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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精神生活
发布时间: 2019/3/28日    【字体:
作者:葛壮
关键词:  上海 穆斯林 伊斯兰教 临时礼拜点  
 
 
——关于上海周边区县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的考察与反思
 
内容摘要:目前沪上临时礼拜点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表明了流动穆斯林群体构成的民族性和职业的相对单一性;而相关设施的简陋和局促,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和隐患。至于缺乏政府认可的特点,又随时令这些临时礼拜点面临遭到取缔的可能性。近年来上海市伊斯兰教发展的轨迹和变化主要有重心转移、反客为主、外宾渐增、社群之别、遍地开花等情况。而由西北各省来沪的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后,在文化适应、城市管理、子女教育、宗教信仰、社会维稳等层面上的隐患有待消弭。了解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嬗变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现象,以及探索在管理实践中妥善地处理好问题,能更好地促进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维护社会的稳定。
  
作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上海地区各区县除原来有户籍、且主要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居民之外,连续不断地从我国西北地区涌入大批的外来穆斯林流动人口,与约7万多有户籍的上海本地穆斯林相比[1],外来入住上海的西北各省穆斯林数量成为构成本市穆斯林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市区以外,目前居住于市郊各区县的这些外来穆斯林,在各所在区县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上占有相对的优势,其中且多以从事清真食品行业,尤其是经营西北风味的拉面馆为主,这些散布于全市各区县的西北少数民族穆斯林中大多为回族,也有部分为撒拉族和东乡族群众。该流动社群基本上都是在开发大西北的历史过程中,因为国家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政策缘故,而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离开农业人口过剩的家乡,来到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了新的生活尝试。
 
对外来流动穆斯林及伊斯兰教在本市各区县的发展状况进行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全方位研究,关注相对处于社会边缘的该群体在大上海的生存状况,包括对其精神生活层面的现状加以了解,本身也是因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2010年3月以来,我们开始了对本市一些区县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临时性宗教礼拜场所的调研,期间走访嘉定区、浦东新区惠南镇、金山区、闵行区、宝山区等地,与当地干部群众开展座谈与接触,包括到西北来沪穆斯林所经营的拉面馆,实地前往观察了他们平时主麻礼拜的临时活动场所,听取了当地主管部门的干部介绍情况,也直接与在流动穆斯林群众中具有较高威信的西北籍阿訇、部分拉面店业主们进行了交流,对上述走访之地区在宗教礼拜场所方面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定的认识。本文通过阐述沪上流动穆斯林临时礼拜点特征,来揭示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嬗变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现象,以及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的问题及隐患,探求如何在管理实践中妥善地处理好所面临的问题,以期更好地促进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维护社会的稳定。
  
一、目前上海周边区县内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的特征
  
近代上海地区自1843年开埠以后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座五方杂处的移民都市里,由江苏、山东、湖北、河南等省迁入的穆斯林基本上构成了本地穆斯林社群的主要来源,出于履行宗教功课,以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在穆斯林聚集的地段逐渐建起了清真寺,截止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除了元代至正年间建起的松江清真寺外,上海市区内陆续出现了20余座规模不等的清真寺,以后历经岁月的磨砺和社会的变迁,十年“文革”结束及改革开放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可以提供穆斯林进行礼拜的清真寺从全市范围来看,总共有松江、小桃园、沪西、福佑路、浦东、景星路、清真女寺等7处。这个7坊格局,直到跨入新世纪门槛后,也都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来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进入,尤其是以西北青海、甘肃为主的各族穆斯林来上海经营清真拉面馆生意者居多,作为偌大一座国际化都市,上海原本在清真寺布局、数量方面所存在着的明显不足和匮乏等特征,也就愈加突出地显露出来。而对于那些居住在市郊周边区县的外来穆斯林来讲,这方面引起的不方便尤其明显。例如,为进市区清真寺来参加每周一次的主麻礼拜,郊区的穆斯林花在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往往需要几个小时,如金山区的穆斯林去市里参加主麻聚礼,来回要花5个小时以上,公交车费约需20元左右。近年来城市道路堵塞的问题十分严重,按照嘉定黄渡一个拉面馆老板马进奎的说法,“为了赶时间,在交通阻塞的时候,我们往往要骑着电动单车连闯几个红灯”,尽管知道这样做也有损穆斯林的形象,“会让别人误以为我们穆斯林就是一些不懂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但路程太远带来的不便,以及担心影响礼拜时间,是让他和同去参加礼拜的穆斯林不得已而在马路上违反交通规则而闯红灯的主要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是很普遍的。同时,由于来沪谋生的穆斯林经济本来就不怎么宽裕,根据我们的了解,个别住在闵行区的穆斯林为了节省公交车的车钱,会在每周五,大清早就徒步从闵行赶到沪西清真寺来参加主麻礼拜,其教门之虔诚,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之大,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
 
正因为目前在各周边郊区县生活与打工的穆斯林群体规模日渐增大,市区现有的7坊清真寺不仅在规模上越来越适应不了数量激增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众的需要;更由于路程距离太远和城市交通困难的状况加剧等实际情况,给居住于市郊周边区县的外来穆斯林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些年本市一些区县陆续出现规模不等的临时礼拜场所,就是信教群众要参加主麻聚礼的宗教生活需求以及因地制宜就近解决礼拜地点的愿望,在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群众自发地将之付诸行动的结果。虽说有悖于现行的宗教事务条例,但各区民宗办等部门具体负责人员在面临此类事情的操作上也是十分为难的。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与掌握的情况,目前除了在金山的临时处所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外,奉贤、宝山、崇明、嘉定、浦东、闵行等区县,都有尚未正式得到民宗办批准但事实上在被使用的临时宗教礼拜场所。从我们在面上考察到的基本情况看,上述这些地区的临时礼拜活动点大致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其一、前来参加主麻聚礼的几乎都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外来流动穆斯林。不管是平日的“五番拜”,还是每周五的主麻聚礼,包括每年斋月期间的“特拉威哈”礼拜等宗教活动,除个别外国穆斯林闻讯经过有前来参加礼拜的,基本上没有本地户籍的穆斯林居民参与其间。此种礼拜者“清一色”全由外来流动穆斯林所构成的状况,与市区内的各清真寺(包括松江区在内)中虽以外来穆斯林居多,但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本地穆斯林的情形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其二、来临时礼拜点进行宗教活动的外来流动穆斯林中,绝大多数是从事清真拉面馆生意的业者。他们中有当店主老板的,也有干活的小伙计。此与西北籍穆斯林来沪后绝大多数经营的生计为拉面馆有关。考虑到伙计招呼生意和店内营业的需要,平时前往参加主麻聚礼的,一般以年龄稍长的从业人员居多,有的就是店主。
 
其三、在临时礼拜点参加宗教活动的都是回族或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的穆斯林。沪上及周边郊区县的维吾尔族或其他突厥语系的穆斯林民族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一般不会去这些临时性的礼拜点,他们主要是到市区的各个固定的清真寺去满足自己的宗教生活需要。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区隔意识,在这里也表现得比较明显。
 
其四、临时礼拜点大多设在比较简陋的租赁民宅中,有的更是直接与拉面馆在同一幢建筑里。面积不大,条件较艰苦,如宝山杨行一处临时礼拜点,就是根据原来所租的屋子屋顶较高,老板马立克就自己花8000元请人搭建出来一个“假三层”的阁楼,成为其家和关系较近的几家亲朋好友做礼拜的场所。就我们调研中接触到的这些临时礼拜点而言,一般清真寺应有的设施,诸如水房、教长室和会客处等,基本上都付诸阙如。
 
其五、临时礼拜点事实上已成为所在地区外来流动穆斯林的精神家园和聚居中心。2008年3月6日金山临时礼拜处所暂时得到政府认可后,该固定处所的墙上,就挂有一面写着给“金山石化清真寺”的祝贺锦旗,上面写着“宣扬古教,任重道远”八个大字,落款是“闵行老街者嘛提”[2]。这说明,传统的那种“围寺而居”的寺坊即教坊意识,在西北来的流动穆斯林中还是挥之不去的观念,即便现代化城市改造的冲击波将过往的清真寺周围回族居民点相对密集的格局完全打破,可一旦穆斯林有了自己可以过主麻聚礼的场所,哪怕简陋如斯,只是拉面馆上的阁楼,也都被前来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群众视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其六、缺乏到位的管理和有效的教务上的指导及相关的社会帮助。这是因为这些临时礼拜点的“非法”性质,尚未得到市、区县各级民宗办部门的认可与公开地准允,如闵行区一家拉面馆的三楼存在的临时礼拜点,甚至都未列入该区民宗办部门的“法眼”,主管部门对外不愿承认该临时礼拜点存在的客观事实,遑论对其进行管理和领导了。在这种情势下,本市伊斯兰教协会也无从插手,从而谈不上对上述这些各区县业已存在并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提供任何有效和必要的指导;地方上的少数民族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对之当然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有益帮助,也只有任其自行其是、自生自灭地发展,其结果必然会生发一定的负面效应。
 
上述这些临时礼拜点具有的共同特征,清晰地表明了参与宗教活动者群体构成在民族上和职业上的相对单一性;而它们在相关设施上的简陋性和局促性,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和隐患。至于其本身存在的“非法性”,即缺乏政府部门认可的法理依据这一“硬伤”,又随时会令这些大小不一的临时礼拜点面临着遭取缔的可能性。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与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城市改造进程中发生历史性嬗变时所衍生的社会现象也是紧密关联的。
 
二、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嬗变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现象
 
自1843年开埠以来,带着“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籍”特点的上海移民社会,在吸纳外来流动人口的过程中,其自身城市文化的特质也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动,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启动的社会改革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转型,加大和加快了城市改造的步伐,而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从上世纪末期以来的陡然增加,客观上也令原来固有的与城市穆斯林社群直接相关的都市伊斯兰文化所产生的嬗变不断地提速,最典型的就反映在传统的“围寺而居”模式的消解:旧城区的动迁改造,令城市原有的穆斯林社区面目全非,有的传统回民居多的街道格局更是荡然无存,位处普陀区的沪西清真寺为周围非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商品住宅楼所环伺的情形,就是一个显例。近年来上海市伊斯兰教发展的轨迹和变化特点有如下述:
 
变化之一:重心转移。在市内原有清真寺不合理的布局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更多穆斯林的礼拜选择的场所以相对靠近周边区县的清真寺为主。居于市区中心地段的清真寺,在礼拜者数量增加的势头上,远不如沪西清真寺和浦东清真寺。
 
在市区范围清真寺所处地理的位置上,还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如仅仅一个黄浦区,就拥有福佑路清真寺、小桃园清真寺及清真女寺三处宗教活动场所;而东部若是加上浦江对岸源深路上的浦东清真寺,以及面积甚小的弄堂型房子——沪东北杨浦区的景星路清真寺(该寺已拆迁,2010年6月由新江湾清真寺所替代),整个市区的东边就共有5坊清真寺,相对应的西边市区也就仅有沪西清真寺而已。这样的结构,与偌大的国际化都市上海的形象很不协调,因为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同样带动了上海周边各郊区县面貌的巨大改变,而主要由大西北青海、甘肃等地流入大上海地区的外来穆斯林群体,既有在各主要街道马路上租房开店,以经营清真拉面为主的;更有不少因地段、租金便宜、投亲靠友等多种因素考虑而直接选择落脚于市区周边的宝山、闵行、嘉定及今属浦东新区的南汇、川沙一带,包括更远的松江、奉贤、金山、青浦和崇明等地的城区或热闹的村镇,并在这些地方从事清真饮食的行当。而他们履践宗教功课的场所,主要是指每周五完成主麻聚礼的地点,也因分布地区距离的关系,很多郊区外来的流动穆斯林首选的基本上是沪西清真寺或浦东清真寺,这也是近些年来,位于市区更中心的小桃园清真寺、福佑路清真寺和本市唯一的提供穆斯林妇女礼拜的清真女寺这三座清真寺礼拜人数的总和,都只及沪西清真寺礼拜人数的一半,甚至还没有浦东清真寺人数多的原因。
 
历史上福佑路清真寺和小桃园清真寺都是近代开埠后率先发展起来的上海老城厢中的清真寺。前者始建于1870年,在上海老回民中有“北寺”之称,又名“穿心街回教堂”,长期以来曾享有不可撼动的上海穆斯林社区中心的历史地位。从中国最早的上海清真董事会到后来的上海回教堂理事会,都曾在回民参加辛亥革命的清真商团的组建以及几次针对外界侮教案而展开的护教斗争等重大事件上发挥过议事的指挥部作用;跻身于民国时期伊斯兰教著名四大经师之列的达浦生与哈德成两位大阿訇,曾假小桃园清真寺(回民俗称“西寺”,始建于1917年)之地,开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培养过诸如马坚这样杰出的回族学术领军人物等,将近代上海的伊斯兰文化事业搞得可谓风生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福佑路清真寺与小桃园清真寺完全算得上是上海伊斯兰教的福地。然而,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顺应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嬗变,令往昔的伊斯兰教名寺风光不再,更能发挥宗教凝聚力的场所也发生了转移。当年位于被市民称为“下只角”地段的沪西药水弄清真寺(今沪西清真寺前身,始建于1921年),以及在民国期间“平时进寺礼拜人数很少”[3],1944年后还交由福佑路清真寺的上海回教堂理事会代管的浦东清真寺,如今却水到渠成地变为沪上的伊斯兰教重镇所在。
 
变化之二:反客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本地伊斯兰教的发展虽也有很大起色,但从西部大开发后由外省流入本地区的流动穆斯林数量大增,是近些年的重要现象。在教门上更加虔诚的该群体在上海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场所,与平时较少参加主麻礼拜的本地穆斯林居民相比,西北各族穆斯林群体显然在进寺礼拜者的统计上,当仁不让地成为沪上穆斯林社区的新主体。
 
根据表1反映的比例来看,近些年来,在上海的几次重要伊斯兰教节日会礼中,参加礼拜的大多数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户籍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众,尽管外来流动穆斯林数量有较明显的逐步“下降”,但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绝对总数,即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及西北青海、甘肃各省各族穆斯林都在内的群体,要占全市参加各坊清真寺会礼者总数的七成多,而本地穆斯林则连两成都不到,即便加上来参加礼拜的外宾穆斯林(指持有外国护照的留学生、商人、旅客、在沪工作的外籍穆斯林),其数量也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由于当前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管理层和各寺的寺管会成员中,毕竟以本地穆斯林乡老居多,当下各坊清真寺的宗教生活现状,势必对伊协领导在相应事务上发挥正面或积极的影响力上产生负面作用,毕竟人多势众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存在,虽有振兴教门的积极益处,但如此鲜明的“反客为主”的情况,也会带来直接的管理压力,相关主管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开展日常工作时的难度,自然也会更大一些。
 
变化之三:外宾渐增。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国门早就不再紧闭,上海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也愈加迅捷,大量外商企业和国外机构的进入、各种精彩赛事和文艺活动的举行,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的兴办,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学子及游客到上海生活、学习和参观游览,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伊斯兰教国度的外籍穆斯林,该群体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外宾穆斯林数量有非常明显的增加。以2010年的圣纪日为例,这天正好是主麻日,来礼拜的外宾比上年增加一倍有余。若再根据上海伊协提供的近三年各主麻日礼拜的情况来看,取2008年2月8日、2009年2月6日、2010年2月5日这三个不同年份而同月的主麻日礼拜者情况来看,外宾穆斯林的数量分别是233人、262人和544人,而临近世博会开办的2010年4月2日,外宾数量更达到600人。而且几乎相对集中地分布在福佑路清真寺、浦东清真寺和沪西清真寺三处,其实,福佑路清真寺外宾居多的原因,除与其地理位置处在繁华路段外,也与原本近在咫尺的小桃园清真寺正处于维修期有关,这样不少原来习惯到小桃园清真寺的外宾,一般都会就近改去福佑路清真寺。浦东清真寺也因处在浦东新区中心位置,便利于外籍穆斯林去参加主麻聚礼而在统计数上居沪西之前。另如松江清真寺或景星路清真寺或是因为位处郊区,或是由于相对简陋偏僻的缘故,在主麻日时鲜有外宾光顾。
 
变化之四:社群之别。沪上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嬗变中还产生了一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即在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之间,尤其是本地与外地的穆斯林之间,以及同属外地流动穆斯林群体的西北回族、撒拉、东乡等族穆斯林与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之间,也都是区隔得非常清楚,从而形成了彼此鲜明、不相往来的社群区隔意识。
 
近代上海的都市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穆斯林之间也曾有过按地域的区隔意识,如江宁路清真寺曾有“山东老派寺”之称;而福佑路清真寺或小桃园清真寺基本上为江苏南京籍穆斯林乡老所管理;在沪西药水弄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以河南、山东、湖北和安徽的居多;景星路清真寺因主要为江苏淮阴哲合林耶门宦的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故有“苏北回教堂”的别称等。但也仅此而已,历史上,上海的穆斯林社区基本上不太强调这种地域或教派上的区隔,彼此间保持了很好的互动。而自从上世纪末日见增多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社群出现于沪上以来,西北各省籍回族等族穆斯林群体、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体,乃至西北各省中还按照地区分为青海化隆或甘肃临夏不同的社群交往圈子,尤以前者即来自于青海化隆的居多。不过甘、宁、青各地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较少)穆斯林彼此芥蒂较少,而他们和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体基本上不打交道。
 
变化之五:遍地开花。从上述表格中相关外地流动穆斯林即主要指西北各省来沪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群体情况来看,其去清真寺礼拜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而这恰与近年来周边各区县出现规模不等的临时礼拜点导致的分流状况是直接相关的:一方面,是沪上参加清真寺礼拜的外来流动穆斯林比例下降;另一方面,是周边区县临时礼拜点业已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
 
近年来外地来沪的流动人口数量始终未见减少,其中当然也包括来上海投亲靠友和租赁门面开拉面馆的西北各省穆斯林,可上述表格的数据却显示,这一群体从最先在2008年开斋节会礼参加者中占59.83%(9452人),到2009年开斋节中占58.24%(6415人),以及在2009年的古尔邦节(即“宰牲节”)中只占55.61%(6939人),其比例的下降并非该群体有人回原籍而导致参加会礼的绝对人数减少,原因只有一个:原来生活在周边区县,并到市内参加会礼的外地流动穆斯林(不含新疆维族),很多人在这两年已经就近选择在所住地区的临时礼拜点举行会礼,我们所走访的嘉定黄渡及南汇惠南镇等地的穆斯林乡老或领拜的阿訇也都印证了这点,此类现象如同面团发酵一样,其产生的类似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周边区县的临时宗教礼拜点甚至有向家庭化、小型化发展的趋势,我们在宝山和闵行等区所见到的搭建在拉面店楼上的那种不规范的场所,今后完全有可能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从而构成对城市现有的传统的“哲玛提”向心型穆斯林社区文化的巨大冲击。上述与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嬗变相关的社会现象,就是外来流动穆斯林在设法融入都市主流社会过程中带来的挑战。
 
三、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的问题及隐患
 
主要来自西北农村地区的淳朴穆斯林,在初来乍到,面临融入城市的当口,尤其是像上海这样已在很多方面具备了国际化大都市元素的主流社会时,除了与原住地的经济处境和条件截然不同以及与有户籍的城市居民社群在个人物质需求上的强烈反差及悬殊之别外;过去主要干农活的外来穆斯林还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逢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上的迥异所带来的尴尬;更会因观念意识上与城市居民的大相径庭而产生困惑及无奈,由此也会生发一些社会矛盾甚至是较为激烈的人际冲突。这些社会问题可从几个层面反映出来:
 
一是文化适应层面上的矛盾不断凸显。外来流动穆斯林来沪的方式比较雷同,即通过寻亲靠友结伙地举家辗转迁徙到上海,但凡抵达上海目的地,便有原籍亲友出面来接济照拂,或安排在自己所经营的拉面店中打工干活,或干脆由新来者自家借贷盘店开张。门面一般都很小,但租金也就相应低廉便宜,经济上负担不致太重。林立于沪上市中心和周边区县各街角路边镇口的清真饮食店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南来北往的穆斯林对饮食生活方面的需求,填补了上海在都市化进程中留下的缺憾和不足。如开在高校社区周围街道上的拉面店或清真饮食饭馆,可直接解决外地或外籍穆斯林学子原来因为宗教习俗而犯愁的清真饮食上的问题。同时也为数量更多的非穆斯林人群提供了相对适宜可口,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民族快餐食物。这也是清真拉面馆能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一般也都还能维持正常的营业收入的主要原因。不过,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大千世界的世俗氛围,都会令西北来的穆斯林在短时期内难以适应,与城市居民沟通上存在的隔膜一般很难去除,即便在面对有着相同信仰的本地穆斯林乡老,外来穆斯林也多喜欢根据自己的原籍或亲疏程度,自动形成对外封闭性强,对外界排拒性亦强的外来穆斯林社群联系圈。一旦外来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与外界其他社群发生口舌之争或其它矛盾,由于彼此缺乏了解,动辄就会令事态的严重度迅速升级,从而给社会造成外来穆斯林很容易惹是生非的印象,其实有很多就是出于争执者双方彼此或是在文化上的不适应,或是抱有倾向性的成见,以致形成误解。
 
二是城市管理层面上的难度陡然提高。正由于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生活的状态相对闭塞,无论是市区街道社区还是郊县村镇,该流动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可能形成城市管理与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盲区或死角。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状况,与绝大多数城管部门人员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有关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相对陌生是分不开的。因为相对佛、道教等传统宗教而言,伊斯兰教有其自身强烈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尤其是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很多问题相互关联,既可能是民族问题,也有可能与宗教问题直接有关。面对这样的复杂又敏感的情况,鉴于本地各基层的管理者或社区工作人员在客观上对外来穆斯林群众基本上都缺乏全面的了解,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普通常识,作为管理人员,他们与被管理的外来穆斯林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偏见,更谈不上信任,在处理日常问题时就很容易引发误解和矛盾。近些年来,长三角地区及上海频频发生外来穆斯林与城管人员之间的纠纷事端,城市管理的难度之大,于此可见一斑。除了文化背景上的复杂以外,外来穆斯林群体本身的分散范围大和流动随意性强的活动特点,也是令城市相关管理部门头疼犯难之事,现下上海周边区县出现的临时礼拜点问题,也是之前从未冒出过的宗教方面的状况,如何在按现行宗教条例办事和怎样人性化地解决外来穆斯林的精神生活需求二者之间摆正好关系,从操作上来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三是子女教育层面上的问题开始浮现。随着外来穆斯林落脚于沪上,开始其家庭正常生活之时,穆斯林子女的受教问题和相应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会接踵而至。从2009年初伊始,穆斯林家庭中的学龄儿童也可被一视同仁地接纳为沪上各类学校的学生,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显示,往往那些教育质量上乘,设施硬件齐全,师资队伍整齐及生源优良稳定的重点好学校,还是与经济财力、社会人脉关系上一般都要逊色于城里人的外来穆斯林无缘的。此外,即便是一般类似于市区城郊结合部地段的民办打工子弟小学,校方所规定的学生家长每月须缴纳的数百元伙食费、学杂费等,也让开清真拉面馆的家长们感到难以为继,在权衡了心理承受度与对子女未来的期望值之后,有的自身只有小学程度的家长竟然明确表示,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读下去了。至于外来穆斯林子女在学校里没有合乎教法的清真食物供应等问题,目前更是难以一步到位地完全解决。不过,诸如校方不强求穆斯林子女搭伙,而是准允其带饭,有的还提供微波炉以帮助孩子加热从家中带来的饭菜等做法,也是这方面业已实施人性化措施的初步尝试。
 
四是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压力日见加大。与原来沪上有户籍的穆斯林居民相比,绝大多数外来流动穆斯林不论各自的层次高低或财力多寡,甚或年龄上的迥别,其宗教信仰都表现得相当虔敬。外来的穆斯林除坚持每周五参加礼拜外,每年斋月来临,绝大多数会“把斋”,即便那些靠打工、做生意来谋生的一般外地来沪穆斯林,也非常自觉地恪守教门。做好宗教功课,是许多外地来沪穆斯林十分重视的行为准则。只是人数上绝对占优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存在,无形中也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压力。至少对以本地籍穆斯林居多的市伊协成员和各坊寺管会人员来说,在提高自身宗教修为方面,也会较过往更为自觉。至于现下尚属非法性质的沪上周边区县各家临时礼拜点能否批转为固定处所的诉求,更直接给民宗委等政府主管部门出了相当棘手的难题:若是简单地加以取缔,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有意地否认其存在,只是出于蒙蔽上级的权宜之计和粉饰“政绩”的做法,更无可取之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改造步伐加大,加上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中愈来愈多的人员及家庭选择不再流动而是“沉淀”下来,今后类似压力只会加大而不是减少。
 
五是社会维稳层面上的隐患有待消弭。散布在全市各地的清真拉面店已逾两千多家左右,其中从业者基本上已经按照原来的籍贯组成了自己的联系网络。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一些拉面店还另行辟建了房间来充任临时礼拜点的功能。考虑到这些有着特殊性质的场所进出的人物难免会鱼龙混杂,容易形成与社会维稳网络没有勾连的漏同,这种管理上的死角很容易生发社会的隐患。同时,近年来西北各省来沪谋生的流动穆斯林群体因各种因素而与城管、非穆斯林或者该群体自身中发生龃龉而滋事生非的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他们往往喜欢聚众对付与外界的冲突,而他们议事的场所或者宣泄情绪的地点,往往就有可能选择这种带有特殊凝聚群体作用的临时礼拜点,一些原来在西北原籍就有“开学阿訇”资格的人,在群众中的作用常常是举足轻重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客观事实。宗教教派问题上的隐患也值得考虑。近代上海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表明,类似西北甘、宁、青地区宗教教派门户之争,对立双方势同水火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过,尽管杨浦区有过从江苏淮阴等地传入的哲合林耶教派,并建成了景星路清真寺;在沪西地区也有从山东等地传入的“格底木”(老教)教派及江宁路清真寺,但地域意识浓则浓矣,大家还都是相安无事,不同教派的穆斯林之间的互相协助更被引为美谈。在遇到外界侮教案发生时,也是群起响应,一致对外。然而近些年来,去本市各清真寺做礼拜的外国籍、国内不同省籍的穆斯林明显增多,不同教派的都有,一些外来的穆斯林会拘泥于自己原来的教派观念,而不习惯于沪上的宗教氛围。同时,本地有户籍的穆斯林乡老,大多觉得外来穆斯林的文化素质不高,认为他们遵纪守法的意识也差,故此颇有微词;而来自浓郁教门环境的西北穆斯林,只要谈起江南一带本地穆斯林的信仰淡薄现象,有做摇头否定状者,也有面露鄙夷之色者,更有个别来自西北的穆斯林,还会对本地清真寺教长所讲的“卧尔兹”不以为然,此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因为制止不同教派之间的歧异扩大,有助于不同籍贯或民族的穆斯林彼此之间维持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与城市治安秩序的维护问题也是密切相关的。
 
四、与伊斯兰教因素相关的社会冲突及有关应对反思
 
我们认为,与伊斯兰教因素相关联的社会冲突,主要当有以下几类:
 
首先,与宗教礼俗相关。在日常生活中,倘若发生或遭逢到不合乎“沙里亚”(伊斯兰教教法)规定,属于“哈拉姆”(被禁止及要受到惩戒的行为)范畴的事情,非穆斯林一般不会感受到穆斯林看待此类事情的态度和严重性,前者言语之间有意无意的轻慢,亦会直接招致后者的反感甚至生发敌意,这需要加以注意,尽量避免触犯相关的宗教禁忌,如在有的明确标示清真食品的场所,出现非穆斯林喝酒、吃猪肉包子等无知行止,会直接伤害到穆斯林群众,从而酿发冲突。我们在闵行老街调研时发现,清真拉面馆居然紧挨着营销猪肉骨头汤的店铺,两只炉子紧靠在一起,来自甘肃临夏,教派属于花寺门宦的老板对此也很无奈。另外在宝山杨行的一家清真拉面馆里,我们竟然看到有顾客在等候拉面时,还吃起了从外面买来的猪肉包子。我们向顾客指出,这样是违反店里贴在墙上的清真食品店规的,可那两位汉族小伙子表示无所谓,说他们常常这样,一边等候吃拉面,有时就会食用自己从外面带进来的“大肉包子”云云。看样子,作为熟客,他们有如此举止,也不是头一回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多了,终究难免会引发矛盾和冲突。
 
其次,与宗教活动相关。随着都市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来上海的中外穆斯林数量激增,各宗教活动点的礼拜人数也将急剧上升,对相关宗教功课的履践中有关设备如水房的不到位,或过分简陋引发的不满;对相关清真寺管理人员的行止或阿訇的宗教学识的高低评头论足;乃至本地与外来流动穆斯林之间,在各自的社会行为表现上或教门的优劣上进行对比而引发的争执等,也都会引发矛盾。而在沪的外籍穆斯林群体甚至有可能在现有清真寺或政府部门指定的临时礼拜场所外,自行组织进行不合法的宗教聚礼活动。一旦主管部门出面取缔,也会造成事端。至于目前周边区县那些尚未被认可的临时礼拜点,更随时可能出现状况。例如,南汇惠南镇的临时礼拜点的租期马上就到了,房东不愿再续约,这让当地的领拜阿訇特别着急,他频频联系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以及调研人员请求帮助。并专门写了要求在惠南镇设立伊斯兰教礼拜场所的申请等,他称自己代表了惠南镇、祝桥镇、盐仓镇、东海镇、东海农场、朝阳农场、中港镇、书院镇、黄路镇、大团镇、新场镇、六灶镇、三灶镇、航头镇、泥城镇、川沙六团、川沙八灶、临港新城、芦潮港等地所有清真拉面馆从业人员和外国穆斯林友人,落款也是该地区的“全体穆斯林”。面对这些诉求,若不妥善处理解决,恐将影响上海的城市形象和相关大型社会活动的安全运行。
 
再次,与宗教渗透相关。来沪的外籍穆斯林中也会有专门的教职人员,他们有可能在城市中散发国外印制的经书或宗教宣传品,其内容亦会迥别于国内伊斯兰教界人士的讲道,这既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也会因宗教上可能出现的歧义而在穆斯林之间制造对立。此外,由中东或其它伊斯兰国度回国的海归人士,或在外商公司供职的华裔穆斯林,也有可能彼此间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络,他们可能会在国内各种网站、个人博客或相关刊物上撰写文章,阐发自己在国外期间或从外籍穆斯林那里接受的一些宗教的激进观点,从而发散着不利于国内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外来往人员的频密度增大,将有可能令境外宗教渗透的强度达到相对的历史峰值,也不能排除由此突发的宗教事件发生。对此须有充分的认识。
 
最后,与民族问题相关。对一般牵连到相关民族的社会事件,即便看似很小,也不可掉以轻心,有道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必须防止肇事者有意将之转为和民族宗教相关联的重大冲突事件。同时也需注意敌对势力故意利用上述生活习俗或宗教方面的歧义等社会摩擦来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秩序。我们在浦东新区调研时也了解到,当地民宗办同志对此有很清晰正确的认识,他们强调倘若让临时礼拜点成为政府认可的固定的暂时处所,前提也必须强调不是单一民族性质的,应当是包括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众也能参加宗教活动的场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题为“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有关当局对相关宗教的发展“应当说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行动方面,除了一些相当无效的控制手段之外,从宗教发展角度来说,是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很显然,回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不当的压制和控制反而会导致激进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发展要求适时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开放和鼓励发展宗教政策,才能控制和减少邪教的空间”[5]。确实,放任这一类临时的非法礼拜点存在,或“掩耳盗铃”地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来粉饰政绩,或是在行政上不作为,都是不负责任或自欺欺人的错误行止。在闵行老街调研时,我们看到墙上所挂的给该礼拜点捐款的人员名单,社会各类单位包括高校学生都有,这样交结宽泛的宗教社会关系网络必须受到相关部门和社会宗教团体的掌控,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否认。这也可以有效地杜绝境外别有用心的宗教势力对境内的渗透和影响。
 
我们以为,面对如今城市宗教活动分散化,如只是一味地被动应付,只会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若需提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吸收外地现有的成功管理经验。如根据南京民宗委负责伊斯兰教的同志介绍,他们就将外来的西北省籍流动穆斯林中有影响的人士找来,成立专门的“西北工作联络组”,但凡有事,先找这些外来流动穆斯林中的“头面人物”来商议解决。可以考虑为这些人在各区县的社区街道设立的类似少数民族小组等机构中安排位置,遇事可以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影响力。
 
2、开辟更多的与穆斯林沟通渠道。这对获得相关信息,以及让外来流动穆斯林的某些愤懑情绪得到宣泄释放,从而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来说,绝对有益无害。我们在调研中接触到的外来穆斯林,大多善良温厚敦朴,而且非常好客,待人诚恳。一般而言,对来自政府部门包括少数民族团结联合会的帮助,他们也是很感激的。如惠南镇的少数民族联合会在这方面就发挥过很正面的作用,据当地的杨会长(回族)介绍,他们曾出面向临时礼拜点赠送了三十几条地毯,在房屋租金上也提供过资助。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双方彼此间建立起较长期的相互信任友好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的生动写照。
 
3、在郊区适当增设一两处清真寺。以因应穆斯林人数急剧增加的实际情形和满足该社群的宗教生活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对上海不断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过程中,却在相应的宗教场所布局上几十年不变的不协调状况的一种矫正;适当地增设伊斯兰教网点,同样有利于各宗教彼此得到更为均衡的发展。
 
4、强调文明执法与提高管理水平。针对目前一些临时礼拜点存在的明显隐患,需由职能部门(诸如民宗办、街道综合治理办、社区民警等)出面来落实解决相关的问题。对那些从建筑安全上来说危险系数特别大的场所,还需上门去做说服工作,为取得较好的理想效果,必要时也可敦请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人员出面配合劝说。同时,必须抓好对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教育,防止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事情发生。从近年来看,此类问题招致的社会冲突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或长三角地区时有发生,如果加强教育和端正工作作风,还是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
 
综上所述,外来流动穆斯林在精神生活上的渴求需要,与他们履践宗教的实际情况,及伊斯兰教在都市所呈现出流变的发展态势,传统“围寺而居”的清真寺文化的消融,与穆斯林居住模式在城市化和城市改造进程中受到的冲击和由此衍生的变迁,包括所有这些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影响程度等,都是我们必须加以重点体认或感知的内容。通过调研,我们不难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改造的进程中,伊斯兰教是如何不断调适与社会的关系并重新定位,又是怎样在社会转型期间继续得到发展的各种现象。故此,有必要洞彻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文化发展轨迹,其中就离不开对现实生活中外来穆斯林流动社群的关注,包括对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作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心态、人际关系、宗教活动、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等诸多内容,我们此次的调查着眼点主要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有利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量。具体就是针对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关注可能存在的与此社会现象相关的城市发展隐患问题等,并希冀能充分兼顾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在宗教上的需求和特点,让诸如临时礼拜点这类问题能得到妥善的处置,这将会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至于探讨伊斯兰教在慰藉都市穆斯林心灵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寻找社会转型时期有助于减持穆斯林生活压力的心理平衡标尺,努力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并获得健康有序的全面发展等,将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与思考的重要选项。
 
   注释:
  [1]根据上海市民宗委等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上海有户籍的本地各族穆斯林共有73953人(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有居住证的各族穆斯林则有25574人,二者相加接近10万,若加上没有居住证的,以及每日进出上海的外来穆斯林,数量更为可观。
  [2]又译作“哲玛提”,该词为音译,意思是教坊,指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的教区,辖管周围穆斯林居民。
  [3]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伊斯兰教史作者为张志诚、葛壮、朱克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
  [4]该表格上的数据由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所提供。
  [5]郑永年:《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11月24日“言论版”。
 
转自穆斯林在线
http://www.muslimwww.com/html/2013/xueshu_0221/12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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