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其含义是国家、政府权力与宗教（权力）分离，国家不得介入宗教生活，宗教也不得干预国家政治。在多元宗教的国家，国家被要求在各种宗教中保持中立，不得援助、助长或压迫某个特定宗教。然而，在现实中，政治世界的争斗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对宗教的利用，这在宗教气氛浓厚或宗教传统深厚的国家尤为如此。
新年伊始，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发生大规模骚乱，数万名狂热的印度教信徒通过围攻警察、阻断交通，掀翻、焚烧车辆，破坏公共设施等“武器的批判”来表达他们“捍卫”印度教的决心。骚乱导致数千人被捕，其中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高达2000起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席卷喀拉拉邦、辐射全印度的“卫教”抗议浪潮中，曾立下誓言要成为“全民党”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公开站在印度教徒一边，挑战印度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允许经期妇女朝拜“单身之神”——阿亚帕神的裁决。事实上，如果不是印度人民党及外围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系统策划和领导，相对处于离散状态的印度教徒不可能在短短数月内掀起如此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抗议请愿运动。
事件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06年。那年，印度青年律师协会的6名妇女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请求，要求解除限制10至50岁妇女进入萨布瑞玛拉神庙崇拜的禁令， 她们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宪法的平等权利。与此同时，她们还对喀拉拉邦的相关法律提出合宪性质疑。2018年9月，印度最高法院以4：1的多数作出裁决，裁决认为“这种排斥性的做法显然违反了妇女自由地践行印度教和敬奉阿亚帕神的权利”。
裁决作出时，正逢印度大选前夕，持续一年多的地方议会选举也逐渐接近尾声。面对印度人民党在5个邦选举中的连续失利，申言“胜利和失败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莫迪再也无法淡定。短期内在经济尤其是失业问题上无法有所作为的印度人民党毅然举起“保卫印度教”的大旗。1月2日，当两名妇女在喀拉拉邦警察的护送下完成进庙朝拜的消息传来，身处联邦执政地位的印度人民党再也无法端坐中央。它公开号召印度教徒举行为期两天的抗议活动，一方面试图用宗教徒的热忱来挽回部分邦选举严重失利给印度人民党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为今年5月的大选造势。
印度教是印度人民党竞争和巩固政权的两个法宝之一（另一个是经济增长）。在穆斯林少数群体占有相当比例的北方，印度人民党激发选民热情的做法之一是挑起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2018年12月，同样出于为2019年5月大选助力的需要，在印度人民党外围组织“世界印度教理事会”的直接领导下，首都新德里爆发了5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强烈要求在北部城市阿约提亚被拆毁的巴布里清真寺废墟上建立罗摩神庙。据报道，这座1992年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拆毁的清真寺建于中世纪，拆毁时至少已有450年的历史。巴布里清真寺的拆毁极大地影响了穆斯林少数群体与印度教群体乃至印度政府的关系。自此以后，每逢12月6日，印度穆斯林都会在他们的住宅、清真寺以及其他建筑物上悬挂黑色旗帜，以铭记“印度穆斯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同样，在清真寺被拆毁的20余年中，每逢政治性的大事件如全国大选，凝聚着印度政教关系、历史文化纠葛与恩怨的“阿约提亚论战”便会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成为公共话题，变成印度人民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动员资源。
在穆斯林占比较低的南方，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则将矛头指向代表世俗主义的机构或组织，如联邦最高法院、印共（马）及其他进步组织等，这次席卷喀拉拉邦的印度教暴动便是典型例证。
印度是一个具有古老宗教传统的国家，同时，它也是汲取了西方政治文明的现代国家。按照印度宪法，印度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因宗教、种族、世袭种姓、性别、出生地而受歧视”。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印度教弥漫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各类政客都将印度教视为政治角力的重要工具和抓手。在政党竞争过程中，煽动宗教激情和宗教狂热成为各类政党的必修科目。这种古老的宗教与现代政党政治的结合，不仅严重威胁着尼赫鲁时代缔造的世俗主义根基，使得宪法上的世俗主义国家性质大打折扣，而且给印度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印度作为一个宗教传统悠深的古老国家，其世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是一个愿景或顶多是一个努力的目标的话，那么，从立国之初就力行“政教分离”的美国，其政教分离又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从显性的视角来看，美国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实践中，充满着宗教的因子：总统宣誓需要手按《圣经》，总统演说中“上帝保佑美利坚”不绝于耳，军队中有随军牧师等神职人员，国会的每一届会议都以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启，白宫有早餐祈祷会和《圣经》学习班，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字眼，等等。
从身份等比较隐性的角度看，基督宗教尤其是新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表现在：美国历任总统几乎都是基督徒，国会议员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新一届美国国会的535名成员中，基督徒的占比接近90%。在63名非基督教议员中，犹太教徒占比最多，为34人。其余分别是：穆斯林3人，印度教徒3人，佛教徒2人，一神论者2人，没有宗教信仰的1人，18人拒绝透露信仰某个特定宗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尽管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没有什么特定信仰”的人口占比高达23%，但是在国会中，只有1位议员公开声称“没有宗教信仰”。这说明，以民主自诩的美国并没有给无神论者等群体以应有的民主和政治参与权。美国实质上是一个（基督）宗教徒治理的国家。
实际上，正是因为美国的基督教特性，才使得特朗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以福音派基督徒为依托，努力将美国拉向传统基督教保守主义者所向往的“上帝的国度”，使得历史上时隐时现的“基督教国家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公然走向历史前台。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国家自身的基督教特性，才使得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所念想的“建立一道政教分离的墙”一直处于无法实质性操作的状态。
在政教分离这一主题下，伊斯兰国家的状况更值得关注。抛开神权国家政教浑然一体或政教不分的情形，一些宣称“政教分离”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土耳其也不时传来以宗教干预政治的杂音。2018年岁末，马来西亚反对党伊斯兰党青年团的领导人公开表态“穆斯林不应公开庆祝圣诞节”，借此向马哈蒂尔所在的执政党发难。马哈蒂尔随即通过在视频中向“全马来西亚人民”表达圣诞祝福来进行回应。他认为，“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民众能够共庆佳节，体现了马来西亚的包容性”。在土耳其，女性的头巾一直是政客角力的工具。新年伊始，头巾问题再次成为社交媒体的爆点话题，戴与不戴头巾都成为重要的政治话题。
政教分离是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解决内部因宗教冲突和争端引发政治和社会失序的“防火墙”，它一方面防范宗教势力不当地介入政治生活和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也防止国家借助公共权力干预原本属于公民私人领域的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原则不仅是国家治理智慧的体现，更是数百年来血腥冲突教化的结果。
令人不安的是，在当今世界，不仅神权国家大搞宗教政治，各类恐怖政治集团大玩宗教政治，而且许多自诩为“世俗主义的民主国家”也沉溺于政治过程的宗教化和宗教信仰的政治化。历史将证明，背离政教分离原则，虽然可以给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带来一时的政治收益，但是这种收益将会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用更高的成本来偿还。
周评天下事2019年2月14日
原载《中国民族报》2019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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