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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之异同
发布时间: 2019/2/28日    【字体:
作者:张化
关键词:  天主教 反帝爱国运动 基督教 三自爱国运动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当代中国宗教史中重要的一页,是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经过运动,两教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被外国势力控制、利用的工具变成了中国信教群众自己办的宗教事业。然而,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经过了长时期的反复才做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则比较顺利,较快建立了能左右局势的全国性爱国组织。本文主要探讨两个运动的相同、相异之处,相异原因及给我们的启示。
 
一、相同之处
 
两个运动之前,中国天主教、基督教都由外国势力控制。两教都受不平等条约保护才在中国公开、广泛传播,控制者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天主教由教廷控制,从明末起,教廷最初依靠葡萄牙、西班牙,一度依靠意大利,然后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转向美国。基督教控制者从19世纪初起主要是英国,20世纪后转向美国。教廷在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后一贯反共;在中国,教廷和美国共同支持国民党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制定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方针。前苏联对宗教的偏激行动增加了他们与新中国对抗的理由。外国势力的政治态度势必成为中国教会主导性政治态度。1949年前后,两教外籍人员退居幕后,起用中国人;教会人员有的撤向海外,有的深入内地,有的留下;协调内部矛盾,权力下放。解放初,外国势力及少数与他们利害相关的中国人寄希望于新政权不稳。朝鲜战争爆发,部分人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凭美国的实力和原子弹,必胜无疑,并以此威胁运动积极分子。
 
两个运动的性质都是发生在宗教领域的政治运动,矛头所指是反共势力,主要是外国反共势力。外国势力认为的“信仰自由”和新中国的信仰自由政策内涵不同。解放后,教会享有的特权被剥夺,信仰成为公民的私事,实行政教分离,教育、卫生与宗教分离政策。国家接办了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慈善事业;教会在城市的房地产需要交税,在农村的多余土地参加土改分给贫下中农。教会苦心经营100多年积累起来的“家当”所剩无几。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现实而尖锐。在外国势力和教会上层看来,共产党政权是在迫害、消灭宗教,必须反抗。天主教对抗的口号是:“有神无神势不两立”,基督教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中、下层信徒感谢共产党使他们政治翻身、生活改善,但怕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要让灵魂下地狱,因而处于观望中。运动之初,两教都首先清除教内外国势力。政府破获隐藏于教会的反革命集团,都是运动重要转折点。两个运动的结果都改变了、也仅仅改变了教会的政治立场。
 
两个运动的中心都在上海。运动之前,上海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全国都处于重要地位。基督教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中心,天主教是实际上的全国中心,教会领导人云集上海。三自运动的发起、重要转折在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设在上海。解放前后,天主教反共指挥中心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设在上海,震旦大学的斗争一度成为运动焦点。上海反帝爱国运动的进展影响全国,形成全国看上海,上海看震旦的局面。
 
二、相异之处
 
简要叙述两个运动的过程,即可见差异。
 
1949年9月,吴耀宗、邓裕志、赵紫宸等五位基督教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会议。[1]为传达新政协会议精神并了解解放后各地教会情况,基督教政协代表、基督教协进会[2] 和男、女青年会共同组成访问团访问各地教会。经半年访问,发现教会和人民普遍有矛盾。1950年5月,他们到北京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告状”,希望中央政府下发一个保护教会的命令。2-13日,周恩来与他们长谈3次,指出基督教的历史“角色”和解放后的政治立场问题,希望反省自身寻找不为人民所容原因。谈话中,崔宪详[3]回想起20年代所提自立、自治、自养口号,得到周恩来肯定。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人团结各教派40名领袖在沪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宣言表明基督教的政治立场: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要求“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4]准备逐年递增自养能力,5年后自养。随后征求全国基督徒对三自宣言的响应签名。
 
外国势力并未放弃对中国教会的领导权,传教士巨头还在中国;一些教会领袖对原来并不居教会最高层的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成为教会发言人表示不安;对宣言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描述教会任务及和西方教会关系表示不满。1950年10月18-25日,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年会成了双方较量的场合。传教士准备另拟宣言,后又拟阻止讨论三自宣言。按有关政策,传教士无资格出席会议。会议争论焦点是对差会、传教士的评价,是否接受三自宣言,协进会领导人选。结果号召信徒签名拥护三自宣言,吴耀宗当选第三副会长。全社会迅速高涨的爱国和反美热潮影响了运动。年会闭幕那天,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成为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抗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第526次会议所作中国问题演讲的行动从教会学校很快发展到全国基督教会,掀起反美高潮。同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汇款到中国大陆成为非法。差会津贴突然断绝,圣公会困难到付不起邮资。教会上层对美国津贴的依赖顿消。1951年4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国家施行对教会自用房屋免征房地产税政策,支持教会自养。会上成立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讨论中,有人自发批评美国势力对中国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运动领导人受启发,6月10日,在上海召开万人控诉大会,1951年,全国133个城市举行228次控诉会,形成控诉运动,从思想上消除对美崇拜和恐惧。绝大部分传教士主动离华。11月,全国三自筹委会举办第一届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推动各地、各教派开展运动。会后,各地一个个教派、一批批信徒参加三自。1953年9月,签名拥护三自者达40多万,占基督徒总数60%以上。1954年8月,成立全国三自,吴耀宗为主席。
 
少数自称为属灵派的人以没有帝国主义关系、早已三自了等理由,反对和破坏三自运动,有的甚至破坏国家建设。肃反运动中,北京市政府破获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上海市政府破获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布他们出卖情报、破坏土改、奸淫妇女等罪证,信徒受到教育,1956年4月,聚会处信徒参加三自。8月,全国三自增选属灵派领袖贾玉铭为副主席。
 
1949年7月,天主教教廷圣职部命令中国教徒反对中国共产党,罗马耶稣会[5]总会给上海耶稣会的行动原则是“勇敢地对抗”。教廷原驻国民政府公使黎培里明确为“三不”,即不听、不看共产党的宣传,不和共产党干部讲话。加强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圣母军等教会组织。反对政府所有方针政策,大至土改、抗美援朝,小至清洁运动、购买油米计划。教廷在全世界进行策应,1952年发起“为中国祈祷运动”,邀约100万教徒签名。同年3月,圣母军总部号召组织“祈祷十字军”,逢九为“在中国的圣母军主持人祈祷”。教徒处于听教会命令就不能爱国的两难之中。
 
1950年11月,四川省广元县年青神父王良佐发表“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号召与帝国主义割断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1年3月,南京教区代理主教李维光发表类似宣言。黎培里迅速发函给各教区主教,加以否定,开除李维光教籍,将南京教区交上海教区主教兼管。4月,天津爱国教徒成立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明令教务协进会停止活动。7月,天津市政府因圣母军刺探情报、散布谣言、反对政府法令、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加以取缔。此后,各地先后取缔圣母军。因教廷不承认新中国,黎培里的外交使命已自动结束,继续留在中国不合国际惯例,9月,被驱逐出境。1951年,各地破获传教士利用天主教进行反革命活动案件30多起。
 
上海部分教徒通过事实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不顾教会禁令,1951年9月成立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在教徒集中的区、工厂、育婴堂宣传宗教政策,用新旧社会对比和爱国主义发动基本教徒,然后带动家属、亲友,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大团结面。1953年6-7月,《解放日报》发表陆薇读、胡芳铭等25位天主教人士拥护政府政策的发言,教会局面逐步变化。6月,上海破获翟光华、格寿平间谍案,掀起反帝高潮。外国势力和他们的代理人以宗教感情煽动教徒,包围行政部门、罢课、发传单、组织几千人在徐家汇教堂堂场上示威。天主教成为大陆唯一有组织地公开与新政权对抗的社会力量。1955年9月,上海破获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同月,成立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11月,75名神父发表《告神长教友书》,表明爱国爱教立场,以后逐步成为运动领导力量,教会局面根本转变。
 
1957年6月,在北京举行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预备会。教廷在会议期间接连发布文件,以绝罚[6]威吓教徒不得参加爱国会。会议讨论了一个多月,中心议题是:中国天主教徒能不能热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摆脱罗马教廷的反共政治控制。8月,会议通过决议:中国天主教要“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7]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沈阳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当选主席。教廷再次否认。
 
传教士离华后,中国主教严重空缺。天主教认为,没有主教不成教会。1946年,中国已建立圣统制[8],有权选举主教,然后报教廷批准。1957年12月,成都教区选出李熙亭主教;1958年4月,汉口、武昌教区选举、祝圣董光清、袁文华主教。这两位主教都曾按常规向教廷申报,却遭“超级绝罚”。在此情形中,中国天主教走上自选自圣主教之路,1958年祝圣37位主教。在上海,过程则要长一些。1958年10月逮捕了美国间谍、原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秘书长华理柱。1960年3月公判龚品梅、华理柱。4月成立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自选自圣张家树为主教,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1962年改称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
  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后期,“左”的路线已经盛行,往往用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1957年在教会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少教徒受冲击,不少教堂停止宗教活动。与教廷的关系也因教廷对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否认而断绝。这严重伤害了部分教徒的宗教感情。
由上所述,可见两个运动的相异之处主要有:
 
第一,参与运动的爱国力量有强弱,运动开展模式不同。基督教有5人参加新政协,他们很快成为运动领袖,各教派原领袖大多成为三自运动领袖,运动自上而下较顺利地开展。天主教1959年才有全国政协委员,运动自下而上展开,参加运动的教徒和基层神职人员承受了教会领导层所施巨大压力,运动进行得比较艰难。
 
第二,控制两教的外国势力对华政策不同,对运动影响不同。50年代初,美国希望以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压垮新中国或逼迫中国政府改变对内对外政策,命令美国侨民离华,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出兵朝鲜。这相反促进了三自运动,因为如果在两国交战期间,基督教再不与美国割断关系,将不为国人所容。抗美援朝胜利,运动形势急转直下。梵蒂冈城国只有上千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施加军事、经济压力,只能用神权控制教徒,所以命令圣职人员除有特殊危险者外,均留守岗位,传教士大多被动离开中国。因其留守岗位与新中国进行公开、强硬的对抗,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艰难而持久。
 
第三,运动之后教会形象不同。全国三自成立后,教会事工健康发展,1955年,上海一地领洗者有4249人,新建和修建不少教堂。1956年,全国三自提出基督教应做三自、建设、和平三大见证,完成十大任务,自觉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三自”作为一种神学观点逐步被中国信徒接受并走上世界宗教舞台,三自道路为第三世界国家基督教会所倾慕、仿效。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中,教会各级领导层跟着反华势力走的人比较多,政治上受冲击的人比较多;运动后期受“左”的路线影响,信仰天主教更被视为政治思想落后,影响求学、就业和任用,一些教徒为避矛盾,不进教堂,教徒人数下降。50-60年代,基督教会力量比较强,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者远远多于天主教,社会影响比较大。这种差异80年代还很明显,至今仍有。
 
三、相异的原因
 
第一,两教产生的历史背景、组织体制、在中国传播的情形不同。
 
天主教在封建社会中逐步发展和完善,中世纪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相适应的是宝塔形的教阶制:不同等级的神职人员在举行圣事时具有不等量的神权。当时的教会法典明确规定:教徒听命于神父,神父听命于主教,主教听命于教皇。信仰最终成了听命于教皇。所以教廷能逐层控制教会,与新中国较量。
 
基督教是资产阶级兴起后,为抗议封建式教会体制而形成的新宗派,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应的是:教会制度多样化、民主化,产生诸多互不隶属的教派,没有绝对权威。在教派林立、差会各有背景的情况下,也就没有统一的组织与新政权对抗。三自运动中,才可能一个个教派,一批批人加入三自。
 
天主教从清初禁教起,一直以农村为根基。1949年,全国教徒80%在农村,农村教堂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租田作为教会重要经济来源,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现实而尖锐。基督教主要与资产阶级结合,绝大部分教派主要注意力放在城市。虽然20年代开始加强乡村教会,1949年,农村信徒所占比例仍比天主教低10%。各大公会主要经济来源是差会津贴。资产阶级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新政权与教会直接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较小。
 
第二,两教神学思想有保守和开明之分。
 
天主教一贯排斥“异端邪说”,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社会科学新思潮取否认态度。1864年12月6日,教皇庇护九世发布《何等关注》通渝,公布《邪说提要》,列举80种邪说,除共产主义外,还包括资产阶级的泛神论、自然主义、唯理主义、现代自由主义、政教分离说等等,第80条概括为:凡认为罗马教廷应该或能够同意进步、开明思想、现代文明并与之协调的见解都是谬误。1870年4月24日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通过了《神子》宪章,谴责无神论、泛神论、唯物论,充分反映了神学思想的排他性和保守性。同年7月18日通过《永恒牧人》宪章,阐述教皇的首席性和在训导权上永无谬误。用公会议文件巩固教皇的绝对权威。梵一会议两个文件对天主教会影响长达近百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一些国家的现代主义神学家主张神学适应哲学和科学的发展,适应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在1907年7月4日公布新的《邪说提要》,主要针对现代主义。此后半个世纪中,现代主义神学家的著作不断被列入教廷《禁书目录》。教廷保守的神学思想造成一系列后果:后果之一是梵一会议后欧洲各国同教廷政教关系普遍紧张。后果之二是天主教会的分裂;为惩罚反对派,教廷将一些人革出教门,欧洲一批具有才华、思想开明的神学家纷纷被戴上现代派的帽子受到清洗;德国、瑞士、奥地利、波兰、美国等国反对梵一会议的教会领袖另组老公教会。后果之三是教会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教会在社会上,包括在教徒中影响日益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殖民体制瓦解、民族民主革命高涨的世界局势。教廷没有恰当的对策,还是用发号施令的方式试图保全殖民地教会体制。这成为教廷与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新中国对抗的重要原因。天主教神学上的保守性到60年代初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后开始转变。梵二会议文件分析世界现状,修正神学观点以适应时代,重新讨论教皇首席权和在训导权上不会错的问题,提出“宗徒团”的概念以缓冲矛盾,对共产党的态度从一味对抗改为对话。但这一切似乎都晚了些,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已经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基督教徒每人有《圣经》解释权。新神学流派层出不穷。1949年,世界上已出现了自由主义神学、新正统派神学、福音派、后自由主义神学、存在主义神学等新流派。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参加三自运动及后来成为运动领袖的人,原属男女青年会者居多。青年会的神学思想基础是社会福音。社会福音是一部分倾向自由主义神学的人提出的神学主张,认为只讲个人得救是不够的,还需要传扬改造社会的福音,认为基督教的拯救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凡是凭爱心服侍邻舍和改造社会的人都是参与了“上帝的国”的建设,他们同情费边社会主义,提倡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政治改革。试图将基督教信仰、伦理思想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其社会观是当时各神学流派中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较接近的一种。赵紫宸早在20年代就主张基督教自立,声明绝不做帝国主义工具;与三民主义不相违饽,努力于工农平民生活的提高。吴耀宗特别欣赏新正统派神学所指出的:“人的思想,人的信仰,都多多少少是一种意识形态,受着社会条件的影响与支配”[9],但他不赞成新正统派神学“过分着重了布尔乔亚式的自由,过分强调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弱点,便在不知不觉之中,投入保守力量的怀抱。”[10]他预言:“基督教将要成为一个新的基督教,将不再是社会上一个保守的力量,而会变成人民所需要的面,光,与盐。”[11]1949年7月,他说:“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12]这正是三自神学思想的核心。
 
第三,运动口号在两教的思想基础不同。
 
基督教提出三自口号有历史渊源和信徒思想基础。1872年,广东陈梦南即自办华人宣道堂。1881年,山西席胜魔长老创立自立教会福音堂。1906年,上海俞国桢牧师组织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该会“具有爱国爱教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凡事不假外人之力。”曾发展会堂309所,信徒2.2万,声势蔚为壮观。20年代起,在非基督教运动冲击下,差会改变一些做法;中国教会人士反省自身,指出应“竭力促进教会自养、自治、自传,”要“栽培华人为领袖人才,将教会之仔肩渐卸于华人。”[13]推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吸收中国文化形式订定礼仪制度,拨出一些教堂给华人“自立”。可惜,耶稣教自立会于1933年“深觉前非”,放弃自立立场;本色化运动中自立教会仅仅冠以“中华”字样,经济、人事等实权仍操于外国传教士之手。当时,国家都不能自立,何况教会?但不管怎样,“三自”口号、中国人未能自办教会的遗憾深深留在中国信徒心中。三自口号较易被信徒接受。
 
天主教也有独立自主办教会的要求。五四运动前后,天津、上海等地有民族正义感的神父、教徒和教会学校学生提出了改变中国天主教会殖民地体制的要求。大多数中国籍神职人员对外国人主宰中国教会、高人一等的现象不满,中外神职人员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教廷考虑传教效果,也一再提倡培养本地神职人员。1919年,发布“夫至大”通谕;1922年避开法国势力,秘密派刚恒毅来华;1926年刚恒毅选送6名中国主教到教廷受祝圣。上海徐宗海[14]神父在士绅支持下,要求教廷另立由中国人管理的浦东教区,遭法国势力阻挡。由于天主教严密的组织控制,自办教会呼声在教徒中影响有限。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之初,只能借用“三自革新”口号,不少受蒙蔽教徒认为:“革新”就是马丁·路德,就是裂教。运动阻力很大。1954年以“反帝爱国”为口号,阻力缓减。
 
第四,两教的组织形式、教规不同,人员所受教育不同。
 
天主教神父、修女都曾对天主发三大誓愿:绝财,放弃私有财物;绝色,一生过独身生活;绝意,绝对服从长上命令。耶稣会士还要加一誓愿:绝对效忠教皇。教会根据需要让他们在教会系统内接受不同程度教育,极少部分人被派出国留学。绝大部分人过着“圣洁”而闭塞的生活,修女们觉得看一眼路边商店橱窗也是犯罪,更不用说接触共产党的“异端邪说”。他们以教会为家,自身利益与教会利益息息相关。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往往需要很大功夫才能在思想上认识反帝爱国运动的必要性。
 
基督教界出洋留学的人多,教牧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比较容易接受新观点、新思想。社会福音派在接触社会过程中,看到列强的蛮横、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实社会的黑暗、各阶层的不平等,就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这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在抗日战争中,在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的斗争中,同样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1947年,吴耀宗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受传教士指责,被迫辞去接受差会津贴的《天风》杂志社社长之职。基督教注重《圣经》中要“灵巧像蛇,驯服如鸽”的教义。运动之初,有的人迫于形势勉强参加三自,在运动过程中逐步提高认识,真心实意拥护三自。
 
四、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之一,应当正确区分宗教领域中的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宗教,既是一种信仰超自然力量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以教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宗教,既是观念性上层建筑,又是体制性上层建筑;作为思想信仰可以影响群众,作为组织制度可以统辖群众。区分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是国家的“法”,包括宪法、法律和法规。作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应该允许思想信仰存在差异,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国策,对社会实体的教会就应该加以引导,引导这支社会力量爱国守法,成为国家建设的助力。作为教会,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应该服从信仰,在政治上应该爱国守法。只有正确区分宗教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才能真正守法,只有守法,才能真正爱国。这层道理在50年代并不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教廷将天主教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对“神”是否存在这一认识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到在政治上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的对抗;将在精神方面的领袖作用扩大到政治领域,试图用精神力量统领中国天主教徒与自己的国家对抗。教徒,尤其是虔诚教徒,如果对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缺乏了解,政治觉悟不高,比较容易相信“有神无神势不两立”之类的说法,看不清当时自教皇而下的各级神职人员所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成分,以为他们只从事宗教活动,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教会,反对教会就丧失了信仰。因此,不少人成为受蒙蔽者、受害者。两个运动过程中,政府严格区分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方面支持教会爱国人士在政治上进行反帝爱国运动,揭露殖民势力和中国代理人的政治本质,打击隐藏于教内的反革命叛国集团;另一方面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是运动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正确区分和对待宗教领域中的宗教和政治问题,对政府、对教会、对教职人员、对信徒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宗教领域的政治运动不同于其它领域的政治运动。宗教有其自身发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各教有不同的教义、教规、组织形态、历史渊源、国际背景、信徒构成成分。所以,在同一地域,同一历史时期、同一政治环境中,各自的发展变化轨迹也不同。应该了解、研究、遵循各教的自身发展规律,才能区别对待,因势利导。
 
启示之二,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宗教应该而且必须与社会相适应。用系统论来分析,宗教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体,它不会允许一个和自己完全相悖的子系统、一个异物存在于有机体内。换言之,任何子系统,只有和社会整体基本协调,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才得以存在,否则,机体会出现排异现象。建国以后,各教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进社会主义新中国,各自带着依附于原来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势力、与原来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特征,必然走过一个从不适应或不太适应到逐步适应的过程。时隔半个世纪,我们冷静、客观地回顾、分析、比较这两个运动和运动之后的教会情况,可以看出:相适应,于社会、教会、教职人员、信徒都有利;不相适应,就有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于社会、教会、教职人员、信徒都不利。早些适应,早有利;适应程度高,有利程度也高。就教会内部而言,领导人的领导作用或者说引导作用举足轻重。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基督教幸而选择了吴耀宗这样的运动领袖和教会领袖,较顺利地完成了从不太适应到基本适应的过程。天主教在龚品梅的带领下,与社会对抗,对各方都不利,龚品梅不再影响教会后,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下,天主教会才逐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教会通过长期实践得到的启示,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注释:         
1 笔者在编微信公众号时补充说明:基督教界参加首届政协会议的有5人,吴耀宗、张雪岩、赵紫宸、邓裕志、刘良模,前4人是正式代表,刘良模为候补代表。刘良模原是正式代表,后主动提出将正式代表名额让给伊斯兰教界的候补代表马坚。
2 基督教宗派性教会团体和非宗派性基督教团体共组的协作团体。
3 当时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
4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93年,第1-2页。
5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得教皇批准,由西班牙人罗耀拉创立于巴黎,是掌控上海天主教的主要修会。
6 绝罚:开除教籍的处分。
7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编:《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专辑》,1957年,第27页。
8 圣统制:实行天主教会正常教阶制体制的教会,教区由正权主教掌管。
9 吴耀宗:《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第216-217页。
10 吴耀宗:《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第216-217页。
11 吴耀宗:《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第216-217页。
12 吴耀宗:《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第232页。
13《圣公会报》第18卷,第1期。
14 笔者在编微信公众号时加注:将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本文发表于《宗教》2001年第1期,第36-42页,收于张化:《社会中的宗教·观察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10-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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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描述法律文明的起源时,由于文字尚未诞生,因此仅凭法学的文献是不够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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