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宗传统始自瑞士的慈运理和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布林格在慈运理去世之后奠定了改革宗传统并使之系统化。加尔文（1509–1564），亦即改革宗最伟大的代表与最有影响的阐释者，则将日内瓦城树立为改革宗的模范城市。就许多方面而论，日内瓦都是16世纪新教最重要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加尔文的存在，也因为加尔文建立的神学院致力于为西欧各地培养教育宗教改革者。令人惊奇的是——又有点让一些日内瓦人懊恼——这个城市变成了欧洲的新教印刷之都，有三十多家出版社在出版各种语言的作品。由于慈运理在战场上英年早逝，而布林格的著作又不容易被后期的加尔文主义传统所获得，以及加尔文藉着他的《基督教要义》、圣经注释、讲道和领导将新教改革宗系统化的卓有才华的工作，“改革宗”与“加尔文主义”实际上变成了同义词。加尔文自己更喜欢用“改革宗”一词，因为他反对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场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随后传播到了德国。海德堡，亦即《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的发源地，成为改革宗思想的重要中心。然而，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坚定的路德宗。路德宗内部的一小部分人受到了加尔文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路德的一位亲密伙伴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此人被自己的同侪不太友好地称为“秘密加尔文主义者”。最后，大批梅兰希顿的追随者在路德死后脱离了路德宗，加入了德国的改革宗教会。
加尔文主义同样也在匈牙利、波兰和低地国家，尤其是在荷兰立稳了脚跟。在荷兰，加尔文主义于1545年左右传入了南方地区，又于1560年左右传入了北方地区。从一开始，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运动就远比其追随者的数目所显明的影响力要大得多。但是，荷兰的加尔文主义之花却是在17世纪时才绽放的，由1618-1619年召开的著名国际性会议多特大会（Synod of Dort）所培育，并由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De Nadere Reformatie）所巩固——这是一场主要发生于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运动，与英国清教徒运动并驾齐驱。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可追溯到让·塔芬（Jean Taffin，1528–1602） 与威廉·提林克（Willem Teellinck，1579–1629） 等早期代表人物，并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孔里（Alexander Comrie，1706–1774）。
改革宗运动同样也以破竹之势传入了法国。到1564年加尔文去世时，法国人口中的20%——大约有200万人——已经承认了改革宗信仰。事实上，这20%的人口包括半数法国贵族和中产阶级。曾有一度，似乎法国可以公开承认改革宗信仰了，但是，罗马天主教的迫害和内战遏制了改革宗教导传播的势头。就某些方面而言，法国改革宗运动一直未从16世纪的这场迫害和打击中恢复过来。另一方面，上帝使恶事转变成了好事——那些逃离法国的改革宗信徒，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s），为他们所到之处的改革宗运动注入了清新的属灵活力与热情。
宗教改革迅速传播到了苏格兰，这主要是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3–1572）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他曾经在军舰上作过19个月的奴隶，随后便来到了英格兰，接着又来到了日内瓦。诺克斯将宗教改革原则从日内瓦带到了苏格兰，并成为那里最杰出的改革代言人。1560年，苏格兰议会摒弃了教皇的权威，随后一年，苏格兰改革宗教会实现了重组。在随后的年代中，许多苏格兰人成为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正如许多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一样。
在英格兰，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为了能合法地离婚再娶，有希望生下一位男性王储而违抗教皇规定。他虽然容忍温和的宗教改革，却将自己设立为英国国教的最高元首，而就其神学思想而论，他实质上仍然与罗马天主教徒无二。其年幼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47–1553）在短暂的统治期间，曾经雄心勃勃地要与他的议会一同进行一场真正的宗教改革，特别是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通过自己的《讲道集》（Homilies）、《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及《四十二条信纲》（Forty-Two Articles of Religion），取得了某些成就。这一切在玛丽·都铎（Mary Tudor，1553–1558）的血腥统治时期，似乎都被颠覆了，她使近300名新教徒的生命为代价，重新启用了拉丁文弥撒并加强了对教皇的效忠。但是，这些包括克兰麦在内的殉道士的鲜血，却成为英格兰新教事业的种子。
当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Elizabeth，1533–1603）继承王位之后，许多新教人士殷切地希望由爱德华六世开始的宗教改革可以迅速地发扬光大。然而，伊丽莎白却满足于英国新教的氛围，竭力压服反对者的声音。那些为了对崇拜、敬虔、政治和文化进行改革而奋战的人都受到了迫害并被剥夺了生计。伊丽莎白谨慎、中庸的改革使许多人大失所望，并最终导致了一种更为彻底和强健的加尔文主义，它被人们蔑称为清教主义（Puritanism）。
清教主义始于16世纪6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清教徒相信，英国国教会在改革方面进行得并不彻底，因为它的崇拜和治理形式与圣经中可见的模式并不完全相符。他们呼吁人们传扬上帝纯全的圣言，呼吁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的那种纯洁的崇拜，呼吁纯正的教会治理，用长老制模式（Presbyterianism）来取代主教制。最重要的是，他们呼吁基督徒过更加纯粹——或者说更加圣洁——的生活。正如巴刻（J. I. Packer） 所说：“清教主义是一场福音性圣洁运动，追求将民族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灵性更新异象落实在教会、国家和家庭中，落实在教育、福音传播和经济领域中，落实在个人性门徒操练和灵修生活中，落实在牧养关怀和牧者素质中。”就教义而论，清教主义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加尔文主义；就生命经历而论，清教主义热情澎湃、富有感染力；就福音而论，清教主义富于进取，却是温柔的；就教会而论，清教主义是以上帝为本、注重敬拜的；就政治角度而论，清教主义试图使君主、议会及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成为合乎圣经、平衡并由良心来约束的关系。
长老宗（Presbyterians）、圣公宗（Episcopalians）和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都是加尔文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1603–1625）统治时期，一些清教徒从英国国教中正式脱离出来。这些人被称为“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或“不从国教者”（Dissenters），通常组成公理宗教会，那些奉从国教者则仍然留在安立甘宗教会内。
最终，加尔文主义横跨大西洋传播到了北美的英属殖民地；在这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弘扬改革宗神学，以及建立教会、教育和政治体制等方面开创了先河。那些落足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继续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英国国教，而那些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并定居于普利茅斯（1620年）的清教徒则是分离主义者。尽管有这些差异，所有清教徒都是热情的加尔文主义者，正如约翰·格斯特纳（John Gerstner）所看到的那样：“新英格兰，从1620年普利茅斯建立直至18世纪末，都主要是加尔文主义的天下。”
将加尔文主义带到美洲的还有另外四股移民潮。荷兰的改革宗信徒，从17世纪20年代起，就到新尼德兰定居，此地后来被称为纽约；成千上万的法国胡格诺派则在17世纪后期来到了纽约、弗吉尼亚州和卡罗莱纳州；1690-1777年之间，有超过20万的德国人（其中有许多人是改革宗信徒）在中部殖民地定居了下来；最后的移民潮则是苏格兰人及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全部是长老宗信徒。其中，有些人定居在新英格兰，更多的人则涌入了纽约、宾夕法尼亚州和卡罗莱纳州。“由于这股广泛的移民潮和内部增长，据估计，1776年这个国家的300万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至少是名义上的加尔文主义者”，约翰·布拉特（John Bratt） 得出结论说：“在美国革命战争爆发之前，最大的宗派依次是公理宗、安立甘宗、长老宗、浸信会、路德宗、德国改革宗和荷兰改革宗。就规模而言，罗马天主教位列第十，而循道宗则是第十二位。”
除了美洲移民的情形外，改革宗信仰的传播在16世纪末之前就已出现。荷兰、德国、匈牙利、大不列颠和北美成了改革宗运动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堡垒。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改革宗群体都抱有这样一种确信，即宗教改革之前欧洲许多地方的基督教不过是金玉其外。这些改革宗信徒放眼观察欧洲，看到的只是异教的渊薮。当时的迫切需要就是建立根基稳固的合乎圣经的教会。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宗人士将宣教的重点放在欧洲的缘由。
最终，这场改革宗运动发展出了两种非常相似的神学体系。
1. 欧陆改革宗，主要以荷兰为代表，表现在其《三项联合信条》（Three Forms of Unity）中，即《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和《多特信经》（Canons of Dort）。
2. 英美长老宗，表现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Westminster Standards）中，即《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和《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然而，这两个体系并不是相互对立或彼此完全分离的。例如，英国的清教徒深刻影响了17世纪的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同样，意大利裔瑞士神学家弗朗西斯·涂瑞田（Francis Turretin，1623–1687）则深刻影响了美国的长老宗。直到19世纪70年代，普林斯顿神学院所教授的仍然是涂瑞田的系统神学，此后才被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 的系统神学所取代。
今日的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绝大多数产生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新教宗派都是建立在加尔文主义信条的基础上，如《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安立甘宗）、《多特信经》（改革宗）、《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长老宗）、《萨伏依宣言》（Savoy Declaration，公理宗），以及《1689年浸信会信仰宣言》（Baptist Confession of 1689，浸信会）。所有这些信条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致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婴儿洗礼的教义上。
十九世纪时，改革宗神学虽然总体上盛行于新教福音派中达数十年之久，但因为几种影响的缘故，诸如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美国的芬尼主义（Finneyism），被人们淡化了。截至20世纪中期，由于受到19世纪自由派神学和死灰复燃的阿米念主义（Arminianism）的攻击 ，加尔文主义神学已在西方世界大幅式微。
大约两个世纪之前，美国神格一位论（Unitarianism）之父威廉·查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曾写道：“我们深信，加尔文主义正在让位于更加优秀的观点。它如今大势已去，并正在衰落，以致难以复兴；它必须与那些比神学家更强悍的敌人角逐，与那些它无法靠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奥秘来抵挡的敌人角逐——我们指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及福音精神的进步。社会在理智和爱心方面正不断前行，因此当然会将16世纪的神学抛诸脑后。”
查宁是一位假先知。今天，即使这个世界就总体而言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敌对上帝且更邪恶，加尔文主义却正在复兴，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它仍是一种少数派立场。对加尔文主义本于圣经的教义与灵修的新的渴求，正在使改革宗神学之根传遍整个世界。最近几十年中，全世界已经诞生了很多加尔文宗的教会和派别；今天，改革宗教会存在于荷兰、德国、匈牙利、波兰、意大利、英国、北美、巴西、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中国、菲律宾、俄罗斯、埃及、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以及其他非洲和亚洲国家。同样，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尔文主义著作又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加尔文主义会议也在众多国家召开。在这其中的许多国家，加尔文主义者的数目仍然在新的千年里稳步增长。
加尔文主义拥有光明的未来，因为它对那些试图相信并实践上帝整全旨意的人贡献良多。加尔文主义旨在通过思路清晰的信仰和热情的灵修来达到这一目的，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在家庭、教会和商界中产生出一种活泼的生活，使上帝得着荣耀。它与保罗一同宣告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罗11：36）。毕竟，这乃是圣经、加尔文主义和生命本身所关乎的一切。
本文节选自周毕克（Joel R. Beeke）著《为了上帝的荣耀——加尔文主义导论》（经典传承出版社，2018）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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