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清真寺于元至正年间重建,《重建礼拜寺记》碑正面的碑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重建礼拜寺的缘由,第二部分记载建寺过程,第三部分阐述伊斯兰教教义。
河北省定州市内有一坊古老的清真寺,寺内有一《重建礼拜寺记》碑。该碑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从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的碑文来看,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一方面保持其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另一方面对教规教义做出了符合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要求的阐释,充分体现在中国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社会意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民风民俗等广泛内容之中。
一
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现存放于河北省定州清真寺礼拜大殿之东北,北讲堂之西。碑本身高2.09米,宽为0.66米,厚为0.19米,其旁为清雍正九年碑。碑额题有“重建礼拜寺记”分列两行的六个篆书大字。《重建礼拜寺记》碑正面的碑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重建礼拜寺的缘由,第二部分记载建寺过程,第三部分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石碑的内容大意是,至正二年(1342),普颜帖木儿到定州任职,因原来的清真寺规模不大,不能满足当地回回人宗教活动的需要,决定修建清真寺。由教众捐资,至正八年(1348),礼拜寺重建工程最终完工。碑文同时简单阐述了伊斯兰教的创建、经典、文字与书法、历法、音乐及医药等内容,通过以伊斯兰教与佛教、道教进行比较,重点阐明其教义。
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采用了中国最古老的记录历史文化的方式之一——碑刻来记录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史实,以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历史典故阐述了伊斯兰教教义,以中国文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
二
由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的碑文来看,当时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其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政治上的自觉认同、社会上的自觉适应和文化上的自觉融合。
第一,政治上的自觉认同。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在与中国政治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诠释《古兰经》和“圣训”,把对真主的崇拜与对国家的忠诚联系起来,倡导敬主、尊君,较好地解决了宗教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在国法与教规关系问题上,中国穆斯林积极主动适应,当国法与教规出现矛盾时能做到国法高于教规。正如碑文所述,“况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
第二,社会上的自觉适应。唐宋时期,回族先民被称为“蕃客”“蕃人”和“蕃商”,这种称谓表明回族先民的客居身份。随着交往的加深和扩大,到了元朝时,中国穆斯林自称为回回人。“回回”的含义和唐宋时期的“蕃客”不同,这种转型表明穆斯林身份的本质性转变。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的碑文记述“惟回回之教也,寺无像设,惟一空殿”。著名史学家陈垣说:“定州至正八年碑,始以回回二字,与教并提,然尚未有回回教三字合称也。”说明当时已将“回回”等同于伊斯兰教。明朝初期,出现“回回教门”之称。
第三,文化上的自觉融合。自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开始,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中,穆斯林主动地、有选择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诠释、阐明伊斯兰教教义教规,逐步实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的碑文所述“抑且五伦全备,与国书、五典、五惇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较之释老不大有间乎?” 将伊斯兰教的五功与儒家的三纲五常进行对比,认为伊斯兰教所奉行的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有序、朋友之信与儒家的人伦纲常十分契合,强调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在伦理主张上的一致性。从元代开始,伊斯兰教将教义中有关人伦的思想集中起来,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宣传,与中国传统的伦理相关相融合,强调伊斯兰教讲“五伦”,重忠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碑记中七处提到“天”。碑文中的“天”实质上是指伊斯兰教的最高主宰——安拉。唐代杜环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使用儒家“天”之概念来比附伊斯兰教唯一的至高神——安拉的,说明早在唐代就使用“天”这一极富儒家文化色彩的用语来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至定州清真寺重建之时,已为中国穆斯林所采纳。
再次,碑阴中出现了“功德主”。功德主本是佛教对出资建庙或建窟者的称呼,而此处则被用来称呼出资修建清真寺的回回人普颜帖木儿。可见,此碑除带有儒家色彩外,还带有些许的佛教色彩。
最后,从所列名单来看,碑阴共列45人,取汉姓汉名者有22人,几占半数,可见当时回回人已接受汉人的命名习惯。同时,碑名指出清真寺的名称为“礼拜寺”也表明了中国化的特征。碑阴所列的教职人员名称说明当时清真寺里存在三掌教制度,这也是受汉文化影响而逐渐演变而来的。
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的碑文说明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其成功之处就在于自觉强调政治认同、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积极吸纳中华文化。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作为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印证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诸多特点及传统的形成,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8年第11期
转自微言宗教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