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
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描述宗教发展现状、评价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而对其发展趋向提出预测性分析，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宗教学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九五"期间，中国学界和有关部门设立过一些相应的研究课题，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北京宗教现状研究"、"珠江三角洲宗教状况、特点、趋势与对策研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的"各国政教关系和宗教法规调研"，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的"90年代宗教发展状况普查"，中国人民大学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以及浙江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本地区进行的实证性调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学科"十五"规划课题指南、教育部宗教学学科"十五"规划调研报告等，也将实证性、现实性的研究项目列为重点。
但是一般而言，目前也还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矛盾，即：一方面是大学建制内的宗教学学科发展迅速，宗教学以及相关的研究内容普遍进入了课堂；另一方面则是实证性的田野调查往往远离大学校园和学生群体，而集中于"三多"（老人多、女性多、低文化层次的人多）的对象。偶有涉及到"知识分子信仰群体"的实证性研究，也基本上不是在校园范围内、而是在一般的社会人群中进行 。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外部原因，但是正如基督教学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同大学关联在一起，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方式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基督教未来的发展形态。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征得学校的同意，于2001年春季实施了一次尝试性的调查。调查方式包括问卷、个别访谈以及后期的数据分析。本次调查所涉及的问题较为敏感和私人化，所以课题组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第一，抽样调查仅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本科生当中进行。第二，课题组采取协助学生完成科研实践的形式，聘请两位接受过一定宗教社会学训练的学生承担问卷设计、发放以及个别访谈等工作，以便能从同龄人的角度进行平等、深入的对话，并且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第三，在问卷工作中，指导教师和其他研究人员只参与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但作为对问卷调查的补充，也有针对性地采访一部分研究生和刚刚毕业留校的青年博士。
问卷调查的样本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本科生：22个院系，6184人。在样本框内进行随机抽样、抽群。在抽到的16个院系基础上进行二阶抽样，得到调查院系的某一班级作为样本单元。此次调查样本共 306 例，个别访谈22例。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当中 ，明确认信基督教的大约占3.6%；同时还有大约61.5%的学生表示"不信仰基督教、但对基督教有兴趣"。以这样的比例而论，就他们中间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进行描述和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正是根据这样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原研究课题"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所预设的"期待视野"，可能会面临着一些必要的调整。
谨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归纳出两个方面的讨论，并借此就大学生信仰群体与一般信众的显著差异作出简要分析，供有关学者参考。在我看来，其中透露的一些独特品质也许最终会暗示出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结合点。
一、是"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抵御"商业化"的资源？
马克斯 · 韦伯(Max Weber)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始终在宗教学研究领域影响甚大。汉语学者对这一思路的回应，大体上表现为两种相反的方式：前者要探究"是否……惟独基督教才和现代文明有特殊关系"，并进而指认儒家传统同样是"一种有创造转化功能的意识形态"，同样培养了"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树立了……东亚企业精神的典范" ；后者则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并不仅仅是"与儒家伦理截然相反的'经济伦理'"，"也反映了一种道德归宿的观点"。 这两种论说的立场或许略有不同，但是实际上都首先确认了韦伯的命题。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中国大陆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就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重点学府而言，在校学生即使没有读过此书也至少会通过不同途径对韦伯的论断有所耳闻。然而对人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记录显示：同学们（包括基督教信仰者）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基督教可以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无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联想；相反，他们当中的信仰者甚至更倾向于将基督教视为抵御商业化潮流的力量。
问卷分为A、B、C三种，分别针对"不信仰基督教、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没有兴趣"（A类），"不信仰基督教、对基督教有兴趣"（B类）和"信仰基督教"（C类）的学生，由接受问卷者自行选择填写。其中A类学生约占31%，B类学生约占61.5%；C类学生约占3.6%，还有大约4%的学生只回答了公共性问题，但未就A、B、C三种态度作出明确选择。
其中关于"基督教及其文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否可能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一项，问卷设计者认为"社会转型"一词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显然带有"转向市场经济"的意指，很可能会使学生想到韦伯的著名命题。但是第一，认为"会产生影响"的学生在A卷中占38.1%，B卷占57%，C卷也只占50%。第二，至于"基督教及其文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会产生何种影响"，A卷19.8%、B卷27.1%、C卷42.9%认为会"缓解由贫富差距及其他社会问题引起的心理失衡"；A卷70.6%、B卷74%、C卷约17%认为"能够丰富社会文化，并且有利于中国人理解西方，加强中西文化交流"；A卷9.8%、B卷6%、C卷14.3%认为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和平演变"。针对大学生比较丰富的联想空间和表现欲，问卷设计者将其对"韦伯命题"的期待留给了"其他"，但选择者为零（参阅下图）。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当代中国的"贫富差距及其他社会问题"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伴随物，认为基督教可以"缓解由贫富差距及其他社会问题引起的心理失衡"，在相当程度上包含着对"市场经济"之负面效应的潜在批判，同时也反映了这些学生对基督教思想的一种理解。
第二，在信仰基督教的学生中，认为基督教可以"缓解心理失衡"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学生。这一事实，也许已经对学生信仰者的心理特征有所暗示。"缓解心理失衡"之所以成为他们的最优位选择，当与一部分学生信教的原因有所联系。
第三，在认为基督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和平演变"的学生所占之比例中，信仰基督教的竟然比不信仰基督教的还多。当然，"和平演变"之谓，可能在许多学生看来已不完全是负面的，他们或许是要以"和平演变"强调基督教将会产生的根本性影响（不过这显然不是指基督教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但是这样的选择仍然会使人感到当代青年学生对基督教之理解的多重性、独特性以及他们对传统的逆反。
第四，尽管选择A卷者已经表明自己"不信仰基督教、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没有兴趣"，但是其中仍有70.6% 的学生肯定基督教"丰富社会文化"、"有利于中国人理解西方"、"加强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此一比例与选择B卷者（74%）基本接近。由此可知，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与之相应，关于"对信仰基督教的同学会采取何种态度"一项，A卷90.9% 、B卷82.6%认为"属于个人私事，不予干涉"；A卷7.6%、B 卷15.2%认为应当"以同学身份与之沟通，展开讨论"。选择"通过学校组织，对其进行帮助和教育"总共只有1%左右。而关于"学校应对信教同学采取的态度"，99.2%的学生认为"信仰自由，不予干涉"。另外在一些学生解释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也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没有兴趣"的原因时，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占41.8%；选择"与学习生活无关"的占11.9%；仅仅是由于"从未接触过"的占34.3%；认为"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好回避"的则只占1.5%。可见至少在大学生的群体内，意识形态对基督教信仰的压力基本上并不存在。
在如此开放的大学环境中，在韦伯早已被普遍了解的条件下，问卷设计者竟没能引导出大学生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趣，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1980年代以来的基督教复兴（也包括其他宗教的复兴）不仅与中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有关，也是原有社会组织结构发生裂变的结果。应当说，维系着原有秩序的两个支撑点分别是宗法人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前者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荡然无存；而后者又在"文革"的反弹下遭到了严重的质疑。近20年中国经济的飞跃，并没有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足够的精神依托，反而蕴涵着一种可能的危险，即：追随"全球化"的趋势，将社会组织的协调和精神信念的平衡全部交托给"经济杠杆"和"市场规律"。这只能使原有的宗法人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受到更深刻的动摇，甚至使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失效。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乃至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成为替代性或者弥补性的因素，对于信仰基督教的青年学生而言同样如此。较之我们曾经将基督教同先进的西方社会相关联的情况，我们只能说，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二、是宣教的影响还是思想-文化的力量？
据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基督教的接触很少是从教会开始的，而更多地是与读书、听课和专业学习相关。无论这样的答案含有多少"水分"，至少接受调查的学生希望人们这样理解他们的信仰：大约50%是"通过学习西方文化、艺术或者哲学"而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大约30%是"在思考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的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大约8%是由于"生活孤独，寻求心灵的慰藉"；另有大约10%宁愿说自己是由于"无意中接触，好奇而致"。事实上，信仰基督教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在入校之后才开始他们的信仰历程。
至于他们信仰基督教的直接原因，37.5%是由于"受到神的启示，相信基督教义是真理"，37.5%是"生活孤独，需要精神寄托"，12.5%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和基督精神的感动"，另外12.5%是希望上帝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接触基督教，在思考人生问题的过程中深入基督教--这也许是大学生信仰群体认为自己区别于普通信众的两个主要方面。
即使接触教会，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学生似乎也对体制性的教会不以为然。当他们终于走向社会、暂时离开大学生的信仰群体之时，可能很久都会纠缠在宗教情感、理解他人和冷眼批评的矛盾之中。比如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文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在她的观察记录中这样写到：
"这台弥撒时间很长，教友们的神情似乎也没那么虔诚，……有的在低声聊天，还有坐在后面的甚至在剪指甲。给我的感觉是，教友到天主教堂望弥撒，跟到寺庙拜菩萨似乎没什么两样。……中午教堂里有免费的午餐。有些寺庙为了保持自己的香火旺盛，会为信徒们准备免费的午餐，还有的道观甚至请来戏班子一连几天在庙里演戏，场面十分热闹。所以……天主教堂为教友提供免费午餐的做法，或许可以理解为天主教本地化的表现之一。不过，那天我望完弥撒就走了，不知道午餐的质量与规模究竟如何。……说得俗气一点，天主教会也要采取手段与其他宗教争取更多的信徒。如果教会和神职人员总是给人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感觉，我想教友们就会去寻找其他的宗教依托。"
从上述观察记录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青年教师对宗教生活怀有浓厚的热情，同时她也会尽可能同情地理解普通信众和神职人员，然而大学生信仰群体与教会之间的距离，仍然在她的记录中随处可见。
同样的情绪，也体现于青年学生对宗教场所的选择。根据问卷调查，他们当中的信仰者尽管"有规律地参加教会活动"的比例高达80%，但参加"家庭聚会"者占50%，去教堂和"其他场所"者各占25%。（参阅下图）
另外在关于"接触基督教及其文化的途径"一项，选择"读书"的学生最多，选择"课程和讲座"的其次，通过"教会"接触基督教的学生则最少。这固然与中国大陆的独特环境有关，不过还是多少反映了青年学生的偏好以及教会影响的局限。（参阅下图）
与之相应，基督徒宣教的作用看来对于大学生也相当有限。在"有过被基督徒传教经历"的36.2%的学生中，只有13%的学生感受"很好"，14.8%的学生感受"较好"；而61.1%的学生感受"一般"，11.1%的学生感受"不好"。至于"传教"所发生的影响，有57.4%的学生认为"没有太大感受，无所谓"。
有趣的是，根据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问卷调查，一方面是大学生最少通过教会来接触基督教，另一方面他们却肯定自己对基督教的最大兴趣仍然在于《圣经》。而其他的兴趣依次为"教会活动"、"节日活动"、"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仪式"等，排在最末的才是"基督教哲学思想"。（参阅下图）
与这些大学生对于"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兴趣相比，对《圣经》感兴趣的人数竟多出两倍以上。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的宗教学研究者多重视神学经典而忽视《圣经》本身 ，看来至少青年学生已不是如此。
为什么青年学生一方面对《圣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较少留意于教会的宣教活动？关键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传统的宣教方式和内容本身，在于这些方式和内容已经无法满足新的（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着未来的）信仰群体。
问卷调查及个别访谈都有同样的显示：青年学生对基督教的接受与家族影响关系极小，而更多地是为了寻求个人的精神慰藉、或者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走向基督教；这同大学生之中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照。较之一般的基督教信众，这一点更显得尤为突出。比如在最近一份关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基督教信仰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尽管被调查群体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已达83.9%，"受血亲影响"而信教的仍占59%，通过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接触信仰的仅占9.2%。 这两种不同的信仰群体，对基督教的理解和诉求当然完全不同。
青年学生理解基督教的根本特征，决定了他们所能接受的基督教必须在思想层面上取得更多的作为。以目前的条件而论，教会内的神学思想建设似乎还很难摆脱两种久已有之的困扰，即：或者由"适应"而忽略基督教与"处境"之间的张力；或者因"自守"而丧失信仰对于"处境"的针对性。因此汉语语境所能为基督教提供的新的诠释范式，可能注定要立足于教会体制之外。
大学为此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空间。因为要满足当代中国大学生及其信仰群体的精神需求，就必须从读解《圣经》进而思考汉语世界自身的意义诠释。这需要一种根本性的延伸。即：意义诠释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认定"人言"的限度，乃至由于这一限度而放弃最终的追寻；"人言"的限度应当引领我们质疑"人言"本身的意义系统，从而在"不可能"之处确认和体悟"人言"之外的价值。这一点，可能是基督教的神学逻辑对中国青年学生的最大吸引。由此推衍，则必然意味着一种"人文型"的基督教。
保罗 · 蒂利希（Paul Tillich）曾对彼拉多"真理是什么" 的问题作出过相当积极的评价。在他看来，"对真理的绝望……亦即价值和意义的缺失" ，而"在上帝消失于怀疑的焦虑之时才显现的那个上帝，就是存在的勇气之根"。 在一个曾经将世俗权力"神圣化"、将意识形态"信仰化"的语境当中，对真理的绝望其实也恰好反映着对真理的渴望，正如上帝消失于怀疑的焦虑、也显现于怀疑的焦虑。世俗语境中的终极意义，往往就是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得以表达。
在一个缺失意义的世界上，意义却始终对人类构成永恒的诱惑，这就是意义的确定性。而当我们意识到自身的限度、语言的限度、理性的限度、人类价值的限度时，意义的追寻便与一种宗教感同在。这也许比宗教本身更为重要。如果为当代中国大学生阅读《圣经》的努力设想一种"先在"的问题或"前理解"，那也许正是彼拉多式的追问："真理是什么？"
这可以使我们想起蒂利希的另一句名言："如果你不能追随耶稣，就追随彼拉多吧，但是要认真地追随他！" 对于大学建制中的宗教学研究和青年学生对基督教的理解而言，其中的启示可能特别富于意味。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本文转载自：天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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