛编》分别著录为天宝六载(747)六月的《唐开元寺净土院石灯台赞》和广明二年(881)的《唐开元寺修塔铭》,均引自今已亡佚的《京兆金石录》。(16)《京兆金石录》撰成于元丰五年(1082)前后,(17)成书较早。若仅看其著录的碑铭名称,两条“唐开元寺”的记载似乎可证唐长安存在开元寺。其实不然,陈思的这两条材料虽引自《京兆石刻录》,但已经过移录,是否田概最初著录的碑铭名称已无由得知。即使田概最初著录时的名称确实如此,也不能确定其著录的名称与碑铭实际内容相符,即田氏极可能就是据碑铭所在地命名著录的。元丰五年上距西安开元寺最早见于记载已一百数十年,这两块碑铭存放于北宋开元寺的可能性极大。又,《京兆石刻录》将这两条“开元寺”材料系于万年县,而北宋西安开元寺正位于唐万年县。(18)
 
更为重要的是,唐长安城不可能存在开元寺。《唐会要》卷四十八记载了长安、洛阳寺院共37所,其中大多数为敕建或皇室成员所建,但也包括一些相对而言不甚重要者。若两京果有开元寺,则作为玄宗敕立的重要寺院,《会要》断无不予记载之可能。同时,传世文献、出土碑志等各种材料均表明,长安、洛阳两京只有开元观而无开元寺。(19)故笔者认为唐长安城并无开元官寺之设。
 
二、长安兴唐寺改名时间与背景
 
上文的讨论可知,唐长安城并不存在开元官寺。那么都城长安在开元官寺制度中采取了何种措施?笔者在研读长安寺院史料时发现,在玄宗的开元官寺制度中,兴唐寺可能充当了长安城事实上的官寺,发挥了官寺的部分功能,但并无官寺之名,遂产生了一种有实无名的影子官寺。尤其是由罔极寺改名为兴唐寺的时间、背景和初衷,都与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设立开元官寺的诏令相符。
 
关于唐长安城兴唐寺的由来,《唐会要》和《长安志》均有记载。
 
《唐会要》卷四十八所载为:兴唐寺,大宁坊。神龙元年三月十二日,敕太平公主为天后立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为兴唐寺。
 
《长安志》卷八所载为:(进昌坊)(20)东南隅,兴唐寺。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武太后立为罔极寺。穷极华丽,为京城之名寺。开元二十六年,改为兴唐寺。明皇御容在焉。
 
比较可知,两书均认为长安兴唐寺是由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武后所立的罔极寺改名而来,但对于改名时间则有不同说法。
 
一般认为《唐会要》成书在前,且多以原始档案等资料为据,似乎更为可信。这大约也是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书继承《唐会要》开元二十年改名说的主要依据。笔者以为,今本《唐会要》在流传中产生脱讹的可能性极大,而《长安志》所据当为宋本《唐会要》,故更为可靠。按照公认的观点,韦述《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21)《唐会要》卷48“寺”和卷50“观”均与《两京新记》关系密切,又增加了开元十年以后的内容。(22)宋敏求《长安志》开元十年以前内容亦系由《两京新记》西京部分删改订正而来,亦增加了此后的内容。《唐会要》全书修成于宋初建隆二年(961),其中宣宗以前部分为唐人纂集。而《长安志》则晚至百余年后的熙宁八、九年间(1076-1077)撰成。(23)宋敏求撰《长安志》时自会参考《唐会要》,故《长安志》“兴唐寺”条“(罔极寺)开元二十六年改为兴唐寺”亦应据《唐会要》原文略去月日节引而来。如宋《志》此条本自《唐会要》原文,则宋敏求所据为宋本《唐会要》。而今本《唐会要》至清初已经只有十分罕见的抄本存世,且讹误甚多。(24)故笔者推测,宋本《唐会要》此条原文应为“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七日”,今本的“开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极可能是在流传中脱去前一个“六”字。且“二十六年六月七日”,“年”字前后连续出现两个“六”字,流传中脱去一个“六”字的可能性无疑更大。即使宋《志》此条另有所本,亦应引起重视,因宋氏所据至少为现已亡佚的宋代史料,价值仍不可低估。
 
之所以如此推测,首先是开元二十六年改名说与开元官寺的设立时间完全相合。今存涉及开元官寺设立的两条主要史料均来自《唐会要》。其卷48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其卷50云:“(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两种记载虽存在差异,但共同之处也十分明显:即开元官寺(观)设立的时间为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需要略作解释的是,何以诏令所云改名开元寺时间为六月一日,而罔极寺改名兴唐寺为六月七日?正如富安敦所论,长安大云寺之所以未能改名为开元寺,可能与受到大云寺僧众的抵制有关。罔极寺既非首选,又经斟酌,其改名时间略晚诏令几日亦在情理之中。而开元二十六年长安其他所有寺院中并无任何改名的记载,故由罔极寺充当的可能性更大。其次,开元二十六年改名说也符合唐代历次官寺设置均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契机的惯例。这也是由官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高宗乾封元年的官寺因封禅泰山而设,而封禅泰山所象征的正是唐帝国国运的旭日东升之势。武周天授元年设立的大云官寺,乃是希望通过大云寺宣讲《大云经》来宣传武周政权的合法性。中宗神龙元年的中兴寺、观(神龙三年改为龙兴寺、观)则是李唐政权成功复辟的象征。
 
按照上述唐代历次官寺设立皆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契机的惯例,开元二十六年亦应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笔者翻检史料发现,开元二十六年前后的最大政治事件莫过于册立太子。两《唐书》皆云:“(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忠王璵为皇太子。”(25)忠王璵即后来改名李亨的唐肃宗,六月庚子即六月初三日。《旧唐书》又载同年“秋七月己巳,册皇太子,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足见立储的政治意义和影响。因此,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开元官寺(观)的设立应理解为对玄宗立储这一重要政治事件的庆祝之举。罔极寺改名后的寺额—“兴唐”似乎也可以作为立储事件的一个注脚,其政治寓意同样不言而喻。
 
再次,罔极寺改名为兴唐寺也符合开元官寺设立的初衷。富安敦先生已指出,开元官寺设立的目的并非建立一个新的官寺系统,而是旨在取代原有的大云官寺体系。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开元官寺与大云官寺之间对立的本质实为李唐和武周两种政治势力的对立,只不过长安大云寺并未改为开元寺。(26)罔极寺则是长安寺院中除大云寺外与武曌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如上所引,罔极寺乃太平公主为武后所立,寺名取《诗经》中“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意,意在表达对武后的追思。由于消灭韦庶人以后,太平公主又与玄宗争夺最高统治权,最终失败被杀,故太平公主追思武后又可被理解为其意欲效仿武后而称帝。既然未能在长安清除象征武周残留势力的大云寺,那么选择将同样与武曌政治关系密切的罔极寺作为清除对象,并将其改为兴唐寺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三、长安兴唐寺的制度及其在玄宗朝的地位
 
诸州开元官寺(观)的重要制度之一即均供奉有玄宗等身佛像或等身天尊像。这也是开元官寺(观)区别于其他寺观并显示其特殊地位的重要标志。
 
目前所见有关开元观、寺铸造玄宗等身像的诏令共有两个版本。《唐会要》卷50《杂记》云,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册府元龟》所记内容与此相同,仅文字略有不同,(27)当本自《唐会要》。唯《旧唐书》所载与此出入较大,云“(天宝三载)夏四月,敕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送开元观、开元寺”。(28)从史源学讲,《唐会要》宣宗以前部分为唐人纂集,自更为可信。
 
这几条资料皆云“两京天下诸郡/州郡”,似乎两京亦有开元寺。其实不然,上文已经证实唐代长安、洛阳两京只有开元观而无开元寺。“两京天下诸郡”等句只是一种惯用的敕令语言,并不能据此认为唐代两京立有开元寺。因此,若云“两京于开元观,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寺”显然太过累赘。
 
长安兴唐寺也供奉有玄宗等身佛像。不过此像因宋敏求《长安志》中“明皇御容在焉”的记载而一直被误认为是玄宗御容,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继承此说,今人亦多沿袭成说,几成定论。好在《文苑英华》卷125有李子卿《兴唐寺圣容瑞光赋》一首,其中保留了许多长安兴唐寺铸造玄宗等身佛像的细节。此赋又见《全唐文》卷454,作者小传云“子卿,大历时进士。”(29)岑仲勉先生考证认为,唐代李子卿有二人,其一即此赋作者,为天宝前人,即《三坟记》中季卿之仲兄;其二即《全唐诗》、《全唐文》所云大历时进士及第者。(30)
 
通观《兴唐寺圣容瑞光赋》,可知其中“圣容”像当为玄宗等身像而非其御容。“中国之至圣”乃指玄宗本人,“西方之大仙”乃是佛陀。“凝毓”、“立极”与“出代(世)”、“分身”相对,可知此像应为玄宗皇帝与佛陀的结合体。“怡然花台,耀此金髻。睟容若动,慈目如睇”等句表明此像是以佛陀的形象出现的。“见之者宜知极乐之近,仰之者谁识须弥之高。心遂得于真正,身岂有于尘劳。乘流者于焉舍筏,滞缚者于此操刀。”几句表明此像的灵力即佛陀的灵力。末句“至矣哉,法王之教,将万代而嗣续”直接表明铸造此像的最终目的在于延续佛陀之教,此像应是一佛像。而赋中“由是我皇之作也,与圣同轨,与道合躅,降其象,使天下有所观;播其光,使天下有所烛”一句所降之像当是玄宗等身像无疑。
 
其他能够直接体现玄宗朝兴唐寺地位的资料十分少见,笔者只能从一些侧面进行分析。《历代名画记》对于兴唐寺壁画的记述就是很好的旁证。其云:
 
兴唐寺,三门楼下,吴(道玄)画神。东般若院,杨廷光画山水等。西院,韩幹画一行大师真,徐浩书赞。又有吴生、周昉绢画。中三门内东西偏两壁,尉迟(乙僧)画。殿轩廊东面南壁,吴画。净土院,董谔、尹琳、杨坦、杨乔画。院内次北廊向东,塔院内西壁,吴画金刚变,工人成色,损。次南廊,吴画金刚经变及郗后等,并自题。小殿内,吴画神、菩萨、帝释。西壁西方变,亦吴画。东南角,吴弟子李生画金刚经变。讲堂内,杨廷光画。(31)
 
这段文字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条重要信息。其一,兴唐寺至少包括东般若院、西院、净土院、塔院等建筑群落,为典型的多院式寺院。(32)又至少包括三门楼、中三门(楼)、(大)殿、小殿、讲堂等单体建筑,规模较大。《长安志》所谓“穷极华丽,为京城之名寺”并非虚言。其二,兴唐寺名家壁画数量较多,即使按照张彦远的“名画”标准,兴唐寺的名家画作数量仅次于东都大敬爱寺,在长安众多寺观中名列前茅。这些名家画作中又以吴道玄的壁画数量为最多,达六处。而吴氏作为玄宗的御用画师之一,主要活动于盛唐开、天时代。因此吴道玄壁画较为集中似乎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兴唐寺在玄宗时代的特殊地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兴唐寺建有御注金刚经院。《御注金刚经》是玄宗继开元十年《御注孝经》和开元二十年《御注道德经》之后,于开元二十三年完成注释的佛教经典。(33)同时颁示天下,诏令宣讲,具有很强的政治寓意。(34)兴唐寺为玄宗《御注金刚经》专门建院供养,在两京寺院的现存史料中仅此一见,其中似亦可见兴唐寺在玄宗朝的特殊地位。
 
以上讨论表明,长安兴唐寺所供奉亦为玄宗等身佛像,此与天宝三载诏令天下开元观、寺铸造玄宗等身天尊或佛像之制相同,是其作为影子官寺的制度特征之一。《历代名画记》中兴唐寺吴道玄壁画数量的集中亦可从侧面反映其在玄宗朝的地位之崇高。
 
四、长安兴唐寺与诸州开元官寺功能之比较
 
上节讨论了唐长安兴唐寺供奉有玄宗等身佛像的特殊制度及其在玄宗朝的崇高地位,以下将就长安兴唐寺与诸州开元官寺的功能略作比较。国忌行香作为唐代国家祭祀与宗教相结合的重要制度,论者已有不少。(35)此处着重讨论这一制度在长安兴唐寺与地方诸州开元官寺(观)之间异同。
 
《唐六典》卷4云:
 
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者,盖八十有一州焉。(36)
 
  此段引文并未明确指出两京与外州国忌行香的具体观、寺名称。只是说明两京指定观、寺两所,八十一外州各指定观、寺一所在国忌日举行行香仪式。《唐会要》的记载正可对此进行补充:
(开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敕: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进式,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国忌日各就龙兴寺、观行道散斋,复请改就开元观、寺。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移就开元观、寺,余依。(37)
 
首先需要注意的,这道敕令的颁布时间为开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即开元官寺设立一年之际。这对于理解敕令的内容十分重要。从《会要》的记载可知:其一,开元官寺(观)设立前,“同、华等八十一州”(即《唐六典》所云八十一外州,不包括两京)国忌日行香行应在龙兴寺、观进行。其二,祠部希望将这一功能转移至新设立的开元观、寺。其三,玄宗的最后裁断,京兆、河南两府的国忌行香仍“宜依旧观寺为定”,又为两京开元观(寺)赋予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的功能;(38)“同、华等八十一州”国忌行香则依祠部奏转移至开元官寺(观)。诸外州的国忌行香至晚唐仍在开元官寺进行。(39)兴唐寺是否就是京兆府的所谓“旧观寺”中的“寺”之一,目前并无直接史料可以证明。但代宗永泰元年(765)百官曾在章敬太后忌日于兴唐寺行香。(40)值得注意的是,此事是因相里造、李衎二人以正言折忤鱼朝恩的意外事件而见诸记载的。古代史籍常有记异不记常特点,故可推测,在兴唐寺进行的国忌行香当不只永泰元年一次。因此,兴唐寺可能就是长安进行国忌行香的“大观寺各二”中的一寺,至少代宗朝应是如此。(41)
 
诸州开元官寺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外国僧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具有部分的外交功能。这一点在中国文献中并不明显,但仍有线索可寻。如不空三藏天宝十三载至武威时就住开元寺。(42)晚唐圆仁入唐求法时所过之州,基本都被安排住在开元寺,如在扬州、楚州、登州、贝州、赵州等地。(43)由于开元以后各州龙兴寺仍部分地保留了官寺地位,故圆仁一行有时也住龙兴寺,如在楚州、莱州、青州。(44)兴唐寺是否也曾接待外国僧人,似乎并无直接资料为证。但与此功能颇为类似的是,代宗时期曾有两次唐蕃会盟就在兴唐寺举行。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请和。遣宰相元载、杜鸿渐等于兴唐寺与之盟而罢。(45)大历二年四月,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使同盟于兴唐寺。(46)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章敬太后忌日行香,还是两次唐蕃会盟,都发生在代宗朝,这是否因为代宗与兴唐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但这两条材料至少可以说明兴唐寺在代宗时期仍然地位崇高。
以上讨论表明,长安兴唐寺至少在代宗朝承担国忌行香的功能,与开元二十七年以后八十一外州开元官寺(观)所承担的国忌行香的功能相同。代宗朝两次唐蕃会盟在兴唐寺的进行亦颇与诸州开元官寺接待外国僧人的功能相似。
 
其实,等身佛像制度本身也体现着唐代官寺的功能之一,即上引日本学者所论的“宣扬皇帝威德”。由于等身佛像是按照皇帝本人的身形大小铸成,其本质实为将皇帝神化为佛,通过等身佛像的形象来接受全国官民的崇拜和祭祀。这应是玄宗时期皇权膨胀的产物之一。
 
先朝帝后的国忌纪念活动本应由李唐宗室按照儒家礼仪进行,玄宗却将其赋予八十一外州的开元官寺(观)。千秋节和三元行道设斋,亦可印证日本学者所论唐代官寺的另一功能,即“为国祈福”。千秋节即当朝皇帝诞辰,为皇帝祈福即是为国祈福。国忌行香与千秋节、三元行道设斋,实际上都是皇权渗入宗教领域的表现。外事接待也是朝廷赋予官寺的一项政治性的功能。因为除了接待之外,更重要的应是监控外国来华僧人的行踪。
 
本节所论唐代官寺的这些特殊功能,实际上都是由官寺的本质属性,即政治性决定的。官寺作为朝廷在诸州统一敕建的佛教寺院,其本身就是当时政教关系发展的产物。这也是官寺区别于其他寺院的本质特征。
 
五、结语
 
唐长安城并不存在开元官寺,现存的金石材料中的所谓唐“开元寺”者,实皆宋以后著录者据当时碑铭所在地(五代以后西安开元寺)而命名,非谓这些碑志即唐开元寺所造或所立。而五代以后西安开元寺的始建时间不可能早于唐末,此开元寺非唐玄宗所立开元官寺十分清楚。
 
今本《唐会要》所载,罔极寺“开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为兴唐寺的记载极可能脱去了一个“六”字,原文应为“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七日”,《长安志》所载“开元二十六年”当以宋本《唐会要》为据,故更可信。这一推论可与开元官寺设立时间相符合,与开元二十六年立太子事件相契合,罔极寺所纪念和象征的政治势力与设立开元官寺所欲清除的武周残余势力相一致。长安兴唐寺在制度上与地方诸州开元官寺的共同特征之一即均供奉有玄宗等身佛像。兴唐寺规模较大,改名后在玄宗朝地位崇高,也可印证其具有影子官寺的地位。同时长安兴唐寺与八十一外州开元官寺均承担国忌行香的功能,代宗朝两次唐蕃会盟在兴唐寺进行也与诸州开元官寺接待外国僧人的功能相类。
 
富安敦指出,高宗乾封元年所设官寺与玄宗的开元官寺均在长安城难觅踪迹,可能是两位皇帝为避免都城出现过于强大的中央化宗教机构而有意为之。(47)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唐长安城确实并不存在开元官寺,但玄宗又将罔极寺改名为兴唐寺,并赋予诸州开元官寺的某些制度、功能和地位,又使其不与后者完全相同,遂使长安兴唐寺成为一所有实无名的影子官寺。可见,玄宗有意避免都城出现过于强大的中央化宗教机构,采取了一种更为巧妙的策略。
 
注释:
 
  ①道端良秀:《唐代仏教史の研究》,《中国仏教史全集》第2卷,书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②塚本善隆:《国分寺と隋唐の仏教政策並びに官寺》,《塚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日中仏教交涉史研究》,大东出版社1974年版,第3-50页。
  ③Antonino Forte,Chinese State Mo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附论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1992年,pp.213-258。承蒙荣新江教授提示此文出处信息,又蒙富安敦先生之女爱莉卡(Erika Forte)博士惠赠此文,在此一并致谢。
  ④李健超亦据《唐会要》卷48诏令,认为怀远坊大云寺在开元二十六年被改为了开元寺,且“此后至唐末皆称开元寺”。李氏所据资料与小野先生基本相同,当由小野先生观点发展而来。参见李健超著《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⑤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法藏馆1989年版,第277页;《解说篇》,第181-185页。
  ⑥Antonino Forte,Chinese State Mo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pp.238-239。
  ⑦辛德勇:《宋金元时期西安城街巷名称考录》,《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9-210页。
  ⑧王昶:《金石萃编》卷121,《历代碑志丛书》第6册,第655-656页。
  ⑨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唐长安城图》、《五代新城图》,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3,108页。
  ⑩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11)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2,文海出版社,第132页。
  (12)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序》,《历代碑志丛书》第23册。
  (13)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卷4,第352页。
  (14)毕沅:《关中金石记》卷8,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56页。
  (15)叶昌炽:《语石》卷8,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55页。
  (16)陈思:《宝刻丛编》卷8《陕西永兴军路·京兆府·万年县》,《历代碑志丛书》第1册,第510、521页。
  (17)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18)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唐长安城图》、《北宋京兆府城图》,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3、111页。
  (19)杨鸿年即主张唐两京只有开元观而无开元寺,其说甚是。参见杨鸿年著《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0)今本《长安志》将兴唐寺系于进昌坊(晋昌坊)显系错简,此点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后的论著中均已得到纠正,此不赘述。
  (21)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004年第2期。
  (22)福山敏男撰,辛德勇译:《〈两京新记〉解说》,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23)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续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
  (24)周殿杰:《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史林》1989年第3期。
  (25)《旧唐书》卷9《玄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0页;《新唐书》卷5《玄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页。
  (26)Antonino Forte已论证长安大云寺并未被改为开元寺,而是在大历三年(768)被代宗改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参见Antonino Forte,Chinese State Mon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pp.223-228。
  (27)《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99页。
  (28)《旧唐书》卷9《玄宗下》,第218页。
  (29)《全唐文》卷454《李子卿小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36页。
  (30)岑仲勉:《贞石证史》之《三坟记》,《金石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6-138页。
  (31)张彦远撰、范祥雍点校:《历代名画记(修订本)》卷3,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53页。
  (32)关于单院式寺院与多院式寺院的区别,参看张弓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71页。
  (33)衣川贤次:《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复原与研究》,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14-125页。
  (34)赞宁著《宋高僧传》卷14《玄俨传》云:“开元二十四年,帝亲注《金刚般若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都督河南元彦冲恭请俨重光圣日,遂阐扬幽赞,允合天心。”《大正藏》本,第795页。
  (35)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版;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6)《大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祠部郎中》,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37)《唐会要》卷50《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0页。
  (38)唐两京只有开元观而无开元寺的讨论已见上文。《唐会要》敕令中的“京兆、河南府……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移就开元观寺”一句,当为敕令据祠部所奏直接将“开元观寺”连用,而祠部乃是指八十一外州的开元观寺而言,敕令直接引用,故可能造成误解,故此敕令并非谓唐两京亦有开元寺。
  (39)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国忌日扬州和登州均在开元寺行香,参见小野胜年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第一卷,第309;第二卷,第257页。敦煌的情况稍有不同,国忌行香在开元寺进行的次数最多,但其他寺院亦有进行。参见冯培红著《敦煌本〈国忌行香文〉及其相关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这可能与敦煌归义军政权未能完全恢复唐制有关。
  (40)《册府元龟》卷459《台省部·公正》,第5454页;《册府元龟》卷515《宪官部·刚正二》,第6161-6162页。《旧唐书》卷184《鱼朝恩传》将此事系于大历三年,俟考。
  (41)圆仁所见晚唐长安进行国忌行香的寺院较为复杂,开成五年十二月八日和会昌元年十二月八日均在资圣寺,开成六年正月四日在荐福寺。分别见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第三卷,第318、411、329页。这可能与会昌法难前后政教关系的紧张和晚唐国忌行香制度的变化有关。
  (42)赞宁:《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大正藏》本,第712页。
  (43)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卷1,第186、189、422页;卷2,第248、374、388页。
  (44)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卷1,第427页;卷2,第296页、308页。
  (45)《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39页。又见《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第11528页。
  (46)《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第11528页。
  (47)Antonino Forte,Chinese State Mo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pp.238.

原文参考文献:

无参考文献
 
《史林》(沪)2011年第4期 第4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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